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救国的新方向

一、三十年自强运动的失败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自强运动，至中日甲午战争，为时已逾三十年，时间不为不久，结果证明全部破产。此一运动的领导人为恭亲王奕訢及李鸿章。恭亲王在近支皇族中，爵尊位崇，总绾军机处与总署，当政二十四年（一八六〇至一八八四）。李鸿章在疆吏中权高势隆，历任巡抚总督三十三年（一八六二至一八九五），其间身居北洋大臣二十五年（一八七〇至一八九五），为新政的实际计划者及执行者，更是成败所系。初受知于曾国藩，因工于谋略，胸有成竹，以“才大心细”见称。复以风云际会，扶摇直上，煊赫一时，曾国藩又说他“拼命作官”。不过他之所志，在功名富贵，缺乏恢宏抱负、远大器识，于国家全局、人民福泽，未能远虑慎思。

李以军旅起家，多仗洋人洋枪之力，此为他一意仿行西方武事为第一的观念所自来。抱此见解的不只是李，其他谋国者大都皆然。仿行西方武事的动机，在平内乱、御外侮，但一开始即有轻重缓急之别。恭亲王曾说，太平军为心腹之忧，英、俄各国为肢体之患。换言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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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乱为第一，御外侮居其次。金陵克复，大乱敉平在望，各国对华夏采协和政策，一时海不扬波，清廷的自强热忱随之低落。七十年代，因日本侵犯台湾的刺激，自强运动再起，虽仍不外强兵，果能一心—意，全力以赴，真能做到兵强，则“不独东人（日）无虑，即西人亦无觊觎地”。不久事实证明，兵并未能强，原因又复安在？恭亲王说，是因为以往十年，“并无自强之实，从前事情，几于日久渐忘。……

屡经奏请筹办，而歧于异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他殷望此后“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自始至终，坚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之心，人人皆悉底蕴，力事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侮之计”。旧势力之排斥新观念、新事物，古今中外皆然。中国一千年来的道统、治统思想与种种根深柢固的积习，如欲使其顿然改易，彻底破除，尤属困难重重。然亦非绝不可能，全系于最高当局者之是否具有洞识、定见、公诚无私。不幸的是手握中国权力的为一无知多欲而阴狠的慈禧。

恭亲王的措词，尚有若干涵蓄。李鸿章则明白指出，太平军平定之后，清廷最感不安的为地方势力的增强，处心积虑，加以裁抑。一八六六年，他愤慨地说：“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但以内轻外重为患，鳃鳃然欲收将帅疆吏之权。又仅挑剔细故，专采无根浮言。”又谓中国之不及日本，以日本有其君主持，臣民一心并力。中国朝廷无人，谁作主张？朝议不定，早作晚辍。其所以如此，根本所在为心理上的矛盾，既欲国强，更恐大权旁落，尾大不掉。恭亲王无权无勇，尚屡遭谴惩，以至罢黜。李鸿章手握重兵，屯驻近畿及黄河、长江下游，各大兵工厂以及轮船、煤矿，亦无不由他控制，与外人复颇相得。西人于有意无意之间，不时散播流言，益令朝廷不能安枕。同治去世之时，他们说他将自立为帝，光绪继位之初，又有他谋自建王朝之说。他的实力足可取代清室。伊犁问题发生，他与朝廷的意见不合，西人推波助澜，谣传他将与戈登进军北京。戈登虽然否认，然亦承认欧洲人多希望李做中国皇帝。报载俄人如占领北京，李必应允俄人的条件，俄人必拥李称帝。

曾出使德国的通政司使刘锡鸿劾他跋扈不臣，俨然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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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假外援以窥神器。诏责其信口诬议，加以处分；但慈禧愈不能无动于心。中法战后，更有人请置李于死，可想见他的处境，不免忧谗畏讥。即使他于自强之道，有真知灼见，亦不敢多作主张。

李自始即认定如能强兵，即可固本。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再三说以西洋政教风俗善良，官民相与讲求，臻于上理，国以富强。日本有见及此，在英国的日人，大都学习律法、经制，学兵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本者何？纲纪、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侵耗而已。”如“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乐于趋公，以成家国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岂有百姓穷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中国官民之势，悬隔太甚，民气常郁结不能上达”，必须使“吏效其职，民输其情，……群怀踊跃之心，以供国家之用”。简言之，欲图富强，应革新政治、社会、经济、教育，发挥全民的智能，博得人民的充分拥护，始克有成。李仍谓兵为立国大端。他亦曾兴办学堂，派遣学生赴美、英、法、德，目的终不离军政、制造。留学归来的严复、马建忠对于西洋富强原因，亦均有认识。严复主持北洋水师学堂十余年，自言“不预机要，奉职而已”，马建忠只是受命办理交涉，均无裨于李的自强观念。他亦非不知学堂、博物院之应开办，时文小楷之当废，此不过事之小焉者，而他力不能行。如于军事之外，别求其大其远者，亦断不得以行。他又说，自强之难，事之不易猝办，由于“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设防，犹画饼也”。

人才系于培植及任使，不能完全归咎朝廷，其他困难则多来自中央。慈禧在财政上藉口经费支绌，同时又假新政之名筹款，从中分肥，以供挥霍。在舆论上利用事理不明的保守派，加以攻诋，在政治上利用和李鸿章有恩怨及利害冲突之人，加以阻挠。与李名位相当的左宗棠，意见往往与李相左，慈禧暗事操纵，以分其势，其他督抚亦非尽以李为然，未必合作无间。

再就清季所遵行的局部自强路线而论，各种事业的本身弱点，亦复不少。人事、设备无一健全。经营不善，技术不精，原料不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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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产品恶劣，式样不一，成本高昂，且不敷所需。官办厂局的主管，有为有守者少，把持营私者众，恣意侵蚀，滥用人员，挂名分肥。官督商办者或官商合办者，亦无二致，少有盈利。“上不在国，下不在商”，而归于总办、会办辈，商人视入股为畏途。间有自好之士，又绌于才学，不明工艺，诸事依仗所雇洋人。洋人多中下之才，或仅一知半解，而又专横自是。马格里主持的金陵制造局，所铸大炮，在大沽口两次演放爆炸，终不认过。日意格之于福州船厂，密妥士之于天津制造局，无不独断独行。所用洋匠，往往仅晓粗工，不知精详，事事一成不变。所购机器，陈旧不堪，一听洋员蒙混。所需原料燃料，亦皆购自外洋，既不经济，复不可恃。开平煤矿虽解决了燃料问题，钢铁木材仍须进口，平时已有停工待料之事，战时势必有断绝之虞。中法、中日之役，所需枪炮，大半购自各国；即对内用兵，如左宗棠之于西北，同样须由海外置办。产量无多，为一原因，中国自制终不及外国之利，为又一原因。英国国会议员贝思福（Charles Beresford）谓机器局所造为无用之器，只便各督抚之私。李鸿章亦说船厂徒增糜费。

自强新政的推进，与外人的诱导协助，虽有关系，但他们并非完全为了中国的利益。经济上是为本国开拓市场与投资，政治上是加强对中国的控驭操纵。如果仅利于中国，则不惜竭力倾挤，轮船招商局即为著例。条约的束缚，尤为重大伤害，如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租界。甚至一无根据，竟公然在口岸设立工厂，甲午战前，为数约达九十。英人的《字林报》直率的说：“英国所养水陆军，专为保护及扩充工业起见，所费不赀。若以我英所向来制造之物，而令人皆能制造，以夺我利，是自作孽也。”其阻挠中国富强的意向，不打自招。日本的成就之所以超越中国，原因之一为日本的资源贫乏，不为列强垂涎；中国地大物博，取之不尽，最好是永远为被掠夺者。所谓象有齿而焚其身。

二、西人的建议

推动中国洋务的西人，有外交官，有供职中国的洋员，有传教士。外交官与洋员向官方劝导或施压力，传教士则以文字鼓吹。七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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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的论调，渐转变方向，时时指陈中国的种种积弊，侧重于教化与外交政策的改革，期于无形中左右中国。予以支持的为一向和他们唱和的外交官与洋员，加上西商。他们的宣传，多见于《万国公报》及广学会的出版物。美教士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的主持人，英教士李提摩太为广学会的重镇。

林乐知于一八六〇年到上海，一八六八年主编《教会新报》，六年后易名《万国公报》。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二年间，《教会新报》首先称颂日本的维新，继即批评中国于道艺全不讲求，上不以为教，下不以为学，鲜廉能之士、经济之才。一八七五年，林撰《中西关系略论》，谓西人来华通商，亦希望中国强而且富，不强不富，固于中国有害，亦于西人不利；中国的贫弱，在不善变，变的根本在改革科学，学习西方的兴学育才方法。此一议论，引起了不少中国人的共鸣。是后类此的主张愈多。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二年，林乐知建议先于现有书院设天文、舆地、格致、船政、法学等科；狄考文建议广设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大学，将男女以及士农工商悉纳于学。

李提摩太来华迟于林乐知十年，主张略同。他说中国图强，莫先于教育，应派官员赴西方考察，儒生出国学习，国内设西学书院。并撰《七国新学备要》

（Modern Education），劝设教育部。一八八七年，广学会改组，以《万因公报》

为机关报，四年后会务归李提摩大负责。他的交游至广，上至达官，下及士民，宣传益力，业务发展迅速。五六年间，出版的书籍增加十五六倍。他翻译的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Robert Mackenzie：The Nineteenth Century：A History），撰编的《中西四大政》、《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及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兴华新义》、《文学兴国策》、《治安新策》，最为畅行。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万国公报》几乎每期均登载有批评中国政治腐败的文字，指陈清廷的险象，认为必须一变成法，方克有望。李提摩太提出的原则为新民、教民、安民，施行的方法为聘用西人，设立新政部。林乐知的建议为提高中央的权力，略予人民以自主权，使其参与商务、工艺、农务等局。他们不赞成中国行君民共主或民主政治，应聘用“西国贤臣”，甚而将全国或若干省归英人临时治理。不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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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认为政事当为人民谋福利，予人民陈说之路，中央可不设议院，民间则当设议局。

此外复有人说到日本开集议院，大布新政，丕变故法。有了议会“上以备官府之咨，下以慰黎民之愿，民情之爱乐于以见”。林乐知、李提摩太的译述，常常比较各国新政，《泰西新史揽要》实际是介绍近代西方国家变法的成效，自有启发作用。张之洞曾说：“海滨人士稍稍阅读《万国公报》，……接西国教士，渐有省悟华民之智不若西人。”所谓“智”，不只是科学。

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在七十年代，他们已倡导“远交英、美，近防北俄”，否则中国将为土耳其、波兰之续。李鸿章为琉球问题，有联俄制日之意。他们力言，俄国欲壑难填，中国联俄将失各国之好。八十年代，英政府有意与中国交合，在华教士立即响应。甲午战后，极言俄为中国心腹之患，中俄同盟密约，无异投肉虎口；“俄欲华弱，英欲华强”，中国必当亲英。日本战胜中国后，英国另眼看待，传教士因而又主中国对日解仇和好。一八九五年，李提摩太三度游说张之洞，劝连好日本，结论仍是授权西人，代管一切。他又到北京联络康有为、梁启超，分访李鸿章、翁同龢、恭亲王。翁称他是位“豪杰”、“说客”，承认所言富民、富官，学人要通各国政事，甚为切挚。美国前国务卿福士德，英国公使欧格讷，亦分向王大臣进言。福士德在上海《时务报》发表的各项办法，与传教士无甚出入。

三、改制论的萌动

自王莽、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咸视变法为大忌，相戒不轻弹此调。为时将近两千年的政治制度，大体上因袭无革。十九世纪中叶，若干读过西人著述，及身历目睹曾与西人交游之士，对于西方政教，渐生响慕，间有论著，但无人正面主张中国应该仿行。曾国藩在日记（一八六二）中曾说“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只是空泛感想，与西方更毫不相干。最早见诸议论而有积极表示的为冯桂芬，他列举中国之未能富强，是因为政教方面有多不如西洋之处（见187页）。

他的改革主张，重在君民不隔，下情上达，依公论以定黜陟，采会推保举之法，裁汰冗员，省减则例，仿行地方自治，变革科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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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之制，而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西方之术，开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先河。郭嵩焘较为急进，主正朝廷以正百官，因民之利而为之制，究知西洋各方得失利弊，而以政教为本。否则“即倾国考究西法，亦无稗益”。

冯、郭的议论发于六十及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及九十年代之初，渐形成一种舆论或运动。代表人物与著作，为一八七七至一八八〇年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五年薛福成的《筹洋当议》，一八八〇年左右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郑观应的《盛世危言》，①一八八七至一九〇〇年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②一八九〇年汤震（寿潜）的《危言》，一八九二年陈虬的《经世博议》、《救世要义》，及约与同时的陈炽的《庸书》。就中以前六人最值得重视。马曾留学巴黎，薛曾佐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王久居上海、香港，广交西士，复游英、法、日本。郑曾习西文西学，供职美、英洋行，何留学英国，胡肄业于香港之中央书院。他们论及的范围与冯、郭无何出入，而深度过之，尤其是对于政治问题。

外交方面，他们力主维护国家主权，指陈以往所订条约之害：关税必须争回自主，对于民生必需的货物，宽其征以苏民困；豪富者所能置的奢侈品，可重其征以济国用；现行的税率尽夺中国利源，与保护商民之理，大相背谬。马建忠主张于修约之时，坚持改约，取消厘金，提高关税，以为转亏为盈、转弱为强之基。郑观应的意见，约略相近，凡关税有不利人民、有碍国家自主之权者，均应随时自行更变，这是与公法吻合的。海关行政权当操之中国。自总税务司以至各税司帮办，逐步易用华人，“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于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朝国体，所保尤大”。陈炽于洋员管理海关之害言之亦切（见191页）。领事裁判权为另一不平，按公法商民居住何国何地，即受治于该地的有司，在中国则不然，诸事因之掣肘。

薛福成主张各口

——————————①系就一八六二年所撰《救世揭要》、一八七二年的《易言》修正而成，一八九三年再加增订。

②何启初撰《新政要略》，胡礼垣衍为《新政真诠》，一名《新政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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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专设衙门，最好是参用中西律例，审办华洋讼件，否则以洋法治洋人，中法治华人。对于片面的最惠国条款，他抨击极力，有了此款“一国所得，诸国安然而享之；一国所求，诸国群起而助之，是不啻驱西洋诸国，使之协以谋我”。目前虽难顿废，不妨另订一通行之约，会归于一。①郑观应又指出国际公法不全可恃，强国可执国际公法以绳人，弱者惟有隐忍受屈，惟有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关于外交政策，王韬主结好英、日以抗俄，郑观应、汤震、孙炽等意见亦然，薛福成主联络美国或俄国，但首须自强。

经济方面，他们一致强调发展工业，亦即发展社会经济。马建忠说：“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致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富强以工商为先，工尤居首。“非工不可以开商之源”。工为其基，商为其用。闭关之世，可自享其利，通商之世，人之厚即我之薄，所以必须发展商务，不使外人尽占中国之利。

益事推广茶、丝，使用机器纺纱、织布，抵制洋纱、洋布进口。同时大兴矿政，以求自给。王韬、郑观应的主张相同，郑于商务尤多所发挥。他说外人不患中国练兵讲武，特患中国夺其利权，“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西洋有专理工商的机构，中国亦当仿行：中央设商部，地方设工商公所。中国商务一日不兴，外人的贪谋一日不辍，“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商战就是经济战，日本采行的即此政策，企业归人民经营，商办而不官办。中国地大物博，人多财广，仿行后定可超过日本。

“国既富矣，兵奚不强？”既富且强，方可与各国讲信修睦。

学术、教育的改革，郑观应主张亦力。国家盛衰。系于人才，人才出自学校。

西洋之强在于学，西学精微广大，中国人尚未涉其藩篱。应一面广设西学书院，变通文武科考制度，试以西学，一面仿西洋程式，扩充学宫、书院，州县设文武小学，府省设中学，京师设大学。文分文学、政事、言语（外交）、格致、工艺、杂学（商农医）六科；武分陆军、海军。如是一科有一科之用，一人有一人之长，“以之治国则国富，以之治兵则兵强，以之取财则财足，以之经商则商旺，政无不

——————————①驻英大臣曾纪泽亦曾论及领事裁判权及最惠国条款之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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