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力学、热学和声学知识大气压力（压强）、水力及风力的利用元代，利用虹吸现象制成的排灌器具已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在王祯《农书》中有关于“连筒”的描述：“连筒，以竹通水也。凡所居相离水泉颇远，不便汲用，乃取大竹内通其节，令本末相续，连延不断，阁之平地或架越涧谷，引水而至。又能激而高起数尺，注之池沼及庖湢之间，如药畦蔬圃亦可供用。”陶宗仪在《辍耕录》记载了元大都的宫廷园林中，利用虹吸管及其他提水装置将水升高，造成人工喷泉的情形：“万寿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至元八年赐今名。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引金水河至其后，转机运大 ，汲水至山顶，出石龙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有石刻蟠龙，昂首喷水仰出，然后由东西流入太液池。”①农业生产中利用风力也很普遍。如在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其六，就有这样的诗句与自注：“冲风磨旧麦（西人作磨，风动机轴以磨麦），悬碓杵新粳（西人皆悬杵以舂）。”②测定液体浓度的方法元代后，测试盐卤的浓度多用莲子，而且随着制盐业的发展，测定方法更加精细了。陈椿在《熬波图》中说到：“要知卤之咸淡，必用莲管秤试。如四莲俱起，其卤为上。

..莲管之法，采石莲先于淤泥内浸过，用四等卤分浸四处：最咸■卤浸一处，三分卤浸一分水浸一处，一半水一半卤浸一处，一分卤浸二分水浸一处。后用一竹管盛此四等所浸莲子四枚于竹管内，上用竹丝隔定竹管口，不令莲子漾出。以莲管汲卤试之，视四管莲子之浮沉以别卤咸淡之等。”③这里所述的方法是：先把莲子分别浸泡在已知浓度的四种盐水中（咸水所占比例分别为100％、75％、50％和33％），然后把这四种莲子浸入未知浓度的盐水中，根据这些莲子的浮沉情况即可判断盐水的浓淡程度。这种方法十分合乎科学原理，浸泡过的莲子恰如浮沉子，可以定量地测出盐卤的浓度。

热胀冷缩实验① 王祯：《农书》卷十八《农器图谱》十三《灌溉门》。

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一“宫阙制度”。

②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六。

③ 陈椿：《熬波图》卷下“淋灰取卤”。

元代陶宗仪进行过热胀冷缩的实验。把一玉轴塞进另一加热后的玉的孔洞之中，两者可以像“辘轳旋转，无分毫缝罅”。他认为这是后一物体“煮之胖胀”的缘故。①振动的音乐效果我国自古就重视乐器的制作及其声学和音律学性质，历代研究者不乏其人。宋代沈括科学地解释了古代乐钟所以是扁形的道理。元代吾丘衍在《闲居录》中也指出：“古人制乐，皆用律尺九，九九八十一分，琴、瑟、钟、磬：箫、管等皆准之，故八音克谐。后世琴瑟太长，长则声缓；笙不用匏而用木，木实而声过清；钟太圆，圆则声清而摇，故不协也。”这里已认识到，琴瑟的弦不能太长，否则声音过于低缓；笙不能用木制，否则声音过于清亮；乐钟不能用圆钟，否则声音清亮而不稳定，亦即声波易相互干扰而不协调。① 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三。

第二节光学实验针孔成像的实验研究元代，赵友钦进行了关于针孔成像的大型实验①，并总结在他的《革象新书》卷五的“小罅光景”一节中。首先，他利用壁间小孔成像，观察日光、月光通过大小与形状不同的壁间小孔时，所成（倒）像的大小浓淡随屏的位置而变化的情形。然后，他设计并进行了大型实验：以楼房为实验室，分别在楼下两个相邻房间的地面上各挖一个直径四尺余的圆井，右井深四尺，左井深八尺。根据实验需要，左井中可另放一张四尺高的桌子。作两块直径四尺的圆板，每块板上密插一千多支点燃的蜡烛，放在井底或桌面上作为光源。两个井口分别用中心开孔的板遮盖。以楼板为固定的像屏。实验分五个步骤进行：（1）保持光源、小孔与像屏三者距离不变，观察中心开孔甚小但大小稍有不同时两处的成像；（2）改变光源强度，即改变点燃蜡烛的支数；（3）改变像距，即另用两片大木板水平挂在楼板下作为像屏，改变像屏的高度；（4）改变物距，即移去左井中的桌子，把点燃的蜡烛置于井底；（5）改变孔的大小和形状，即更换盖在井口的中心开孔不同的木板。他详细研究了各种情况下成像的规律。

关于针孔成像及照度实验（前四个步骤）的结果，赵友钦指出：“景之远近在窍外，烛之远近在窍内。凡景近窍者狭，景远窍者广。烛远窍者景亦狭，烛近窍者景亦广。景广则淡，景狭则浓。烛虽近而光衰者，景亦淡；烛虽远而光盛者，景亦浓。由是察之，烛也、光也、窍也、景也四者消长胜负皆所当论者也。”也就是说，物距、像距、光源强度和孔窍都影响像的大小与浓淡。关于小孔成像和大孔成像（第五个步骤）的实验结果为：在光源为日、月的情况下，因小孔“不足容日、月之体”，故像“随日、月之形”；因大孔“可容日、月之体”，故像随孔之形。在光源为“千烛”情况下，因小孔“不睹一井之全”，故像随千烛之形；因大孔“总是一井之景”，故像随孔之形。赵友钦总结说：“是故小景随光之形，大景随空之像，断乎无可疑者。”即孔大时，所成的像与孔的形状相同；孔小时，所成的像与光源的形状相同。赵友钦的实验是中世纪最大型的光学实验，其研究方法是科学的，见解也是正确的。他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对小孔（形状和大小）、光源（形状和强度）、像（形状和亮度）、物距、像距等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

关于圆球受光及视角的认识赵友钦也曾用实验模拟研究了月亮的盈亏。他指出：“若遇望夜则日月躔度相对，一边光处全向于地，普照人间；一边暗处全向于天，人所不见。”之后月相逐渐变小，“（日月）渐相近而侧相映，则向地之边光渐少矣。”至晦朔，“日月同经，为其日与天相近，月与天相远。故一边光处全向于天，一边暗处却向于地。”之一后月相逐渐变大，“（日月）渐相远而侧相映，则向地之边光渐多矣。”最后他指出：“月体本无圆缺，乃是月体之光暗，① 参阅王锦光：“赵友钦及其光学研究”，载《科技史文集》第12 辑，页94—99，1984 年；王锦光、洪震寰：《中国光学史》，页79—91，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版。

半轮转旋，人目不能尽察，故言其圆缺耳。”（见《革象新书》卷三的“月体半明”一节）他的解释很科学而通俗。

赵友钦在《革象新书》中还指出：“远视物则微，近视物则大”（卷二的“天地正中”节）；“近视则虽小犹大，远视则虽广犹窄”（卷三的“月体半明”节）。这些都是关于视角方面的问题，其论述也是符合实际的。关于透光镜西汉时就已出现透光镜，由于其特殊的光学效应，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沈括《梦溪笔谈》中已有明确记载，宋元之际周密的著作中也有关于透光镜的记述：“透光镜，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辈传记仅有沈存中（沈括）《笔谈》及之，然其说亦穿凿。..凡对日映之，背上之花尽在影中，纤悉毕具，可谓神矣！”①但是周密并未涉及透光镜的制作及原理问题。

吾丘衍在《闲居录》中写下了他的看法：“世有透光镜，似有神异，对日射影于壁，镜背文藻于影中一一皆见，磨之愈明。因思而得其说。假如镜背铸作盘龙，亦于镜面窾刻作龙，如背所状，复以稍浊之铜填补铸入，削平镜面，加铅其上，向日射影，光随其铜之清浊分明暗也。昔徐生操示余，因以告之。后数日，家志行取去，忽坠地而碎，痕迹并见，果不出所度云。昔沈存中（沈括）《笔谈》尝载此镜，而不得其说，因记之。”这段话反映出吾丘衍对于镜面材质不同而反射率有所不同这一透光原理的进一步认识，同时他的解释及对其制作方法的猜测，因一面透光镜“忽坠地而碎，痕迹并见”而得到证实。

近年已通过实验证明，铸制透光镜有多种方法，如所谓“加热法”，即如沈括所推测的，在铸镜过程中，因镜各部分厚薄不同造成冷却快慢不同，使得各处收缩率有差别，结果镜面产生细微的曲率差异；“补铸法”，即如吾丘衍所记述的，铸镜时先将镜面依背面的图案铸成空凹状，然后以另一成份的铜填补铸入，使得镜面的材质有所不同；以及“磨刮法”，即镜铸成之后用磨刮的方法把镜面磨光，使镜面亦形成微小的曲率差异。以上三种方法确实都能制成透光镜。

①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透光镜”条。

第三节电和磁物体的导电性元代时，人们继续观察到不同性质的物体遭雷击后的情况。如杨瑀曾提到：“钱塘韩介石，巨室也。延祐夏，忽风雨骤至，令庖僮往楼上闭窗。雨过，不见此僮，楼上寻之，则已毙矣。因取所带刀而敛之，绦鞘皆如故，刀刃则销铄过半。事为《笔谈》所载：内侍李舜举家暴雷所震，人以为堂屋已焚，窗纸皆黔，有一宝刀极钢坚，就刀室中镕为汁，而室俨然。二事皆相同，此理殊不可强解也。”①元代人们仍只观察和记载了有关雷电的现象，但还不可能从电学知识方面加以理解。

指南针及其应用元代也有类似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关于磨制磁针和安置磁针的记述。如程棨在《三柳轩杂识》中写道：“阴阳家以磁石引针定南北，每有子午丙壬之异。按《本草衍义》：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其法新纩中独缕，以半芥子蜡缀于针腰，无风处垂之，则针常指南。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盖丙为土火，庚辛金受其制所致，故知是物类相感耳。”但没有更深的认识。

指南针在元代已成为海上导航最重要的仪器，不论昼夜阴晴，都要利用指南针来辨别方向。此外，为海上航行还特别编制有“罗经针簿”，船行某处，应采用何针位，都一一标识明白，作为航行的依据。在《真腊风土记》（周达观著）、《海道经》、《大元海运记》等著作中，都有关于根据罗经针位确定航线的明确记载。

① 杨瑀：《山居新语》卷四。

第二十五章化学中国古代炼丹术到了元代，人们已逐渐认识到丹家炼制的所谓“神丹仙药”大都含有各种有毒物质，服食之后往往会使人生病甚至丧命，因此对于炼丹术的热情大为降低，传统炼丹术开始走向衰落。元代炼丹术著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唐宋时期相比。但是，历代炼丹家通过炼丹实践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化学变化规律，连同他们的一些朴素的科学思想、丹药知识、炼丹设备、操作技术以及各种发明创造等，在元代仍然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医药、农业、手工业、军事和日常生活中，其中有些项目还经改进取得了不少新成就，从而为化学知识的积累作出了新的贡献。

元末明初成文的《墨娥小录》，是一部内容丰富的采访与读书笔记，其作者很可能是陶宗仪。①此书尤其是卷十一“丹方烧炼”记载了不少有关化学知识的宝贵资料，如提到两种抽砂出汞的方法，第一种与周去非《岭外代答》所载生产水银的设备与操作过程基本相同。第二种抽汞法是：“朱砂不拘分两为末，安铁锅内，上覆乌盆一个，于肩边取孔一个，插入竹筒固济，口缝合牢固，竹筒口垂入水盆水内，锅底用火。其汞有在乌盆上者，扫取之，亦有自竹筒流下者。每两可取七钱。”①这是升炼汞的一种新方法，也是我国用蒸馏法生产汞的最早记载。这种方法操作简便，产率又高，因而逐渐取代了旧法并有所发展。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蒸汞法与此基本相同，但已用大釜代替铁锅，用铁弯管代替竹筒，一次可以处理三十斤朱砂，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

《墨娥小录》卷十一还记有制轻粉法。轻粉即氯化亚汞（Hg2Cl2），俗称甘汞，为白色结晶，难溶于水，无毒。《墨娥小录》相当详细地记述了制取甘汞的原料配方、原料处理、设备装置以及适当掌握火候等操作要点。所用原料有汞，皂矾（FeSO4·7H2O）或明矾［K2SO4·Al2（SO4）3·24H2O］，食盐（NaCl），其化学反应式可表示为：2Hg+2FeSO4 Hg2SO4+2FeO+SO2Hg2SO4+2NaCl Na2SO4+Hg2Cl2↑《墨娥小录》也记载了两种制粉霜法。粉霜即氯化高汞（HgCl2），俗称升汞，亦为白色结晶，易溶于水，有剧毒。其中一种方法是：“盐硝矾法：白矾三两，枯白盐三两，飞硝（KNO3）七钱半，或死或不死皆可。右一处入铁挑搅匀，入汞三两用匙来去搅匀不见星为度，待松了入五十两水火鼎封固。升打七鼎水干为度，塞炉取出。”这里的“或死或不死”是指硝石是否预先熔融均可，“升打七鼎水干为度”是指水火鼎（升华器）顶盖先后七次补充冷却水。《庚道集》卷二载“升粉霜法”配方所用物料为：汞一两，食盐一两，明矾一两（矾枯者用），硝六钱①。

我国炼丹家早在东汉（公元二世纪）时已经制得甘汞，隋代时制得升汞，① 郭正谊：《明代＜墨娥小录＞中的化学知识》，载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① 《墨娥小录》卷十一，北京中国书店1959 年影印本。

① 《庚道集》，见《道藏》洞神部众术类。

而元代的配方则与前代有所不同，用料简明，升炼工艺也更为成熟。

《墨娥小录》卷二载“铜上镀金”法：“先以酸齑汁浸数日，却以盐霜梅煮半日，炭末炒干净，烘干。水银轻轻涂过，然后贴金，金皆变白色，火上烘热，候金还元，光珠打实。”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先将铜器表面用酸处理干净，然后涂上一层薄薄的汞使生成铜汞齑，再在铜汞齑表面贴上金箔，贴金后生成的金汞齑与铜汞齑互相渗透，最后经过在火上加热蒸发掉汞就会生成牢固的镀金膜。这种方法与以前采用的在铜器上涂抹金汞齑的方法不同，可使镀金均匀又不浪费黄金，是一种利用汞齑镀金的新工艺。《墨娥小录》卷六所载定量分离金银的技术和卷十二所载蒸馏香精法等也是值得称道的。如定量分离黄金法巧妙地利用银与硫在熔融状态时很快反应生成硫化银，而金在熔融状态下不与硫起反应，从而把银从金中除掉，然后再用碳将硫化银还原成银。在这一过程中金银成分没有任何损失，作到了金银的定量分离，说明当时对金和银的化学性质已经有了相当清楚的了解。②大约成书于元代中叶至明代初期的《造化指南》、《纯阳吕真人药石制》、《轩辕黄帝水经药法》等著作，已经注意研制以植物作原料的丹药，以及各种植物对于传统丹药原料汞、硫、铅、砒等的伏、制作用。其中也论述了一些与炼丹术有关的化学知识。

如《造化指南》称“朱砂伏于铅，而死于硫，硫恋于铅，而伏于硇”，“金公变化最多，一变而化胡粉，再变而成黄丹，三变而成密陀僧，四变而为白霜”（《本草纲目》卷八）。其中朱砂为硫化汞（HgS），砌为氯化铵（NH4Cl），金公为铅的隐名，胡粉为碱式碳酸铅［Pb(OH)2·PbCO3］，黄丹为四氧化三铅（Pb3O4），密陀僧为氧化铅（PbO），白霜为乙酸铅，这段话反映了汞、铅、硫、硇砂等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作用及进行化学反应的过程。

此外，在《元秘书监志》卷七“回回书籍”条所列书目中有“亦乞昔儿烧丹炉火八部”。“亦乞昔儿”是阿拉伯文Iksir 的对音，又译点金术。这一名词加上冠词就成为al-Iksir 或aliksir，eliksir，欧洲文字里的elixir和elixier 就是这样演变出来的。“烧丹炉火”则是译名①。这部著作表明，阿拉伯炼丹术已在元朝时候传入中国，但其在中国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② 郭正谊：《明代＜墨娥小录＞中的化学知识》，载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① 白寿彝主编：《回族人物志（元代）》第89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二十六章地理学第一节东西方地理知识的交流元代东西方交通盛况空前，各类人员的交往频繁。在这种形势下，人们的地理视野得到扩大，地理知识得到发展，对西方各国的地理情况有较深的了解。同样，西方各国对中国也有了进一步认识，激起了对于中国文明的向往。

元代有许多西方旅行家来中国旅行。最著名的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3）、鄂多立克（旧译和德理，Odoric，1286—1331）、马黎诺利（JohnMarignolli），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亦常译作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h，1304—1378）。

马可·波罗是第一个把中国情况详细介绍到欧洲去的人①。他于1271 年随父亲、叔父经中亚来到东方，1275 年到上都（多伦），后又到大都（北京），在中国住了十七年，为元朝服务多年。1295 年由海道回国。旅居中国期间，他到过新疆、甘肃、内蒙、宁夏、河北、山西、陕西、四川、西藏、云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区和五十多个城市。回国后在战争中成了热那亚人的俘虏，被关进监狱。在狱中，由马可·波罗口述，难友鲁思蒂谦诺（Rusticiano）笔录，写成了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另一位鄂多立克，是意大利圣芳济各会教徒，1316 年开始东游，由印度乘船来中国。1322—1328 年在中国旅行。回国后由鄂多立克口述，另一人笔录写成《鄂多立克东游录》。书中介绍了广州、泉州、杭州、北京等城市的地理风貌。

伊本·拔图塔是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从二十一岁起，遍游世界各地。

除地中海沿岸外，还东至东欧、中亚、印度、锡兰、苏门答腊、中国等地。向西横越撒哈拉沙漠到达尼日尔河流域、苏丹、马里等地。历时28 年，行程12 万公里。1346 年，他以印度苏丹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地游览。回国后，由伊本·拔图塔口述，穆罕默德·伊本·米赞·凯洛比笔录，1356 年编成《伊本·拔图塔游记》，又名《异域奇游胜览》。除了西方旅行者到东方来旅行外，中国也有不少旅行者西往。他们有的走陆路，有的走海路。如耶律楚材、邱处机、常德等人的中亚、西亚之行，周达观、汪大渊等人的航行南海，都是比较有名的。

耶律楚材是元初的学者和佛教徒。1218 年，成吉思汗把他召至蒙古，第二年随成吉思汗大军征西域。1224 年东归，1228 年写成《西游录》，第二年自己刻印发行。由于印数少，不久即成“人所罕见”的书，今原刊失传。1926年日本神田信畅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发现一部旧抄足本《西游录》，是照元代原刊本抄录的。1927 年神田据图书寮本排印出版。后来罗振玉又据神田本重印。1927 年王国维又据神田抄本重抄，现藏北京图书馆。1980 年中华书局又将向达校注的《西游录》与周致中的《异域志》合刊。

《西游录》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约1500 字，记述耶律楚材随成吉思汗西行的经过，描述了沿途地理风貌，是研究十三世纪楚河、锡尔河、阿姆河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下部约3400 余字，专门攻击长春真人邱处机，这①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39 页，科学出版社1962 年版。部分内容没有什么地理价值。

邱处机是道教全真派道士，山东栖霞人。少年时代，父母早亡，无机会读书。但天资聪明，有志向学。19 岁到山东昆仑山学道，被重阳真人王喆看中，命掌文翰。经过四十多年的修炼、学习，邱处机成了闻名四方的北方道教领袖，并曾被元太祖任命总领道教。1219 年，应成吉思汗之召前往两域，途经宣化、和林、阿尔泰山、天山、楚河、锡尔河、阿姆河等地区，1223 年东归，往返两年零七个月。西游时，邱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将沿途见闻及邱处机的诗词言谈作了记录。回北京后，很快将草稿整理成书，名曰《长春真人西游记》。全书分上、下两卷，约18900 余字。书稿当时未刊行，历元、明两代无人过问。直到1795 年，钱大昕在苏州玄妙观阅《道藏》时发现，借抄一部，才公开流传。道光年间，收入《连筠簃丛书》及《皇朝藩属舆地丛书》，以后又被译成俄文、法文、英文①，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

此书的地理内容比耶律楚材的《西游录》丰富。在他们两人都旅游过的地方，《西游录》没有描述或是描述简略，而《长春真人西游记》则作了详细描述。

常德，字仁卿，元宪宗蒙哥九年（1259）奉命前往波斯朝觐旭烈兀。从和林出发，经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渡伊犁河、锡尔河、阿姆河、到里海南面的纥立儿。1260 年回国，往返用了14 个月的时间。他的行踪比耶律楚材、邱处机都远，已到达伊朗高原西北部①。中统四年（1263）三月，由常德口述，刘郁笔录，写成《西使记》。全书约2500 字，内容比《西游录》丰富。如所记撒尔马罕的药物十数种，“皆中国所无”，当时地中海的采珠方法与中国类似，等等。此外，还介绍了印度的地理及物产。

周达观，温州人，自号草庭逸民。1266 年左右生，终年八十多岁。他出使真腊时是以钦使随员的身份去的，并非朝廷命官②。1296 年3 月，他随使团由温州出发，经过5 个月到达真腊国都吴哥，在吴哥停留约一年，1297 年7 月回国。1297—1312 年，周达观写成《真腊风土记》。书中介绍了真腊国的名称演变，随使团访问真腊的经过，真腊的城郭、宫室、服饰、山川、村落、物产、宗教、文化、风俗、生产、贸易、交通、生活等。《真腊风土记》是现存最早全面介绍柬埔寨吴哥时期情况的专著。翔实可信，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1819 年被译成法文。

汪大渊，字焕章，南昌人，生平不详。20 岁以后即参与商船航海，前后两次，分别到印度洋沿岸及南海诸岛国旅游，游踪之广，在清代中叶以前，可居前列。1349 年写成《岛夷志略》。全书收录域外地名达220 个，有些地方的描述比《马可·波罗游记》详细。1888 年以后，该书先后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

还有一本《大德南海志》，作者陈大震，1304 年成书。原书20 卷，仅见《文渊阁书目》著录。北京图书馆有残本6—10 卷，其中只有第7 卷物产篇附列舶货与诸蕃国，收录地名较多，是元代海外交通的宝贵文献①。

① 陈正祥：《中国游记选注》第一集，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79 年版。① 《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76 页。

② 段立生：《关于＜真腊风土记＞的作者周达观》，《学术研究》1985 年1 期。① 姚楠：《岛夷志略校释前言》，中华书局1981 年版。

第二节地志元世祖时，开始官修全国地理志。至元二十三年（1286）命札马鲁丁、陈俨、虞应龙等编纂全国地理志，至元二十八年（1291）完成，共755 卷，名曰《大一统志》，藏之秘府②。元成宗时，因得《云南图志》、《甘肃图志》、《辽阳图志》，所以有人倡议增修，后由孛兰肹、岳铉等主持，于大德七年（1303）完成，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简称《元一统志》。全书1300卷，至正六年（1346）在杭州刻板印行。此书体例继承了《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的传统。所引资料，基于各行省撰送图志，大江以南各行省，大多取材于《舆地纪胜》和宋、元旧志；大江以北各行省，大多取材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旧志。

此书规模很大，但由于民族矛盾的影响，流传时间却很短促，明朝官府拒不收管，私家无力保藏，因而很快散失。清代收集残本，只遗留15 卷。1944—1965 年，赵万里以《元史·地理志》为纲，将元刻残帙、瞿本、袁本与其他文献所引文字，汇辑成《元一统志》10 卷，约450000 字。1966 年由中华书局分上、下两册出版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