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西通商与英国的地位

一、广州互市

广州为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一六八五年海禁大开，英船曾来闽、浙，但不甚顺利，互市仍集中广州。一七一六年东印度公司设立管理会，基础渐趋稳定，不满之心亦与日俱增。

十九世纪以前的中西贸易，双方均采独占制，在欧洲为各国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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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特别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为广州的洋行，特别是洋行合组的公行。洋行的成立为互市的自然结果，然后得官府认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始即由政府批准者不同，而独占性相似。海禁开后，洋行地位益为重要，通称为十三行，实际不必常为此数。官府为便利计，管束夷商，征收课悦，亦委诸洋行商人，他们的地位介乎官商之间。行商互相竞争，甚或以不正当手段，勾结逢迎夷商，弊端遂生，不仅夷商官府两受其害，诚信守分的行商亦被牵连。—七二0年行商商准官府，订定规约，由各洋行合组公行，公办对外贸易。夷商认为这种完全垄断制度对他们愈为不利，中国散商亦以未得染指，合力反对，第二年即行废止。

西洋货船进口，多在六、七月间，出口在十—月前后，以便利用信风。进口时先由澳门同知拨给引水，代雇通事、买办，出口时交出两无蒂欠甘结，再由海关监督发给印照（红牌）。进口收泊地点为黄埔，夷商将货物分为股份，自行择定行商，委托销售，并代置办所需货物。一七四五年政府以行商之中有的资本微薄，未能照数如期缴纳课税，因就中遴选殷实者，作为“保商”，以专责成。但承销夷货的各行商于完纳课税，仍多观望耽延，保商往往挪用夷商货银代垫。

夷商寄寓洋行之内，各国公司的支店（factory）亦分向洋行赁屋开设，及商务繁盛，行商别于洋行附近建屋出租，通称为“夷馆”。居住夷馆的夷商自大班、二班、三班以下，①不准携带眷属，交易完毕，须退至澳门。一七五一年，禁令加严，如有番妇进口，夷人船货，一并驱回，意在防止夷人久留不去，孳养生息，开盘踞之渐。

中西通商之前的关税，系按货“抽分”。十六世纪以后，改为输银，分水饷与陆饷。水饷一名船钞，按船的广狭大小为准，陆饷一名货税，视货物的多寡精粗而定，均属正税。船分三等，一等征银一千一百二十两，二等八百八十两，三等四百八十两。货税大致为百中取二，或三、四。两项合计，并不为重。由于海关人员的刁难勒索，夷商的实际负担不止此数。每船所缴船钞多在二千两左右，所纳货税超出正税

——————————①公司管理会主席、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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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倍，以至三四倍。当时欧洲货物销路不畅，夷船所载，大半均属现金，每银一两须纳百分之四的分头银，复以海关岁入，定有最低数目，名曰“正额”，超过的名曰“盈余”。设关之始，正额时有不足，一再核减。其后盈余增加，常超出正额一倍，虽由于来船日多，亦与政府的奖惩政策有关。正额固须如数，盈余亦不得短少，否则议处，如有溢额，按数议叙。税吏为顾考成，不免滥征。十八世纪初年，粤海关正额每年不过四万余两，盈余多至二十倍以上，最后盈余亦列入正额。

船钞由海关直接征收，出口税由行商于代置货物时扣清，进口税于夷船回帆时核明。最为夷商所痛恶的为“规礼”，亦即官员、胥吏，以及书办、巡役、家人、通事对夷商的榨取，名目繁杂，为数不下正额或盈余。一七二七年，规礼归公，每船约征三千余两。不久又生出新的名色，所可知者，进口三十项，出口三十八项，合计每船共缴一千八百余两。夷商的负担不惟未减，反而增加。

债务、凶案、兵船亦为不时发生的纠葛。一七五八年行商拖欠法国商人货银，粤督勒令发给。拖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数目较巨，英人控追，未得要领。中外凶案的最早者. 为一六八九年英国水手击毙华人事件，英船不顾而去。外国兵船例不准进口，一七四二年，英国兵船带同所俘西班牙船，擅自驶进虎门，几肇兵端。三年之后，又在粤洋截捕法国商船。

二、口岸限定与夷人防范

英商为避开广州的浮收苛征，屡去厦门、宁波尝试，均不如所望。东印度公司总欲开通北部口岸，尤注意宁波。一七五五年通晓华语的洪任辉（James Flint）

奉命前往。地方官以十余年来夷船不至，殷勤接待，诸事颇称顺利。第二年英船续到，北京谕令取缔。广东当局为了自身的利益，尤不愿英船舍粤他去。一七五七年浙江科税提高，未能收到阻止之效，乾隆正式宣布，以后不准洋船再来，只许在粤交易。一以广东沿海居民，多藉洋船谋生，二因虎门、黄埔设有官兵，不似宁波可以扬帆直至。洪任辉明知有此禁令，一七五九年（乾隆二十四年），复随英船收泊定海，为地方官所拒，即携预先备好的呈文，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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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沽，上京申诉。呈文中所控的条款有粤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拖欠货银，行商制度多弊。乾隆以“事涉外夷，关系国体”，派钦差二人赴粤按察，将海关监督革职，家产查封，规礼名目删除，行商欠款按股匀还，洪任辉则以“勾结奸商，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圈禁澳门三年。各国商人认为处罚不公，出而抗争，两年后，英军官来粤投文，要求释放，均遭驳回。

自一七五九年起，广州成了唯一的通商口岸，对于夷商的管制更严，勒索更重，夷商的不平更甚。他们除非不与中国贸易，否则唯有听从广州官府及行商的摆布。

以往广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条约”，至是两广总督复订立“防范外夷规条”五事，主要用意在制止夷人与人民往来。一为永禁夷商在广州住冬，如属必要，可去澳门，次年必须返国；二为夷人均须投寓夷馆，不得携带凶械火器，夷馆由行丁把守，夜晚锁锢，出入由通事随行，买卖货物由行商经手；三为禁止行商领借外夷资本及夷商雇用汉人役使；四为禁止内地人民为外夷传递书信；五为夷船收泊之处，加派要员稽查。有了这个章程，行商责任加重，联名请求恢复公行，所有关于夷商之事，由公行共同负责。夷商表示反对，英、荷等国船只以延不进口起货、停止交易相要挟，争持两月，始勉强解决。一七七一年，因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多方运用，粤督得了十万两的馈赠，再由行商出名，说是“公办夷船，众志纷歧，于公无补”，公行二次裁撤。七年后，传说公行又拟重组，东印度公司大班上禀总督及海关监督力争。

但是到了一七八二年，公行制度三次实施，直至南京条约订立。总括公行或行商的职责为统办中西贸易，承保应纳课税，照料管束夷商的居住行动，居间经理。所有涉及中外事件，中国官府不直接与外人接触，换言之，公行或行商负有商务与政治的双重责任。

行商独握中西贸易之权，独负管理夷商之责，亦独享商务之利。最富有者，为同文行的潘家，通称“启官”，怡和的伍家，通称“浩官”。因经营不善，以致倾家破产者亦不乏人，负荷过重，为原因之一。广东督抚及粤海关监督每年例须以珍奇之物献于皇室及中枢要人，如乾隆的大量钟表、洋镜、朝珠之类，和珅的难以数计的珍藏，大都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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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价款则归行商赔垫。实物贡品之外，尚有现金（贡银），每年五万余两，如遇皇帝万寿大典，须额外报效。军需的捐派，为数亦巨，所可知者，乾隆时的金川与台湾两役，行商曾分别捐银二十万两及三十万两。廓尔喀之役，复与盐商共捐三十万两。所有这些支付，无非转嫁于夷商。

此时期的债务纠纷，亦趋严重。政府一再禁止拖欠夷商货价、借领夷商银两，并未生效。这是双方的责任。拖欠货价，多由于每年夷商回国之时，将售卖未尽之货，作价留交行商代售，所得银两，照复利滚算。日久本利累积，遂成巨额。借领银两多由于港脚商人，贪图重利，①将款贷于行商，终成不了之局。一七七六年，有一行商赊欠英商货银一万两，由地方官及其他行商付还。一七七九年，另有两行商因高利贷积欠港脚商达三百八十余万两，其中三分二为利息，英国派遣兵船强索，政府除将两行商治罪外，欠款全部由其他行商代偿，于是有征收“行用”之事，将本轻易售之货，每银一两，抽行用三分，备作还债之用。日后贡项、军需、捐派均出其中。货物不论粗细，一体加抽，且不止三分。

关于凶案，一七七三年，一华民在澳门遇害，疑凶英人被迫交出处死。一七八四年，英船因鸣炮误毙华人两命，货长遭受拘捕，英人武装示威，中国派兵包围夷馆，实行封舱，卒将炮手缢毙，从此英人不再交犯。

三、马戛尔尼奉使的无成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广州夷商所受的压迫愈甚，纠纷愈多。一七八四年，炮手处死案使他们感到安全可虑，尤重要的问题为英国的对华贸易。十八世纪末年，鸦片进口与茶叶出口逐年增加，利润至大，同时又希望为工业革命后的纺织品推广市场。一七八七年，英国政府决定援以往俄国之例，派卡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

为使，与北京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