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联合抗日运动

一、抗日与反国民党

北伐前及北伐初期，各方期待于国民党者颇高。北伐后国民党内讧不休，战乱不绝，丧失了一（疑为“以”字）往淬厉奋扬的精神，虚骄自大，俨然成为统治的特权阶级，遂大失人望，而以知识分子为最。一九三○年起，“自由大同盟”、“左翼文艺作家联盟”、“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社会科学家联盟”、“反帝大同盟”，各种左倾团体相继出现，青年学生是他们争取的主要对象，虽不必尽皆赞同共产主义，但均不满意国民党。信仰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亦反对一党专政，对国民党时加批评。国民党采高压政策，因共产党罪名而遭迫害者不少。①

沈阳事变发生，举国愤慨，纷责政府之不抵抗，上海举行抗日救国市民大会，请政府限日兵撤退，南京学生殴打外交部长，上海学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对日绝交宣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上海、北平学生一万人包围国民政府。

十二月五日，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示威团，高呼“全国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卖国政府”，占据火车站，坚持进京。十二月九日，上海学生捣毁国民党市党部，围困市政府，杭州、武汉等地，有相同举动。十九日，宋庆龄宣言，谓国民党早已丧失其革命集团的地位，惟有为民众而奋斗的革命势力，可以铲除帝国主义。国民党内之反南京政府者，从中鼓煽。十二月十一日，麇集南京的学生总示威，有“打倒国民党”，“争取反帝及一切自由”，“农工兵联合起来"口号。十二月十五日，再闹外交部、国民党中央党部，素受崇敬的蔡元培遭到殴辱。同一天，蒋中正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十七日，学生捣毁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西安、太原国民党省党部亦被捣毁，此为九一八后，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第一阶段。

这时学生尚乏严密组织，在政府压制之下，渐归消沉。一九三二

——————————①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左翼文艺作家二十四人处死，鲁迅匿避。

--640--

年一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北平学生竟有“爱国有心，救亡无术”之语，借故逃课、罢考，但是其他方面的活动则转趋积极。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左派“著作者抗日会”要求全国抗日。四月，西安学生组织抗日会，再捣毁国民党部。五月，上海救国团体代表殴伤与日本谈判停战的代表郭泰祺，发起“废止内战大同盟”。

六月，上海“救国团体联合会”抗议政府封锁言论。十二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四月，马良（相伯）、章炳麟等为热河弃守，痛诋政府。九月，国际反帝非战大会组织“反战同盟中国分会”。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宋庆龄、马良等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及基本纲领，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全体人民总动员，由农工兵学商代表组织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等三十余团体成立。于是学生运动再起，直接的刺激为日本加紧侵略华北。

一九三五年，学生对河北、察哈尔事件无何表示，继起的华北“自治运动”激起了汹涌怒潮，十一月一日，北平十个学校学生自治会向国民党致送请愿书，猛烈攻击近年政府迫害青年。十一月十八日，北平学生联合会恢复。十二月三日，因“冀东自治防共委员会”出现，学生决定游行，美国记者斯诺（E. Snow）夫妇曾预闻其事。十二月九日，学生一千余人，出动示威，反对自治运动，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与军譬冲突，数人被捕，是为“一二九运动”。十二月十六日，复因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设置，学生指为变相的自治，二次游行，参加者近一万人，三百七十余人被殴伤，十四人被捕，风潮延及广州、上海、济南、武汉、长沙、西安、天津、杭州、南京、开封，又有强行进京请愿之举，京、沪、汉戒严。中共一再宣称支持，鼓励农工学兵共组国防政府。一九三六年一月，蒋中正约各地中等学校以上校长及大学生代表谈话，谓决不签订任何有损领土主权条约，如至最后关头，不惜一战。

北平、天津左派学生仍然不满，教育部宣称必要时将采取断然处置。三月，北平清华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学生数十人被捕，四月，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解散。五月，平、津、沪学生为反对日本出兵华北及日人走私，罢课游行。这是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第二阶段。

--641--

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虽一再宣布反对日本侵略，仍不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立场，否认与之共同抗日，并号召武装保卫苏联（见620页）。一九三二年秋，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战败西走，政府军行将以全力围剿（第四次）江西红一方面军，日军夺占山海关，准备进犯热河之时，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利用中国危机加剧、民族意识高涨之际，与任何中国武装部队及团体，结为共同抗日联盟。于是有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宣言，主张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障群众民主权利，保卫中国，争取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斗争，愿以停止内战、武装人民、实行抗日为条件，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此一宣言，可说是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亦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开始，但国民党并不包括在内，仍认为“抗日必先反蒋”，主要目的在分化政府军，削弱其对红军的压力。不久冯玉祥的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及李济深、陈铭枢的福建人民政府相继而来（见615—616页）。但未能撼动政府军对苏区的围剿。

福建人民政府瓦解后，第五次围剿剧烈展开，红军处境至危。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中共发出《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进攻告全国民众书》，号召民族革命战争，在反帝统一战线之下，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共同联合，对日绝交作战，停止进攻苏区，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出卖政策，反对塘沽协定以及中日直接交涉。此应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的扩大，纵令政治意见不同，亦愿与联合。国民党亦在其内，所反对的为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所希望的是停止进攻苏区。首起响应的为宋庆龄等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继之为“各界救国会”。

六个月后，红军自江西向西南转移，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间，被困于川边，大有不易生存之势。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通过《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案》，指明中国必须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法西斯的斗争相连结，吸

--642--

收抗日的民族力量，扩大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线。八月一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陈绍禹（王明），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及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出《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实际是向国民党呼吁，即《八一宣言》。略云；“无论各党各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害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真诚觉悟，首先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力量，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携手共同救国。……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再）召集真正代表全体同胞的代表机关，以便具体讨论关于抗日救国各种问题。……在国防政府领导之下，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宣言中对于国民党及蒋虽仍然诋毁，只是表面文章。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陈绍禹再阐明统一战线的意义，指摘过去关门主义的错误，派林育英（张浩）前往陕北宣达。中共的国际派自然是奉命唯谨，当权的毛泽东似尚疑虑，一面命潘汉年赴莫斯科请示，一面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发出与《八一宣言》

内容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林育英到后，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安定瓦窑堡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一为发动一切革命力量，反日、反蒋，二为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部队，只要是反日、反蒋，都应联合成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为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红军、白军联合起来”；四为使工、农、兵、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革命同盟者，相信中共为全人民利益代表者。二十七日，毛泽东再论对日策略，说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及人民共和国的必要。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以纵横捭阖的手段，将反革命的队伍拉入革命的队伍。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通电

--643--

（东征宣言），要求先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停止内战，对日绝交宣战，成立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电文内但言抗日，不再提反蒋。四月二十五日，中共宣言，直接要求国民党共赴国难，创立抗日人民阵线。五月五日，毛泽东、朱德通电（回师宣言），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希望南京政府诚意幡然改悔，先在陕、甘、晋停战，互派代表磋商具体办法。

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虽由中共领导，尚看不出与统一战线的显明关系，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则已提出建立抗敌统一政权主张。七月十三日，向国民党请愿，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停止内战。八月十日，毛泽东函请救国联合会领袖，斡旋各党派进行合作谈判。二十五日，中共正式致书国民党，称国民党为“贵党”，蒋为“委员长”，说是他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的外交报告与解释（见638页），非常需要，有了若干进步，中共诚恳欢迎。愿赞助建立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拥护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及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国民党与中共重新合作。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书蔡元培，请劝南京当局停止内战，并致候宋庆龄、汪兆铭、胡适等。十二月一日，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联名函蒋，劝当机立断，接纳他们的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三、蒋的统一成就

“九一八事变”后，蒋的安内政策，在先求国民党自身的一致。他之辞职，主要原因为促成广州、南京的团结。一九三一年二月，所拟订的对日作战全盘计划，特别重视大后方的经营。鄂、豫、皖剿共军事结束，即命他的基本部队胡宗南师移驻甘肃，赶筑公路，准备于开战时将中央政府迁往西北。第五次围剿胜利完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饬行政，推进建设，旋去成都，设行营于重庆，督导西南军政，中央的权力遂及于西南三省。此为近二十年来未有之事，改定四川为将来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四月，复莅成都、昆明、贵阳，设中央军官学校成都分校，认为四川为天然的根据地。

-644--

对于两粤当局，蒋继续劝导合作，恳请胡汉民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国民党举行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及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胡汉民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汪兆铭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中正任两会副主席。表面上看来，国民党三巨头似已团结。汪因遇刺受伤，①胡虽允入京，惟迟迟其行，中央仍由蒋一人主持。

两广军事领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对蒋的成见终未冰释，日人从而拨弄。

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汉民病故，广州情况突生变化，陈济棠等以抗日为名，出兵湖南。蒋一面晓以图存救亡，必须以整个国力，一致步骤，切不可轻启内争，一面迅调大军入湘警备，先据衡州，粤桂军后撤。蒋再声明贯彻和平统一政策，愿开诚商洽。陈济棠此举极不得人心，广东国民党元老反对，高级将领余汉谋、李汉魂拥护中央，七月，陈被迫出走。②

粤局既定，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寻又予调职，李、白抗命不受。蒋亲来广州，陈师广西边境，派陈诚向李、白说明抗日决心与计划，允其仍留广西。九月，和平了结，充分表现了相忍为国的精神。

东三省、热河沦陷后，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为半自主状态，七省境内的一部分为红军所据。③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的大收获。至是除河北、察哈尔的一部分为日本控制，新疆为苏俄控制，陕北及陇东的一小部分属于中共外，其余大致悉奉中央命令。

——————————①汪兆铭于十一月一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开幕之日遇刺，不久出国。

②陈济棠素来迷信，寓楼设有神龛，遇大事决之于神。乃兄陈维周通星相堪与（应为“舆”字）之术，是年三月，曾去奉化觇窥蒋母之墓，谓风水不佳，又于南京见蒋，认为今年内蒋将有大难，机不可失。陈济棠遂决心举兵。余汉谋为粤军军第一军长，李汉魂为第二军副军长。广东空军之归附中央，对陈尤为一大打击，此之谓“机不可失”。

③半自主的十四省为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广东，部分为共军所有的七省为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陕西。

--645--

四、国防建设的推进

北伐后的六年，国民政府的所作所为虽多为人所诟病，但并非无心于国家建设。

一九三四年，长江下游剿共之战告一段落，更是悉力以赴，在军事、财政、经济、交通、教育、学术方面各有相当成就。一九二七年，国民政府不再用苏俄顾问，转向德国物色。前任德国参谋总长鲁登道夫的旧部鲍桦尔（Max Bauer）上校应邀到华，一九二八年被聘为顾问团长，顾问四十余人，曾参预一九二九年中央对桂军之战。鲍桦尔不久病卒，由佛采尔（Gearg Wetzell）将军继之，曾参预中央对阎锡山、冯玉祥之战，此后顾问团工作益为展开。一九三三年一月，前任德国国防部长萨克德应聘前来，停留两月，劝蒋建立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先设一训练团，调训全国军官，并建立兵工业。①是年庐山训练团开办，受训军官先后七千五百人，顾问增至一百余名，剿共战略战术大为改进。一九三四年三月，萨克德再度前来，正式任顾问团长，半年后返国，继任的顾问团长先为法勃尔（Fabul），后为福根豪森（Alexandervon Falkenhausen）。福根豪森在职四年，有一个整备中国国防的五年计划，统一陆军编制，施行精兵主义，加强空军，海军暂为从缓，修筑长江以南铁路，联通南京与西南各省，兴建沿江沿海要塞。

一九三五年三月，设陆军整理处于武昌，陈诚任处长，每年调整二十个师，三年内调整六十个师，并定于一九三八年完成各特种部队、机械化部队。兵器制造同在改良扩充中，如步枪、机关枪、迫击炮、炸弹。国防工事，分别在华北、华东、华南构筑，尤着重于南京附近及苏州、无锡、江阴等地。

空军创始于一九二八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的航空队。一九三一年成立航空学校。一九三三年置航空委员会总司其事，积极发展，以意大利人为顾问，派遣学生分赴意大利及美国受训。一九三四年，开办飞机制造厂，一九三六年，设空军机械学校。至一九三七年，空军共有飞机六百余架，大都购自意大利与美国，全国分为六个军区。

——————————①关于德国顾问的接洽，曾留学德国的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为一主要人物。

--646--

一九二八年七月，全国财政委员会划定关税、统税（棉花税、麦粉税、卷烟税等）、烟酒税、印花税归中央，田赋、营业税、执照税归各省，并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起，实行废除厘金，提高海关税则。海关税款原存外国银行，一九三二年起，集中于中央银行。海关行政人员改用华人，盐务人员中洋员亦逐渐裁减。中央每年总收入，由一九二九年的三亿三千余万银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八亿七千余万银元。

不过收支仍不能平衡。一九二九年的赤字约为一亿元，一九三七年约为三亿八千（似少一“万”字）元，全赖公债、库券、贷款、透支抵补。军费系大宗支出，常在总收入的半数或半数以上。

公私银行多自发通货，外汇常为外国银行垄断，银两与银元照旧并行。一九三三年四月，实行废两改元，所有交易改用新铸造的银元计算，半年之内，完成了币制统一。复以美国收购白银，国际白银涨价，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行因人民纷以钞票兑现，大感困窘，物价为之跌落。工业与对外贸易遭到严重困难。政府采英国财政家李滋罗斯（Leith-Ross）的建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实行改革币制，变银本位为汇兑本位，与英镑、美金联系，禁止银元流通，统一通货发行，定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钞票为“法币”，其他银行不得发行，①由三银行无限制的售卖外汇。法币一元折合英镑一先令二又十分之三便士，或美金二角九分五厘，打破了外国银行的独占外汇。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银元，商股多于官股。此一措施颇获人民的拥护及英国支持，日本虽多方破坏，仍得顺利施行，政府约握有八亿银元。

一九二九年政府制订经济建设方案，侧重工业，自一九三二年始积极施行。原则上重工业、基本化学工业、基础矿业归中央政府举办，若干部门归地方政府与人民合营，轻工业由人民经营，政府予以扶植奖励。此后对外贸易，入超渐减。一九三六年，棉纱进口下降至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八，棉布进口下降至百分之二十，麦粉进口下降至百分之十五。此与外商在华设厂的产量增加固然有关，华商工厂的

——————————①一九三三年，农民银行成立后，发行的钞票，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亦被认为法币。

农民银行与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合称为四行。

--647--

产量增加亦为因素。同年钢铁机器进口各约增加百分之二十，一方面证明中国的重工业仍然落后，另一方面又证明中国工业之在发展，需要的钢铁机器加多。使用机器开采的煤炭产量，一九三六年较一九三三年升高百分之十。同年份铁矿产量升高百分之三十二，机器冶炼的生铁产量升高百分之三十。

农业的改进，亦以一九三三年以后为积极。政府特设农村复兴委员会及中央农业试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一九三四年制订合作社法，推行农民贷款贮蓄，发展生产。一九三三年，全国有农村合作社约五千三百余。农本局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以便利农业资金流通，调剂农业生产，促进运销。数年之间，农产增加，小麦棉花差可自给自足，进口稻米为之锐减。一九三七年，小麦进口下降至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六强，同年份棉花进口下降至百分之十三，稻米进口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一。有心之士，努力于改良乡村运动，期解除农民痛苦，以晏阳初领导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运动为最早，次为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乡自治建设运动，彭锡田等领导的河南镇平、内乡自治、自卫运动，教会中人亦曾致力于类似工作，成了一种相当广泛的运动。

一九三一年前，中国铁路共长约一万三千公里，百分之九十二为外人经营，中国自造的仅一千公里左右。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除了日本占领的东北外，新建铁路的三千三百公里，均为中国所有。连接沪杭线与粤汉线的浙赣铁路完成于一九三六年，为江南的东西陆上运输干线，自南京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可直达广州，并计划再自湖南分向西南展至贵州、广西。同年，纵贯南北的粤汉铁路（湖南株州至广东韶关段）全部通车。横贯东西的陇海铁路向西越过潼关、西安，一九三七年通至陕西宝鸡。此外尚有山西境内的同蒲（大同至蒲州）铁路，皖北的淮南铁路，苏皖间的江南铁路。公路进度更速，一九三七年，完成十一万公里，大都在黄河以南，西南自南京至云南，西北自汉口至新疆，汽车均可直达。中国自制轮船的吨位，一九二八年为二十九万吨，一九三五年增至六十七万吨。民用航空业务，首为一九三○年中美合办的中国航空公司，次为一九三一年中德合办的欧亚

--648--

航空公司，再次为一九三三年的西南航空公司，航线遍及上海、南京、汉口、广州、西安、兰州、重庆、成都、福州及云南、新疆。

一九二八年后，小学、中学学生人数均有增加，学龄儿童入小学者，一九二九年为百分之十七，一九三六年增至百分之四十三，中学生增百分之六十，师资均符合规定。除边远地区外，各省均有公立私立或教会办理的大学或专门学校，在校学生自一九二九年的三万余人，增至一九三六年的六万人，教授以曾在美国受教育者为多。一九三二年后，教育经费从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为二十年来所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