第一节医事制度的继承与创新在1206 年蒙古国建立前后，蒙古族医药卫生保健还处于较原始的状况。

虽然也积累一些医疗经验和技术，如正骨技术、灸术、刺血放血术，以及应用马奶酒等作为药物治疗方法等，但治疗疾病大多由巫医所掌管。医与巫的界限尚不很清楚，故卫生保健制度也是较原始的。

蒙古国建立后，医事制度逐渐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对医疗保健提出迫切要求，得到迅速发展。这发展主要是通过继承蒙族医药经验，特别是汉族历代形成的先进医疗和卫生保健制度而实现的。忽必烈时期基本上形成了元代医事制度的完整系统。在此期间，他还引进了阿拉伯医学和医事制度。

早在1237 年，元太宗窝阔台吸取宋代经验，始于燕京等十余路设置了惠民药局，以奉御田阔阔、太医王璧、齐楫为局官，给银五百锭为规运之本，择良医以疗贫民之疾。1260 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建立了太医院，其官员为正二品，掌医事、制奉御药物以及领各属医职等。1261、1263 年，忽必烈又先后建立了大都惠民局和上都惠民局，其官员为从五品，掌收官钱经营市药、修剂，以惠贫病之民。1262 年，太医院使王猷、副院使王安仁提出关于“医学久废，后进无所师友”，提倡兴办医学教育的意见，仿效宋徽宗创设“医学”，进行医药生徒的培养教育，提高医师医疗理论和技术水平。为了满足统治阶层蒙、回、汉族官员，以及日益增多的回回士兵民众等的需要，于1270年创设了“广惠司”（原名京师医药院），其提举为正三品，级别仅次于太医院，掌修治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广惠司的官员和回回医不断增加。忽必烈为了提高医生医疗水平，淘汰不合格医生，于1272 年正式建立“医学提举司”，专门负责太医以及各级医学人才的考校，并负责校勘医籍指导各路医学及辨别药材等。1282 年，又正式建立了为太子保健服务的“典医监”等机构。

1288 年还在地方设立了“官医提举司”，管理医户差役词讼等事务。1292 年，于广惠司下建立“回回药物院”，职别从五品，专门管理回回药事，使阿拉伯医学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1294 年又建立掌医监及广济提举司，管理修合药饵，以施贫民。至此，元代的医事制度，已基本形成，并有较完整的医疗保健制度。元代的医事制度，给予医官待遇和职务也是较高的，这说明医药卫生在当时地位和作用。

第二节医学基础研究与营养学成就忽思慧忽思慧，蒙古族营养学家。元仁宗延祐年间任宫廷饮膳太医，主管宫廷饮食、药物补益等工作。他积十余年之经验，吸收总结历代有关饮食营养、烹调技术、食品、食用药物、名医食疗用方等，于1330 年整理编撰成《饮膳正要》一书，共三卷，其内容极为丰富。对阿拉伯饮食、药用食物方面也颇多记述，如：回回豆子（豌豆）、回回葱（洋葱）、回回青、回回小油，以及必思答（开心果）、阿剌吉酒、舍尔别等数十种之多。并对上述食物和药物烹调而成的粥、汤、羹、浆等营养品和饮料作有介绍。如：舍尔别，即糖浆类制剂，是成吉思汗时由阿拉伯引入，再由太医撒必仿制，后来逐渐在各地生产。糖浆制剂既是美味饮品，也被广泛应用于药剂。又如八儿不汤、撒速汤等，则是来自印度的饮食；马肫方（即膏子药方），也来自印度。《饮膳正要》在药物方面很注意对未收入本草书的药物采集研究，如，所强调：“本草有未收者，今即采摭附写”。卷三分可作食用的药物为：谷、兽、禽、鱼、果、菜和料物七类，计二百种。每种食用药物按药用介绍其性味、主治，并重点论述食疗、饮食制作和饮食宜忌等。详见本书第十七章第三节忽思慧传。

杜本杜本（1276—1350），字清碧，人称清虚先生，清江（今属江西）人。

元天顺帝时召为翰林侍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他专心增订敖氏十二舌苔图为三十六图，并列治法与方药，于1341 年撰成《敖氏伤寒金镜录》为我国现存第一部舌诊专书。他使中医学舌诊水平有所提高，每一病理舌苔图，均记其证候、治法、方药以及若干鉴别方法等。

滑寿滑寿，字伯仁，河南襄城人。精于针灸医学，对十四经学说尤有研究。

他提出并强调人体任脉与督脉应与十二经脉有着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一见解和论证集中表述于《十四经发挥》。关于十四经脉的注释、发挥以及补记、说明各经脉所属经穴，奇经八脉循行内容等，对中医学理论发展和针灸医学的丰富有重要贡献。另一重要贡献是1359 年撰成的脉学专著《诊家枢要》，书中就脉象在临床诊断上的学术价值和切脉辨证的方法，以及各种不同脉象的主病等，颇多独到见解，对于指导临床诊断发挥过重要作用。

王好古王好古（1200—？），赵州人。尝任医学教授，他在医学理论上较重视人体内在因素在发病上的意义，对药物学尤多研究，于1289 年积生平经验撰成《汤液本草》三卷。首先叙述药性总论，并引用李东垣《药性法象》及《用药心法》部分内容，作为个人见解的依据和补充。其次，按中药学传统分类法，对临床最为常用的238 种药物，各按其归经的特点，结合药物的气味、升降浮沉等理论，加以发挥，切合临床医生的选择运用。

第三节医学争鸣与临床医学的发展中国医学的发展，时有不同理论认识之间的学术争鸣和研讨，但以起于金而盛于元和影响明代医学发展的医学争鸣最富有代表性，且对促进临床医疗理论和技术的丰富最为明显。

医学争鸣与学派形成宋代医学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十分强调儒学，特别将其《惠民和剂局方》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医界甚至形成按证索方，不求辨证的通弊，这种情况越演越为普遍。故在金代的医学家不为宋代信条所惑，结合临床实际提出：“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论点，对古方特别是局方提出质疑，认为要发展医学必须结合现实提高治病效果。在这样的情势下，出现了著名的四大医家。刘完素（1120—1200）提倡运气学说，强调：“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认为传染病、流行病多由火热之毒而得，故主张多用寒凉药物予以治疗，并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剂，在治疗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被尊之为寒凉派代表。张子和（1156—1228），提出：“古方不能尽治今病”的论点，批评了《惠民和剂局方》滥用温燥药物的弊端，认为疾病多因实邪所致，提倡：“邪去而元气自复”理论，故于疾病治疗多用汗法、吐法和下法，后世称之为攻下派之代表。他的学说源于刘完素而又有不同，使医学上的汗、吐、下三法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李东垣（1180—1251），提倡“人以胃气为本”，强调“内伤脾胃，百病由生”

，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十分重视人体消化功能的保护和恢复。他的学术思想的形成，虽与其师张元素重视脏腑辨证有关，更由于当时战乱频繁，群众颠沛流离、食饮无常的生活环境和消化性疾病十分多见密切相关。由于他治疗多用温补脾胃之法，故后世尊之为补土派之代表。朱丹溪（1281—1358），他在中医理论上提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认为用“古方治今病焉能吻合”，对滥用温燥药的《惠民和剂局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更撰《局方发挥》以纠其偏，故在临床治疗上强调“滋阴降火”之法，后世医家尊之为滋阴派。朱丹溪的学术思想和医疗技术对日本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们于十五世纪成立“丹溪学社”，继承和发扬其学术成就。

以上四大医家，各成门户。著名于世的还有张元素、麻九畴、罗知悌、项昕、王好古、罗天益以及明代葛乾孙、倪维德、吕复、王履、戴思恭等。临床外科与骨伤科在临床外科与骨伤科方面，元代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其代表人物有齐德之、李仲南、范亦林等。齐德之曾任太医院太医、医学博士，以精于外科而闻名于时。编撰有《外科精义》（1335 年）3 卷，总论外科医理等35 篇，选录外科疾病常用方药145 方，并各予以简要的叙述。其理论简明，其方药实用，对中医外科学的普及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仲南，初尚养亲寿老，建道院于栖碧山中，因悟丹药之道远而尽心医学研究，汇集前人医疗经验和自己心得，尤以骨折、脱臼的诊断、整复和治疗更多特色，1331 年编撰成《永类钤方》22 卷。该书中所述多种骨折、脱臼之整复和夹板固定治疗方法，以及医疗器械、方药等，均达到蒙古正骨术和中医正骨术的先进水平。就其时代而言，或可视为军阵外科骨伤科一次比较系统的经验总结。

约与李仲南同时的范亦林（1277—1347），出身世医，曾任南丰医学教授，家藏历代医书甚多，经十余年整理研究，撰成《世医得效方》19 卷，经江西医学提举司呈太医院，至正五年（1345）刊行全国。该书于正骨科论述尤精，所述正骨麻醉、正骨手法以及一些复杂骨折、脊柱骨折的复位和固定方法，多有创新。元代骨伤科发展所以先进，还在于运用了骨关节解剖观察以提高治疗效果。例如武将赵匣剌左肩中矢镞不得出。钦察取死囚二人，解剖其肩，视骨节浅深，知可出，即为凿其创，拔镞出之。又如创救战伤休克每用杀骆驼急以休克病人入驼腹、牛腹以急救之，都是比较科学的方法。以上两书均系大型综合性医著，以擅长外科、骨伤科而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