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动后的新政

一、强颜变法

慈禧扼杀了戊戌变法，造成了一场几乎使国家毁灭的滔天大祸。等到洋兵进入北京，仓皇出奔，有同丧家之犬，知道今后她的命运系于外人的喜怒，迭下罪己诏、保荐人才诏，最后竟亦宣布变法，动机实为对外献媚。拥护慈禧政权的张之洞曾说：“变法则事事开通，各国商务必然日加旺盛。”“非变西法不能化中国仇视外国之见，不能化各国

--349--

仇视朝廷之见。”新授军机大臣鹿传霖与张为郎舅，当权的荣禄亦想借变法表示开明，慈禧终觉由她来宣布变法不好启齿。有人说：“变法自变法，康有为谋逆自谋逆。”她认为颇可解嘲，于是有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一日命内外大臣督抚条陈改革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兵政的上谕。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再以光绪的名义，正式颁布变法诏，首谓：世无一成不变的治法，“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这是表示振作，取法洋人。次谓：“康逆（有为）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皇太后何尝不想更新，朕何尝概行除旧？……今者恭承慈命，一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

这是为慈禧洗刷戊戌政变罪名，表示她亦非顽固者。又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居上宽，临下简，言必行，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这是检讨中法之弊与为政之原则。最后是征询各方的具体意见。

上谕提示的变法的主旨，与张之洞的《劝学篇》如出一辙。戊戌变法是康有为与光绪的合作，康为推动人，这次是张之洞与慈禧的合作，张为推动人。七月间，张与刘坤一连上变法三折，稿出张手。第一折重在兴学育才，包括设文武学堂，改文科，停武科，奖游学。第二折论整顿中法，列举治、富、强三原则，及办法十二端。第三折论采行西法，凡十三端，如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译书。

一九〇一年四月，添置督办政务处，主持者为荣禄，辅佐者有鹿传霖及稍后加入的瞿鸿玑，列名的有奕劻、李鸿章、昆冈、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及袁世凯。

李卒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刘卒于一九〇二年十月，荣禄卒于一九〇三年四月。继荣禄的奕劻，根本不知变法为何事。督抚中的柱石为袁、张，张年将七旬，而袁四十余，春秋方盛，取代了甲午前李鸿章的地位。

--350--

见于文字的变法上谕大抵与戊戌年相似，不过非集中颁布，而系于数年内为之。

涉及的事项，也与戊戌年无大出入，仅新机构的添置较多。四十年来，总署统司一切洋务新政，职位淆杂而少专官，一九〇一年七月，因各国要求，改为外务部。主动设立的为一九〇三年九月的商部，一九〇五年十月的巡警部，十二月的学部及练兵处。其他部、处，以后随时说明。裁撤的衙署，中央有詹事府、通政司，地方有河东河道总督、湖北、云南巡抚、广东漕运总督。

督办政务处设置之初，颁布了一些支离的纸上兴革。如一九〇二年准满、汉通婚，劝汉人妇女除缠足积习。过了两年，规定陆军官制得兼用汉人，旗民一律用新刑章，满籍御史一体考试。一九〇五年命议订划除满汉成见办法，这是有鉴于革命排满空气弥漫，准备立宪时所采取的抚绥政策，但均无实际。张之洞失望地说：“京朝门户已成，废弛如故，蒙蔽如故，秀才派如故，穷益加穷，弱益加弱，……

饷竭债重，民愈怒。”

比较可观的新政，一为北洋警察。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多于所管区置“安民所”，日本招华人为巡捕，以维持治安，修缮街道。日后清延袭用其法，设京师工巡总局。袁世凯亦于天津、保定举办警察，主其事者为赵秉钧。一九〇二年诏命各省仿行，结果是为善不足，扰民有余。

二为禁烟，光绪年间，每年进口鸦片多达十余万担，内地所产倍之，最多时为四十万担。乡村嗜食者十之六，城市十之九，吏役兵丁几乎无人不吸。一九〇六年九月，诏定十年禁绝。继与英国协议，自一九〇八年起，英国允将印度输入鸦片，每年递减十之一，但必须中国禁绝自种。一九〇九年二月，由美总统塔夫脱（W. H.Taft）建议，在上海举行万国禁烟会议，对于中国禁烟成就，颇致赞许。至民国初年，除僻遗地区外，几无种者。其后军阀横行，视鸦片为利薮，私种及洋商偷运进口之风又起。

领事裁判权，因各国借口中国司法不良，不肯放弃。一九〇二年三月，命出使大臣查取各国律例，责成袁世凯、张之洞，保荐专家，以备开馆编纂。五月，派沈家本、伍廷芳主持，开始修订。沈谙于中律，

--351--

伍曾习西律。是年中英及次年中美、中日商约均订明各国允协助中国整顿律例，俟一切臻于妥善，愿将领事裁判权取消。一九〇五年四月，宣布删除凌迟、枭首、戮尸，死刑至斩决止，并禁止刑讯拖累，变通笞杖办法，清查监狱、羁所。新式审判厅于一九〇七年初设于东三省，并先于直隶、江苏、湖北试行，司法与行政逐步分离。

二、袁世凯与北洋新军

中国陆军之用洋枪、练洋操约已三十年，然徒有其表，旧习不改。

甲午战起，一败涂地。于是有赶练新军之议。一八九五年一月，首命长芦盐政胡炳棻督练五千人，号曰“定武军”，复将以能战知名的聂士成部改为“武毅军”，均驻天津附近。同年，张之洞刨“自强军”及陆师学堂于江苏，次年立“护军营”

及武备学堂于湖北，均以德人为教习。袁世凯深痛旧有各军之腐窳，上书当道，纵论整顿军伍的必要，主亟检名将，优以事权，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酌改革。定武军成军将一年，效果不著，政府即将此项任务付诸袁世凯，定武军及新募的二千余人，悉归督练，名日“新建陆军”，诸事模仿德国、日本规制，以翰林徐世昌任督练处参谋，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分任步兵、炮兵、工程兵学堂总办兼统带，曹锟、李纯等任队官，此外有来自防勇的张勋、倪嗣冲等，洋教习以德人为多。李鸿章时代，武备学堂毕业生平时只任训练，战时则官弁调度，袁将训练与指挥的权责合一，统兵者与练兵者为一人，此为新军与淮军最大不同处。袁本人亦无间寒暑，躬亲考校。戊戌政变后，全军增至一万人，英国议员贝思福参观后，印象至佳，于袁称道不置。不久改编为“武卫右军”。拳乱时期，武卫军悉归消灭，右军以调往山东，不仅独获保全，并增编二十营，兵力扩大至二万人，自强军亦归袁训练节制。

辛丑和约定后，诏命扩充北洋、湖北武备学堂与袁的随营学堂，裁汰绿营（练军）、防勇（湘淮勇营），精选若干营分编为常备、后备军及巡警营（宪兵）。常备军每镇万余人，因尚未施行征兵，仍为招募而成。一九〇二年，袁创设军政司，所部改称常备军，置兵备、参谋、教练三处，由王世珍、段祺瑞、冯国璋主持，先编练两镇。诏命北方的

--352--

河南、山东、山西，及南方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各省，选派将弁分赴北洋、湖北学习，学成后回本省管带新军，每年由北洋、湖北派员校阅。张之洞为书生，兴居无节，不谙军旅，但能纸上空谈。袁世凯久历戎行，深知他之能有今日，由于他拥有一支精练的部队。北洋为国防要冲，中枢复以大力支持，结果张无所成，袁一枝独秀。

一九〇三年，袁兼办京旗练兵事宜，铁良为会办。中央设练兵处，各省设督练公所。奕劻任练兵处总理，袁为会办，铁良为襄办，徐世昌任提调，刘永庆、段祺瑞、王世珍长军政、军令、军学三司。一九〇四年北洋三镇成军，其中一镇为京旗。

每镇步兵两协（每协两标，即团），骑兵、炮兵各一标，工程兵、辎重兵各一营，计官兵共约一万二千五百人。一九〇五年，定各省新军均名陆军。九月，北洋陆军于直隶河间秋操，一九〇六年又于河南彰德举行。北洋陆军外，尚有湖北陆军参加，两次均由袁与铁良任阅操大臣。此时北洋已有六镇，湖北一镇，江苏一镇。十一月，陆军部成立，铁良任尚书，北洋六镇中的四镇改归陆军部统辖。一九〇七年，设军谘处，冯国璋为正使，八月陆军部定分省限年编练全国陆军计划，近畿四镇，四川三镇，直隶、江苏、湖北、广东、云南、甘肃各二镇，其余诸省及江北、热河各一镇，大抵系依各地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与财力为准。截至一九一一年，全国新军计十六镇，十六混成协（旅），训练装备以北洋六镇为精，分驻直隶、山东、东北。

袁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虽不及李鸿章之久，而实力过之。

关于军事教育，除随营学堂外，一九〇二年，袁又开办保定行营将弁学堂，一九〇三年开办武备小学、陆军速成学堂。一九〇六年，改陆军速成学堂为保定军官学堂，为最高教育机构。各省亦分设武备学堂、讲武堂、陆军速成学堂、预备学堂及小学，北京清河、江苏南京、湖北武昌、陕西西安设有陆军中学。前往日本学习军事者亦复不少，一八九八年已有二十八名，为湖北、浙江所派，次年南北洋各派二十名，浙江八名。一九〇二年，北洋派五十五名，练兵处派一百二十余名。自费生以湖南、浙江为多。所有学生，大都先入东京成城或振武学校，再进士官学校。

截至一九一〇年，毕业于士官学校者，共六百七十余名，

--353--

清末及民国初年的重要将领，除北洋武备学堂、保定军官学堂出身者外，余多受过日本军事教育，参加革命者，颇不乏人。

三、张之洞与新教育

以往政府设置的学堂为数无多，性质亦隘，仅限于外国语文、技艺、军事。近年大员中最热心兴学的为张之洞，特别是在湖广总督任内，设立两湖书院，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六门。又立自强学堂（一八九三），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中日战后，奏请广开学堂，创储才学堂于南京，分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门。继立农务、工艺学堂于湖北，各府均设学堂。盛宣怀亦于一八九五年设天津中西学堂分头、二等，头等相当于大学，二等相当于中学。次年设南洋公学于上海，分上、中、外三院，相当于大、中、小学。

刘坤一、张之洞的变法奏折中的第一折，即论兴学育才，分设学堂、改科举、停武科、奖游学四事。一九〇一年八月，诏命自次年起，乡试、会试等均试策论，不用八股程式，并停武科。九月，改各省书院为学堂，省城及府、州、县分设大学、中学、小学及蒙养学堂。凡由学堂毕业考试合格者，给予贡生、举人、进士。张之洞首设湖北学务处，次年袁世凯设直隶学校司，以前贵州学政严修为北洋学务总办。

小学、中学、师范、法政、工业学堂先后具备。湖北自强学堂改为普通中学堂，两湖书院改为大学堂（后改为高等学堂），另有师范学堂，及为生员、官员及官员子弟而设的学堂。一九〇二年诏颁行学堂章程。翌年张之洞、袁世凯以科举为发展学堂的障碍，奏请递减科举。即派张之洞与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将学堂章程厘定，大致取法于日本。一九〇四年一月颁布，置学务大臣，各省置学务处，两年后，将乡试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俟学堂办齐，有了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停止。

日俄战后，革命立宪风潮猛涨，袁世凯、张之洞及两江、两广总督周馥、岑春煊等以情形危迫更甚，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群将刮目相看，既可收有用才俊，亦可戢不虞诡谋。一九〇五年九月二日，上谕宣布自明年始，乡试、会试、科考一律停止，较康有为的主张更为

--354--

彻底。而其所以断然出此，最大动机仍在假利禄以笼络知识分子。又三月，学部成立，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忠君、尊孔是为卫护治统、道统，即中学为体；尚公、尚武、尚实是为救私、救弱、救虚，即西学为用。高等教育归学部直辖，中等以下的学堂归各省新设的提学使。各县设劝学所，大都为侍郎严修的规划。官办、公办之外，私人兴学先已蔚为风气，以江苏、湖南为盛。一八九八年，严修已在天津设立私学，延北洋水师学堂出身的张伯苓（寿春）主持。一九〇四年改为中学，一九一一年定名南开中学；后为南开大学，此为一九一九年之事。

戊戌政变后，京师大学堂幸获保存，拳乱时闭，一九〇二年恢复，设预备科及速成科。预备科分政科、艺科，速成科分仕学馆、师范馆，另有由同文馆改组的译学馆。学生来自各省高等学堂及保送的生员、监生、贡生、举人。天津中西学堂于一九〇三年改名北洋大学，美人丁立（Chores D. Tenneg）任校长。上海南洋公学上院（大学），由美人福开森（John D. Ferguson）任监院。山西大学成立于一九〇二年，将李提摩太所办的中西学堂并入，名曰西学斋，英人敦崇礼（MairDuncan）任总教习。各省城设立的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备科。又有专门学堂，以法政优级师范为多，一因预备立宪，一因兴办中学，需要法政人才及师资。法政学堂对于立宪运动有其影响，优级师范以一九〇三年张之洞所创的南京两江师范为著。一九〇九年左右，京师大学堂学生约七、八百人，预备科速成科毕业生约一百余人，其他各大学本科毕业生亦约一百余人。就西学造诣论，不及教会大学，如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于一八七九）。全国高等学堂学生约四千余，专门学堂学生约二万余人，普通中学堂学生约四万余人，实业师范学堂学生亦约四万余人，小学生约一百五十余万人。四川、直隶居首，次为江苏、湖北、湖南。

四年之前全国各级学生约仅十万人，就增加的比例而论，不谓不大。但师资、设备均极缺乏，合格的学生亦为问题，而以大学、高等、专门及中等学堂为甚。一九〇八年学部曾谓各省城大都注重高等学堂，而中学或犹未备；府城注重中学，而小学仅有数区；州县设高等小学

--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