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日本进图华北
一、缓和中日关系的尝试
对日本来说，塘沽协定不过是割裂华北的初步，尚未能使其与中国完全脱离。
对中国来说，总算暂时滞延了日本的浸略，得以继续进行安内工作，并力图争取外援。一九三三年六七月间，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仆仆风尘，历访美、英、法、意、德及国际联盟，出席世界经济会议，显著的收获为中美棉麦借款五千万美元的成立。
英国允以庚子赔款四百七十万镑用于完成粤汉铁路，意、德与中国的关系，渐臻密切，国际联盟设置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派专人驻扎中国。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日本一再指摘国际联盟对华合作及中美棉麦借款，助长欧、美派宋子文之以夷制夷主义，势将酿成类似沈阳或上海事变。列强对华援助为破坏东亚和平，如不改变态度，日本将讲求适当的应付手段。
国民政府为缓和对日关系，七月二十八日，蒋中正、汪兆铭联名宣布，将以全力谋国内和平，国际安定，消除“匪”（共）患，充实国力，不签订割让或承认条约，需求国际同情与协助，但不纵横捭阖。八月，汪自兼外交部长，以熟悉日情的唐有壬为次长。日本外务省发表谈话，中国如诚意容纳日本主张，确谋与日本亲善，日本可考虑一切。
——————————①张国焘到后，受到毛泽东的斗争，极不得意。
②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战死高台。徐向前、陈昌浩及李先念在肃州败后，共产国际派人迎至迪化，再转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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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日本所要求的为华北与东北通车（北宁铁路）、通商、通邮、通航（航空联络），长城各口由日本警备，造成中国承认满洲国、以长城为界的事实。九月初，蒋、汪再度决定，绝不承认满洲国割据东北四省，其他次要问题，仍可与日本周旋，并避免刺激日方的行为言论。终以对长城各口日军无可如何，十一月，予以承认。
但日本定欲置中国与满洲国于其领导之下，使华北脱离南京。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美国苏俄复交，一九三四年一月，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为文论远东情势，谓美俄谅解为对日本警告，远东文明前途大半视中国在本世纪之行动如何。二月，莫斯科发表远东特别红军总司令白鲁杰演说词，谓远东如有军事冲突，红军必予以重大打击。同月，英俄商约签字。三月，中国军官考察团到莫斯科，中俄大有军事合作可能（见618页）。德国前国防部长萨克德（H. vonSeeckt）于是年来华，任军事顾问团长，①意大利海空军顾问亦先后而至。于是有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Amau Eiji）的声明，谓日本对中国关系特殊，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乃日本的使命，中国如利用他国势力以排斥日本之任何企图与行动，均必加以排击。各国如对中国采共同行动，纵令为财政或技术援助，日本亦表示反对。最近对中国售卖飞机，建筑机场，教练飞行技术，派遣军事顾问，供给政治借款，日本定必反对。日本驻华盛顿大使复称，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订立任何契约，须先与日本相商，中国购买飞机必须制止。
天羽声明为对中国的警告，亦为对列强的警告，率直的揭示独占中国的野心。
中国的公开反应为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不承认某一国家在任何地方独负维持和平责任。中国有提倡国际合作的义务，无中伤他国及扰乱东亚和平意念。他国对中国苟无野心，对于中国与他国合作、力谋建设及安全之政策，不必过虑。中日间之真正永久和平，须建立于善意与互相谅解之基础上，并应纠正现有之不平事态。数日后，二次声明，中国主权与独立国格，不容任何国家稍予损害，中国与他国关系，不容任何国家稍予干涉。对内努力肃清“匪患”及生产建设，
——————————①关于德国顾问团事，见6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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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致力于国际安全保障，维护国联盟约、九国公约。
英、美、法、德、意、俄舆论对日本纷纷谴责，英国正式照会，声明维护九国公约，不容任何国家破坏，美国亦称中美关系有条约规定，非经合法手续不得修正或废止。任何一国未经关系国同意，不得一意独断而涉及他国的正当权利义务，盼日本尊重美国权益。
蒋中正对天羽声明的反应，为当时未曾发表的两篇演讲，一为四月二十三日在江西抚州对前线将士的讲演，十年后必将日本逐出东北，收复台湾、朝鲜；一为七月二十四日，对庐山军官训练团讲演，必须处处设防，随时随地准备抵抗，但根本方针则为先求国内和平、安定、统一、集中。不久江西军事告一段落，红军虽仍待肃清，但政府处境已大改善。十一月二十七日，蒋对日本记者谈话，主中日以道德、信义为基础，解决纠纷。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汪兆铭在国府纪念周演说，希望日本打开僵局。二十二日，日外相广田对国会演说，中日悬案（通车、通邮）已渐解决，①仍期中国觉悟，共同促进此种倾向。二十九日，蒋接见日本武官铃木美通，三十日，接见有吉明，二月一日，发表谈话，中日须开诚相见，中国应改正反日情绪，日本应改正对华优越态度。同日发表《敌乎？友乎？》盼中、日从大处着想，相互提携。中国应尽力消灭战机，不应听僵局延长，日本要认清事实，知道控制或消灭中国皆不可能。以往中国误于虚骄，今后不计较一时荣辱，只要日本归还东北四省，谋过去悬案的互利解决，彼此可直接谈判。如中、日斗争，结果必将同归于尽。
日本必能明悉窥伺于国民党之后者为何种势力，此种势力之抬头与东亚将生如何之影响。二月十三日，国民政府明令敦睦中日邦交。次日，蒋告日本记者，要打破中日难局，首须恢复两国正常关系。黄郛亦告土肥原，在满洲国问题未解决前，日本应表示不再侵害中国领土及主权。二月二十日，汪兆铭在中央政治会议报告，愿以诚意及和平方法，循正当途径解决中日纠纷。同一天，国际法庭中国法官王宠惠开始与广田及其他日本军政要员会谈，建议促进中日经济提携与互相融和。蒋再与汪兆铭通令，严禁反日。三月
——————————①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北平、沈阳通车，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关内外通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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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广田在国会宣布，将一反以前地方当局交涉的政策，而与中央政府谈判。五日，国民政府重下保护人民自由人权令，也就是不准抵制日货，日方表示满意。五月七日，中日公使升格为大使，此为中日尝试和解的具体表现，亦为唯一成就。
二、加紧分割华北——河北、察哈尔事件
满洲国出现后五个月，一九三二年八月，日本政府制订的今后对华政策，为鼓吹分治，使各省反蒋、亲日。攻夺热河后一个月，一九三三年四月，又决定将中国与满洲国并列，同归日本领导，使华北成为日、俄作战时的缓冲区。塘沽协定所划的非武装地带，为此一计划实行的开始，是后图谋愈急，期消灭中国政府在华北权力。十月，华北部分将领，因日人构煽，倡议联省自保，黄郛详切恳劝，晓以对日、对共难题，事乃解息。十二月，日本内阁再议定对华分治方法，务令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脱离国民政府。一年多来，黄郛以内外煎迫，心力交瘁，日本的侵凌迄无止境，久欲引退。一九三五年一月，关东军又向察哈尔寻衅，黄感难再为力，南去不返，驻平政务委员会名存实亡，日本认为消灭南京在华北权力的时机已至，于是有所谓河北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北平日本使馆武官高桥坦借口最近天津日租界两报社长被人暗杀，与中国官厅有关，①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抗议，并发表谈话，说是此系蒋对日二重外交的铁证。二十一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嗾使日军滋闹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市党部，指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市长张廷谔为暗杀主使人。二十九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高桥面见何应钦，谓两报社长之被暗杀、河北遵化县长之庇护热河义勇军，皆为对日、满的挑战骚乱行为，破坏塘沽协定。又说蒋对日佯示亲善、暗中准备抗日的政策，必须改变，要求罢免于学忠、张廷谔，撤退北平宪兵团、河
——————————①两报社长为《振报》的白逾恒，《国权报>的胡恩溥，均亲日而反国民党，于五月三日被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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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省党部、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蓝衣社，①及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否则即出以断然处置。
截至六月十日，中国一一接受，于学忠部（东北军）一并调离河北，由何应钦口头答覆，即所谓“何梅协定”。高桥迫令书面承诺，南京不许，何离北平南下，终于七月八日照办，从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继驻平政务委员会之后，同归终了，国民政府失去了对河北省的统驭力。继之而来的是察哈尔事件。
塘沽协定签订后，关东军决进图察哈尔，锡林果勒盟副盟长德王（德穆楚克栋普）暗与相通。一九三三年八月，蒙军自热河占领多伦，设察东特别自治区。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政府置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于绥远百灵庙，以德王任秘书长。
一九三五年一月，关东军指察东某地属于热河，强察省主席宋哲元撤回驻军。六月，又借口日本特务人员在张北受阻，提出抗议。南京将宋哲元免职，关东军续向代理察省主席秦德纯压迫。六月二十七日，秦德纯接受了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条件，撤退张家口驻军及国民党党部，解散排日机关，协助日人在内蒙活动，允许不向察省移民。是为“秦土协定”。十二月，蒙军进入察东六县，察哈尔大半沦陷。
德王气焰益张，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成立内蒙军政府于察哈尔嘉卜寺，自称总裁。
三、加紧分割华北——广田三原则、河北自治运动
何应钦离北平后，华北群龙无首，惶惶不安。“秦土协定”签字的第二天，汉奸白坚武纠合中日匪徒三百余人，夺据北平附近丰台的铁甲车，欲一举占有北平，组织所谓“华北国”，被驻军击溃。国民政府仍不放弃改进中日关系的尝试，命驻日大使蒋作宾依下
——————————①一九三二年初，部分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三民主义力行社”，拥蒋反共反日，贺衷寒、桂永清、邓文仪、曾扩情、戴笠及非黄埔军校出身的刘健群为中坚，人称蓝衣社。旋于力行社之下，成立革命青年同志会、革命军人同志会及军事情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