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浒传》中的“海鳅船”是有根据的。

“海鳅船”造好后，是冬天下水的，这也是符合宋代船只下水史实的。下水的过程是：较大的船造成后，在泥地上挖两条穴道洒水润滑，船底纵向绑扎两根方木，搁于穴道中滑行下水。冬天下水则如《金史·张中彦列传》所记：

召役夫数十人，沿地势顺下倾泻于河。取新秫秸密布于地，复以大木限其旁。凌晨，督众乘霜滑曳之，殊不劳力而致诸水。

《水浒传》中的“大海鳅船”就是采取这种方式滑入水中的。确切地说，《水浒传》在反映宋代造船技术方面，已达到了它所处的时代的最高水平。然而，《水浒传》毕竟是以描写宋江等人“逼上梁山”的小说，造船及用船交战，不过是其中一个煞有趣味的场景。全面将造船、船上人员组织等全过程一一展现的是明代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虽是一部小说，但它采用几乎类似“界画”的描写手法，是可以作明代的船舰历史来读的：

首先，建造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的“宝船厂”，是在下新河三叉口，即今南京下关三叉河，这与史书所记是相吻合的。《西洋记》第十五回写到献给皇帝审查的“经折儿”，“海里画的是船，船又分得有个班数，每班又分得有个号数”，实际这就是“船样”。“船样”标明造船的工料定额、主要的构件，如沈《南船记》性质一样。当然，《西洋记》不可能像造船技术书那样专门化，但它也透露出了明代造船技术一个相当精确的侧面。像“宝船”的铁锚，分上中下不同类型，每一类型又要细分“三号”，最大的“头一号的锚要七丈三尺长的厅，要三丈二尺长齿，要八尺五寸高的环”。系锚的棕缆，“每根要吊桶样的粗笨”。为锻造这样的铁锚，锚厂搭起了49座，周围约有9丈9尺，高约有2丈4尺的炉子，“各铺行运铁，各匠人运炭，实于各炉之中，以满为度，也不论他千百担斗”，“只见那炉上的小门儿风儿又宣，火儿又紧，火趁着风威，风随着火力，无分昼夜，都是这等通明”，“却就是火焰山也不过如此”。这情景不由人想起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对“锚”的评说：“盖炉锤之中，此物之最巨者。”

《西洋记》不单在描述造船技术方面准确、细致，在其他方面也大致不差。像各船编定字号，《筹海图编》可证确实是这样。《西洋记》所说的“宝船”长44丈，阔18丈，无论验之正史《明史》，还是验之笔记《客座赘语》，都是这样记录的。此外，《西洋记》还写了“马船”、“粮船”、“坐船”、“战船”。这些船，在典籍中也都有明确记载，而《西洋记》较之则更为详实，罗懋登写道：

每一号船中间，有明三暗五的厅堂，有明五暗七的殿宇。每一号船上面，有三层天盘。每一层天盘里面，摆着二十四名官军，日上看风看云，夜来观星观斗。

尤其是郑和所乘的第一号宝船，“是个帅府，头门、仪门、丹墀、滴水、官厅、穿堂、后堂、库司、侧屋，别有书房、公廨等类，都是雕梁画栋，象鼻挑檐，挑檐上都安了铜丝罗网，不许禽鸟秽污”，真是规模宏大，设计精巧。

三桅大船

郑和远涉西洋，除却外交、贸易，还含有抵御侵袭、耀兵异域的成份，所以专有军事护航的“战船”。“战船”的编制和装备，在以“从军”名义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写的《西洋番国志》中也没有提到，其他史料也言及寥寥，因此，笔者将《西洋记》中有关“战船”的情况加以综合统计：

“战船”有五桅，长18丈，宽6丈8尺。载捕盗、舵工、瞭手、扳招、上斗、碇手、甲长、士兵，共580名。

每艘“战船”备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管形武器：大发贡炮10门，大佛狼机炮40座，碗口铳50个，鸟嘴铳枪100把，喷筒600个。

燃烧爆炸物有：火箭5000枝，烟罐1000个，灰罐1000个，火砖5000块，火炮300个。弹药有：火绳6000根，粗火药4000斤，鸟铳火药1000斤，大小铅弹3000斤。

远射防袭的器械有：弩箭5000枝，药弩100张，铁箭3000枝，铁蒺藜5000个。

靠船近战器械有：钩镰100把，砍刀100张，过船钉枪200根，标枪1000枝，藤牌200面。还有弩药10瓶，大铜锣40面，小锣100面，大更鼓10面，小鼓40面。这是为作战时助威，并起通讯联络作用的。

在《西洋记》中，郑和就是凭着这样优良的军事实力，所向无敌，踏平西洋万顷浪。虽然其中不乏夸张成份，但强大坚固的船舰却不是虚构的，从这一点来说，明刊本《新镌量江记》中水军演习图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基本上是当时船舰的一系列全景的真实而又生动的演绎。

金明池里的船坞　　

天津艺术博物馆珍藏着一幅《金明池争标图》，这幅题为张择端所作的绢画，精细描绘出了金明池争标的热闹景象。印之于记述东京风物的《东京梦华录》、《醉翁谈录》、《枫窗小牍》等著作，它丝丝入扣，为我们了解北宋时期的金明池的面貌提供了相当正确的依据。尤其是图中所绘的“澳屋”，即船坞，尤为宝贵。笔者认为，这是经得起推敲的历史真实：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宋代造船业有着较之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繁荣的表现。官府的、民间的造船工场遍布沿海各地，并以平均每年造船三千余艘的速度进展，而且有的地方所造“舟船深阔各数十丈”，频繁出海入洋，这就使停泊、检查、修补船只的船坞应运而生了。如宋太宗时的山东青州临朐人张平监阳平都木务兼造船场工之际，“旧官造船既成，以河流湍悍，备其漂失，凡一舟调三户守之，岁役户数千。平遂穿池引水，系舟其中，不复调民”。应该说这是古代史籍中较早的一条关于“湿船坞”的材料。它未说明这种“湿船坞”能不能修补船只，但是据文中“穿池引水”看，这种船坞是一种池子形状，若将池口处堵上，将中水车干，便变成“干船坞”，是可以修船的。宋代较为明确的“干船坞”则是和黄怀信这一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黄怀信，《宋史》无传，仅在《宋史·河渠志》中有点滴记录：熙宁六年（1073）四月疏导黄河时，王安石采纳黄怀信根据李公议所献疏河的“铁龙爪扬泥车法”而提出了浚河“浚川把”，从而使黄河畅通。由此可见，黄怀信对水利、机械起重都有过精深的研究，堪称专家。

对黄怀信建船坞的记述，主要在沈括《梦溪笔谈》补卷二《权智》中：开国初年，两浙献来一条龙船，长二十多丈，船工造有宫室层楼，其中设有卧床，以备皇帝乘坐游览。由于年长日久，船的腹部腐朽需要修理，但在水中无法施工。熙宁中期，依宦官黄怀信提出的方案，在金明池北挖一个很大的“澳”，其大小可以容下龙船。在“澳”底立上木柱，用大木架在立柱上当梁。于是把金明池的水引入“澳”中，将龙船牵引到梁的上面，随即车干“澳”里的水，龙船便架在空中，修补完以后，再把水引进来，使龙船浮起，再撤去梁柱。在“澳”上盖一座大屋，成为藏船的房子，从此再也不怕船暴露在外面了。

这是目前所能查找到的在船坞中修船的一条较早的史料，在宋代以前，尽管有许多造船的史料，但还未发现船坞的史料。遍查宋代其他典籍，还未发现其他有关在船坞中修船的更详或更简的记载，那么我们就非常有必要将金明池中的船坞的来龙去脉搞清楚。

首先要弄清“澳”，蔡绦《铁围山丛谈》说金明池：“池北创大屋深沟以贮龙舟，俗号“龙澳”者。”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也作过类似的记述。从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中看，“澳屋”是在图之右侧，即金明池北岸正中部位，一跨水高耸敞开无门的大屋。其支柱框架突现于岸堤，后半部未画出，但可以想见整个船坞呈形。“澳”有多大？这需看金明池有多大。据载它“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池内经常演习“水战”，杨侃《皇畿赋》说它“阵形星罗，万棹如风而倏去”。金明池北岸的“澳”之大小于此可略知其规模。还有，沈括所说黄怀信监修的大龙船长二十多丈，孟元老说这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以宋代1丈约合今天3．07米计算，大龙船长逾百米，宽十余米，是完全可能的。它“上有层楼台观槛曲”，可谓庞然大物。在金明池中是由“虎头船”等小船用绳牵引，出入于“澳”的，以大龙船的长、宽、高、深之度，便可推算出“澳”，也就是船坞的长、宽、高、深之大略。“澳”的立体状貌是怎样呢？只能从《金明池争标图》见一侧影，却找不到直接史料，只好去找旁证。北宋天圣初年，在真州（今扬州市南）建通江澳闸，胡宿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真州水闸记》。在胡宿的笔下，其“澳闸”的结构是：

砻美石以甃其下,筑疆堤以御其冲，横木周旋，双柱特起。深如睡骊之滨,壮若登龙之津。

胡宿所写的是建在水中的“澳闸”，而不是盛大龙船的“澳屋”，可是“深如睡骊之滨，壮若登龙之津”的澳闸，与金明池中的“龙澳”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它们还是很接近的。再说，真州水闸建造在黄怀信监修大龙船之先，对他以后建设船坞恐怕不无启发。

“澳”的面貌似乎可以有一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但如何使“澳”中的水车干以在“澳”中修理龙船？1979年，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市造船工业局合著的《造船史话》认为：大龙船引入金明池北一大坑后，“再用土墙将坑与金明池隔开，抽掉坑中的水，船就被架了起来，修补非常方便。修缮完工后，将土墙挖去，龙舟又浮了起来。以后，就将木梁木墩拆除”。

这种解释明显与事实不合，因为沈括没作过用土墙将坑与金明池相隔的记录。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沈括没有说过，就不能有用土墙相隔来解决船坞的问题的设想了。若用土墙相隔，挖掉土墙，船是可以浮起来了。可是“澳”中都是水，在水中怎么能将承架那样庞大龙船的大木大梁大木墩拆除？如果不将木、梁、墩拆除，大龙船怎么能再次进入这船坞？根据《东京梦华录》可以知道，大龙船出船坞俯瞰“争标”，当天便返回船坞。

针对此点，笔者从当时机械起重程度出发，认为关键在于“澳”有个“门”，或者称之为“闸”，较与事理相符。其依据是：《东京梦华录》卷一中就记录了开封出入船只的最大城门之一的东水门，“有铁裹窗户，遇夜如闸垂下水面”。这表明完全可以设立一能启闭上下的较大的装置。其启闭的工具应为那种装摇柄和轴的起重装置——绞车，如曾公亮《武经总要》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