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中央苏区惨烈大突围
项英，唯一留下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 年5 月书记处会议后不久，项英便知道主力红
军将实行“大转移”。但什么时候走，谁去谁留，他不得而知。是年7月下旬，项英以中央代表身份，赴闽赣前线巡视。此前，张闻天曾在闽赣巡视，项英此行是接替张到闽赣巡视，帮助工作。与项英同赴闽赣巡视的还有毛泽东的胞弟、中华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毛泽民。毛泽民的主要任务是督促征粮、扩军工作。9 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项英忽然接到中央电报，要他速回。
他策马疾驰，星夜兼程，赶到瑞金梅坑中共中央所在地。博古单独找项英谈话。
“项英同志，前方情况怎么样？”
出乎博古的意料，项英的回答及表现的神色竟然是那么乐观。“前线将士很英勇顽强，誓死保卫苏区的决心很大。”“是的，很好。”博古感到一丝慰藉。
停顿少许，博古把话题一转，把这次谈话的中心意思说了出来：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近期主力红军将离开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中央决定，留下一部分部队牵制敌人，保卫苏区，同时决定你留下来，领导苏区的斗争。”
项英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为中央高层领导谁去谁留的问题，博古没有提到政治局会上讨论，也未征过他本人的意见，这两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前线巡视。项英为之一怔，的确感到突然。从博古郑重的语气中，他感到这已不可能改变。
博古望着项英，等待着表态。
双方目光凝视，一阵沉默。
“我没有意见，服从党的决定。”项英坚定地表示。项英的回答，令博古由衷地欣慰。他握住项英的手，信任地说：“项英同志，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呵！”
在博古和李德看来，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项英是留下来主持工作的最佳人选。
1937 年4 月，继埃德加·斯诺之后，斯诺的妻子尼姆·威尔斯也到陕北采访，她后来写成了一本《续西行漫记》。她未能见到项英，但在陕北的项英的战友们向她介绍了这位传奇式的领袖人物。
尼姆·威尔斯是这样描述项英的：
项英，从前一个武汉工人领袖，据说是共产党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作为一个兼具军事和政治才能的人，是跟毛泽东并肩的。有人告诉我，“他在共产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
现在四十出头的项英，是最早的无产阶级共产党之一。他的父亲在他孩子时便死了，把孀妇遗落在极端的贫穷之中。她试当裁缝来养活她的孩子们，儿女到山中去采集干草和柴当燃料出卖。
项英十五岁做典当学徒，几年后地位升高了些，学会稍能读书。他敏锐
地自觉到自己是穷人却帮助富有的重利盘剥者去剥削别的穷人的这一种矛盾；大半便是这一种对于重利盘剥的不平的洞鉴，使他后来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平汉铁路罢工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他即辞去典当伙计，离开湖北黄吱县他出生的乡村，以便把全部时间贡献给党的工作。
虽然他据说外貌并不动人，可他有一种有力的个性，懂得怎样
获取社会一切下层阶级的信任和援助。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是在各种工会里的党的组织者，一九二六年是战斗的湖北总工会秘书，这工会支配武汉区的工人运动。虽然向忠发那时是个工会的主席，据说工会的所有计划和政策，都是项英所草拟的，他以“向忠发的灵魂”而出名。一九二六年末上海工人运动极度高涨的时期中，项英当上上海总工会书记，并是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之一。那以后，他一向是中国同业协会运动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做过支配这个运动到一九三一年的李立三信任的副手。
项英进苏区时，他做政治局的委员，在苏维埃政府中占着负责的地位，在红军主力于一九三四年离开南方去“长征”之后，项英留在后面，指挥一切余下的苏维埃活动..
在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除了毛泽东、朱德，就数项英在中央苏区的时间长。眼下，数十万大军如乌云压顶，人心思动。在这种情形下，谁愿意留？
谁不想走？留下来，意味着死亡！
然而，项英却危难受命留了下来。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组成，项英任书记。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周昆、罗炳辉所属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撤出前线阵地，向瑞金、会昌、于都等地集结。周建屏、杨英第二十四师和独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团等部，接替了主力的防务。
1934 年10 月10 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大转移”命令。
命令指出：
“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宜属队伍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
红军组成野战军同时行动，即以叶剑英同志任纵队司令员。”
第一纵队下辖彭雪枫、罗彬、武亭、陈赓和宋任穷领导的四个梯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都编在这个纵队，邓颖超、康克清以及电台、干部团也编在这个纵队。
与此同时，又编了军委第二纵队，由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李维汉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第一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纵队代号“红章纵队。”
10 月10 日下午5 时，“红星”纵队第一、第四梯队率先由梅坑、九堡等地向于都进发。
前所未有的长征开始了！
“三人团”中，李德走得最迟。他还应项英之约留了下来，作了一次深深的长谈。
谈话只有三个人：项英、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李德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当中央纵队从瑞金附近的禁区出发时，项英约我进行一次个人谈话。因此护送我的人员就落在后面了，第二天才赶上了纵队。中央纵队像所有的长征队伍一样，也只是在夜里、在黑暗的笼罩之下行军。同项英的谈话几乎进行了一整夜，伍修权担任我们的翻译，留守部队的指挥员陈毅没有参加，除了我们三人以外没有其他人在场。
项英显得非常乐观，虽然蒋介石这时已经开始了新的“围剿”，并且于我们的独立部队在各处只能与敌人进行周旋，粤军此时在南昌也同样加紧向前推进，兵临会昌城下，他仍然认为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并非不利。未被敌人占领的连成一片的苏区还有两万五千至三万平方公里，另外还有一些是被敌人或多或少截断还存在的苏维埃地方政权的“岛屿”。把这些地区都算在内，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万人。当然也应该估计到，这个数字会相当快地减少下
来，因为可以肯定地说，进攻的敌人不仅会占领和“清洗”少数还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县城和所有比较大的村镇，而且也会把沿途的村庄和这个地区中心的富庶平原扫荡一空。然而，项英并不气馁。一、两个星期以来，所有危险地区的撤退工作已经在进行。民政机构、干部和储备物资都转移进了难以通行的山区。自愿跟随他们撤退的还有老百姓中最有觉悟，特别是参加了地方自己组织的那部分人。当然，项英对迟早会来的经济困难，也感到颇伤脑筋。
那天晚上，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前途是多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多么忧虑。顾及到我们是通过翻译进行交谈，因此他在谈话中选词是十分谨慎的，他特别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无疑，项英的“乐观”是不切合实际的。后来，项英在反省这段历史时这样说：
当时我们接受党中央给予的训今，执行保卫苏区的任务，可是没有明确的、深刻的对当时的环境情况和整个斗争的前途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以为野战军出动在湘西建立了新的苏区，必然使中央苏区的周围环境有个大的变化，进攻的敌人便大部被吸引到湖南去，这样便于我们战胜敌人的进攻。我们估计敌人只能占领大的圩场和城市。最低限度我们可保持许多不相联系而偏于乡村的苏区，准备在适当条件下配合野战军举行反攻，恢复被敌占领的城市和己失的苏区。因为这样的估计和认识，自然不能正确地决定我们整个方针。
因为对斗争形势估计有了错误，就不能迅速转变我们在军事上群众斗争上应有的转变，以迎接新的斗争，必然照旧继续过去大规模的作战方式来反对敌人的新的进攻。游击战争的口号虽然叫得很响，但真的游击战斗没有在各地广泛发动起来，这样在敌人新的进攻之下就遭受了不断的打击和损失。
在军事上，正因为对斗争形势的估计有了错误，必然使游击战
争不能正确地实际地开展起来，对于群众的游击战争的领导和发动更是差得很。虽然我们己放弃了阵地防御战转变为运动战，放弃了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转为游击战术，但是在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的作战的方针，实际上是消极的防御。
1937 年11 月7 日，项英到达延安。12 月7 日，他向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报告详细地汇报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过程，并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严于律已的精神，总结了经验和教训。12月13 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区游击工作的决议》，指出：
项英同志及南方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贵的胜利。
决议还强调指出：
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10 月10 日，陈毅才知道“大转移”的秘密
送走了李德，项英顾不上彻夜未眠的困倦，便立即到中央医院探望陈毅。
陈毅是8 月28 日在兴国高兴圩战役中坐骨中弹负伤的，他当时任红军西方军总指挥和江西军区司令员。起初陈毅认为自己的伤情无关紧要，便在前方野战医院治疗。不几天伤势骤然恶化，几乎不能下地，由担架抬到了瑞金梅坑中央总医院。那儿住的，全是
从前线下来的省军级高级干部。
转到中央医院，虽说比野战医院强多了，但当时战争环境，条件很差，医院虽有X 光机，但没有发电机，照样开不了刀。陈毅住在中央医院个把月，但一直未能动手术，弹片在体内，伤势总不见好转。
中央医院离中共中央机关仅两百米，陈毅住院这么久，始终都未见中央主要负责人来看望过。在博古眼里，陈毅是毛泽东路线的
陈毅跟随毛泽东可谓久矣。1928 年3 月，他与朱德领导湘南暴动上了井冈山。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师师长。在红四军中，陈毅的地位仅次于朱毛。1929 年1 月，他与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创建中央根据地，含辛茹苦，功勋卓著。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陈毅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陈毅成了毛泽东忠实的战友和毛泽东路线的坚定执行者。
红军主力“大转移”，博古、李德把陈毅留下来，借口很简单，负了伤，行动不便。但同时还有一种考虑，项英政治上领导，军事上毕竟有些欠缺。
陈毅虽身负重伤，但打仗有一套，在苏区很有影响。他留下来，有一定的号召力，也可稳定人心。博古、李德对陈毅也有顾忌：他毕竟与中央路线不合拍，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他不放心。所以，中革军委离开了，成立了中央军区，统帅留守的所有红军及地方武装，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未能挂职。
“大转移”前夕，陈毅就有所察觉，因为总医院也动起来了，医疗设备开始装包打捆，不远处的中央机关的东西搬进搬出，忙个不亦乐乎。
陈毅对病友们说：“可能有大动作。”
陈毅正式得知“大转移”的消息，是10 月10 日，即中央机关撤出梅坑
往于都进发的当天。代表中央来看望陈毅并通知他的是中
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
周恩来对陈毅说：“中央决定自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周恩来还告诉了陈毅中央的决定：中央和军委撤出后，在苏区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委员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
项英在送走李德后，便急匆匆地赶往医院去看陈毅，他知道陈毅是员战将，想看看陈毅对今后有些什么想法。
项英对陈毅很热情，问长问短，亲自端水送药，十分关切陈毅病情，并嘱咐院长用最好的药。项英对陈毅说：“你的病好了以后，我们一同大干一场。”
陈毅第二天就被项英派人用担架接到了中央分局机关。
然而，项英没有料到，陈毅对时局的估计与他相去甚远。
当天晚上，项英在中央分局会上传达中央的部署和讨论今后斗争问题时，就与陈毅发生了意见分歧。
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有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七、十一团；江西军区一、二、三、四团；赣南军区六团；闽西军区三个团；杨、赣军分区十三团以及登贤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共一万六千余人。
项英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他主张“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还提出“准备配合红军主力进行反攻”。在项英的计划中，除了扩充队伍，大摆摊子外，还打算搞军事学校，搞兵工厂，一切如同过去，企望再搞起一个大的根据地。
他不愿意把得力的干部分配给地方，不愿把比较像样的武器装备分配给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相反，他主张把地方游击队改编成独立团，将勉强出院的伤病员，都充实到红二十四师主力部队。项英说：“我们有主力二十四师，再加上独立团，这十多个团可以消灭敌人一个师。”
项英希望打硬仗，打大仗。他说了很多，谈得很乐观，似乎看见
了不远的胜利。
与其相反，陈毅倒把困难想得很多，把局势看得较严峻。
陈毅提出要改变旧的斗争方式。“过去是大规模的根据地，扩大红军，突击征粮，从上面布置，贴标语口号，出版报纸，发布新闻，大兵团正规作战，地图上作业；设医院兵站，积草囤粮；政府摊开办公，门房收发，签字收据，文件抄得清清楚楚、印刷出来，一印好多本发下去；开会要一个星期、十天，一个负责人报告要三天三夜，从国际形势谈起..这一切都不行了，全要收起来。大家全部脱下军装，穿上便衣，背起快枪，打游击去，让敌人找不到目标。地委、县委就是指挥官、游击队长。三三两两，七个八个，搞他几百支、几千支游击队，看你怎么抓得完？我们打麻雀战。麻雀几十群、几百群，你能消灭一群，不能消灭几十群、几百群。”
陈毅对野战军胜利班师不抱希望，他认为野战军到湘南站不住脚，到湘西也站不住脚，到贵州也站不住脚，到云南到四川甚至更远的地方都不行。
根本不要打算依靠主力，联系不上的，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敌人几十万大军紧紧盯住野战军，能够不被消灭就算好了。他们管他们，我们管我们。
陈毅还提出，把第二十四师和独立团分散到各县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
干力量。不能打游击的党的高级干部转移出苏区。
陈毅的一番话，令项英很不高兴，认为完全是“失败情绪”。作为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作战的主要指导者之一，项英当然惧怕别人说“失败”两字，他责备陈毅说：“你情绪不好，悲观失望。”
陈毅不服气，说：“我对革命从不悲观失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
见陈毅这么说，项英问道：“你想走吗，离开中央苏区？”
“我现在不作这个打算。”陈毅说，“我只希望伤口好起来，反正中央苏区搞垮也不是一两天的事，起码也要两三个月。我的伤好了，能走路，能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陈毅又说：“我不走，中央有任务我要留下来，总能起到一些号召作用。
中央苏区留下了一万多名伤兵员，我也是其中一个，我留下来，伤员们也就没话说了，我毕竟是高级司令员呀。”
显然，陈毅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训令”使命，项英不敢贸然表态。
党的纪律是下级服从上级。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分局书记，陈毅只是中央分局成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央苏区的决策权由项英说了算。
1934 年10 月20 日，项英在《红色中华》第243 期上发表题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号召苏区军民“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胜利地保卫我们中央苏区”。
就在中央红军主力突破粤军信丰、安远及王母渡封锁线的第二天，项英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中央军区，由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
龚楚，广东河源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湘南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1931 年底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七军代理军长，红独立二师师长，粤赣军区司令员，赣南军区参谋长、司令员。后于1935 年9月叛变投敌，率国民党军偷袭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制造“北山事件”。全国解放前夕逃离大陆赴香港等地从事反共活动，晚年从香港返回广东老家定居。
天如人愿，陈毅在动过手术后好得很快。几天后他就能拄着拐棍到处走。
陈毅主持召开了中央政府办事处会议，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参加了。各苏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因战事紧迫来不及赶到瑞金的云石山。因此，与会者仅有原中央政府一些部门的负责人和瑞金、西江县主要负责人。
时任瑞金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邱进桂回忆说：
“陈毅同志对我们大家说：五次‘围剿’，敌人改变了战术，用乌龟壳战术对付我们。我们现在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要转移，要到外线去打击敌人。大部队走了，但苏区还在，省、县、区的党组织还在，苏维埃政府也还在。敌人要进攻我们的，瑞金将会由福建的敌人来占领。将来苏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野战军出动后，敌人将主要兵力对付野战军，我们苏区的压力就小一点，这就可能存在苏区。敌人来了，我们就要同敌人进行游击战争。陈毅同志告诉我们：我们苏区还有四个军区，还有一万四千枝枪，有一个独立二十四师，江西省、福建省、闽赣省、赣南省都有
独立团，各县有独立营。我们完全能坚持同敌人进行斗争。陈毅同志鼓励我们这些留在中央苏区斗争的同志，要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敌人是一定会被我们打败的。这次会开得很简短，大约只有个把钟头。开会的时间是10月下旬。这时野战军己出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中央政府办事处就迁到了于都县宽田的龙泉迳。”
陈毅对局势有种不祥的预感，他对中央政府军事工业局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赖绍尧说：“老赖，你还是在军事工业局负责，但是不要像过去那样搞厂子喽，必要时兵工厂还要毁掉。机器可是要保留喽！”
遵照陈毅的指示，赖绍尧将兵工厂、被服厂、卫生材料厂、印刷厂的许多机器陆续埋在于都宽田一带，工人也得到疏散安置。陈毅回忆说：“晓得中央苏区要被敌人占领，就抬着机器跑几十里，到山里挖个窟窿埋起来，还要动员，不要泄露。我还亲自指挥把钨砂埋在水田里。那时已是11 月，已经割了稻子，把稻根拔掉，把钨砂包起来埋进去。还对老百姓说，无论如何不要讲，这是革命的财产。”
军事工业局不久自行解体。赖绍尧从中央局级干部被调到瑞金、会昌边独立营担任营长兼政委。这个独立营1935 年春奉中央分局指令坚守瑞金铜钵山区。赖绍尧回忆说：
“实际上，这时形势已经很紧张了。瑞金县城已经失守，铜钵山
被四面围困。按照实际情况，这时独立营应该突围到敌后去活动，开展游击战争。但是，我作为独立营长，机械地执行中央分局的命令，结果独立营很快被敌人打垮，铜钵山也失守了。我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同兄弟部队也失去了联系。后来我转移到崇义、上犹县一带去寻找组织，但没有找到。”
赖绍尧，湖南汝城人，1926 年参加革命。曾任湖南汝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中共湘粤赣边特委书记、崇义县委书记、南康和信丰赤卫队总队长、红四军十三师团长、团政委、红军残废医院院长兼政委、中华苏维埃邮电总局局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热河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建国后曾任江西省财政厅、交通厅厅长、省经委党组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1992 年于南昌病逝。
惨败面前，项英终于实行战略转移
主力红军转移后，国民党除薛岳、周浑元十万大军追击外，其他各纵队二十万人依然留在中央苏区，由陈诚指挥组成“清剿”军。陈诚对蒋介石说：“中央苏区必须彻底荡平，不然后患无穷。”
1934 年10 月26 日至11 月23 日，陈诚军相继占领宁都、瑞金、于都、会昌等中央苏区中心区域的县城。
攻占瑞金县城的是敌东路军李默庵第十一师。1935 年1 月，国民党第十一师特别党部编辑的《收复瑞金纪事》中这样描写此战的经过：
长汀克复后，本师回驻蔡坊，构筑河田黄管公路。十一月六日下午奉总司令电..第十、第三十六两师归李师长指挥，收复瑞金等因；于是定八日第十师集结长汀城，九日第十师为第一线，先向古城前进，并以有力之一部占领古城西之大岭隘，以为翌十日直下瑞金之准备。八日晚，细雨沉蒙，九日晨，大降滂沱，官兵振奋前进。至九时，与伪古城独立团溪口独立营等股匪在古城东之牛岭接触，
当击攘之，毙匪百余，获枪数十枝，旗帜戈矛无算。惟沿途要隘，均经
砍倒大树又遍布地雷以为障碍，行进颇为迟滞。
十日本师遂向瑞金前进，伪中央苏区模范营、壬田游击队、九堡独立团、梅坑赤卫营，及昨日残窜部队共约人枪两千余，扼守大怜隘，顽强抵抗。经数度冲锋，始于晨刻攻占之，残匪向会昌于都方向逃窜。已刻我先头第三十旅克复瑞金，此沦陷五年匪之军事政治中枢，进入于我军之手矣。
攻陷瑞金，国民党不可一世，《中央日报》作了大肆渲染，连篇累牍。
敌人的战略企图是从北、东、南三方面向内收缩，以集团兵力据守各县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办法，将广大苏区分割成许多小块，将红军围困在越来越小的地区里，然后分割“清剿”，进而彻底消灭。
敌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绝灭人性的屠杀。卷土重来的地主豪绅、流氓恶棍，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无数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空前。中央革命根据地被杀害的人数多达七十余万！
就在瑞金失陷两天后，留下来的唯一的红军正规主力部队第二十四师，从福建汀州撤回至瑞金九堡一带。这里曾是中革军委所在地。
红二十四师原是罗荣桓等负责组建的。师长周建屏，政治委员黎林（主力长征后由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杨英接任），政治部主任袁血卒。
红二十四师有三个团的建制，即第七十、七十一、七十二团，每团有三个营，武器装备较好，兵员充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多次配合红一、三军团作战，有较强的战斗力。其中，温坊大捷，与红一军团第二师一道，歼敌近一个师，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后期作战唯一的一个大胜仗。长征时，红二十四师作为唯一主力留守中央
苏区坚持斗争，可谓留守部队中的“王牌军”。后来，项英又决定将大部分留守伤员痊愈者，补充给二十四师，全师有近六千人。
师长周建屏行伍出身，江西省金溪县人。早年投身滇军，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及北伐战争。1927 年春，经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1929 年后历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红十军军长，参与指挥赣东北反“围剿”作战。1933 年1 月后，历任红十一军军长、红七军团第十九师师长、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师长等职，1934 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四、五次反“围剿”战争。身经百战，屡立战功，可谓红军名将。
占领瑞金，李默庵第十一师气焰嚣张，趾高气昂，继续向会昌推进。
红军第二十四师指战员，眼看“红都”遭受敌人蹂躏，气得直跺脚，纷纷要求狠狠打击敌人。
师长周建屏召开了团级干部会议，他征求大家意见，打，还是不打。与会者都擦拳磨掌，说打。
项英也主张打一场大仗，他说：“要用胜仗来振奋一下苏区群众，提高大家的信心。”
一场大仗就这么定了下来，战场选择在了瑞金与会昌之间的谢坊，打击对象选择了攻占瑞金的李默庵师。
时任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的袁血卒回忆：
十一月二十二日，敌东路第三师由瑞金向会昌推进。军区命令二十四师赶到谢坊附近埋伏。会昌、瑞金和福建的地方武装也参加了伏击。这次战斗的战场指挥是师长周建屏。但是，敌人尚未完全进入伏击圈内（主要是福建
的独立团未及时赶到指定地点），战斗就打响了。这在军事上叫犯了“过早突击”的错误，因而未能全歼敌人，只消灭敌人半个旅，把歼灭战打成了击溃战。这次战斗虽然是我们胜利了，但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大胜利，因为本来可以消灭更多
的敌人。战斗结束后，中央分局给中央发了电报，说是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敌人一个师，《红色中华》报也发了消息。我在这次战斗中负责收容俘虏。原来准备大量俘获敌人，因为打成了击溃战，俘敌不多，只缴获许多骡马牲口。战斗结束后，我挑选了两匹骡子带了回来。
谢坊伏击战，虽然打击了猖狂嚣张的敌人，振奋了苏区人民的斗志，但同时也暴露了红军的实力。
项英开始认识到了“独立作战”的必要性，把一些得力干部派到各地区去领导斗争。于是，张鼎丞、范乐春回闽西；钟循仁回闽赣；胡海回东固；李鹤鸣回公略。
当时，这种认识的转变受到局限，还只限于地方，也还只是部分地区，军队这一块没有动。项英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点：
这种转变仅仅是局部的，而主力二十四师和几个基于团，仍然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仍然进行消极防御，阻止和破坏敌人对于‘三角地区’筑垒推进。于是在丁陂战斗（即敌由瑞林寨向丁陂至大柏地之线筑垒）中，阻止筑垒敌人而受到一点损失。二十四师经常辗转各地区待机，企图截击和阻滞敌人筑垒前进，但均未获得成就。这时敌人已进占于都并由岭背向于都河上游构筑封锁线以与瑞林寨衔接，便把我们的联系截断了。
面对日益紧张恶化的形势，陈毅一再向项英提出，把部队分散打游击，但项英仍不同意。
项英之所以不同意把二十四师和其他独立团分散打游击，其指导思想，还是拘泥中央的指示，企望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正规战，以重大胜利迎接主力红军返回中央苏区。
主力红军从粤军陈济棠部防地突破防线后，蒋介石十分恼怒，他责令陈迅速向会昌进攻，截断留在中央苏区红军南面的退路。
粤军颇能打仗。赣南红军和地方武装曾几次与之交战，都退下
为了巩固赣南和保持会昌河两岸的联系，项英决心集中红二十四师与独立第三、第十一团，在牛岭与粤军打一仗。
然而，出乎项英的意料之外，牛岭一战，竟成为主力红军转移后最大的一次惨败，也在周建屏辉煌的军事生涯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项英对牛岭之战追悔不已。他1937 年给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写道：
斗岭战斗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事前有侦察粤敌向牛岭坳一带游击（约一营到二营之数），准备在其附近埋伏或袭击，可是部队到达目的地后，敌已回到约二十里地之牛岭，这时已到下午，士兵也很疲劳，应该择地宿营，再行侦察情况，决定行动。不料独立团团长徐鸿这个冒死鬼，要跟踪追去。当时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负总指挥之责，也不考虑便随意应允。
最儿戏的，一团埋伏于唐村至牛岭大道旁打击增援之敌，可是将兵力分散，后来被敌各个击破。进攻牛岭的主力约四个团，到达牛岭附近，也不将部队展开，仍以行军纵队（独三团为前卫）直向牛岭汗场冲去。敌人占据房子不动，等到我们冲到面前，敌人即以反冲锋将全团冲垮。退回时自己将后续部
队冲散，敌人跟踪追击，一直冲到指挥阵地。周建屏带花，幸杨英率领直属队顽强抵抗，才把敌人打退，收容溃兵，直到两天之后才将全部队集合起来，可是已受了大的损失，以五个团兵力被一团上下之敌而各个击破。这次打败，是我们红军空前未有的败仗，而且绝对不应该打的败仗，简直是把打仗当儿戏的必然结果。这一败仗可以说动摇部队作战的信心，增强对广东军阀的害怕心理，同时也成为我们结束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
牛岭一战惨败，项英对形势的估计清醒了，不再那么盲目乐观，认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
11 月底，项英召开中央分局会议，讨论今后的斗争方针。
会上，陈毅提出要迅速地全面转入游击战争，不能再拖，二十四师要分散，独立团也要分散。中央分局要给各地发指示，转变斗争方式，准备大风暴的来临。
陈毅的意见得到中央分局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
项英也终于同意了陈毅的意见，并要陈毅起草一个指示，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下去，部署各地转入游击战争。
会议决定，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保持领导，其他成员全都分散到中央苏区的各个游击区。中央分局机关和第二十四师部分部队，以及赣南省党政军机关，迅速转移到上坪地区。
危急时刻，遵义传来一道电波
中央分局会议之后，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保持领导，分局其他成员和办事处成员，均分赴各地领导斗争。
陈毅草拟的指示信已晚，局势恶化太快。中央分局下辖的各省委已失去联系。闽浙赣省方志敏的电台不通了，闽北分区委的电台也不通了。项英情绪十分低落。
中央分局只能与附近的赣南省委联系。
陈毅把瑞金县委的负责人钟得胜找来，和他进行了长谈，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大山头搞小组，分散打埋伏，到群众中去夺自首队的领导权。地主回来了，你乖乖地在这里，我们不动你，给你粮食，还可以利用地主作掩护；如果他们不安分，就抓，要坚决把老窝搞掉。你们一定要躲到山里，在山里睡觉，风餐露宿，不要下山。地主靠不住，有些自首的靠不住，无论如何不要脱离武装，不要脱离高山大岭。”
张鼎丞、邓子恢根据中央分局会议决定，前往闽西。临行前，陈毅对他们说：“你们的老根据地在闽西，对那里地形熟，在群众中影响大，要尽量坚持闽西的游击战争，使江西方面的压力减轻一点。”
张鼎丞等走得早，在敌尚未合拢之前就已转移出江西，安全抵达闽西，并在闽西地区坚持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被派出去的干部还有：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调任闽赣任省委书记，阮啸仙从中央分局调任赣南省委书记。成立中共瑞西特委，将闽赣省委书记赖昌祚调回任特委书记，并成立瑞西独立营；派土地部长胡海回东固地区，任中共公（略）万（安）兴（国）特委书记，派李鹤鸣到胜利县负责；中共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到杨赣特委任书记，还从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抽调一些军事干部，派到地方武装加强领导。
主力红军转移时，中央苏区留下了近一万名伤病员。到1934 年底，尚未出院的还有六千余人。在敌人包围圈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数千伤员集中在一起是很危险的。中央分局决定，将伤员全部疏散安置。
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成立了中央军区卫生部。王立中任部长兼政治委员，张凯任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张凯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张凯在回忆中写道：
这批伤员共六千余人，多数是重伤员，少数是轻伤员。他们分布在中央苏区的于都、瑞金、博生（宁都）、西江、石城、宁化、长汀和后来成立的瑞西等县的红军医院中。后来，这些医院陆续向于都、瑞西、瑞金等县集中，因此大部分伤员也集中到了这些地方。
11 月和12 月初，也还较平静，到了12 月底，敌人开始分区“清剿”。
这时，形势就紧张了。我们预计到了这个情况，为了保护伤员，决定将所有重伤病员都分散到老百姓家中休养、隐蔽，轻伤员则动员归队。
我们将安置到老百姓家中的伤病员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派有医护人员，他们也住在老百姓家中。同时，发给每个伤病员三个月的钱、粮和一部分常用药品，并向伤病员宣布了纪律。
当时，我和陈毅同志一起到一个医院对伤病员进行动员。陈毅同志自己是个伤员，这时伤已快好了，离开了医院，到了中央政府办事处。
到了1935 年1 月上旬，所有的伤员都已分散到了于都、瑞金、瑞西以及长汀、宁都等县（主要是于都、瑞金两县）老百姓家中。
红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袁血卒也负责了一些伤病员的安置，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负责动员的医院，驻在一个三合大院的龙王庙里，有四五百个床位，几百名伤员在这里治疗休养。为了配合动员疏散，工农剧社的同志也来了。
演出之前，我传达了疏散政治动员报告。不一会，伤病员们转给政治部的意见就有几百个，有毛笔写的，有钢笔写的，大部分是铅笔写的。有的简单介绍了战斗经历，有的在一张纸上写着“立即上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
两行大字，下面签上许多名，盖上手印。连躺在床上的重伤员也表示死也不离开部队！这许多意见，表达了一个共同意志：为红色政权战斗到底！
可是，这个神圣的意志，与残废的、不健康的身体相矛盾，与严重的客观形势相矛盾，也与我来医院的任务直接矛盾。我想这些伤病员都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只要把道理说清，是能够做通工作的。于是，我首先找到周副团长，把政治部决定的疏散名单给他看，疏散名单包括医院院长和政委，周副团长排在第三。我动员他带头服从党的决定，并一起说服别的同志。经过反复动员，周副团长思想通了。这样，整个医院的伤病员迅速疏散到了老百姓家中，有些则动员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乡。
陈毅自己也是伤员。他拄着拐棍到医院做动员，对前来帮助转移疏散伤员的乡亲们说：“这些红军战士都很年轻，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藏起来，掩护好，治好伤，给你们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
他们的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
仇的人。”
伤员们大多不愿分散，说挂彩也要跟部队上山打游击。陈毅对他们说：“野战军出征了，中央苏区的局势今后会很紧张，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回家种地也好，打游击也好，在老乡家养伤也好，一定要生存下去，也许野战
军回来，苏区发展了，你们再回来。”
苏维埃政府和苏区群众对红军伤病员的转移疏散和安置治疗做了大量工作。保存至今的一份文件——《瑞西县委给各区乡的一封信——关于保护和安置伤病员事》这样写道：
县苏维埃为保护伤病员在群众家里安全休养及解决目前寒冻一切需要，使其伤病迅速痊愈和恢复他们的身体健康，参加游击工作，更活跃指挥战争，胜利地消灭敌人的“清剿”，保障与巩固苏维埃政权，并保护工农群众的土地财产，生命及自由等..特别是砂星区的工农群众更了解伤病员在前线牺牲奋斗的精神，所以该区的群众很周到照顾伤员，竞赛搞鸡子与米果烹与他吃，好似待遇生客一样。盼望各区把这个精神提出会议上安置具体讨论，并经常检查，发动群众必须很好地保护和安置伤病员，特有如下指示：
（一）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
（二）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无棉被的以蓑衣单被代替；
（三）每五天洗衣一次，无换衣服的借衣裳给他穿；
（四）每三天洗汤（澡）一次，生疮的每天一次或两次；
（五）经常热茶热饭招待；
（六）过年发动群众慰劳；
（七）每十天发动妇女儿童团慰问，支部书记参加；
（八）每个休养员要有一副单架，准备四个人无论任何环境不能使伤病员受危险；
（九）十天召集组长联席会一次检查工作。
上述保护休养员几点工作，望各区乡接此指示后，立即遵照执行为盼。
项英和妻子张亮住在一位名叫谢招娣的农妇家中。中央分局机关也设在这里。
谢招娣回忆中这样记述：
当时，项英住在我们新屋大厅右正房，有个女同志同他住一起，后来我们才知她是项英的老婆，姓张，当时大家都称她张指导员。张指导员会抽烟。
她有一个女孩子。
过春节时，我家做了一些黄元米果，大年初一，我请项英夫妇吃米果，喝茶，扯家常。我们扯得很亲热。为了答谢，张指导员送了一件上海买的毛衣给我穿，还送我一件旧夹衫，项英同志则将一顶棉纱蚊帐和一床绸子被面送给另一个房东钟正予家。大厅由于是中央分局办公的地方，平时不许我们进去。过春节的这一天，我们要求到大厅里杀牲口敬祖宗，结果被允许了。
项英同志笑话过我们。
正月初八日和初九日，他们离开我们这里，往白鹅梓坑方向撤走了。撤走时，项英的老婆对我说：“同志嫂，这个女孩子送给你带，以后我会寄钱给你的。”我说，“哎呀，我自己现在也有一个小女孩，怕带不了。”我没有接受，这个小女孩后来不知寄放在什么地方了。
何叔衡和毛泽覃住在一个名叫谢带发的农民家中。谢回忆：
何叔衡同志年纪较大，快六十了，满口长髯。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何老子”。毛泽覃同志很年轻，身材高大，很喜欢和别人开玩笑。他喜欢骑马，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马。有一次，他刚跨上马，一个调皮的小孩就在马屁股上用力抽了一鞭子。那匹马跑得飞快，毛泽覃却没有摔下来。
大概是元宵节那天，毛泽覃又带了近百人从白鹅到井塘。还在白鹅的时
候，他就给我寄信，要我们做好中午饭等他们回来，毛泽覃来后，很客气地对我说：“同志嫂，搞碗子某来吃。”我给他煮了碗菜干，还放了些辣椒。
他很高兴地给我五角红军票子。我不接，他
就说：“你不要钱，我就不要菜。”没办法，我只好将钱收下来。吃完饭后还剩下一些菜干，我说：“这点菜还有辣椒，你喜欢吃，带去路上吃吧。”
午饭后，他带着那些红军战士往小密方向走去。他们是向福建突围转移的。
井塘村是干部南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中央分局迁到此，与外界联系更加困难了。项英、陈毅和贺昌对外界情况的了解，大都是通过无线电台。
还在瑞金时，陈毅就曾建议，要把瞿秋白、何叔衡、陈正人（江西省苏副主席）、周以粟（《红色中华》主笔）等高级干部和一些身体不好的年高体弱者转移到白区去，当时项英未能同意。如今，这些人随中央分局转至井塘村，陈毅再次向项英建议，说应让他们尽快走。项英考虑再三，终于同意了。
随同中央分局一起转移的，还有谢然之，他是中央政府秘书长。项英和陈毅决定，让他突围前往上海找党组织。
临走前，陈毅对谢然之说：“你去打埋伏，要立场稳，要准备牺牲，无论如何不要投降。革命对你有好处，也有坏处，就是牺牲自己，你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又是我们办事处的秘书长，情况你都知道。”
然而，谢然之被敌人抓住就叛变了。他对敌人说：“项英眼睛近视，夜晚不能走路；陈毅重伤，不能起床。你们只要进得快一点，这两个人就能抓住。”
敌军的飞机撒下传单：“你们的秘书长现已投诚，国军给他很好的待遇。
现在项英不能走夜路，陈毅受重伤。你们要抓到项英、陈毅，赏大洋五万。”
项英气愤地说：“应该把他抓到枪毙！”陈毅则劝他：“不要。反正他要投降就投降，要叛变就叛变，不要管他。枪毙也枪毙不了这么多。共产党枪毙反革命也枪毙不完，反革命枪毙共产党也枪毙不完。我的脚还能跑两步，他能把我抓到？共产党员怕死还能干革命？
共产党员只要不怕死就有办法。你要怕死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开除了！”
谢然之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后来，他当上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抗战期间，国民党败退到重庆时，他是三青团书记。在重庆，他摆了酒宴请共产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吃酒，但是被清的人没有一个人去。解放前夕，他跑到了台湾。
主力红军大转移后，一路上被动挨打，没有丝毫喘息之机，湘江战役更是元气大伤，出师八万，突破这道封锁后，兵马仅剩三万。在这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自然无暇顾及中央苏区的问题。1935 年春节过后，国民党军加紧了对中央苏区红军的“清剿”，局势更加恶化。项英欲改变中央赋予中央分局训令任务，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请示报告中央，但均未见回答。
陈毅见中央总不复电，便劝项英不要再打电报，还是自己做主，但项英听不进。
就在项英2 月5 日又一次给中央发出电报后的深夜，一直守候在电台旁的中央军区情报科科长严重，突然惊呼起来：“信号，中央的电台信号！”
项英和陈毅都未睡着，听见严重激动的喊声，不约而同奔进机房。
严重一个字一个字地将电码译出：
（万万火急）项转中央分局：
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斗争方式与组织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中央书记处
之后，中央陆续给中央分局发出指示。
2 月28 日，中央书记处致电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项英领导的中央军区，正式传达遵义会议决议。远在中央苏区腹地、危在旦夕的项英、陈毅等才得知博古、李德下台，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
中共中央的电报全文如下：
（一）政治局扩大会议大意如下：五次“围剿”中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固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二）敌人五次“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企图逐渐消耗我们的有生力量与物质资材，紧缩苏区，最后寻求我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我们的目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
（三）然而我们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红军受到部分的损失，离开了中央苏区根据地。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四）单纯防御路线企图从各方面抵御进攻敌人，而结果一方面也不能防御，给敌以各方面击破的机会。怕敌人占领每一地区与
城市，而结果却不能不放弃整个苏区。决战防御的目的首先是在寻找有利时机与敌决战以转入反攻与进攻。在不利的情形下，应该拒绝决战，主力应退却至适当距离或转移到敌人翼侧后方隐蔽集结，以疲劳敌人、消耗敌人、迷惑敌人，使敌人发生过失与弱点，使我们在决战中取得胜利。为了寻求有利时机，就是放弃一部分或甚至大部分苏区的土地也是应该的。只要决战胜利，“围剿”粉碎，那不但放弃的苏区可以恢复，而且还可扩大。
（五）为了要从各方面抵御敌人，所以单纯防御路线经常分散兵力，同样的也拒绝运动战。这种分兵主义主要的一、三军团的分散，使五次战争中失去了许多胜利的机会。华夫同志短促突击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运动战。这种阵地战只对于敌人有利，对于红军是不利的。强攻敌人堡垒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是应该拒绝的。五次战争中轻易的强攻敌人堡垒，只是消耗了红军的有
生力量。（六）粉碎堡垒主义，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只有依靠运动战，这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
单纯防御路线取消运动战，就无法粉碎堡垒主义，甚至产生在堡垒主义下我们只能取得小的战术上的胜利的理论，这无异于向堡垒主义投降。
（七）对付敌人持久战的方法，是在有利条件下坚决的迅速的勇敢的向敌，人反攻与进攻，以粉碎“围剿”。在不利条件下则可以以战略上的退却避免战斗以保持红军的实力，等待与争取新的反攻与进攻的有利时机。有着坚强的红军，即使苏区暂时受到损失也可恢复，而且也只有依靠红军，才能创造新苏区。同时为了进行连续的战斗，必须经常给红军以休养兵力与教育训练的时间。单纯防御路线一方面不能粉碎“围剿”，一方面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正是敌人的持久战所要求的。
（八）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
件之一。十九路军事变给了我们粉碎“围剿”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在军事上却完全不去利用。
（九）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在决定退出苏区后，依然无目的地在苏区内同敌人拚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与搬家式的行动，在于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部队变成掩护队。特别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与有利时机同敌人决战原则上，而使自己处处处于被动地位，遭受敌人打击，使原定目的不能达到，红军大量减员。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拚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十）决议更说到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所造成的不正常现象。指出这种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一种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过去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不够的，最大的力量都放在扩大红军与保障红军的给养以及其他后方工作方面，而很少注意战略战术的直接领导，没有清楚了解战争的指挥关系于战争胜负的全局。战争指挥的错误，可以使最好的后方工作化为乌有。但这一错误主要的负责者是博古同志，同时指出这种错误对于博古同志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
（十一）决议最后说到日前的环境依然有利于我们创造新苏区的。几个苏区的变为游击区，不过是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部分的挫折。这种挫折丝毫也不足以使我们对于苏革前途表示张惶失措。实际上帝国主义、国民党就是想暂时停止中国苏革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胜利，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胜利，以及全国革命斗争，证明整个中国苏革正在前进中。同时在全党前面提出了严重的任务，指出新苏区的创造不是不经过血战可以成功的。目前最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滇以及蒋介石
的部队。加强红军，扩大红军，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的斗争，瓦解白军，坚持中央苏区、湘赣苏区等游击区域的游击战争。正确的灵活的艺术的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目前争取胜利的战斗任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是能够完成的。因此我们必然胜利。
项英回电，表示拥护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然而，围绕遵义会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所定性的“政治路
线”与“军事路线”错误的问题，陈毅与项英的看法分歧甚大。
争论归争论，但当此危急时刻迫在眉睫的是突围，立即突出重围，两人已达成了共识。
九路突围，留下一串串血路
工农剧社一直是跟着中央分局走，从梅坑到宽田，再到井塘村，尽管前方炮声隆隆，但剧社依然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剧社唱得最多最令人激动的歌叫“胜利的号炮”。歌词大意是：红军主力不久就要打回来，敌人的进攻不久就要被粉碎，前方隆隆的号炮声，表示革命不久就要胜利..
工农剧社隶属于中央政府教育部艺术局（局长赵品三），负责人是石联星，下分火星、战号、红旗三个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