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红旗，一面面倒在血泊中

江西军区司令员饮弹沙场

1934 年10 月26 日的傍晚，秋风瑟瑟，寒气袭人。在博生县（今宁都县）

西甲村的一所简陋的小房子里，聚拢着几条十分精干而又略显疲惫的壮年汉子。居中的那位个头颀长，体态匀称，脸部清瘦，目光有神。他名叫曾山，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兼军区政委。在他旁边落座着一位身材高大，脸膛方正，体格健壮的汉子，他就是刚上任不满两个月的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依次下来分别是省苏主席刘启耀，省委组织部长刘球贤，省苏政治保卫局局长娄梦侠。

原来，江西省党政军领导正聚集于此召开军政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全省部队的行动方向和行动计划。

曾山表情严肃，他一字一顿地说：“同志们，当前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灵活、机动的应变计划，才能使部队生存下去。”

对于形势，在此前不久，在座的诸位并非个个都十分清楚。就连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中的部分同志，乃至曾山本人也都认识不清。然而，经过半个月来的战斗，危险的局势已十分清晰可见了：

10 月上旬，敌军在西、南两路猛烈进攻以后，又在东、北两路加紧了对苏区的合围，企图实现对苏区红军的围歼；

10 月7 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决定，及时命令各地方部队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将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从阵地上撤离，向瑞金、干部、会昌、长汀、兴国集中；

10 月10 日晚，中共临时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八万七千余人，向湘西实行战略大转移。

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以后，国民党北路军陈诚、罗卓英部队以第八、十四、九十四、九十八四个师的兵力“清剿”江西军区。

这样一来，江西省委、江西军区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苏区已基本失陷，江西军区部队只能在西北线的公略、万泰、龙冈、宜黄、洛口和永丰一带进行游击，而中心区域更只剩下了博生县的西北边缘的永丰、乐安南部以及兴国东北和吉水南部山区等小三角区。

10 月26 日这天，宁都失陷，江西省委、省苏、江西军区及所属部队由军区司令员李赐凡、政委曾山率领来到了博生县安福地区，并在此召开党政工作会议。

在分析清楚了当前紧张的形势之后，会议统一了认识，最后，曾山、李赐凡决定：

进一步整顿党政武装组织，肃清部队中的不稳分子，提高军队战斗力；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尽量储备粮食，以备长期艰苦斗争之需。更为重要的是，会议确定了前往东固的计划。

东固，对江西省委党政军领导来说并不陌生。它地处吉安、吉水、兴国、泰和、永丰五县交界地带的山区，这里四面群山环抱，到处是茂密的杉木和竹林，恰似一座天然的屏障，十分有利于灵活机动作战。这里地势十分险要，北有东固岭、钟鼓山，东南有山势险峻的“狐狸十八歇”，南有大乌山、方

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东固山，腹地有养军山，宛如一个大脚盆。东固周围仅有五条羊肠山道通向山外，无论从哪一条道进山，都要攀越大山，穿过隘口，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十分

良好的群众基础，它是赣西南最早创建的根据地之一。

江西省委、省苏和军区把东固作为发展的目标，这种决策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如果部队能如期到达东固游击，那苏区史上或许又该添上精彩的一笔。然而，这个目标并未实现，当然，这是后话。

西甲会议以后，曾山、李赐凡在安福地区对部队进行了短期的整顿，加强了部队的侦察警戒工作，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这天，曾山、李赐凡正在安福甘坊的临时指挥部商议部队下一步的具体工作。忽然，一侦察员前来报告：宁广兴游击队今天将前来会合。两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振奋，因为这样一来，部队的力量又要增强不少了。于是，他们立即派部前往接应。

宁广兴游击队，是由宁都、广昌、兴国三县游击队汇合而成的。10 月初，博生县委书记肖瑞祥响应中革军委和江西军区的号召，将县政府军事部改为游击司令部，并汇合广昌、兴国小部分游击队，组建了“宁广兴游击司令部”，形成了一支五六百人的部队。在得知江西省委、省苏、江西军区已到达安福后，就立即前往会合。

历经硝烟战火磨难的苏区战友们见了面后，十分亲热，又是握手，又是拥抱，他们将拧成一股绳，在省委、省苏、军区的领导下，继续在敌人的夹缝中战斗不息！

经过几天的整顿和与宁广兴游击队的会合，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人数也增加到了三千多人。

10 月底，曾山、李赐凡开始实施西甲会议确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率部三千多人，分兵两路，先后经朱源、小布、麻田、肠斋等地，于11 月初到达洛口金竹坑村，并与先行到达的洛口县游击队会合。江西省委、省苏、军区机关也就临时驻扎在金竹坑。

于是，金竹坑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苏区小村庄，就频繁地出现在奉命“清剿”江西军区的国民党第三路军副总指挥罗卓英的视野中，他发誓在此消灭江西省委、省苏、军区机关，消灭洛（口）、南

（丰）、广宁乐永龙苏区，然后再实施向西南延伸的计划。

12 月初，罗卓英命令国民党军陶岳峙、夏楚中、霍揆彰等部，进占洛口东韶、阳水、黄陂、君埠等地，然后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推进政策，在短短的几天之内，金竹坑南部就矗立起了成百个新碉堡，立起了一道道的封锁线。

同时，又下令孔令恂第九十七师进占金竹坑东部的尧山、苦竹、洽村，建立起了多道封锁线，协同南部的陶、夏、霍部形成了对金竹坑的合围之势

为了突破敌之重围，12 月中旬，曾山、李赐凡决定重新调整作战区域，划分组织机构，新组建中共公万兴特委（徐达志、胡海、谢名仁先后任书记），领导指挥公略、万泰、兴国毗邻地区的游击战争，把中共杨赣特委从赣南省划归江西省委领导，罗孟文任书记。

接着，曾山、李赐凡继续组织突围。根据侦察，南部敌军力量较弱，是包围圈上的一薄弱环节，他们就率部从南部突围出来，转到永丰的梨树北屋，后转到沙溪。国民党军和各地保安团、还乡团，迅速对沙溪进行包围。这样，

还未站稳脚跟的曾山、李赐凡部队又匆忙转移到洛口小布树陂村。

前面已经交待过，小布地区早已为国民党军陶、夏、霍诸部分区占领，并设立了多道封锁线，此地并不安全。

为了摆脱穷凶极恶的敌人的围歼，部队一至树陂，曾山、李赐凡、刘启

耀等就立即在一起碰头，召开了紧急会议。

曾山心急如焚，说：“时间十分紧迫，我们必须尽快作出决定。”

李赐凡沉吟片刻，说：“当前，罗卓英部对我们是穷追不舍，我们已处

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应当精简部队，轻装前进。因此我建议把老幼妇少全部留下就地疏散，然后分兵三路，直取东固，实现西甲会议确定的计划。

曾书记率一路，由杨洲坝上下湖向东固转移；我、刘启耀同志、刘球贤同志为二路，从塘窝、大沽过肠斋到东固；宁青延同志率洛口游击队为三路，从钓峰、杨林、湖背到东固。三路人马会合东固后，进行短期休整，然后再追赶主力红军。”

曾山、刘启耀都十分赞同李赐凡的建议。

刘启耀补充说：“如果万一东固计划实施不了，我们可以往西经吉安进

入湖南，与贺龙部队会合。”

第二天，三路部队各就各位，按计划直往东固而去。

司令员李赐凡率领二路部队一边在小布、钓峰地区展开游击活动，一边

向东固方向靠拢。

1935 年1 月，罗卓英所属陶、夏、霍、李（树森）诸部分途进占大金竹、南田、小布、读书坑等地。由于执行“清剿”任务多年，他们变得十分狡猾。

“各部前进，都极审慎，首先构成网状封锁线，制其流窜，再抽调精悍部队，分区进剿。”这样，在小布、钓峰地区打游击的李赐凡的二路部队就被严密地分割包围在几个山头。

在被包围的日子里，李赐凡部十分艰苦。山下每条道路，都被敌人封锁了，每隔几百米就有碉堡，山前山后，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游击队很难与群众联系，衣食住行都发生了严重困难，储备的粮食很快吃光了，只能吃野草野菜维持，晚上只得露宿荒山野岭，还要密切注意敌情。时值冬未，天气十分寒冷，部队战士们只能用树叶防寒。

十来天过去了，到了元月中旬，敌军的包围愈来愈严密了，部队的处境也愈来愈困难了，弹尽粮绝的危险局面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司令员李赐凡忧心忡忡。他组织了多次突围，终因敌人太强而失败，他自己的脚也负了伤，行走不便。

为了便于部队轻装突围，李赐凡带着妻子邱珊珊、两个警卫员及一个班的战士就地隐蔽，钻进了深山中。

元月下旬的一天，邱珊珊和一个警卫员带两个红军战士下山去搞吃的，不慎被潜伏守候的敌人发现。三个战士跑进丛林脱身，身怀六甲的邱珊珊却被抓住。

敌人对她进行突击审讯。审讯时，邱承认自己是江西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的妻子。敌人要她带路去捉拿李赐凡，邱不同意。

凶残的敌人扫视了一眼邱珊珊，最后，眼光落在她那微突的肚子上，威胁道：“你不去，我们就揍你。当然，不会立即置你于死地，而是要把你肚子里的小孩剖出来，一块一块割给你看。”邱珊珊心里不禁一颤，只得带着敌人向李赐凡隐藏的地点走去。

李赐凡发现邱珊珊带着敌人向他走来，十分愤怒和痛苦。他猛地掉转身子对身边的警卫员说：“快向我开枪！”

警卫员下不了手，摇了摇头，拔出手枪，却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他倒在了血泊之中。

目睹这一切，李赐凡不禁热泪滚滚。他拾起身旁的一根长枪，将枪口顶在喉头，用右脚趾踩动了扳机。就这样，这位身经百战的年轻红军指战员带着遗憾和痛苦为苏区这片红土地洒下了最后一滴血！

李赐凡，湖南宜章人，又名李锡凡、李嗣凡。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 年初参加湘南起义，后随部队上了井冈山，任红四军教导队党代表。1929年初转战赣南、闽西，历任红四军第一纵队一支队党代表，红四军十师政委、师长，红四军十二师政委等职。1933 年调任江西省苏军事部长。1934 年5月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同年9 月，临危受命，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留在江西苏区领导游击战争。这位红军的优秀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8 岁。

李赐凡牺牲以后，二路部队更是群龙无首，立刻被冲散了。结果是十分残酷的，这里摘录1935 年3 月16 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刊载的罗卓英对中央社记者谈的当时二路军被围歼的情况：

..伪江西军区与伪江西省苏全部消灭，击毙伪军区司令员李赐凡，伪省苏主席刘启耀，伪执行部长霍彤光，伪供给部长曾伯诚等队下二千余人；俘获伪中委兼伪江西省苏农工检查委员会主席林国宗，伪中委兼江西政治保卫局长娄梦侠，伪组织部长刘球贤，伪省委夏候咏、李美群及李赐凡之妻等各级男女匪首一百三十

八名，匪员三千零五十三名..宁古线以北一带残匪，至此全部肃清..

组织全部摧毁。

与此同时，由洛口游击司令员宁青延率领的第三路：洛口游击队，在行动中部分队员开小差，中途逃走，只剩八十余人，后均被围捕，可谓全军覆灭。

当第二、三两路均被“剿灭”的时候，曾山率领的第一路部队也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面。树陂会议以后，曾山率部准备从杨洲坝上下湖向东固转移，但由于国民党军集中兵力围追阻截，部队无处立足，不得不经东折西回，于1935 年2 月才转入兴国县，与中共公万兴特委书记胡海为首的三县游击队会合，在公略、万泰、兴国一带进行游击活动。

1935 年2 月下旬，曾山、胡海部队在兴国齐汾又与辗转前来的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率领的红军独立十三团会师。之后，由曾山主持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几个月来的游击战争形势，并决定组织突围向南移动，经过杨赣地区，与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赣粤边游击队会合。

为向南转移，曾山、胡海、罗孟文组织部队突围，按计划进行斗争。当时正值雨季，气候十分恶劣。加上路途不熟悉，突围了多次，都被敌军封锁线挡了回来。于是，曾山、胡海、罗孟文不得不率部分头行动。

3 月上旬，胡海所部突围未成，在兴国桥头岗被围，部队被冲散。当时，胡海和身边的几个同志隐蔽在山洞中，一直坚持到天黑。敌人也不敢贸然搜山，胡海他们便借着夜色攀悬崖摸出了包围圈脱险。之后，到雪溪迳村岳母家暂时隐蔽。3 月6 日，叛徒周世祥出卖了胡海，胡海在岳母家被捕。3 月底，胡海被传解囚禁到南昌军法处第一监狱。在狱中，胡海受多次审讯，毫不屈服。6 月15 日，敌人气急败坏，便枪杀了35 岁的胡海。方志敏烈士遗稿《记

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一文，对胡海在狱中的情形作了记录：

..他是矮小的人，满面的麻子。他自入狱后，即患肠炎症，卧在栊门外竹床上有二十余天。他因这一场重病，黄瘦得不像人相。..我隔着栊塞子与他谈了十几句话。他表示愿意坚决就死。..接着娄同志（娄梦侠）死难的第二天，我才起床，就看到八个卫兵，手持着枪，都上了刺刀，知道法西斯又要杀人了。..后听到叫胡海同志的名字，知道是他临难的日子了！..一刻钟之后，他们就被敌人的枪弹，断送了性命！”

4 月上旬，中共杨赣特委书记罗孟文率部往兴国突围到老营盘，最后在龙头山被层层包围。在战斗中，罗孟文腿部受伤，不能行走，但他们带伤指挥作战。后特委决定罗孟文离队养伤，等伤愈后再随部队行动。罗孟文执意不允，最后经会议表决，才不得不离队到茶芜岗珊坑谢山下的吴才生家中养伤。不久部队即被打散。罗孟文在群众掩护下，潜出杨赣苏区，化妆到泰和县马家洲一带埋伏，一面种田，打长工，做短工，一面利用一切机会，联络失散的苏区干部，开展地下斗争。

5 月，曾山所部突围到新干后，被国民党军包围，部队被冲垮。经过艰苦的战斗和周旋，曾山只同一名游击队员冲出重围，最后在群众掩护下，经过家乡吉安，潜往南昌，转赴上海，找到了党组织。后经陈云批准，他被送到莫斯科，进入列宁学院学习。

至此，江西省委停止活动，历时七个月的江西苏区游击战争归于失败。

福建军区政委、司令员双双捐躯

1934 年10 月的一天，在福建长汀四都镇前往汀州城的山间小路上，一前一后走着两个风尘仆仆的红军青年军官。走在前面的那位约莫30 岁左右，身材魁梧，行走如风，他是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兼青年部长李萍，紧跟其后的是一个年仅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

看上去还带着一脸稚气，他叫陈茂辉，参加革命已好几个年头了，时任独立第十七营政委。他们正前往六七十里外的汀州城执行上级布置的一项紧急任务。

前一天，福建军区政治委员万永诚叫来了军区政治部主任兼青年部长李萍，指示他说：“李萍同志，目前红军主力已经实行了战略大转移，敌人已集中了七八个正规师，十来万兵力来‘围剿’我们，现在包围圈已经越缩越小，汀州城危在旦夕，随时都有被攻破的危险。因此，组织决定安排你和陈茂辉同志到汀州城去动员群众，进行坚壁清野。第一，要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统统抓起来，斩草除根，不留祸种；第二，各处桥梁都要毁尽，石拱桥要拆毁，木桥要烧光，阻止敌人进城；第三，城内所有水井都要倒进大便，把它搞污，不让敌人喝上一口水。”

听完指示，李萍心中直犯嘀咕，这关、杀反动地富，倒说得过去，这毁桥、污井，可是关系到汀州城千家万户群众日常生活的大事情啦，这样做能行吗？

万永诚政委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补充强调说：“这个指示，你们一定要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执行！”

福建军区政委万永诚，也是一个老革命了。他是江西人，原本是上海纱

厂工人，1927 年参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在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奉组织派遣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军事政治特别班学习，后转入莫斯科步兵学校，任中国连团支部书记。1930 年回国，1931 年4 月由上海调赣东北苏区，先后任赣东北省委书记、闽浙赣省委书记，1933 年春调任福建军区政委。而此刻，他不仅继任了福建军区政委一职，还代理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是因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前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同志随主力出发，中央决定由他接替此职），统一领导福建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因而当时福建省的一切大事，都是由他说了算。

然而，万永诚这样一个手握权柄的老革命，此时缘何会想出这样一个不顾群众死活的馊主意呢？

这还得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说起。

1934 年深秋，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 月10 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为了继续中央苏区的斗争，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央苏区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南方诸省的游击战争。

主力红军转移后，项英和中央分局被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临时中央赋予的“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约束，对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估

计不足，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远征大捷和等待主力回师反攻上，而没有适时地引导和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苏区向游击区的战略转变，反而不适当地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进行大

兵团形式的正规战。

由于王明的“左”倾路线和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的不恰当方针的影响，加上万永诚本人时时局判断的失误，万永诚仍然坚决执行“保

卫中央苏区，等待主力回头”的错误方针，因此在汀州即将落入敌手时，把省委军区机关转移到长汀四都镇，并把军区所属的第十

九、二十团约四千人集中到四都山区的狭小圈子里，命令部队天天埋伏在山头，等待敌人进攻，企图打个歼灭战，以改变战局。同时，对行将失守的汀州城，则实行不顾汀州工农群众生活的“坚壁清野”三条措施。

执行这样不合情理，不切实际，违背群众利益的措施，理所当然地受到汀州工农群众的坚决抵制。当时，刚从中央分局回来的张鼎丞听到李萍和陈茂辉的汇报后，十分担忧和愤慨，他说，“若照万永诚同志的话去做，苏区的人心都会从我们手中失去，那就不要等敌人来打，自己就会不打自倒了！”

张鼎丞，这个名字在福建省工农群众和红军官兵中，可谓是妇孺皆知，人人敬仰。

他是福建永定人。1927 年5 月参加广东大埔农民武装暴动。同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8 年6 月领导了永定县农民武装暴动，成了闽西革命群众领袖。

1929 年7 月，任中共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红四军四纵队党代表。1930年2 月被选为中共红四、五、六军共同前委委员，9 月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 年11 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土地部长。1932 年当选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首任主席。1934 年10 月主力红军转移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委员。

1934 年11 月，长汀、瑞金相继失守。12 月间，中央分局指示张鼎丞回

福建省委分配工作。其实，张鼎丞心中早有此意。主力红军转移前，毛泽东找到张鼎丞，对他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吧，那里情况你更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因此，张鼎丞一接到中央分局的指示，就立即从瑞金突围赶回闽西，来到福建省委、军区机关所在地——长汀四都镇。

一到四都，张鼎丞立刻找到了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向他汇报了毛泽东同志和苏区中央分局要他回闽西坚持游击战争的指示，并要他在组建队伍、武器装备方面给予支持，最好拨百把人枪。万永诚同意张鼎丞以福建省委委员的身份到永定上杭、龙岩边界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但他告诉张鼎丞：“目前，军区所属部队在四都，还有十九、二十两个主力团和几支游击队，但基于保卫中央苏区的需要，我们准备在四都与蒋鼎文部决战，鼓舞士气。

因而，不宜分散力量。但你可以在永定留汀的难民中去动员一些愿意跟着走的人，再到红军修械所去找一些修好的枪支和土造的手榴弹。”这样，张鼎丞就只好带了范乐春、刘永生、简载文、陈茂辉等几个老部下和从永定留汀难民中动员来的群众一共十几个人，背着从红军修械所拣来的八支残缺不全的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悄然地回到永杭岩边。以后，他们就和红八团领导人邱金声、邱织云、魏金水等密

切配合，在杭、岩、永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1935 年3 月间，又与吴胜、方方、谢育才、赖荣传等率领的红九团、明光独立团会合，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不久，又与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从江西突围带来的红军独立二十四师一个营会合。4 月，将闽西军政委员会改组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部署领导闽西南游击战争，一直成功地坚持到抗战爆发。

再说率领红十九、二十团一直等在四都准备同敌人决战的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对时局判断的失误，没有及时转变斗争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1934 年12 月间，在基本控制了江西苏区以后，敌东路军各部先后从赣南回师闽西。12 月24 日，蒋介石电令撤销东路军的战斗序列，将闽赣划为十二绥靖区。福建省委、军区所在的闽西则划为第十绥靖区，蒋鼎文任驻闽绥靖主任，卫立煌、李默庵为正副指挥官，下辖第三、十、三十六、五十二、八十三师，对闽西红军游击队开始第一期“清剿”。

1935 年3 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及地方保安团对长汀四都地区进行了压缩包围，把福建省党政机关和红军游击部队围困在四都山区狭小的圈子里。

这时，年轻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率领一支一百来人的小部队从江西于都南部山区突围来到了长汀四都镇。

毛泽覃，号润菊，毛泽东的胞弟。1923 年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任红四军三十一团营党代表。1929 年1 月任中共红四军前委农运科科长，4 月任中共吉安东固区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

1930 年初任红六军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员。1931 年6 月任中共永（丰）

吉（安）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五师政治委员，后兼任师长，中共公略中心县委书记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秘书长，并当选为江西省委委员。1933 年春与邓小平、

古柏、谢唯俊等一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代表，受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被撤销领导职务。1933 年秋，调到中共中央组织局工作。

1934 年10 月，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这样，苏区红军干部就面临着一个去与留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已经由博古、周恩来、李德组成最高“三人团”，负责政治、军事诸事务。谁个留、谁个不留，凡高级干部，由“三人团”定。中级干部则由所在部门提交名单，交“三人团”

批准。此时，毛泽覃由于1933 年春受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被撤销了在地方党和红军的领导职务，调到中共中央组织局搞机关工作，当然还不够资格直接由“三人团”定去留问题。他的顶头上司中央组织局局长李维汉曾专门就此事请示过博古，是否让毛泽覃随军行动。博古当然不愿意这个专门同他唱反调的并把他们揶揄为“洋房子先生”的“江西罗明路线”的第二号人物留在身边，因而没有同意。这样，毛泽覃就留在原地坚持斗争，并担任了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和中央军区红军独立师师长。

主力红军转移以后，苏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及其所属部队担负起了阻击敌人，策应主力红军在湘西胜利进军的任务。当时，必须改变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然而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主要领导人项英仍然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进行消极防御的阻击战，致使苏区红军力量严重消耗。尤其是1935 年1 月底，牛岭战役失利，红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独立十一团遭到重大损失，形势极端恶化，致使在1935 年2 月初，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中央办事处机关和部队，被敌军十二个师包围在于部县南部山区西江、宽田、黄龙（今黄麟）等狭长地带。

在血的教训面前，项英和中央分局不得不正视残酷的现实，开始认真考虑转变战略方针问题，并将自己的设想电告党中央，并请中央给予指示。1935年2、3 月间，经过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错

误的党中央多次指示分局：“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要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思想顽强地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这样，项英和中央分局终于决定改弦更张，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中央分局等机关人员、部队分散突围，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和湘南，会同当地革命武装进行游击战争。作为中央分局委员的毛泽覃则被派往福建，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协助福建省委工作。

这样，毛泽覃便于1935 年3 月率领一支百余人的小分队，从于都县山区突围，辗转来到了长汀四都，同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军区司令员龙腾云（他是1934 年春接替叶剑英同志就任该职）率领的机关部队会合。

毛泽覃一到四都，就立即向万永诚、龙腾云传达了中央分局的决定，并就当时的危险处境，对万永诚建议说：“永诚同志，现在处境太危险了，再也不能死守在这了，我们应趁敌人部队还未完全站稳脚跟立即放弃四都，把部队进行整编，分成几支小分队，分散行动，四处打击敌人，扰乱敌人部署，领导中心也立即移到闽粤赣边的深山老林中去。”

“不行，我决不能让根据地断送在我手中，况且，我们还有四千人马，据险而守，完全可以歼灭来敌，扭转不利形势。”或许根本没有把这个“江西罗明路线”的头头放在眼里，万永诚当场拒绝了毛泽覃的建议。

“永诚同志！..”毛泽覃心中忧愤，一时语塞。

时机就这样悄悄地错过了。几天后，准备就绪的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及地方保安团向长汀四都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顿时，这个重山环抱、风景如画的

苏区小镇便笼覃在战火和硝烟之中！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万永诚、龙腾云、毛泽覃等全力组织抵抗，但结果是可以想见的：正“势如破竹”、“一路顺风”的优势敌军，

又岂是福建军区属部几千人枪靠死打硬拼所能抵挡得了的！

这天清晨，敌人又再一次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顿时，密集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夹杂着敌人的嚎叫..充斥着朦胧的天空，四都再一次被战火的烟雾包围了，到处都是刺鼻的火药味。红军官兵们仍坚守在阵地上，没有丝毫退缩。战士们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了，嘴唇烧干了，耳朵震聋了，眼睛熬红了。伤亡也是极惨重的，毛泽覃不断接到各个阻击区的告急报告！

毛泽覃看到这种残酷的局势，他头脑十分清醒：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他立即找到省委军区的主要领导人万永诚、龙腾云，对万永诚真诚恳切地说：“永诚同志，你带同志们赶快突围吧！我在后边掩护！”

此时，万永诚目睹连日来的战斗情况，心中十分悔恨。他注视着面前这位忠诚、坚定、毫不顾已的毛泽覃，紧握着他的双手，眼泪夺眶而出：“泽覃同志，请多保重！”便同司令员尤腾云率领部分红军战士向东突围。

在毛泽覃他们的掩护下，万永诚和龙腾云率领部分红军战士突围到了武平，本来想向永定靠拢，与永杭岩边的张鼎丞会合，但是当行至湘坑时，被土匪出身的钟少奎率领的福建省第六保安团围追阻截。4 月10 日，万永诚、龙腾云及其部队在长汀腊口附近的分水垇被重重包围。在突围过程中，部队被打散，万永诚、龙腾云壮烈牺牲，随军突围的省苏主席吴必先被俘，8 月份在九江被害。

四都突围，毛泽覃挺身而出掩护万永诚、龙腾云他们率省委、省苏机关突围。当掩护任务完成之后，毛泽覃立即带部队向西突围到田心一带进行游击。4 月中旬，得知省委被围歼，万永诚、龙腾云牺牲后，他立即宣布继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闽粤军区司令员，率领余部转战在长汀和瑞金边界的一片大山之中，等待有利时机，同中央分局领导的部队会合。

1935 年4 月25 日，寒风嗖嗖，细雨濛濛。毛泽覃率部来到了

瑞金黄膳口红林山区，当晚便在山顶的一个小屋过夜。战士们由于几天穿山越岭，都十分疲惫，一躺倒就呼呼大睡。

此时，毛泽覃却睡意全无，他安顿好警戒后，就坐在一旁，默默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26 日凌晨，毛泽覃派战士小何下山去侦察敌情，不想被路过的国民党毛炳文的二十四师一个排长发现抓住，何叛变投敌，供出了毛泽覃及其部队的情况。敌人立即派兵包围了小屋。

担任警戒的战士发现情况不对，赶快向毛泽覃报告。

毛泽覃立即指挥突围，并把敌人引向自己，让队员们安全突围。不料，正当他向前面敌人射击时，一个国民党兵绕到后面，向他开了一枪，子弹打进了他的胸膛。这位年仅30 岁的优秀红军指战员顿时倒在了血泊之中。

当敌人发现这个“红军大官”就是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时，欣喜若狂，立即把他的尸首运回瑞金，向上司邀功请赏。

至此，苏区福建省委和省苏、福建军区终于被国民党军彻底“剿灭”了。

闽赣省委书记下落不明

宁化，是中央苏区境内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小城。一条溪河从城中缓缓流过，把小城分成两半。溪河上一座别致的拱桥连通着这城区两半。溪河的岸边坐落着一尊古塔，这古塔也不知矗立了多少

1934 年8 月间，宁化城突然异常热闹起来，城内穿军服的人明显增多了，来来去去，十分忙碌。原来，闽赣省委、军区机关转移到了这座苏区小城。

1933 年秋，蒋介石纠集了五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闽赣省处于最前线。由于“左”倾路线的错

误领导，红军节节失利。闽赣省北部的闽北分区、信抚分区相继丢失，闽赣省工作重心不断南移。省委、军区机关驻地也几经搬迁，1934 年8 月又转移到了宁化城，现就设在河边的几所大民房里。

1934 年10 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大片苏区失守，中央主力红军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从此，闽赣省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了。

10 月17 日，一道电波从于都传到了闽赣省委书记赖作昌、省军区司令员宋清泉的手中。这是中央和军委给闽赣省委下达的最新指示，说：

在新的战略之下..闽赣党和军区应独立地坚持领导斗争，它目前的总任务是组织和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不仅各县要建立独立营，实现有独立团，每区建立基干游击队，..还应..吸收广大群众参加游击战争，胜利地保卫闽赣苏区。

很明显，当时的中央和军委已经意识到了闽赣苏区的严峻形势，比较及时地指示他们进入游击战争状态。

接到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后，赖昌作、宋清泉立即对军区所属武装进行了整编，将建宁、泰宁、泉上、宁化、彭湃、清流等县的独立团、营，闽中独立团，泉上、归化军分区和省军区直属部队编为闽赣第十二、十六、十七、十八四个团，各县则建立了基干游击队。同时，确定：第十七、十八团在归化、清流、宁化一线阻击敌军第五十二师，第十二团在建宁、泰宁抗击进犯敌军，各地游击队则配合主力部队攻敌侧翼和扰敌后方。

然而，把持军权的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枯，参谋长徐江汉等人并未认真贯彻中央和军委10 月17 日的指示。

宋清泉，江西瑞金人，店员出身。1929 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 年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项英（一说彭祜）的警卫员。1934 年8 月调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当时才20 来岁。他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不懂军事，但此人能说会道，口才十分不错，因而在军中还有

点威信。

彭祜，湖南宜章人。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4 月参加湘南暴动，随着朱德部队上了井冈山。1933 年秋，调任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闽赣省委委员、政治保卫局委员。这个人擅长做群众工作，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在军中的影响也不可小视。

徐江汉，湖北襄阳人。1927 年在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中任职，1931 年12 月参加宁都起义，加入工农红军。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红军学校第五期上干军事班学习。1934 年8 月间，调任闽赣军区参谋长。此人十分骄横、奸滑，军阀作风严重，看不惯当时农工出身缺乏战斗经验的省一级领导人，也瞧不起工农群众。

此等三人牢牢地控制着军区的大权。他们无视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

继续奉行“左”倾军事路线，面临强敌的猛烈攻击，他们仍命令部队“备足粮食，坚守城池”，与优势敌军打硬仗，拼消耗。因此，闽赣苏区损失惨重，恶讯不断传来：

11 月27 日，清流县城失守。

12 月2 日，宁化县城失守。闽赣省武装和机关转入艰难的游击斗争。

12 月中旬，敌第五十二师攻占泉上。

12 月27 日，敌第五十二师由泉上水茜合围枫溪，闽赣军区武装严重减员。

为了加强闽赣苏区党的领导，1935 年1 月，中央分局决定钟循仁到闽赣省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接替赖昌作的工作。

钟循仁，江西兴国人。1927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春在家乡兴国组织秘密赤卫队，任大队长。1932 年任中共兴国县委书记，颇有业绩。1933年先后任中共公略中心县委书记、永丰中心县委书记。这年冬天，又调任福建省苏副主席。1934 年2 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8 月奉调赣南省，任省委书记。1935 年1 月临危受命，任中共闽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1935 年2 月初，钟循仁在项英派出的一个营兵力的护送下，辗转来到了闽赣省机关驻地安远。

钟循仁一到任，闽赣苏区领导层内部便爆发了一场关于部队去向的争论。

1935 年3 月，闽赣省接到了中央分局最后一个电报指示，指示上说：闽赣省要独立自主地坚持斗争，哪怕十年，十五年，如果万一不行，可前往闽南，与陶铸领导的闽南特委会合。

据此，军中掌握实权的宋清泉、彭祜、徐江汉他们认为应该往闽中、闽南发展。

而当时的省委委员、彭湃县委书记方志纯则提出，应该向闽北或闽西靠拢。他分析说，闽北、闽西是老根据地，黄道、邓子恢等同志在那里坚持斗争，加上群众基础好，地形有利，便于继续游击，保存力量。而闽南敌人力量较强，缺乏斗争基础，“开辟新区”是十分困难的。

宋清泉、彭祜、徐江汉拒绝了方志纯的正确意见，领导部队向闽中、闽南方向前进，部队便流动在顺昌、尤溪、德化、永泰等地。

在这样一次争论中，新到任的省委书记钟循仁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呢？

据方志纯回忆，钟循仁当时是“动摇于两者之间”。钟循仁何以会这样呢？

实际上，当时闽赣苏区领导权并未掌握在钟循仁手上。

尽管钟循仁革命多年，有一定的斗争经验，是个“好人”，但此人“很忠厚，没有能力，抓不住权，统不起来”。而且钟循仁初来乍到，情况不熟悉。更何况闽赣苏区领导层之间不团结，闹派性，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当时任省苏主席的杨道明回忆说，当时的闽赣省有两派，省军区为一派，省委、省苏为一派，宋清泉、徐江汉、彭祜等把持着军权，他们蔑视省委的领导，不把省委放在眼里。省委、省苏指挥不了军

队。省军区领导人甚至做出一些共产党人不该做的，违反组织纪律的事，省委、省苏也拿他们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