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纷至杳来的外在困扰

一、教案叠起

在自强运动的推进期间，中国连续不断地遇到外来的困扰。首为教案，十之八九与天主教有关。中国重开教禁是出于无奈。天主教士以往活动对象为官绅士大夫，现在转向庶民。可能是因为他们受过一百余年的委屈，如今时异势移，西方在中国的声威，与往日大为不同，不免趾高气扬。

依照条约，第一，他们享有治外法权，具有特殊身份，不受中国管治，并常庇徇中国教徒。一八六一年总署虽曾与法使议定，不准教士过问公私事件，但又通令各省，依礼接见教士，示以体面。无形中提高他们的地位，益使其昂然自大，藐视官府，不时进出衙署，干预词讼。州县畏其势焰，一味纵容。不肖之徒，争相入教，作奸犯科，欺凌善良。贫穷之人复贪图小惠、作其爪牙。第二，旧有天主堂及教产均应赔还，这是他们生事的另一借口。雍正禁教以来，教产悉遭没收。屡经沧桑，原址大都改建，或数易其主，难以查明。因之或重索赔偿，或于原址以外，强行扩展，或硬指高屋华室为当年教堂，勒迫迁让，且于体制有关之地，以及书院、会馆、公所、仓厂、寺庙、庵堂，为阖境绅民所重者，皆任意需索作抵，复利用置买田产，建造自便之权，霸占土地民房，亦为常事。

早年天主教之所以频遭攻诋，以至被禁，不外政治的猜忌，名教礼俗的凿枘，今则又加以实际的利害冲突。过去反教者多为官绅士大夫，今则又加以平民。官绅士大夫所忧虑的为世道人心、国家安危，平民所愤恨的为切肤之痛。官绅自始即认为教士心怀叵测，隐蓄异志，假邪说以惑众诬民，借行教以窥探山川地理，一旦有事，外则胁之以兵，内则会合响应。西人之开疆土，蚕食小国，率用此术。经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之役，觊觎中国益急，其所以和议而退，乃畏中国人民之众，不得不先以通商取中国财利，以传教结中国人心。国家安危系于人心，人心一离，国本动摇，洪秀全即系假借基督教煽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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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名教为治，天主教不敬祖宗神祗，所奉唯上帝，所尊为教王、神父，等于无父无君，悖理败伦。教化民德大坏，以致忘本而无忌惮。入教的妇女与男子齐集一堂，礼拜诵经。婚嫁悉由自愿，不经媒妁，不拜天地。甚至传说神父常藏少妇，新婚初夕，神父与新妇共宿；终身不嫁的修女，亦须承倚神父。可谓廉耻道丧，人伦澌灭。育婴堂收养孤儿，目的在挖眼剖心，用以制药。开设医院、学校及救灾恤贫，亦系别有用心。凡此误解，清初的反教者已屡屡言之。道、咸年间信以为实者尤众。

一般人民仇教的最大原因。为教士的横行霸道，教民助纣为虐。一八七〇年曾国藩的一段扼要解释，足可说明个中内情，不过他漏掉赔还教产之事。他说：“天主教屡滋事端，……但求教民之众多，不问教民之善否，其收入也太滥，故从教良民甚少，莠民甚多。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遵断，赋役之应出者，教民每抗不奉公。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土。遇有民教互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而卒思逞。”总署复从法使之请，凡祈神赛会、修庙、演戏、建蘸，教民免予摊派，更令百姓愤嫉。教士外出乘坐轿舆，盛陈仪卫，布列衔牌，自称钦命，俨然是方面大员，一样为他们所厌憎。

来华历史较短的新教士行事，与天主教士不同。他们为数不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不足二百人，七十年代，为数四百余人，仍集中于通商口岸，侧重文字宣传，信徒约有数千。一八六六年，英国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创立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为新教开一新纪元。他个人生活俭朴，刻苦耐劳，组织不分派别国籍，十年之间，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均有会所，渐及其他各省，教徒增至一万三千人。

民教冲突之事，自一八六一至一八七〇年，十年之间，不下数十起，遍及十余省，几悉与天主教有关。以贵州、江西、四川、天津诸案为最严重。贵州主教初一到达，即与官府分庭抗礼，时坐大轿，雇用鼓吹，招摇过市。提督田兴恕少年气盛，通谕地方官痛斥教士，命稽查驱逐，最好藉故绳之以法。一八六一年，时有教堂被抢，教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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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被焚，教民遇害。次年，又以教民不参加祭赛，法国教士一人及教民四人被杀。

法使向总署抗议，英、俄助之，要求严惩田兴恕，赔偿谢罪，限期答覆，否则将自行办理。恭亲王认为事关国家体制，只许赔偿，不能抵命。交涉四年，终于将田兴恕发往新疆，充当苦差。

江西的法国主教，自称总理江西教务，全权大臣，巡抚升炮开中门以迎，教民借势鸱张。一八六二年，南昌府试，童生捣毁教堂、育婴堂，法使以绝交开战相威胁。巡抚沈葆桢谓传教并非用兵，不可以力屈人，须以信服人，“若谓慑之以兵力，期收效于旦夕，则匹夫不可夺志。……劝人为善者当不出此”。最后赔偿了事。

一八六三年四川重庆天主堂医院、学堂被毁，教民数十人被杀，起因是法国主教强指寺院为教产。结果川东道撤职，四川总督、成都将军议处，赔款十五万两。

一八六五年四川酉阳法国教士被殴而死，法使声言，将派兵船入川，总督允惩凶、赔款。同年又以赔还南京天主堂不遂所愿，法使警告恭亲王，倘不如所请。即行绝交，“清朝国祚势将不保”，恭亲王只有照允。-八六八年、台湾天主堂及英国教堂被毁，英海军炮击安平，杀伤官兵二十余人，并勒索兵费。江苏扬州天主教育婴堂及内地会教堂被毁，上海英领事不俟查办，率领兵船胁迫两江总督曾国藩，承认其全部要求。一八六九年，发生第二次四川酉阳案。乡团与教民互斗，团民死者一百六十余人。法国代办罗淑亚（J. de Rochechouart）又以绝交开战相恫吓。接着贵州遵义天主堂被毁，殴毙法国神父一人、北京虽命湖广总督李鸿章前往处理，罗淑亚仍率兵船溯江而上。李鸿章在重庆将酉阳教案主犯正法后，赶返汉口，续将遵义教案议结。同年，英军杀害潮州乡民六十九名，焚烧民房四百余间，此事虽与教案无涉，而给予中国朝野的反感则一。在此不断的刺激与压迫下，不惟保守的醇郡王奕譞（一八四〇至一八九一）、大学士倭仁力主对外备战，开明的恭亲王奕訢亦说羁縻不可常恃。翌年，轩然大波又起于通商口岸、京师门户的天津。

一八七0年春夏之交，天津时有小儿走失，天主教仁慈堂的幼童又常有死亡，谣言系遭谋害，剖心挖眼，用以制药、练银，被捕拐匪复供称受天主堂指使。于是民情汹汹，六月二十一日，包围天主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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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领事丰大业（H. V. Fontanier）面诘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咆哮不逊，与枪示威，打毁器物，愤愤而去。途中枪伤天津知县随从，致被殴毙。法国领事馆、教堂慈仁堂被焚，法人及俄、比、英、意人十余人被杀。

一向横蛮的法国代办罗淑亚立召军舰前来，要求严办首从各犯，各国公使亦联衔抗议。诏命直隶总督曾国藩持平办理，并将天津地方官议处，派崇厚为出使法国大臣。醇郡王奕□则谓津民宜加抚循，地方官勿轻更动，海防应密筹，住京洋人宜密察。曾国藩立意不与法国开衅，力辩洋人挖眼剖心之诬，出示查拿凶犯，修葺教堂，严禁滋事，并将天津知府、知县撤任。于是京内外议论纷起，斥其偏护洋人。

中枢虽亦欲保全和局，惟仍嘱曾国藩勿失民心，同时命沿江沿海戒备。罗淑亚坚持将天津府、县及涉嫌的某提督正法，法军舰即直驶天津。北京亦不得不调兵遣将，召李鸿章克日率部北来，情势至为紧张。时普法战起，罗淑亚的气焰一挫，各国复恐普、法之争波及东亚，均希望津案速结。旋以曾国藩旧病复发，调为两江总督，①以李鸿章继为直隶总督。九月，李鸿章到天津，十月，将天津府、县发往黑龙江效力，滋事人犯二十五名处死，二十五名军流，赔偿法国损失二十一万两，抚恤二十八万两，崇厚赴法国谢罪。

总署成立以来，所遭遇的棘手问题，虽一一解决，而十年以来所恃的对外讲信修睦方针，并未收到预期成效。外人有心相呢之说，不全可信，所谓对华联好政策，一遇实际交涉，即置之脑后。中国自强运动，不仅不能仰赖外人的同情支助，反使保守派振振有词。总署惩前毖后，于一八七一年拟订一教务章程，包括停止或限制教堂收养孤儿，祈祷时不应男女混杂，教士不得干预公事，教民滋事，曲直由地方官凭断，教士不得任意邀游，信教者须查明身家，教士与地方官往来应守礼节，旧有教堂不得任意索还。但英、美、法均不同意，民教冲突依然不息，各国的侵略亦日甚一日。

——————————①曾国藩原已患病，至是以内外交迫而转剧，自谓“内惭神明，外愧清议”。两江为湘军的势力范围，原任两江总督马新贻与湘军无何渊源，一八七〇年八月被刺而死，复命曾国藩任之，一八七二年三月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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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吞并琉球与进犯台湾

日本与西方接触迟于中国十二年。鸦片战争给予中国的挫辱，是日本的前车之鉴，渐知何去何从。其购置机器、兵船，仿造枪炮、铁路，派人往西洋留学，均较中国为早。初志虽在自卫，而中国的内外危机与积弱不振，迅即重启其对华野心，实现十六世纪丰臣秀吉的梦想。第一步为取得通商之权。冯桂芬早已注意到日本的发愤为雄，李鸿章初至上海，对于日本的新政即颇表钦慕，或系受冯的影响。一八七〇年，日使柳原前光以商订条约为名，前来天津。时李已任直隶总督，天津教案甫了，柳原说以中、日最为近邻，同为西方所迫，理应通好，同心合力。李为所动，欲“推诚相待，纵不能倚为外援，亦可稍事联络”，遂允与妥议，柳原留下约稿而归。一八七一年，日本全权伊达宗城与李续谈，所请事项，均系比照西方国家成例，谋取得一切特权。虽是美国驻日公使德朗（C. de Lony）的教唆，亦为日本的希望。

经一再驳辩，九月十三日，条约签字。值得注意的为两国所属邦土，不可侵越，这是李鉴于历史上日本的对华行为，预事防制，特别是为保障朝鲜。二为两国互相关切，若他国有不利于中、日之举，彼此相助，或从中调处。此即柳原所说的两国合力，以抗欧美之意。三为两国人民词讼，由领事各按本国律例审理，互享治外法权。

四为关税各照本国则率。五为两国人民不得进入内地买卖货物。事后日本以未能得到利益均沾及领事裁判权，大为不满。第二年即要求改约，李责其无信。迟至一八七三年，日本以别有企图，始行互换。李鸿章一生签订了许多条约，第一个即是中日条约。

日本向外扩张的对象，为陆上的朝鲜及海上的琉球与台湾。首先被其并吞的为琉球。琉球臣属中国已五百年。十七世纪初，一度为日本屈服，但仍入贡于明、清。

一八七一年琉球船只遭风飘流，难民数十为台湾生番所杀，福建督抚立即查办，遣送生还琉民回国。日本决心生事，翌年册封琉球国王，进而窥伺台湾。一八七三年，外务卿副岛种臣以换约为名，亲自来华，试探清廷态度，美使德朗为他策划，并介绍熟习台湾情况的前美国厦门领事李仙得（Le Gender）为随员。副岛并不正式行文，仅由副使柳原前光向总署口头提出琉民遇害之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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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答以琉、台俱属中国，不烦日本过问，生番原为化外，未便穷治。柳原谓将自行问罪，总署重加剖辨，柳原未再深论。正如李鸿章所说，“彼盖预怀奸计，姑以游词告询，口说无凭，为日后狡赖地步。”

日本一面实行南取琉球，一面计划西侵朝鲜，即所谓“征韩论”。大臣中的缓进派，认为朝鲜情形复杂，主张慎重，急进派西乡隆盛愤而辞官。政局杌陧。为要安定内部，决先进兵台湾。一八七四年四月，西乡隆盛之弟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兵三千六百人，于是年五月七日登陆台湾南端，实行袭击。番人勇猛抗拒，日军肆行焚杀，等于不宣而战。清廷抗议之外，特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前往部署沿海治防，调淮军六千入台。日本亦准备大举动员，一时剑拔弩张，但双方各有顾忌。其在清廷，新疆问题争待处理，李鸿章虽称以中国兵将之众，断不畏彼（日本）三四千人”，但“利器劲兵，难遽备集”，海防尤为脆弱。其在日本，改革伊始，内部意见纷歧，驻日英使巴夏礼一再诘询，美使德朗亦感事态复杂，临时禁止美人协助日军，不准美船受日雇用，在台日兵伤病死亡五百余人，中国大军正在集中，日本自不得不再作考虑。

沈葆桢负有筹防、谈判的双重使命，而以谈判为先。到台之后，即派员与西乡会议。日本政府于出兵之时，已派柳原前光为首任驻华公使，故意散播谣言，谓日军将进犯天津。李鸿章明知是虚声恫吓，希望中国速就和议，对柳原“嘻笑怒骂，厉声诘责”，斥其“一面发兵到我境内，一面叫人来通好，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他请总署不必迁就，“沿海兵力兵饷，虽无必胜把握，日本亦未必遂能得志”。因之柳原与总署的谈判，亦无结果，关键在于兵费。九月，日本续遣特使内务卿大久保利通前来，依然不协。英、美均不欲中、日决裂，分劝李鸿章及总署惩凶抚恤。十月十日，大久保发出最后通牒，同时浼英使威妥玛斡旋，总署让步，协议成立。一为承认日本此次行为为“保民义举”，无异承认琉球属于日本；一为赔款五十万两，无异宣布中国怯懦畏战。李鸿章亦云，“未免微失优柔，稍损国体，渐长寇志”。

一八七五年，日本实行占领琉球，不许再向中国入贡。琉球遣使至福州乞援，福州督抚与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均主向日本理论，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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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将谓中国无力庇护属邦，日本将更图朝鲜，台湾亦难得安。李鸿章则说如为琉球“区区之贡”，与日本威力相角，“非惟不暇，亦且无谓”。一八七九年日本改琉球为冲绳县。适美前总统格兰忒（M. S. Grant）来华游历，恭亲王、李鸿章明了日本所恃的为美国，请他调处。格兰忒劝与日本分有琉球，不可对日失和，应亟求自强，能自强，日本即不敢生心。到东京后，亦劝日本勿诉诸战争，以免引起欧洲干涉。传说他想促成中日同盟，只是揣测之词。事后日本向李鸿章提议，琉球南部可归中国，惟须修改中日条约，允日本享有西方国家所有特权，不仅仍要并吞琉球，并欲加紧侵略中国。李虽然拒绝，总署以中、俄伊犁交涉方急，日、俄有勾结之说，恐拒之太甚，日必结俄益深。且利益均沾诸款，各国修约均有明文，不得不对日让步，遂于一八八〇年十月与日使拟订了一个草约。但是廷臣议论纷纷，不以为可。李鸿章亦力言琉案不当与条约混为一谈，俄事关系全局，“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慑日”。这是他的联俄制日政策的初次流露。他又说中国宜及时自强，俟水师练成，日人嚣张之气，自可稍平，目前可采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于是草约作废。俄事甫了，朝鲜问题继起，中、日争点转移，琉球卒为日有，但始终未获中国承认，成了悬案。

三、中英滇案与烟台条约

元、明之时，缅甸北部已隶中国版图，清代全境臣属，列为贡国。自英国的势力进入印度后，东图缅甸，北窥西藏。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对缅甸寻衅，缅甸割地赔款。一八五二年再度用兵，夺据下缅甸及仰光，进而觊觎云南，有建筑自仰光至云南铁路之议。一八六八年派人探测路线，时值全滇大乱，仅到了滇西腾越，但来自越南法国的探测队则深入云南腹地。英国为与之竞争，一八七四年，组成一支约二百人的探测队前来，由柏郎（H. Browne）率领，北京英国公使命翻译马嘉理（Augustus R. Margary）取道湘、黔赴滇、缅边境相迎。回乱期间，杜文秀曾与英人交往，此时滇西秩序仍未大定，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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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兼署总督岑毓英素恶英人，对于此次英人之来，颇有戒心。马嘉理过腾越不久，参将李珍国受岑的指使，与当地士绅共谋阻止。一八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马嘉理自缅境折返，行抵蛮允遇害，柏郎退回八莫。

自一八六八年中英修约不成，威妥玛正待时而动，至是乘机要挟，提出六项条件，三项均与马嘉理事件无涉，性质甚为广泛，为总署所拒。威妥玛以绝交相威胁，赫德亦说英军将进往滇边。总署鉴于日军侵台之事，深惧再起兵端，命湖广总督李瀚章赴滇查办，威妥玛派参赞格维纳（T. G. Grosvenor）前往。威妥玛知总署诸事取决于李鸿章，因向李转施压力，痛斥总署颟顸，必须整顿，并将要求范围扩大，包括派员赴英谢罪，岑毓英革职议处，订定滇缅贸易章程，妥议税则，否则滇案交印度总督办理，各口通商事宜交水师提督办理，停纳关税。这时英海军已向烟台集中，总署大为震怖，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责岑毓英办理迟延。岑毓英拘捕滇边夷人十五名，指为凶犯，将李珍国等撤职，岑亦以母丧解任。威妥玛定要将岑提京审讯，并须增开口岸，划定洋货免征厘金地界。总署不肯全允，威妥玛下旗出京赴沪，决裂以在眼前。时为一八七六年六月。

威妥玛的暴横，不惟使清廷难堪，亦为各国公使所不直。总署以海防空虚，中、日朝鲜及中、法越南交涉已起，左宗棠的西征正在进行，因嘱赫德赴沪调停。英政府亦以土耳其问题紧张，欲早了滇案，无意定要诉诸战争。八月二十一日威妥玛与李鸿章在烟台续谈，几经波折，终于在九月十三日将条约签字。条约计分三端：一为昭雪马嘉理事件，包括谢罪赔款（二十万两）及商订滇、缅通商章程；二为优待注来，包括妥定各国公使领事与中国官员往来礼节及各口岸承审章程；三为通商事务，包括租界内免收洋货厘金，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口岸（重庆候轮船到后再议），长江六处地方准轮船停泊、上下客货，入口鸦片于售卖时完纳税厘，至应抽厘若干，由各省酌办。附款为允英国派员入西藏探路。除提审岑毓英一事外，威妥玛一一如愿。法、俄、德、美等国对于此次中、英交涉，时在密切注视中，颇恶威妥玛的专断。约中二、三两端复涉及他们的利害，尤不满洋货免厘之仅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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