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革命与立完的对峙

一、爱国排满潮的高涨

甲午战败，中国的变政运动正式揭开，孙中山的反满革命起义自是开始，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活动自是转急。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清议报》，丑诋慈禧，颂扬光绪。稍后读日人编译西书，又时与孙中山往还。孙与畅谈革命，始知“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转而大声疾呼“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所谓破坏，就是排满革命，伸张民权自由，尤强调民族主义，斥满清“逆党”，呼清廷为“伪政府”，言论与前判若两人，激烈不下于革命党。

《清议报》停刊后，一九〇二年二月，梁再创《新民丛报》，于民族、民权主义宣扬愈力，谓中国之亡于异族，在乏国家思想。要救中国必须彻底摧毁专制政体，革命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同年又创办《新小说报》，专鼓吹革命，自言“感情之昂，以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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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

《清议报》每期销行数千册，《新民丛报》至万余册，在清廷严禁之下，仍风行海内外，虽由于梁的笔端富于感情，最大的原因是他能言人之所欲言，适合人心的需要。黄遵宪谓其论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矣。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梁）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严复亦称“为亚洲二十世纪运会之先声”。

一九〇〇年前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约为一百余人，大都志趣不凡，组织“励志会”，发行《译书汇编》，介绍西方革命思想与历史。一九〇一年，倡言革命排满的《国民报》及“广东独立协会”，均得孙中山的支持。以后学生人数激增，一九〇二年又创刊《游学译编》，宣扬民族主义与军国民教育，成立留学生会馆，参加者以各省独立代表自命。四月，章炳麟（一八六九至一九三六）在东京举行“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纪念明朝之亡，到者百人。七月，举人吴敬恒（一八六五至一九五三）愤驻日公使蔡钧拒不保送自费生入日本陆军学校，至使馆抗争，被日警押解出境，不少学生自行退学返国。一九〇三年，东京留学生千余人新年团拜，演说反满复汉，全场激动。各省学生同乡会分别创刊《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新湖南》等。湘籍学生陈天华（一八七五至一九〇五）

著《猛回头》、《警世钟》（一九〇四），明言惟有革命独立，推翻满清，中国方能得救。

国内的革命潮以上海为汹涌，中心人物亦多为留日学生。一九〇一年，曾参与唐才常召开的“国会”之戢翼翚发行《大陆月刊》，宣传排满。一九〇二年，翰林出身的蔡元培（一八六八至一九四〇）及章炳麟、黄宗仰组织“中国教育会”，助南洋公学学生成立“爱国学社”，发行《学生世界》，高谈革命。一九〇三年自日本归来的四川青年邹容（一八八五至一九〇五），刊行《革命军》，与陈天华的《猛回头》同为激烈而浅直的宣传小册。《苏报》为一同情革命的刊物，五六月间，屡载《革命军序》、《读革命军》、《介绍革命军》及章炳麟的排满文章，斥光绪为无知小丑。租界工部局应清方要求，拘捕章、邹，封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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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日报》、《荡虏丛书》、《自由血》、《女界钟》、《女子世界》等。

一九〇三年，黄兴（一八七四至一九一六）、陈天华、宋教仁在湖南成立“华兴会”，蔡元培、徐锡麟、龚宝铨、陶成章成立“光复会”，加入者多为青年及会党。一九〇四年湖北学生及青年军人刘贞一（敬庵）等成立“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相通。是年华兴会计划在湖南举事，属于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的湖北、浙江学生五百余人，哥老会数万人，准备响应，以事泄失败。一九〇五年湖北青年王汉谋剌在长江各省搜括的钦差铁良于彰德，安徽青年吴樾谋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于北京，均不成身殉。

革命的目的，不只是对内要推翻清朝的统治，对外亦要抵抗侵略。后者可说是前者之因。清朝腐败，无力卫护国家主权、人民利益，列强暴戾，欺凌有加无已，惟有奋起自救。知识分子固有此觉悟，不少人民亦具同感。辛丑条约甫经签订。一九〇一年十一月，直隶南部即有抗拒摊派教案赔款之事，声言“扫清灭洋”，延及山东、河南，历时半载。继之为四川、湖南的暴动，张揭“灭清、剿洋、兴汉”及“大汉灭洋军”旗帜。一九〇二至一九〇五年，广西会党大起，势力几遍全省，谋与兴中会联络。两广总督岑春煊两度督师，征调及于五省，其严重可知。

近数年来，俄军最为不义，东北俄军不撤，愈增国人敌忾。一九〇二年，上海爱国之士发刊《俄事警闻》，以警惕国人。②陈天华呼吁各界合力杀退侵犯中国洋兵、改条约、复政权，使中国完全独立。黄兴领导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派代表回国请愿，北京、湖北学生纷起以应。同年，广西旅沪绅商愤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主借越南法兵平乱，联合各省人士举行拒法大会。翌年，安徽青年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于上海，被捕后自言“求仁得仁。我得其所矣”。同年，云南周云祥组织“保滇会”，反对法人修造铁路，众至万余。一九〇五年，上海商

——————————①章被判监三年，邹二年。一九〇五年四月，邹死于狱。

②一九〇四年改名《警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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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因租界巡捕擅拘华妇，会审公堂审理不公，一度罢市。陈天华愤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投海而死，留下悲壮的绝命书，中国留学生全体罢课。至于为华工被歧视而引起反美运动。更是轰动一时。

华工大批赴美，始于一八四九年。六十年代，美国为开发中西部，修筑铁路需要勤劳而工廉的华人甚切，不久增至十余万，竟招致美人的敌视，迫害事件达二百六十余次。一八八二年美国制定限制华工案。一八八五年怀俄明（Wyoming）州、加州对华工肆行抢掠烧杀，死者数十人。一八九四年中美订立“限禁华工条约”，以十年为期。期满（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中国宣布禁约终止，美国不理。一九〇五年五月，上海绅商反对与美再订禁工新约，要求美国于两个月内改良排华案，公平待遇华侨，否则抵制报复，不用美货，不用美船，不任美商买办、通事，不为美人工作，不入美国学堂读书。首起响应的为利害关系特深的广东、福建商人，上海各帮业、各社团、各学校及妇女代表一千四百余人，一再集会，认为华侨遭受苛待为奇耻大辱，应效法日本的抗俄精神。自七月十八日起，各地实行对美抵制，南至杭州、宁波、福州、厦门、广州，西至苏州、镇江、东京、安庆、汉口、长沙、重庆，北至济南、青岛、烟台、牛庄、开封、郑州、天津、北京，包括全国各大都市的商、工、学生、妇女以及海外华侨。美国屡次抗议，加派军舰，欧洲国家诬为类似庚子前夕的排外。经清廷及地方官开导禁止，一年余后，方告止息。美国的对华贸易因此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中国的工业生产量为之提高，厂、矿投资均增加二倍，证明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心。此后抵制外货成了和平反抗外力压迫的一种工具。

收回主权运动是爱国心的另一表现。一八九八年以来，中国的铁路、矿产，几尽入外人掌握，尤其是铁路；不论已成未成，均应收回。一九〇〇年，中国与合兴公司所订粤汉铁路条约，言明借款不得转让（见283页）。第二年合兴公司股票大半售与比国，实为法国所得。法与俄为一体，中国南北交通将受法、俄宰制。一九〇四年，张之洞以美方违约，要求原约作废。湖南、广东、湖北绅民争之最力，海内外舆论一致声援，留日学生组织湘粤鄂三省铁路联合会，留美的学生王宠惠等复引证法理，指出美政府无权干预。美政府鉴于三省民气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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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和当时的排抵美货运动，原约终于一九〇五年作废，从此不仅展开了全国收回路权运动，并要收回矿权。

各国在华所营矿产，遍及于黄河、长江各省及西南、东北。一九〇三年起，各省渐行自办。一九〇四年开始要求收回矿权，谓矿为民命昕系，如采矿之柄非中国所操，资本非中国所出，一有意外，各国必实行其保护政策。中国人民必须自奋，而且可以自奋，日本对俄即为其例。一九〇五年，浙江、福建等省已有收回之事，山西收回英国福公司的矿权运动同时转烈，士绅与山西大学及其他文武学堂学生一致表示此事为“身家性命之关键，种族存亡之枢机”。留日山西、河南、陕西学生之激昂亦不稍让。一九〇六年，李培仁为此蹈海而死。

在排满爱国情绪高涨而普遍、青年不惜牺牲性命的情况下，革命的总领导机构乃应运而生。

二、革命力量的团结——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一九〇〇年前后，保皇会的声势颇壮，梁启超不只夺去了兴中会发祥地的檀香山（见331页），且称雄论坛，大有不可一世之势，原因是他亦高唱革命。在日本及上海的青年，他们的爱国热情固受到梁的影响，但对于首倡革命的孙中山更为钦佩。孙自云，一八九五年初次革命失败，“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不少留日学生自动和他接触。檀香山早有他组织的兵学会，一九〇三年又于东京设军事学校，誓词中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增入“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俱涵在内。

在此一立场之下，兴中会加紧宣传，划清革命、保皇的观念，以免鱼目混珠。是年秋，孙再莅檀香山，为文演说，驳斥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即革命”之说，谓革命、保皇为绝对两途，汉、满决不相容，洪门（天地会）更应大倡革命，汉族方有前途。

他争取的主要对象为华侨中的会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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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别强调反清，他自己亦加入洪门致公堂。一九〇四年春，抵旧金山，为华侨重订致公堂章程，使符合革命宗旨。复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以告欧、美人士，说明满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中国人民从不仇外，中国能革新进步，世界将共享和平。

一九〇三年有一批排满的鄂、湘学生被派往欧洲。一九〇五年春，孙中山应他们的邀请，先后到北京、柏林、巴黎，其中七十余人愿参加革命。东京留学生虽“思想无系统，行动无组织”，而排满的情绪，则如火如荼，曾在国内起义不成的黄兴、宋教仁、张继等尤殷望孙中山领导。是年七月，孙返东京，受到盛大欢迎。

他说中国不必怕各国瓜分，但怕自己不团结，如各省自号召起义，演成纷争之局，各国将乘而干涉，中国必亡，所以总以互相联络为第一义。于是商组“中国同盟会”，八月二十日举行成立会，推孙为总理，加盟者三百余人，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稍后的日知会的会员。兴中会时期，会员以粤籍为主，同盟会则兼有全国人士，以粤、湘、鄂、川籍为多，次为皖、晋、鲁、桂、苏、闽、冀、滇诸省。

一九〇六年同盟会订定革命方略、军政府组织，及中华民国国号。在军政府宣言中，申明今日革命与前代不同，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外，尚须改变国体为民主，“其一贯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将来治国的大本（政纲），一为倾覆满洲政府，宽容满洲、汉军人等；二为恢复中华，光复“民族的国家”，归还汉人的政权；三为建立民国，由平民革命建立国民政府，国民享有参政权，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四为平均地权，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地价，归于国家，由国民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使家给人足，无一人不获其所。措施程序分为三期：第一期三年为军法之治，破敌之后，军政府总摄地方行政，扫除一切政治社会积弊。第二期六年为约法之治，将地方自治权归之人民，军政府及人民之权利义务，由约法规定。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军政府解除军事行政权，组织国会，政事依宪法行之。

同盟会的成立是革命的新纪元，各不相属的革命团体由此统一，青年的力量意志由此集中，为同一目标而奋斗。政纲中的排满及建立民族的国家，为共同要求；推翻专制，国民平等及建立“社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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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具鼓舞之力。孙中山成了爱国革命者公认领袖，不及一年，会员达一万余人，“学界、工界、商界、军人、会党无不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各致其力”，“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孙“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

兴中会时代，革命党在香港、檀香山、旧金山，各有报刊，但影响力不算太大。

同盟会成立之后，以《民报》（月刊）为机关报。第一期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出版，孙自撰发刊词，正式揭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今后建国的基本原则。他先就西方的历史，阐明三者递嬗演进的必然性，始为民族主义，继为民权主义，二十世纪则为民生主义擅场的时代。中国遭异族的摧残，外国的侵逼，及千年专制之毒，所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应立即实行。这时的民族主义已非单纯的排满，已兼及对外，不过尚带有妥协性，如承认已有条约，意在减少阻力。经济问题亦须及早解决，所以同时又须实行民生主义。欧美人民已困，社会革命为时不远，中国为弭其祸害于未萌，须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一次完成。留日学生新创刊的杂志，有《云南》、《四川》、《洞庭波》、《河南》、《夏声》、《晋声》等十余种，专书一百余种；国内出版的书报亦不在少数，抨击满清，鼓吹爱国革命，反抗列强侵略。

三、革命思想战的胜利

一八九九年以后的四年，为梁启超执言论界牛耳的时代，影响之巨，莫可与京。

一九〇三年，梁的思想又起转变。是年二月，梁游美洲，仍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舍革命外无别法”。不数月，忽然说“不敢复倡革义”。十一月，刊登启事，谓不仅不谈排满、革命，共和亦要排斥。据他事后解释，是见于学生因革命思想传播而常闹风潮，不欲青年为破坏之说所误；二是自由平等之说流弊无穷，秩序一破，苦于收拾；三是国家人民艰窘皆达极点，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

在美国的见闻，对他亦有影响，选举竞争不择手段，当选者多属庸材，深叹共和政体之不如君主立宪。他的富于感情的“流质”性格可能关系最大，“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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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前后矛盾”。因为“随感情而发”，遂与革命党彻底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