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短命的维新与朝局三变

一、变法要求的迫切

三十年来中国的新政，始终以海防为中心。经过长期经营，多以为纵不能抗衡西方大国，要足以与日本相敌，而事实证明大为不然。在此之前，已有人认为应改进政治制度，至是倡之愈力，甚至素谓兵为立国之本的李鸿章亦称道日本各项政治日新月异，中国亦宜于此致力。

——————————①一八九八至一九〇六年严续译斯宾塞尔《群学肄言》（H. Spencer：Study ofSociology）、亚丹·斯密《原富》（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穆勒《群己权界论》（J. S. Mill：On Liberty）、孟德斯鸠《法意》（Montesquieu：Spirit of Laws）等书，影响不及《天演论》之大。

--302--

他又指出中国人才无教，学非所用，偶然更置一二，并不能转移大局。在他当权之日，尚不克大有作为，此时更不待言。翁同龢为光绪的近臣，对于新学西政，所知无多，但不失为有心之士，尽力启导光绪的政治观念，光绪十九岁时（一八八九），翁为讲说圣贤治绩，不必尽同，特进呈冯桂芬所著《校邠庐抗议》，谓为最切时宜，劝他留心洋务。一八九一年，光绪开始学习英文。一八九五年翁又以汤震的《危言》、陈炽的《庸书》进呈，并读《泰西新史揽要》，翁盛称他英爽精明。翁接触过不少维新人物，①颇赏识他们的才学，承认变法的必要。

这时疆吏中张之洞已代李鸿章为新派领袖，他虽采中间立场，而主变则一。他说：“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当本通并重，不变法，不能变器；伦纪、圣道、心术不可变，法制、器械、工艺则须变。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西政指农工商矿兵学。②

一八九五至一八九七年，有关新政的诏谕屡颁，包括练新军，设立地方学堂、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报馆，选派游历，办理矿务，广设纱厂，置经济特科。见之于实施的以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张之洞编练的自强新军，盛宣怀创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为要。作全面推动的为十年来孜孜不懈的康有为。

德国夺据胶州湾是马关条约后对中国朝野的重大刺激。一个月后，康有为再度展开活动，上书痛陈时局之危与变法的迫不可缓。谓三十年来西方专以瓜分中国为说，德国之夺胶州湾为开端，惟有下发奋之诏，明定国是，尽革旧俗，一意维新，以俄国大彼得为法。“若徘徊迟疑，因循守旧，则幅员日割，欲为偏安，无能为计。”

翁同龢身当对德交涉之任，与康有为有同感。给事中高燮曾奏请召见康有为，翁亦向光绪称道康的才识。一八九八年一月十六日，光绪与军机大臣论变法之事，意欲面询康有为，恭亲王默而不言，因改

——————————①如汤震、陈炽、黄遵宪、汪康年、江标、马建忠、谭嗣同、杨锐、张謇。

②以上见张之洞所著《劝学篇》，一八九八年四月刊行，他的主张观念，则由来有渐。

--303--

命总署大臣先行问话。二十四日，康和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在总署相见。荣禄为慈禧的亲信，首谓祖宗之法不能变。康谓“此地为外交署，即非祖宗之法所有”。廖问以如何变法，康答“法律官制为先”。李问六部是否可以尽撤，则例是否尽弃，康答一时即不能全改，亦当斟酌情形，逐步为之。进而详述种种应行革改之事，谓日本维新，制度甚备，最易摹行。同日，诏命将康所著《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进呈。以后康如有条陈，即日呈递，准其具折上言，亦即给以对皇帝的发言权。翁将康在总署所言入奏，亟陈宜破格用人。

一月二十九日康上《统筹全局疏》，谓世界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

变法须先举三事：一为大集群臣，躬身誓戒，除旧布新；二为设上书所，许天下士民上书，如所言可采，即召见擢用；三为设制度局，选通才主持，皇上每日亲临商榷施行。制度局为变法之原，应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铁路、邮政、矿务、造币、游历、社会、武备十二局。各省于每道设民政局选才督办，每县设民政分局，官绅会办，举行地方自治。以上诸事，均应定入宪法。此外当行者为遣亲王大臣游历，大译西书，游学外国，提高俸禄，变通科举，设银行、行纸币、印花税，遍立各种学堂，购铁舰、练民兵，一切取鉴于日本。复策动各省旅京人士，如福建的林旭，陕西的朱伯鲁，四川的杨锐，山西的杨深秀等分组学会。此后两月，各国的压迫愈紧，愈坚定了光绪的变法决心，向翁索阅《日本国志》，有意以明治天皇为法。康为旅、大问题，倡联英、日抗俄，梁启超再合各省举人上书，可说是第二次的公车上书。康开“保国会”，讲保国、保种、保教归之于变法。各省类似的自保会，继之成立。一言以蔽之，变法维新的动机是为对外自保。守旧派虽加攻诋，光绪则谓“会能保国，岂不甚善？”

二、百日维新

维新派的要求如此急切，又获得有力大臣翁同龢的相当支持与光绪的同情，声势似乎颇壮，但阻力亦属不少。荣禄及军机大臣刚毅，对康有为极为痛恶，饱经事故的恭亲王态度消极。翁同龢以频频受劾，不

--304--

敢积极主张。五月二十九日，恭亲王卒，康促翁及时而行，翁反希望他离京，以避人言。康再作努力，为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折请明定国是，力行维新。

光绪下了最后决心，以去就争。他告诉庆亲王奕劻：“太后若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慈禧允不过问。一八九八年六月十日，光绪命翁拟变法上谕，十一日正式颁布。略云：“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用特明白宣示，各宜努力向上，发奋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

务求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便之才。”“百日维新”于是开始。

国是诏下，维新派为之欢腾。六月十六日，康第一次，亦为最后一次，见到光绪。君臣一致认为非尽变旧法与维新不能自强。康说，近年非不言变法，然只是局部的变，是变事而非变法。变法须先将制度、法律改定．三年可以自立。对于守旧大臣，不必黜革，但破格擢用小臣。有关变法之事，可特下诏书，使守旧大臣无从驳议。中国大患在民智不开，八股试士必须废除，并论到筹款、筑路、练兵、兴学、译书诸事。光绪对康本欲重用，为刚毅所抑，仅命在总署章京上行走，康不免失望。

在康策动之下，百日之内，变法的奏折纷上，上谕日或数颁，大致可归纳为四类：

一为教育学术，这是维新派最重视的问题。国是诏发布之日，首命举办京师大学堂，派孙家鼐管理，节制各省学堂，所有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学堂，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奖励私人兴学，劝导海外华侨开办。设翻译、医学、农务、商学、路、矿、茶务、蚕桑速成学堂。派宗室出洋游历，挑选学生赴东洋游学。废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试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停止朝考，殿试后即可授职，定期举行经济特科。设译书局，派梁启超办理。颁著书及发明给奖章程，命保荐精专制造、格致人才，印行冯桂芬的

--305--

《校邠庐抗议》及张之洞的《劝学篇》。

二为经济建设。康曾谓西人“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必须讲求富国养民之法，以工商立国。以往的制造企业为官办，率多偷减，敷衍欺饰，今后应“纵民为之”。本此原则，诏命设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分局。广设农会，刊农报，购农器，订奖励学艺、农业程序，编译外洋农学各书，采中西各法，切实开垦。独立开辟地利者，给予特赏。颁制器、振兴工艺给奖章程，就各地物产设立工厂。各省设商务局、商会，保护商务，推广口岸商埠。弛八旗经商之禁，命习士农工商。订开屯徙户，计口授田新章。

三为军事。改练洋操，挑留精壮，裁空粮，节饷需，实行团练，裁减绿营，准备举办民兵。定兴造枪炮特赏章程，筹设武备大学堂，武科停试弓箭骑剑，改试学科。

四为政治。最重要的为变革机构，提高效率，广开言路。见诸命令的为删订各衙门则例，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及湖北、广东、云南巡抚、东河总督，与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之盐道。其余应裁文武各缺，均分别详议赶办。置京卿学士，期集思广益。都察院接有条陈事件，立即原封进呈。准藩、臬、道、府专折奏事，州县官由督抚呈递，士民上书，由道府代为进呈。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创京师报馆，准报纸胪陈利弊，据实昌言，一律呈览。每年出款入款，分类列表，按月刊报。①

九十年代，列强在东亚，壁垒分明，何者应防，何者应交，应有所抉择。英、日对于俄、德、法阵线极端不安，希望与中国结合。德占胶州湾后，英、日开始分向刘坤一、张之洞游说，日本更为积极。两年以来，刘、张对俄的幻想已完全消失，以为英、日与中国利害一致，应与相结。一八九八年初，日本武官访张之洞，力言中国联交英、日

——————————①康有为想像中的与计划中的新政尚多，如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定立宪，开国会，军民合治，满汉不分，皇帝亲统陆海军，改年号为“维新”，断发易服，迁都上海，以为新京。据他说，军民合治以下诸事，已得光绪的同意。

--306--

的重要。复说谭嗣同、唐才常，谓中、日唇齿相依，中国若不能存，日亦必亡，甚悔从前交战，愿与中国联结，救中国亦为自救。如中、日联盟，再引英国相助，定可遏止俄国在东亚的侵略。日人新成立的“兴亚会”，邀宴上海名士，谓白人“席卷六合，直注东邦，印度、缅甸、安南依次被灭，至今屹然为狂澜砥柱，……以为亚洲剥极之复者，舍中、日其谁与归？”闻者莫不悚然，欲与日本释怨修好。

维新派对于联好日、英的意见，初不尽相同；旅顺事起，渐趋一致。康有为先向翁同龢进言，继为两御史草疏，称“英真救人之邦”，日愿相助，亦为真情。复撰《联英日策》遍告朝野，主开旅顺、大连，准各国通商。俄国公使警告李鸿章，如不许其旅、大要求，中俄盟约作废。康再说翁同龢，谓以英、日抗俄必无害。光绪责恭亲王及李：“汝等言俄可恃，与定约，输以大利，今约期未半年，不独不能阻人（德）来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约之谓何？”恭、李答称：“若以旅、大予之，密约如故。”慈禧亦对光绪施用压力。维新派之亲英、日至为明显。

三、新旧派的明争暗斗

康有为凭他一片热忱与动人言论，一跃而起，以为只要获得皇帝的信任，由皇帝独断，即可畅行其志。他不是不知光绪缺少真正权力，但毕竟是一国之主，慈禧或不致毫无顾惮。其实慈禧与光绪之间的嫌隙已深，一八九五年光绪革退接近慈禧的军机兼总署大臣孙毓汶、徐用仪，慈禧亦革退拥护光绪的总署大臣汪鸣銮、长麟，第二年又将翁同龢罢毓庆宫，①使他们君臣不能经常相见。慈禧说不上有何政见，惟知揽权。有人说如果奉戴她来变法，她将不会反对，似属可能，此可于同治朝及光绪前期的推行新政见之。现在光绪要争取自主，表面上她勉事容忍，而内心益愤。

国是诏颁发后四天，翁同龢革职，派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第二天以刑部尚书崇礼兼署步军统领，分别掌握京师驻军，控制首都。不久又命礼部尚书怀塔布、军机大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