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不安与义和团的发展

一、民生经济的凋敝

南京条约订立后，进口货第一为鸦片，第二为纱布，以其物美价廉，土纱、土布不能与之竞争。沿海一带首先受到打击。一八六〇年起，中国全部开放，进口激增。鸦片因中国内地栽植日多，进口渐减，纱布跃居第一位。九十年代纱布在每年进口的总值二万七千万两中约占一万万两，较六十年代增加了八十余倍。土纱、土布的生产锐退，不能自给，须以现金购买洋纱、洋布。现金大都为出售粮食所得，而粮食又常不敷自食，尤以贫苦的华北为然。①茶、丝原为出口大宗，八十年代以后，茶以印度、日本的竞争，出口开始下跌，九十年代末由占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五十四降至百分之十八。丝的出口，亦在减少之中。

甲午战前外人已在各口岸设立工厂，战后正式取得此项权利，包括船舶修造、纺纱、自来水、电气、制茶、缫丝、制糖、打蛋、榨油、卷烟、造纸、制药等，以船舶修造业为大。最大轮船公司为怡和与太古，九十年代共有轮船五十余艘，招商局有二十六艘，往来沿海长江。海运完全取代了河运，运河两岸城镇随之萧条。依漕运为生者，大都失业，长江流域的船户、水手、工人，同样受到影响。最早通车的铁路，如津榆线、津通线、芦汉线北段，均在华北地区，旧有的交通运输自蒙打击。电报、邮政的开办，亦使不少人的生计发生问题。

水旱饥馑的灾难，亦以华北为甚。一八七七至一八七八年，晋、豫灾情为数百年所未有。饿死者不可数计。黄河自一八五五年在豫东决口，由苏北改道山东，夺大清河入海后，以河身逼仄，水流不畅，堤工草率，屡次漫溢。一八八七年九月，郑州决口三百余丈，南入贾鲁河、淮河，豫东、皖北被害特巨。一八八九年一月，始行合龙，死亡

——————————①华北每人耕地不足二亩，丰收时每年夏秋两季产粮约二三百斤，全部所得，勉强可不受饥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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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万人，用款千万两。同年及一八九〇年，山东境内两次溃决。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八年，几乎无岁不决。田舍漂没，人畜死亡，山东灾区达六十州县，直隶为二十六州县。一八八八、一八九〇、一八九二、一八九三、一八九六年，永定河连续溃决，决口自十丈至百余丈，直隶灾区达二十六州县。一八九九年，直、鲁、晋及苏北复久旱不雨，粮价猛涨，贫者多贱价出卖子女。

人民苦痛加重的第三个原因为政府的搜括。政府的搜括由于支出的增多，财政拮据。财政拮据由于连年战乱，宫廷挥霍，河工赈济，以及举办新政所需，再加以对外赔款，一八九五年前，每年应付外债本息（赔款与贷款），约三四百万两，勉可负荷。甲午之役，军费借款约一万二千万两，对日赔款本息为二万六千余万两，皆来自借贷。每年应还二千三四百万两，须另行筹措。于是扣廉俸、增厘金、折漕米，土药（国内所产鸦片）、茶叶、盐、糖、烟、酒加税，整顿田房契税，勒令典当各商捐输，仍然不能弥补。一八九八年发行“昭信股票”一万万两，命官民领票缴银，民间所存银票不得不向银铺、银号兑现，铺号猝无以应，以致倒闭，阖市骚动，商家纳贿以求免。农民计田苛派，按户严传，不准稍减，否则锁拿扣押，政府所得不过一千万两。据一八九九年户部报告，每年息债（外债）、军务、洋务（新政）各需二千余万两，中央、地方经常所费约二千万两，合计近一万万两，岁入为八千余万两，不敷一千数百万两。诏命查核关税、厘金、盐课，限一个月内办就，急若星火，特派军机大臣刚毅赴江南、广东督筹。其他各省均有增解，多系强令藩司、盐运使、粮道认缴，中饱之数自然不少。

二、人心郁愤与教案再起

天灾、人祸为民不聊生的两大因素，而以人祸为最。所谓人祸，一为官府的横征暴敛，二为洋货的充斥。洋货为洋人所输入，征敛与对外赔款有关。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又常使人民感切肤之痛，因之怨毒多集于洋人。从中煽惑者多为地方士绅，群起而应者则为平民，认定洋人为一切祸源，扫除了洋人，中国即可太平。传教士与教民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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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解决后，七十年代，四川、安徽、福建仍时有教民冲突之事。一八八五年，重庆教民向考生寻衅，考生死伤三十余人，人民愤而捣毁教堂，中国反赔偿二十万两。一八九〇年，川东大足余栋臣（余蛮子）起而领导打教，参加者以哥老会、乡团为多，历数三十年来洋人如何欺侮中华，传教士的种种不法。

哥老会声势的增长，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事。湘军中本多哥老会，“楚师十万，无人不结盟拜兄弟”。太平军及捻乱既定，湘军解散，江、浙两省不下十万人，回籍后，多不能敛手归农。稍后自陕、甘遣还者，亦以万计，相继入哥老会。川、滇军事结束，兵勇裁撤十数万，大都成为“袍哥”（哥老会）。湖北、江西、安徽之退伍者，纷纷效尤，传习哥老会者无县不有，由兵勇而及于无业游民与乡农，通财尚义，以“打富济贫”相号召。余栋臣起事之年，江西、安徽、湖南哥老会的暴动，尚与传教无涉，但是一八九一年，鄂、赣、皖、苏及山东教案的不断发生，几悉哥老会所为。张之洞曾说：“长江口岸，匪党布满，……上起荆、襄，下至武、汉以下，皆已联为一气。”打教滋事主之者为李鸿。李鸿为前被正法的江南提督李世忠（捻首李昭寿）之子，为报父仇，联通哥老会焚烧教堂，不只是要为清廷制造对外的困难，而且准备攻取南京。镇江海关税务帮办英人梅逊（C. W．Mason）为之招募洋人，购运枪械，事泄未成。同年有四川、云南、贵州的叛乱。热河金丹教（白莲教的一支），众至数万，攻陷朝阳、平泉、赤峰等城，焚烧教堂，波及吉林。

各国公使动辄声称将采联合行动，最后是撤革官员、惩处人犯、赔偿、抚恤，款悉出自地方。湖南候补道周汉素恶洋教，编撰文告、歌谣，绘制图画，刊刷流播。一八九三年，诏令查禁，周汉革职管束，但两湖反教之事，依然不停。

一八九五年后，教士教民气焰益高，民教冲突随之转烈，各国的态度，更为蛮横。是年先有四川成都教堂被毁，继有福建古田英国教士遇害。德使因德教士在山东兖州被殴，对总署百般恐吓。一八九六年，苏、鲁之交又有多处教堂被毁。与教案无关的动乱，一八九二至一八九四年，屡起于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四川、云南、河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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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五年的甘肃回乱，蔓延西宁、河州，头目不一，各拥众数万，历时一年七个月始定。广西、广东的天地会亦纷纷举事。

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列强在华的掠夺最为猛烈，国内动乱亦最为严重，遍及于滇、黔、湘、鄂、赣、豫、皖、浙、闽、粤诸省，而以川、桂、直、鲁为甚。

四川仍由余栋臣领导，于一八九八年再起，檄文中就社会、经济、礼教、领土，指陈洋人的如下罪行：“海舶通商，耶稣传教，夺小民农桑之生计，废大圣君臣父子之伦，以洋烟毒中土，以淫巧荡人心。奸淫我妇女，煽惑我人民，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会，巧取我银钱，小儿视如瓜果，国债重于邱山。焚我皇宫，灭我属国。既占上海，又割台湾，胶州立埠，国土欲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此番兴师，专为打教，不扰地方，“但诛洋人，非叛国家”，事成之后，日本军费之赔偿，昭信股票之派款，一概可免。余的党众约万人，直接扰及地区为川东十余州县，间接受到影响的三十有余。鄂西的“江湖会”（哥老会别支），亦假余的旗号而起，宜昌、湘西为之震动。安徽北部的白莲教起于一八九九年，从者二万余。广西天地会于一八九八年连陷数城，扰及广东。某御史说他们为孙文的党羽，军械火药为孙所接济。又有人说，如一旦入湖南，顺江而东，将成为第二个洪秀全。清廷命两广总督确查孙文踪迹，沿江沿海警戒，可见其张皇的一斑。其实广西之乱与孙文并无关涉。

余栋臣的反教灭洋运动，性质与同时在华北萌动的义和拳甚为相近。四川通商口岸仅有重庆一处，长江上游轮船行驶困难，川人所受洋人的侵害尚不为大。四川又为多山腹地，向外联络发展不易，余的势力仅限于一隅。起于华北的义和拳则情势大异，终于酿成震撼中外的空前事变。

三、山东、直隶的义和团

山东民风刚强，向有“山东好汉”之称，具有反抗精神的白莲教，遍于城乡，许多武侠小说以山东为背景。加之人口稠密，生计维艰，啸聚滋事，时所不免，六十年代，所在蜂起。烟台开埠，洋货涌入，漕运改道，黄河溃溢，山东被祸独甚。

山东为天主教士最早活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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