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着软翠”的“花绣”，引得东京名妓李师师都要他脱衣“求现”，并用手“去摸他身上”。当我们用史料与小说相比照，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在宋代有人“刺淫戏于身肤”了。这正像明人胡应麟在分析唐代张安贫儿为什么要在胳臂刺上诗时，认为这是“札刺名号，以互相思忆”，“狭斜游人与娼狎，多为此态”。
也许正是由于“文身”可以更真切地使异性迷恋，在一个“伎巧则惊人耳目”的氛围中，它格外获得了人们的认同。政府的高级官员也要以“文身”为荣耀。徽宗朝的李邦彦，身为宰相，每每侍宴，他也“将生绢画成龙文贴体，将呈伎艺，则裸其衣，宣示文身”。这种本无“文身”，却偏偏要显示有“文身”的做法，无非是为了赶时髦。而有人就是因“文其身”，得到了皇帝所赐“锦体谪仙”的雅号。所以，在东京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普通百姓也是要露出“浑身赤膊，一身锦片也似文字”。
在南宋临安，市民们则组成了专门的“文身”社团——“锦体社”。剧作家则在戏剧中塑造了“文身”人物形象，如每逢临安举行盛大节庆活动时，逡行于西湖的伎艺画舫上，“俱装小太尉、七圣、二郎神、神鬼、快行、锦体浪子”出演。为了促进酒的销售，诸酒库请来伎艺人助兴，其中也要有“乔妆”的“锦体浪子”形象。伎艺人中亦不乏“文身”者，像“唱赚”的“雕花杨一郎”。他“文身”的目的无疑是希望引起更多市民的关注。还有存世的宋代《眼药酸》绢画可资佐证，画中右边作市井细民打扮者，头巾扎作冲天形态，着圆领青衫，系腰带，穿白裤，蹬练鞋，袖挽至肘，露出青色的“文身”手臂。这种故意露出“文身”模样，是为了表演，是为了取悦于市民，也可说是市民喜欢“文身”人物的最为真实的记录，它仿佛使我们触摸到了宋代人们对“文身”热烈喜爱的历史脉搏……
通过以上的巡视，观者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文身”为什么在唐宋兴盛？并有鲜明的美饰倾向？笔者认为，只有将“文身”现象放在文化大背景上去观察，才会对唐宋“文身”有较为清楚的体会。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昌盛的时代，尤其是宋代，她的科技和文化均是空前的。这一时代著作家所勾勒出来的人物、景象，无一不显得明朗而又蓬勃，雄厚而又酣畅淋漓。那边塞戎行的书生，那稻谷茂盛的田野；靓妆俊美策马驰骋的女子，深海远洋劈波斩浪的巨舰；即使那偎红倚翠的柳永，也是那么洒脱自如，浅斟低唱也是那样流畅动人……唐宋气象是一种昂扬的、精致的文化气象，就像《说文》解释“文”的含意是“错画也”一样，唐宋的时代特征是文采斐然。
传统的东西，或扬弃或美化，不断地标新立异，或超凡脱俗。一向身居深闺后院的妇女竟也成了这个时代的报春燕子，从唐墓出土的石刻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等画卷来看，唐代贵妇乳房半露或完全袒胸裸臂，向世人炫耀身材的丰满。宋代女子则在最热闹的上元灯节，在皇帝与万众面前，脱衣裸身，相扑为戏，使肌体尽露，引人观赏，以至司马光为之惊诧，专上一《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是的，唐宋时代发生着前无古人的变化。长安、东京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以宏伟气度，伸开臂膀，接纳着四方宾客。为了向海内外表示出自己豪放不羁、自信十足、勇往直前的风采，一时间，人们意识到“文身”最容易向外界传播这种文化韵味。“文身”这一旧有的传统样式，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翻出新花样来的。大家已看到，在唐宋之前，“文身”主要是作为刑罚使用的，尽管有些少数部族崇尚它，但“文身”的影响还未迈向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只是到了唐宋，“文身”才跳出刑罚的藩篱，甩开了部族的局限，普遍升华为一种较为特殊的文化符号，在整个社会水面上荡漾开来。
特别是在宋代，“文身”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宦门的婴儿，如兵部侍郎王湖公初生时，便全体刺上百花鸟雀。以文雅自负的儒士也“文身”。血统高贵的皇族子弟也无可抗拒地卷入了“文身”的漩涡，虽然皇家发出“凡人一被文刺，终身不可洗除”、“有玷祖宗，莫此为甚”的恫喝，并作出“宗室不许雕青”、违者加以处罚的规定。可是，一种文化样式一经被群众认同，又怎么能阻挡住它的奔涌冲泻？用宋代高承的话来说：“今世俗皆文身，作鱼龙飞仙鬼神等像，或为花卉文字。”学者也为“文身”寻根究源，宋代的王观国经过对秦伯、虞仲因故“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盖自同于蛮夷之习”的考据，得出结论道：“文身断发，粤俗之所好也，非避蛟龙之害也。”这种从风俗上肯定“文身”的学术做法，为“文身”找到了正宗，这显然也是宋代“文身”发展已很深入民众的一种折射。但我们不能忽略了唐代“文身”，虽然它没有达到宋代那样的程度，可正是唐代的“文身”托着宋代“文身”攀上中国“文身”的最高峰。因为再往后看，元、明、清乃至民国的“文身”样式从未越过宋代“文身”的水平，只不过是在宋代“文身”的基础上的复制。这样的观察点是可以成立的，以此推广而去，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问题时，笔者也将遵循这样线索作如是观。
最早的暖水瓶
中国的暖水瓶究竟始于何时？笔者通过对宋代文献史料的研究认为：暖水瓶在北宋的后期就已经开始制作并使用了。其证据是：
张虞卿者，文定公齐贤裔孙，居西京伊阳县小水镇。得古瓶于土中，色甚黑，颇爱之，置书室养花。方冬极寒，一夕忘去水，防为冻裂。明日视之，凡他物有水者皆冻，独此瓶不然。异之，试以汤，终日不冷。张或与客出郊，置瓶于箧，倾水瀹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秘。惜后为醉仆触碎。视其中，与常陶器等，但夹底厚几二寸，有鬼执火似燎，刻画甚精，无人能识其为何时物也。
这条史料使我们得知暖水瓶已经在北宋开始使用并引起人们的新奇感与神秘感。另一条史料则清楚地描述了在玻璃胆瓶上涂附水银的制作技术过程：
徽宗尝以紫流离胆瓶十，付小珰，使命匠范金托其里。珰持示范匠，皆束手曰：“置金于中，当用铁篦熨烙之，乃妥帖，而是器颈窄不能容，又脆薄不堪手触，必治之，且破碎，宁获罪，不敢为也。”珰知不可强，漫贮箧中。他日，行廛间，见锡工扣陶器精甚，试以一授之曰：“为我托里。”工不复拟议，但约明旦来取。至则已毕。珰曰：“吾观汝伎能，绝出禁苑诸人右，顾屈居此，得非以贫累乎？”因以实谂之。答曰：“易事耳。”珰即与俱入，而奏其事。上亦欲亲阅视，为之幸后苑，悉呼众金工列庭下，一一询之，皆如昨说。锡工者独前，取金锻治，薄如纸，举而裹瓶外。众咄曰：“若然，谁不能？固知汝俗工，何足办此。”其人笑不应，俄剥所裹者押于银箸上，插瓶中，稍稍实以汞，掩瓶口，左右洞之。良久，金附著满中，了无罅隙，徐以爪甲匀其上而已。众始愕眙相视。其人奏言：“琉璃为器，岂复容坚物触，独水银柔而重，徐入而不伤，虽其性必蚀金，然非目所睹处，无害也。”上大喜，厚赉赐，遣之。
这两条史料均出自《夷坚志》，是目前所能找到的中国古代暖水瓶的最早的记录。第一条史料是说张齐贤孙子辈分的张虞卿已使用了暖水瓶。张齐贤，是宋真宗时兵部尚书，卒于1014年。他的裔孙张虞卿当生活在北宋中后期，或确切地说主要生活在宋徽宗时期。而另一条史料刚好可与之互证。
众所周知，暖水瓶是一种双层玻璃容器，内外壁在顶部完全封拢，将夹层中的空气抽出来。暖水瓶的内壁需镀上一层水银，目的是为了减少由辐射传走的热量。《夷坚志》中这两条史料表明：宋代的暖水瓶已有了今日暖水瓶的雏型。
首先是第一条史料记张虞卿所拥有的暖水瓶“夹底厚几二寸”，这就证实了这种暖水瓶是中间有空隙的双层构造，“夹底”即夹层。
第二条史料则记述了锡工剥所裹金箔，押于银筷子上，插入玻璃瓶中，再输入水银，掩住瓶口，左右摇动，以使水银涂镀在瓶胆上，这大体是符合暖水瓶制作技术的。
这两条史料所反映出来的暖水瓶的情况，若放在整个宋代制作玻璃瓶、水银的历史中去观察，就会发现这已不是个别现象了。考之宋代典籍，我们可以得知：玻璃是自然之物，彩泽光润，逾于众玉。它用石英砂、纯碱、长石及石灰为主料，有时加入少量澄清剂，将原料混合、熔融、匀化后，加工成形，再经退火处理而得玻璃制品。宋代已能够进行这种玻璃品的制作，宋徽宗一次就能给小太监10个紫色玻璃瓶，就已表示了宋代的玻璃瓶制作的数量已不小，而且品种也多样，质量也相当不错。因为在此之前，就有孔平仲的《海南琉璃瓶》诗：
手持苍翠玉，终日看无足。
秋天长在眼，春水忽盈掬。
莹然无埃尘，可以清心曲。
有酒自此倾，金樽莫相渎。
又如后来张耒的《琉璃瓶歌赠晃二》诗中：
非石非玉色绀青，昆吾宝铁雕春冰。
表里洞彻中虚明，宛然而深是为瓶。
以有易无百货倾，室中开橐光出楹。
透过这样的诗句，不难想见琉璃瓶的晶莹，质量的优良。而且，宋代政府在与外国贸易过程中，还非常注意吸收外国的玻璃瓶作技术。笔者在翻检这一时期的中外贸易史料时，发现波斯语国家与宋朝贸易的“方物”中玻璃瓶为一大项。
如自建隆二年（961）起，占城就进有“大食瓶”，即伊朗瓶。而伊朗国贸易的“方物”中，每次都有玻璃制品，以各式玻璃瓶为多。如至道元年（995），一次“贡品”中就有：
眼药二十小琉璃瓶，白沙糖三琉璃瓮，千年枣、舶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舶上褊桃一琉璃瓶，蔷薇水二十琉璃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