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境遇的初变

一、南京条约

英国有其坚定的政策，清廷并无一贯态度，战和不常，根本所在，为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开始虽无心启衅，终于步入战争。定海失陷。京畿危殆，转趋于和。因有所不甘，复行进攻。进攻失败，被迫屈服。不料对方不肯罢手，不得已出而应战，仍然不利。定海再陷，镇海、宁波续失，原本主战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感到舍和之外别无他途，请起用前在浙江曾与英人办过交涉的伊里布前来安抚，北京不准。一八四二年初，湖北南部乱起，继之奕经反攻大败，杭州震动，刘韵珂再就士气、火器、人心、饷需各方面力陈危机，请妥协办理，续恳派伊里布来浙，否则“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道光只好如其所议，调耆英为杭州将军，授以钦差大臣，命伊里布随往。自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治罪以来，道光所用以主持外交军事的大员，几均为满人，或蒙古人，最后当折冲之任的耆英亦为满人。在此情势之下，汉人虽-不必胜过满人，而道光似不无将抚议大任授予他认为最忠实的满人，以消弭汉人招致的祸难之意。

耆英所恃的是伊里布，伊里布所恃的是他的家人张喜。张喜曾代表伊里布去过定海，见过义律，促成浙江停战。耆英甫至杭州，即得乍浦陷落的警闻，初由伊里布去书，商请停战通商，继由两人共同照会，英方答覆必须接受全部要求。这时英军已入长江，扬言将攻南京、天津，直抵北京。道光既恐惧，又愤慨，卒于镇江失陷之后，允许国交平行，割让香港，增开口岸，授耆英、伊里布以和议全权，惟不肯赔款。

英军抵达南京，两江总督牛鉴乞和，璞鼎查答以倘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到后，能如所请，可不攻城。八月八日，伊里布先至，派张喜两赴英舰，晤见翻译马儒翰（John R. Morrison），“允照所请办理”。耆英到后，璞鼎查限八月十四日定议，否则开炮攻城。十七日，江宁布政使黄恩彤与马儒翰已将条文商定。二十二日，道光全部允准。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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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伊里布、牛鉴曾应璞鼎查之邀，登英舰拜访，璞鼎查亦上岸答拜。

八月二十九日，条约正式签字，通称为南京条约，中国名之为“万年和约”。

中文本系由英人译成，文理不甚通顺。主要事项为：准英人携眷居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派设领事；香港给与英国；赔偿烟价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兵费一千二百万元，共二千一百万元，①先付六百万元，余于四年内交清；准英人在港口自由贸易，不经行商；释放被禁英人，宽免与英人有来往之中国人；进出口税饷秉公议定则例；英国货物按例纳税后，中国商人可遍运内地，不得加重税例；两国官员用照会往来，中国允准和约施行，英兵退出长江；定海、鼓浪屿须俟赔款全数付讫，港口开关后方撤。

此次谈判耆英等“拱手受盟，一词莫赞”，有要价无还价。关于鸦片问题，自琦善以来，已置之脑后，道光的谕旨中不提，条约中一字不见。璞鼎查劝中国开禁征税，黄恩彤答以“姑俟再商”，他和耆英等预料道光为了颜面，不会正式弛禁，不如不闻不问。九月初，道光将条约批准，惟仍认为尚有须待斟酌之处。经耆英与璞鼎查互换照会，阐明以后商欠，官不代偿，英不庇匿奸民，如中英人民涉讼，“英人归英国自理，华民由中国讯究”，亦即英人享有治外法权。

第一批赔款六百万元，出自江、浙、安徽库贮及劝派捐输，交毕后英舰出江入海。释放被禁英人之事，曾起风波。英人再度北犯期间，先后有两只军舰侵扰台湾，一只撞礁沉毁，白夷乘艇逸去，黑夷百余名被俘。此外有一英国商船搁浅，被俘四十余人，内有英人十九名，暂予禁锢，其余悉行正法。至是璞鼎查指斥台湾当局擅杀遭风遇难英人，要求抵偿。北京与耆英深惧和局决裂，特派闽浙总督查办，将台湾总兵、道员革职审讯，方行平息。

此次战争，在中国以为是因禁烟而来，英国则认系为商务与政治

——————————①扬州所付五十万元照扣，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不在其内，实际为二千七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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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用兵。南京条约中虽已明订条款，但仅为纲领，英国尚要加以明确规定，使更为具体而详尽。中国以今后双方的接触愈为广泛，愈易肇生事端，亦须有一明晰章程，俾有遵循。有关通商的问题，颇为复杂，例案均在粤省，章程谈判又非旦夕可就，中国希望英舰早日出江，英军亦以久居舟中诸多不便，所以商定将来在广州解决。北京授耆英为两江总督，统办江、浙、闽通商事宜，以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兼广州将军，负责商约交涉。伊里布不久病卒，改命耆英接办。为表示诚信，耆英到后，即应璞鼎查之约赴香港面晤。一八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公布，议定货物估价定税，值百抽四（茶叶为值百抽十）；停止旧有规费；华英人民诉讼各按本国法律办理；英国军舰准在口岸停泊。十月八日（八月十五日）又订一通商附黏善后条款，一称虎门条约，订明五口英商不得至乡间内地，可于五口租赁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国，英人“一体均沾”。于是所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租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英人均一一取得，这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条约。

耆英和协助他的黄恩彤并不了解这些条款损害国家主权之大，反以为有许多便利，中外人民各按本国法律管理，不失为公道办法，只要英国不庇护汉奸，他们已感满意。明定关税，中国税收实际上比较以往有盈无绌，以后亦可免再生争执。划定租界，对外人可便于防范。利益均沾，可免某一国独占，又可施恩各国。过去的中西关系，一切操之于中国，今后是几乎事事由人；过去是中国不以平等待人，英人口口声声要争取平等，现在及今后反以不平等对待中国了。

二、美法效尤

林则徐在粤办理缴烟之时，美教士伯驾曾劝他与各国订约。美国商人亦向国内建议派遣代表来华谈判，联合英、法、荷兰，要求改善中外关系。第二年，美国国会质询广州情形，政府允考虑派遣军舰前往。一八四二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加尼（L. Kearny）奉命至粤，任务是保护美国商船，制止偷运鸦片，不卷入中英纠纷。加尼致书两广总督，请准美商一体贸易，利益均沾。负责夷务的当局以美人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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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顺，英人并不反对他国前来新开口岸贸易；如予阻止，是“德在英国，怨在中国”，最好是因势利导，一视同仁。但加尼并无谈判订约之权，且已先期回国。

美国的正式代表为顾盛（Caleb Cushing），所奉训令为：美人在新开口岸，应与英人享受同等待遇，不保护非法贸易的美商，并进京觐见。总统泰禄（JohnTyler）的国书申明“致太平意，通和好之诚”，“按公平之意义，同参条约，调处经商，冀能两国有益皆均，无利不遍”。这是美国第一次表示它的对华政策。

顾盛到前，广州美领事曾请耆英准顾盛晋京觐见被拒。一八四四年二月，顾盛抵达澳门，照会粤督：俟兵船预备停妥，即北去天津，以便进京议约、觐见。又谓：“不与各等官员商论，只与钦差大臣商酌。”他并非定要进京，而是以此要挟，使将来在谈判时中国在条约上让步。此时为“各夷信服”的耆英已回南京，北京知此事非他人所能了，调耆英为两广总督，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办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等于当时的外交大臣。

耆英二次到粤后，亲去澳门，拜访顾盛，商请先罢进京之议。顾盛先仍闪烁其词。一星期后，始允不北上，惟须将条约妥为议定。耆英深感顾盛狡猾，终不放心，继请交出国书，以免于定约之后，复作为进京口实。顾盛本无定要进京之意，即行照办。至于条约，既有英国的前例，耆英早已表示无何困难，顾盛所提草案又无碍通商大局，遂迎刃而解，耆英于不觉中堕入顾盛的术中。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中美五口贸易与章程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字，通称望厦条约。除无割地赔款等外，所有中英条约的事项，应有尽有，且有为英约所无而更为精详者：如领事裁判权适用范围的明确而扩大，不惟中美人间的争执，美人由美领事审讯，即美人与其他外人在华的争执，亦由美领事处理；关税例则须与美国议允；中国港口官员须负责接待美国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条约十二年一修；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值得称道的是美人不得贩运鸦片。顾盛自称他们已将中国门户更为放宽。

法国在华并无大的商业利益，所重视的为传教。对于中英冲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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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亦十分关注，一八四一年曾派两名视察员来粤。初颇给予广州当局以希望，欲加利用，继又恐其别生事端。中英订约后，法人援例以请，耆英原主各国一律看待，立时许可。一八四四年八月，法国代表剌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 ）至澳门，狡猾不下于顾盛，复有军舰八艘同来，使他在谈判中更处于有利地位。耆英先派人往见，未得要领，于是二次移樽澳门。刺萼尼于此行所为何事，初无一言道及。过了几天，忽言盼与中国订立同盟，忽言商约无关重轻，如照英美所订之约难以覆命，而于所求何款，总不肯直陈。其后他谈到觐见及派遣天文学者入京供职，中国遣人赴法学习船炮，给予虎门、琉球诸事。真意所在为天主教弛禁，倘立即吐露，一遭驳回，即不易转圜，所以他故意提一些难期邀准的问题，然后要求天主教弛禁，使耆英不好再驳。结果商定准华人习教，惟教士不得擅入内地传教。十月二十四日，中法五口贸易章程在黄埔签字，通称黄埔条约，内容与美约无大出入，不同之点是中国地方官须负责保护教堂墓地。

条约中对于天主教弛禁并无明文，仅由耆英宣布。刺萼尼坚持必须咨行各省，释放从前习教办罪之人，准其建造教堂聚会，进而定要上谕公开宣示，将康熙年间的天主堂给还习教之人，不然“两国之事，正未可知”。这时盛传法人将占领定海，道光深慨时事变迁，以至于此，“只可稍从权宜”。一八四六年二月八日，依从刺萼尼的条件办理。天主教既然开禁，基督教随之照行，因为英、美条约均有最惠国条款。

英美法订约后，其他西方小国亦相继干请，如荷兰、比利时、丹麦、普鲁士、西班牙，俱允其按新章互市。瑞典曾正式立约，葡萄牙要求豁免澳门地租，扩展地界，虽未邀准，而酌减租钞则已如愿。

三、五口通商

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五个条约口岸，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依次开市。厦门、福州、宁波因地理的限制，商务并不繁盛。广州贸易一经恢复，进口英、美商船五十余艘，两湖、江西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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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仍运丝、茶前来，再将洋货北贩，“市肆闾阎，恬熙乐业”，但好景不常。上海扼长江、黄浦江口，水运便利，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久为对内重要商业海口，本地沙船以棉花、布匹、茶叶运往东北、山东，闽、广商船则运进糖货、洋布、呢绒。开市之始，洋船至者尚不甚多，年约二十余艘，一八四七年即超出一百艘。一八五〇年起，压倒了广州。一八五五年进口船多达四百余艘，又三年至八百艘，走私偷税之风极炽。广州的洋行，相继迁来，或设置分行，遂成为全国最大城市。英国初租荒地二十七英亩，一八四五年，取得了土地承租权，面积约一百八十英亩。

三年后，扩展至四百七十英亩。法国的租界定于一八四九年，约二百英亩。美国租界形成于一八四七年，范围不甚固定，约一千余英亩，一八六三年，与英租界合并，称为公共租界。①英、美租界为居留区（settlement），法租界为让与地（concession），商业之外，亦系作奸犯科、藏垢纳污之所。至于割让的香港，本为海盗出没之地，仅有渔户数十家。英人占有后，凿山开道，大事兴建，成为英人在远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枢，一度更是鸦片的集散地，公开交易。

战前中外贸易由行商控制，实际经手的为洋行买办。他们初为临时雇佣，仅代外人购买零星什物及起居饮食的必需品，及外人与华人交往日繁，兼承办其他事务，权力渐重。五口通商后，外人虽可自由选择商人交易，仍须透过买办。上海兴起，已有经验的广东人随之而来，如吴健彰、唐廷枢、徐润。长于买卖的浙江人，亦以此为业，如穆炳元、杨坊、吴煦。除了经办本埠业务，且不时深入内地，收购茶丝，推销进口商品，转手之间，千金可致。今后的买办与过去广州时代的洋行买办，大不相同。自是沿海人民“争附洋人”，通洋语、悉洋情者，“趋之若鹜，举国若狂”，不少人成为巨富，但亦因与外人接触，而习于西事。

五口通商之后，走私偷税之风益炽，特别是鸦片。洋商于各海口设有囤集鸦片的趸船及运送的“飞剪船”，香港之外，以上海为最。一

——————————①福州、广州、厦门的英租界分于一八四五、一八四七及一八五二年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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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商品亦大量漏税，如经破获，领事反予包庇，海关收税仅及进出口货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澳门及香港政府，复借名护航，将当地夹板船及浙海盗船，编为护航划艇，配置枪炮，勒索中国商船。更惨暴的行为是掠卖人口。鸦片战争前澳门已常有此类事件，战后扩大至广州、厦门等地，公然绑架，大都运往拉丁美洲，被虐待而死者甚多，即所谓“苦力买卖”。名为华工，实不如牛马。

四、教士的活动

鸦片战争前，在华天主教士，并未绝迹。一八四六年，明诏弛禁，给予的便利益多，各教派活动展开，各有传教区域。耶稣会再度恢复，传教区为江苏、安徽。

一八四三年以后，在上海附近徐光启的故乡徐家汇设置总会，建立观象台、博物院、图书馆、学校、印刷所。一八五三年，教区内已有七十八所学校，学生一千二百余人，信徒与日俱增，直隶南部亦入于他们的势力范围。据估计全国天主教徒约三十万人。

尤值得重视的为新教士的成就。第一位为一八〇七年到广州的马礼逊（RobertMorrison，一七八二至一八三四），系伦敦传福音会（London MissionarySociety）派遣。初任职于东印度公司，因不易与华人接近，惟有致力于文字工作。

一八一五年与米怜（William Milne）在满剌加刊行《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一八一八年间设英华书院（Anglo-ChineseCollege），一八二三年将耶稣会士所译圣经修订完成，与自编《英华字典》出版。

一八二七年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刊行《天下新闻》（UniversalGazette），次年他的《东西史记和合》出版。一八三三年马礼逊的《英事撮要》

继之。同年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在广州刊行《东西洋每月统纪传》

（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一八三八年他的《古今万国鉴》出版。

在广州、澳门最活跃的为美国教士，首先前来的为一八〇三年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s for Foreign Missions）派遣的裨治文（E. C.Bridgman）、雅裨理（David Abeel）。一八三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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稗治文在广州发刊英文《中国汇闻》（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1852），并与雅裨理开办学塾。接踵而至的有一八三三年的卫三畏（Samuel WellsWilliams）、一八三四年的伯驾。卫三畏著有《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1848）及《华文注音字典》（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1874）。马礼逊去世之年（一八三四），稗治文、郭士立，及英美商人创设“益智会”（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编印浅近廉价书籍，裨治文的《合众国志》（一八三八）为其一。同年郭士立夫人创立女塾。次年益智会创立“马公教育会”（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一八三九年创立马公书院（Morrison School）。第一所医院为一八三五年伯驾在广州设置的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一八三八年又与裨治文、加律治（T. R. Callege）组织“医药布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计来华新教士共二十人。

-八四三年英华书院自满剌加迁设香港，主持人为理雅各（James Legge）。代表十余个布道会的新教士争先恐后而至，分在各口岸设立教堂、学校、医院，印行书报。截至一八五〇年，重要人物除已提及者外，尚有慕维廉（WilliamMuirhead）、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艾约瑟（Joseph Edkins）、合信（Benjamin Hobson）、嘉约翰（John G. Kerr）。上海、广州是他们荟萃之地。

新教的组织不及天主教严密，但精神活泼，方法新颖，对于近代西方文化的输入，有较大的影响。新教国家在中国的经济力量远超过天主教国家，当然亦有关系，不过天主教的历史悠久，势力深入内地，信徒众多，新教士的活动范围大致限于通商口岸附近。

五、西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