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满清的最后挣扎

一、排汉与集权

经过戊戌变法，加深了自慈禧以下的满人对汉人的仇恨，庚子拳乱又加深了他们对汉人的猜忌。仇恨的是保皇会、革命党，猜忌的是有权势的疆吏。刘坤一公然反对废立，竟敢与朝廷立异，南省的中立虽然为满清保存了半壁江山，同时亦证明督抚确是不听朝廷号令，以致与敌人联通。但时势所迫，对于地位已固的刘坤一、张之洞不得不曲意笼牢，对于名噪一时、实力已具的袁世凯，不得不授以畿辅重任。

袁任直督二年，连遭弹劾，初指他派饷练兵，恣意无厌，有“帝制自为”之嫌。继说他权势过重，为祸乱之源。袁请辞各项兼差未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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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他的为庆亲王奕劻。跟着又有御史直接弹劾奕劻贪黩。在中央与奕勖对抗的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礻+几]，加上兵部尚书铁良，在地方与袁对抗的为两广总督岑春煊。

奕劻、袁世凯认为他们之一再被劾，与瞿鸿[礻+几]、岑春煊有关。一九〇六年，岑被调职，但袁所辖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亦收归陆军部，双方的倾轧正式揭开。第二年，瞿、岑失败，①袁与张之洞均内调为军机大臣，袁主外务部，张管学部，奕劻的权位如故。慈禧显系利用政争夺汉人之权。是后奕劻与袁仍不断被参，并指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直隶总督杨士骧、四川总督陈夔龙为袁的党羽，独不及两江总督端方，大概因为他是旗人。

光绪一生受制于慈禧，潦倒困顿，戊戌后，有如囚犯，愁病交集。一九〇八年八月，虚损益甚。时慈禧亦病。“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大怒日：我不能先尔死。”十一月初，光绪、慈禧病剧，十三日，慈禧命将醇亲王载沣之子，年甫三岁的溥仪在宫中教养，授载沣为摄政王。十四日下午酉刻，光绪卒，年三十八岁，由溥仪继统，载沣监国。第二天下午未刻，慈禧卒，年七十四岁，距光绪之死不过二十小时，有谓光绪为慈禧谋害，有谓为袁世凯毒死。

溥仪的年号为宣统，尊光绪皇后为隆裕皇太后，大政由载沣裁决。十二月，立禁卫军，载沣自行统辖，派贝勒载涛、毓朗为训练大臣。两

——————————①庚子慈禧出亡，岑春煊扈驾有功，历官巡抚、总督，为袁世凯、奕劻所忌。一九〇六年九月，岑左迁云贵总督，不肯赴任。一九〇七年五月，改授邮传部尚书，面劾奕劻，排去奕劻的亲属邮传部侍郎朱宝奎。接着袁的私人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及奕劻之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亦因瞿鸿[礻+几]系御史之劾撤革。时广东多乱，奕劻谓非岑春煊不足镇慑，再出岑为两广总督。慈禧以奕劻不理于众口，意欲去之，密商于瞿鸿[礻+几]，事为外人所闻。瞿曾请赦免康有为、梁启超，奕劻乘机诬以谋翻戊戌旧案，正中慈禧之忌。六月，奕劻、袁世凯使人参瞿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当日瞿被开缺。奕劻辞军机大臣，袁称病乞假，均不许，瞿系言官续劾袁权重势高。岑出都南下，逗留上海，负气不赴广州，袁系言官劾其骄蹇不臣。两江总督端方承袁之命，谓岑与康有为、梁启超交结。八月，岑罢职，九月，袁内召。

朋党之争，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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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后，即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袁世凯开缺，踉跄出京，返归河南彰德。载沣原拟置袁于死，赖张之洞反覆开陈，始获幸免，怕的是北洋新军不稳。据说光绪恨袁入骨，及病将不起，自言“十年困辱，均由袁世凯致之”。隆裕太后与光绪有夫妇之谊，与载沣有手足之情，亲贵载泽（妻与隆裕为姊妹）、载涛、载洵、毓朗、善耆、铁良辈久欲去袁，保皇党又暗事运用。慈禧死后，梁启超致书载沣，并与康有为通电，谓：“两宫祸变，袁世凯实为罪魁，乞诛贼臣。”谣传袁已被处死。经过四十多天的酝酿，袁终遭放逐。不久徐世昌、唐绍仪内召，袁的心腹民政部侍郎赵秉钧休致。

康、梁派对于袁的罢斥自然大快，深佩“监国英断”。梁函善耆，请再明正袁的罪状，宣布朝廷励精图治与民更始之意，革命党人亦将归心。他所殷期的为赦免政治犯与开放党禁。载泽竭力阻挠，隆裕亦云光绪晚年的不幸为康、梁造成。皇族亲贵所不忘的是如何集权于满人，尤要掌握军权。设立禁卫军后，一九〇九年七月，宣布皇帝自为海陆军大元帅，由摄政王代理，派毓朗、载涛管理军谘处，①载洵、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擢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排汉最力的良弼为禁卫军第一协统领官。一九〇九年九月，命陆军部尚书荫昌兼近畿陆军六镇训练大臣，十二月，设海军部，以载洵为大臣。于是陆海军悉归载涛、载洵兄弟主管。

军机处仍是行政中枢，过去的大臣大都六人，满、汉各半。袁世凯罢，接替的为那桐。一九〇九年九月，张之洞卒，汉大臣的地位愈轻。一九一〇年七月，鹿传霖卒，军机大臣仅有奕劻、那桐、毓朗、徐世昌四人。徐为唯一的汉人。一九一〇年，奕劻又为御史所劾，上谕谓“亲贵重臣，不得任意诋诬”，原参的御史落职，激起都察院全体公愤，联名抗争无效。

二、立宪派的请愿

预备立宪公会、宪政公会成立不久，湖北宪政筹备会、广东自治

——————————①即参谋本部，一九一一年改名军谘府，仍以载涛、毓朗为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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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贵州宪政预备会，相继出现，其他类似的社团，不下数十，虽然被禁，仍暗中活动。一九〇九年十月，各省谘议局成立，议员多为科第或留日学生出身，及曾任官吏的士绅，立宪派声势大增，上海、北京及各大都市均有他们的宣传机关。在张謇策动之下遂有谘议局的三次请愿。张謇颇有时誉，重要督抚多和他相识。他任江苏谘议局议长后，邀请十六省谘议局代表会于上海，组织谘议局请愿联合会，要求速开国会，由直隶孙洪伊领衔。请愿团于一九一〇年一月到京，上书之外，遍谒王公大臣，请于一年内召开国会。所得的答覆是国民知识不齐，俟九年预备完全，国民教育普及，再定期召开。代表不满，准备扩大组织，再度请愿，先后成立“请愿即开国会同志会”、“国会速开期成会”。六月，第二次请愿，除了谘议局外，有各省商会、教育会、政治会社、旗籍绅民及华侨代表，表示速开国会是国民的公意。

清廷的答覆如旧。请愿代表定于明年二月，作第三次请愿。时日、俄第二次协定及密约成立，英国抗议中国派兵入藏，日、韩订立合邦条约，大局愈为危急，请愿代表决提前于一九一〇年八月在北京集会。

第三次请愿，不仅要求速开国会，并要求组织责任内阁，参与的代表较第二次更为广泛，各省督、抚亦预通声气，北京、天津、保定及奉天、四川等省学生罢课响应。十月，十六省督、抚联名电请组织内阁，明年开设国会。同月，资政院开幕，议员二百名，钦选、民选各一半，不仅民选议员支持请愿代表的主张，钦选议员亦多赞同。“各省督抚连翩电奏，力争于外，资政院全体之通过，主持于中，王大臣为之震悚，始翻然改图。”十一月四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之期，缩短为六年，一九一三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重加厘订，预行组织内阁，编订宪法，各省代表应即日散归。除江、浙的代表外均甚失望，湖南谭延闿、湖北汤化龙、四川蒲殿俊及孙洪伊等，最称激昂，舆论指斥朝廷“蔑视代表，直为蔑视四万万人”，“革命党益得利用时机，相为鼓煽，……镇覆政府”。请愿代表留京不去，诽议朝政，抨诋亲贵。十二月十八日，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奉职无状，应迅行组织内阁。摄政王援据钦定宪法大纲不许。资政院二次弹劾，摄政王置之不理，迁怨于请愿代表。

二十四日命先将东三省代表押送回籍，他省由督抚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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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如有违抗，查拿严办。一九一一年一月，将号召各省罢学，要求速开国会的全国学界同志会会长温世霖遣戍新疆。

请愿不准，立宪派已无可再忍。高压政策，有如火上加油，密议相机反抗，遇有可以发难之事，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他们的公开报告亦说国势危殆，外有列强环伺，内则昏耄老臣把持（指奕劻），将有亡国之祸，今后“非一请愿书可以力争，又非复少数人奔走呼吁可以得请求也，惟诸父老实利图之”，暗示和平要求绝望，惟有别采有效途径。梁启超在三次请愿之前，已说“现今之政治组织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一九一六）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现在更为愤懑，谓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一九一三）

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

一九一一年初，外有日、俄对锦瑷铁路的抗议，俄又借口陆路通商问题提出无理要求，缅甸英军强占滇边片马，汉口英租界巡捕枪杀华人；内有广州将军被刺。

四月，广州革命党的起义，更使满清当局胆悸（见381页）。五月八日，颁布内阁官制，设立责任内阁，裁撤旧内阁、军机处，以示履行上年十一月四日的诺言。新内阁总理大臣一人，协理二人，各部大臣十人，计汉人四名，满人八名，蒙古一名，满人中皇族又占五名，人称为皇族内阁。①奕劻声名狼籍，余或昏庸无知，或为纨绔少年，摄政王优柔而寡器识，不到半年清的政权即告瓦解。

三、愈挫愈坚的革命军

一九〇七至一九〇八年，革命党至少八次起兵，虽均告失败，然“前仆后继，意气弥厉”，“经一次失败，多一次进步”。检讨过去的得失，不再作无把握而不足制满清死命的零星军事行动。加之官方搜捕

①汉人为协理徐世昌、外务部梁敦彦、学部唐景崇、邮传部盛宣怀，蒙古为理藩部寿耆，满人为总理奕劻、协理那桐、民政部善耆、度支部载泽、陆军部荫昌、海军部载洵、司法部绍昌、农工商部溥伦，皇族为奕劻、善耆、载泽、载洵、溥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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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严，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生活艰难，一部为立宪运动所迷惑，日本、香港、越南不准孙中山居留。光复会的章炳麟、陶成章复对他不谅，力事诋毁，引起同盟会的内讧，所以一九〇九年革命气氛至为消沉。梁启超曾欣喜地说：“数年前革命之说遍天下，自预备立宪之诏既颁，乃如汤沃雪。夫一诏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则民气不期靖而自靖。”汪兆铭于愤激之余，认为非再有激烈之举，不足以毁败伪立宪，昭雪对党人的诬诟，振起消沉的人心，决从事暗杀，选择的对象为足以轰动内外的监国摄政王载沣，使国人知道立宪，绝不能弭革命风潮。一九一〇年四月，汪以事泄被捕，清廷恐与革命党结不解之仇，处以永久监禁，心理上已为革命党所慑伏。

一九〇九年春，孙中山以不为暹罗、新加坡所容，前赴美国筹款。黄兴、胡汉民留香港，主持国内计划。清季之派遣留学生和广兴学堂是为改进军事、政治、教育，巩固权力；编练新军是为“防家贼，非为御侮”，结果不少学生与新军同情革命，参加革命。同盟会与新军早有关系，新军第一次采取行动为熊成基在安庆的举事。赵声、倪映典在江南被撤差后，南来广州，与黄兴积极联络新军，一九一〇年二月十二日发动，当天失败，倪映典以下死者百余人。经年的经营，又付东流。

孙中山在美得败耗，赶往槟榔屿，约黄、赵、胡来会，决再向华侨募款，卷土重来。①全盘计划仍为攻夺广州，得手后，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武汉，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因为黄在湘、鄂，赵在江南各有潜在力量。②

——————————①一八九五年之役，除檀香山及香港华侨捐助万余元外，余为孙所自筹。一九〇七及一九〇八年各役共费约二十万元，多为南洋华侨及浙江张人杰所出，此次约募得十九万元。

②武汉、长沙方面的主持人为宋教仁、居正、孙武、谭人凤、焦达峰，上海方面为陈其美。此外，一九〇六至一九一〇年有不少与同盟会有关的地方性革命团体出现，如陕西的“同盟堂”，贵州的“科学会”、“自治学社”，安徽的“信义会”，湘、鄂尤多。广西、四川、云南、直隶、江苏、浙江、福建、东北的革命党人均在联络新军、学生、会党。一九一〇年，长江各省民变及两广、川、黔、滇、闽叛乱蜂起，形势确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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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以南洋各地不能久留，再赴欧、美，由黄兴等于香港设统筹部，广州亦分置机关，青年妇女参加者不少。担任发难的“选锋”数百，大都为来自各省及海外青年，以广东、福建籍居多，四川、广西、安徽、江苏次之，有学生、教员、新闻记者、军人、工人、农人、商人，均抱必死决心。林觉民、方声洞的遗书，尤为悲壮悱恻，一字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