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出征者与留守者的生离死别

瞿秋白能走乎？毛泽东爱莫能助

1934 年9 月初，中央苏区四周除南线形势较为平缓外，东、西、北三线战况则更加惨烈。

敌加速南下，前线坏消息一个接一个飞报而来。

情况已万分危急，突围转移的秘密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确定干部的走、留名单。

谁走？谁留？中央高级干部的名单基本上由博古圈定。

当瞿秋白的名字被博古圈入留守者之列时，张闻天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已见，并理由十足地说：“瞿秋白正患肺病，身体很差，怎么能长途行军呢？”

听起来合情合理。其实，当时身体有病或重病的又岂止瞿秋白一人呢？

像邓颖超、王稼祥，还有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体弱的同志，不都参加了长征并安全到了陕北吗？

这完全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伙的宗派思想在作祟。瞿秋白曾因反对王明、博古一伙的宗派活动而蒙受打击，并一直受到他们的歧视和不信任。特别是1933 年9 月22 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更是对瞿秋白新的沉重一击。

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新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

误..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

狄康即瞿秋白。他原名瞿船，1899 年1 月29 日出生于江苏常洲。1919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时参加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领导成员。1920 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俄采访考察。其间，曾写出《俄乡纪程》、《赤都心史》、《俄罗斯革命论》等作品及数十篇“旅俄通讯”，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是十月革命后第一个直接考察报道新生苏维埃国家各方面情况的中国人。

1922 年2 月，瞿秋白经同乡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1月回国后开始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并很快成为中共一支笔，成为中共中央三家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和《向导》的主要撰稿人。1923 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主持起草了党纲。1924 年，出席国民党的“一大”，并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

文才的显露，影响的扩大，瞿秋白在党内的职务也随之逐年上升。1925年1 月，他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任中央局委员。1927年4 月，中共“五大”时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会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实际上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第二任领袖。1927 年冬至1928 年春，虽犯过“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但他和战友们一道，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恢复党的战斗力，开辟革命的新时期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1930 年9 月，同周恩来等一起，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和停止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全党的执行。但是，在1931 年1 月党的六

届四中全会上，他却受到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被解除

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同鲁迅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1933 年，上海日益吃紧，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

武）坐镇上海，以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为行动目标，设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的行动日见艰难，就连鲁迅也受到中统特务的严密监视。

在此情况下，党中央电令瞿秋白离开上海，转移苏区。

1934 年1 月上旬，瞿秋白化装为医生，沿着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于2 月5 日到达瑞金。当时，“二苏大”刚刚开过，他一到就担起了教育部部长的重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同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一起，从苏区实际出发，制订出一整套《苏维埃教育法规》，并使之落到实处。

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瞿秋白还将房间里堆积闲置的书整理上架，办了个中央图书馆。毛泽东告诉他，这些书有些是从各地收上来的，大多数是打漳州时的缴获，费了大劲，一担担挑回到苏区的。

图书馆办起来了，毛泽东是“常客”。他喜欢读鲁迅的书，他最早读的鲁迅作品是1918 年5 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鲁迅也读过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的文章《体育之研究》，此文也发表在《新青年》上。瞿秋白是鲁迅的亲密战友，在上海曾四度避难于鲁迅家。他为《鲁迅杂文选集》写过序言，并得到鲁迅的高度赞赏。鲁迅所书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即是对瞿秋白的深情表露。

瞿秋白也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写过序，序中说：“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他曾称赞，中国有两个“农民运动的王”，那就是彭湃和毛泽东。

相识贵相知。在瞿秋白看来，毛泽东堪称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战友，碰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心里话，他总想找毛泽东谈一谈，吐一吐。

长征前，瞿秋白并不知道中央决定突围转移的战略意图，更不

知自己是走还是留。直到部队出发前夕，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青山会议”（毛泽东叫的名称）上，宣布政府各部人员留守名单时，瞿秋白才知自己的名字已被决策者们圈入留守者之列。会上，瞿秋白虽有些激动，但没有吭声。会后，他找到毛泽东，希望能和大部队一道行动，并指望毛泽东能出面说说话。

毛泽东能说些什么呢？他的弟弟毛泽覃、弟媳贺怡被留下了，贺子珍年迈的双亲被留下了，亲近他的周以栗、陈正人、阮啸仙、何叔衡、古柏夫妇、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夫妇、刘伯坚都被留下了。

他说话的份量、作用又有多大呢？自博古进入中央苏区以来，他亦被排斥在中共高层决策圈之外，他的权力早已被架空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三权，党权已在博古手中；军权李德是“太上皇”；政权，毛泽东虽仍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但博古指派张闻天“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又安排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由此，毛泽东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说了。他找到博古，对瞿秋白等一些干部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博古仍然是一点也听不进去。

毛泽东非常惦念着瞿秋白的艰难处境。据聂荣臻回忆，当部队即将出发

时，他到瑞金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听我们说到转移，就说‘你们知道了？’我说：‘我们接受任务了。’我们这次去见毛泽东，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可是他就谈到这里，不往下谈了，却提议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办的一个图书馆。”

毛泽东提议去看望瞿秋白创办的图书馆，一方面表达了他对瞿秋白在中央根据地艰辛开拓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表示了临行前他对战友的惜别之情。

瞿秋白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他虽然对“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让他参加长征很有意见，但他最后仍然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他送别了主力红军，送别了毛泽东等多年奋斗在一起的革命战友。

不幸的是，这次的送别竟成了永别。

主力红军撤离后，蒋介石调动了十万兵力向瑞金一带进行“清剿”。瑞金周围几百里山区的男女老少在中央苏区分局的领导下武装起来，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至1935 年初，在瑞金、于都很难再继续坚持下去了，中央分局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张亮等几十人向福建长汀以南的山地转移。

2 月24 日，在转移途中，瞿秋自不幸在长汀濯田区水口镇被俘。敌人把他解到长汀国民党军三十六师司令部。他化名林其祥，自称是医生。后被叛徒出卖，暴露了身份。敌人把他单独关在一间囚室里，严加看守。他每天写点杂感或诗词，有时刻图章，神态悠闲自若。敌人对他诱降，他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甚，请勿撕破我的历史！”敌人以死威胁，他回答说：“古语云‘朝闻道，夕可死矣’。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之道，并为它奋斗多年，而且还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为它牺牲奋斗，共产主义总有一天会成功的。我纵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敌人用尽一切手段，丝毫也不能摇撼瞿秋白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1935年6 月18 日晨，当敌人出示蒋介石“就地枪决”的电令后，瞿秋白淡然一笑，镇定地说：“一个革命党人很难得一个休息的机会，被捕监禁，不过是暂时的休息。死，才是给他一个安静的长期的休息。我们革命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午餐后，敌人把他押到长汀西门外蛇王宫旁边的一块草坪上，叫他跪下，他严辞拒绝，盘腿挺胸而坐，并点头微笑道：“此地很好！”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了沉寂之空间。随后，在一排枪声中饮弹洒血，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36 岁。当地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把他埋葬在西门外罗汉岭盘龙岗的山坡上。

1950 年，瞿秋白就义十五周年。为纪念瞿秋白，毛泽东为瞿秋

白遗著出版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著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1955 年，瞿秋白就义二十周年时，党中央把他的遗骨迁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毛泽东的岳父母瞑目他乡

转移在即，确信无疑。各机关都在清理文件、器材。人们见面后都在互相打听：你是走还是留？整个苏区笼罩着一片紧张而又神秘的气氛。

9 月23 日，正好是中秋佳节。贺子珍特叫住在塔下寺村的爸妈做了一桌酒菜，准备请毛泽民、钱希钧及妹妹贺怡、妹夫毛泽覃，连同心爱的小毛，一家人热热闹闹吃顿团圆饭。菜都上桌了，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到。

贺父贺焕文正哄着小外孙——毛毛在玩耍。

贺焕文是个憨厚老实的读书人，早年当过安福县县长。因替穷人讲了几句好话，办了点好事，被革职。回到永新后，在县衙门当了个“刑门师爷”，替打官司的老百姓写状子。后被一场官司牵连进去，坐了班房。出狱后，看透了尔虞我诈的官场，弃官经商，在永新县城南门租了一个店铺，名曰：“海天春”，开起了茶馆。

小毛是在中央苏区比较安定的环境下生的男孩。这是个奶名，大名叫毛岸红。“岸”字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之意。已经两岁多了。毛泽东受到“左”倾路线排挤时，没有多少事可做，

小毛给他带来了很多欢乐。

不一会，毛泽民、钱希钧夫妇俩匆匆赶来了。毛泽民时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家银行行长，钱希钧亦在银行兼做会计工作。银行与财政、后勤编在十五大队，他俩特来见个面，要贺父贺母多加保重。钱希钧送给贺父贺母一块布料，还给小毛一件夹衣、一包糖果，连饭桌都没碰一下，就走了。

一对前脚走，一对后脚进，毛泽覃、贺怡来了。他们被通知留下坚持斗

争。当毛泽覃听说哥哥泽民刚走时，便急着追了出去。

贺子珍急忙叫住，劝他吃了饭再去也不迟。

贺母说：“边吃边谈，菜都凉了。”

贺怡知道贺子珍要走，问：“小毛怎么办？”

贺子珍心情沉重地说：“爸妈年纪大了，随军不便，只有留下。组织上

规定不能带孩子，小毛也只能留下，交给妈妈去管吧！”

贺怡赶紧接话：“姐，你们放心，我和泽覃，还有爸妈都在，小毛尽管

交给我们。”

“只有这么办了。”贺母应允道。

10 月8 日，贺子珍接到通知，调卫生部干部休养连，随军转移。

很快就要出发了，时间迫在眉睫。这时，随着一阵得得的马蹄声，毛泽

覃和贺怡来了。贺子珍来不及寒暄，开门见山地说：“我们要走了，小毛就拜托你们了。”

“珍嫂，你们放心，家中诸事我们自会照料的，请你转告哥哥不必挂念！

你们自己路上要保重！”毛泽覃这个未到而立之年的红军独立师师长，颇有几分像他哥哥毛泽东，器宇轩昂，也是粗嗓门。

转移就这样开始了。红军离开了他们在过去几年中赖以生存和蓬勃发展

的根据地。

贺氏三兄妹，除贺子珍随军远征外，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均留守苏区。

贺敏学在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跟随陈毅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红七

十一团参谋长、湘粤赣边游击总指挥。其间，在南雄的一次战斗中，队伍被打散，贺敏学负伤被俘。后设法逃了出来，在一老乡家养好伤后，四处寻找

部队的下落。他装扮成补鞋匠，挑着担子游街串巷，探听消息。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做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国共合作抗日后，贺敏学随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下山编入新四军，在陈毅的领导下，转战在江西、安徽、江苏一带，打击日本侵略者。建国后曾任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党委书记，华东建筑工程局局长，西北建筑工程总局局长、党委书记，福建省副省长等职。

贺怡，原名贺银圆。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 年与毛泽覃结为伉俪。

1935 年4 月，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牺牲，贺怡又临近分娩，组织上为了她的安全，决定让她同其父母一起到当时还是根据地的于都一个红军战士家暂避。于是，贺怡领着两位老人在组织的安排下，与原瑞金武阳党支部书记赖芝湖装扮成夫妻，同船下赣州。

船至于都梓山石灰窑下安全停靠后，即与设在梓山附近的红军联络站取得了联系。站长黄跃亮说：“国民党军队已在对岸封锁航道，不能通航，要等候时机再走。”并立即上禾丰办事处汇报了护送情况。

项英、陈毅听了黄跃亮的汇报后，联想到贺怡走时仓促，没有开具组织介绍信，预料这将会带来许多麻烦，便立即派王贤选（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赣县水西人）携带介绍信赶赴梓山，将信交给贺怡，并转达项英的瞩附：“到赣后可与赣县河西支部取得联系，他们会很好安排你们的。”项英交待完到赣后的任务外，还特别强调说：“胡招娣的真实情况，绝不可外传，若他人问及，只说是同事的家属。这应作纪律对待，切记。”

“胡招娣”即贺怡当时的化名。到达赣州的第二天，先由党员刘

家发到水西去联系，找到王贤选的胞弟王木生，再经王木生与河西支部取得联系，找到河西党支部负责人何三苟，商妥接待等事项。

贺怡装扮成一老妪，身穿大面襟布衫，头扎包巾，在约定地点与何三苟相见。交谈中间清情况后，贺怡方出示介绍信。

在何三苟、王木生的陪同下，贺怡一行沿河直下，很快就到了王木生家。

贺父贺母隔日相继上岸，来到水西王家，暂且住下。

约一星期后，贺怡召请王、何前来商量。她说：“三个外乡人长居于此，会使外人生疑，要另想办法，找个较隐蔽的地方。”

何三苟说：“我有一位叔母，名叫李金友，为人忠厚老实可靠，大家习惯叫她毛笃姆姆，曾在九江为人做保姆多年，无儿无女，夫死年老归里，可否拜她为干娘，就说在九江结识的干女儿，以携亲生父母来赣探亲为由，可久居于她家。”

贺怡思忖再三，同意照办。于是何三苟就领着叔母来到王家与“胡招娣”

相见。经过一番寒暄，贺怡认为尚好，从此，贺怡就拜李为干娘。贺家三人即搬至水西石人前村居住。

在水西，在一片白色恐怖，而且是同上级党断绝联系的情况下，贺怡挺身而出，整顿党的组织，坚持地下工作。从1936 年起的一年多时间里，水西各村先后发展党员近三十人，建立了十一个党支部，并成立了中共水西区委会。

贺怡常以“闺女”身份深入山坑指导斗争。长而久之，当地的几位长老，见贺家三人清苦伶仃，便产生了“恻隐”之心，提出要替“闺女”作媒，牵线联姻。迫不得已，贺怡只好借故迁居，搬到水西岗边排村的宝经堂，落住

于庙内空间的僧房里。庙内有位罗斋公，信佛，不问政治，为人老实。贺父贺母也吃斋信佛。就因势利导，搞些朝神拜佛的活动，热热闹闹，掩人耳目，一直隐蔽到1937 年7 月。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8 月间，项英、陈毅等同志，根据中央指示，来到赣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下榻于赣州城内中华大旅社第二号房间。谈判的消息登载在赣南

《民国日报》上。贺怡闻讯，欣喜若狂，好似重见天日，旋即赶至赣州中华大旅社。

陈毅会见了她，并听取了她的“贺氏三迁”及组织发展工作汇报，非常赞赏。以后，贺怡往来于南昌、吉安、广州、韶关等地，出生入死做党的地下工作。

1940 年6 月31 日，贺怡在韶关被特务逮捕。被捕时，她宁死也不愿落入敌人魔掌，急吞下一个金戒指以图自尽，结果倍受痛苦又遭敌酷刑，胃部严重下垂，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当时，正值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出面与顾祝同谈判，用国民党高级战俘换回了贺怡。

出狱后，贺怡来到延安，住进了医院。医生说，必须尽快动手术，把金戒指取出。按规定，手术前须有亲属签字，可当时贺怡身边并无亲人。毛泽东去看望了她，并说：“为了贺怡同志能够多工作几年，这几个字我来签吧！”

于是，提笔在手术单上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这张充满了兄长厚爱的手术单，贺怡曾珍藏多年。

术后，贺怡的胃只剩下三分之一，人瘦得只有八十多斤，但她仍不倦地工作着。

贺氏父母在贺怡离开于都后，因年老体弱，不能随女奔波，但在当地人面熟悉，相处亲近，便留在岗边排村。

1938 年2 月，贺父因病去世，葬于原住宅附近的后山上。项英、陈毅、杨尚奎等同志在油山得悉噩耗，因公务未能亲临吊唁，便各凑了一百银元作为丧葬之用。1984 年清明节，贺敏学曾来扫墓，缅怀父亲。

贺父去世后，贺母孑然一身，甚觉凄苦。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让她同贺子珍一道生活。不料，她抵延安时，贺子珍已经到苏联养病去了。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亲自照料她的生活。不久，贺母病逝于延安，又是毛泽东把她安葬的，还为她立了一块石碑。

邓颖超母亲落入敌手

1940 年旧历十一月十八日清晨，天空低沉，浓雾笼罩着山城——重庆。

往日繁忙而紧张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肃穆。

在红岩嘴路上，一群人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去赴杨振德女士的葬仪。

杨振德，曾用名宝峰、梦醒。人们怀念她，不仅因为她向人民奉献了自己全部的身心和热力，还因为她无私地培养并向人民革命事业奉献了一个真正的好女儿——中国革命的女杰邓颖超同志。邓颖超每当回忆起母亲时说：“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她具有独特的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向往大同世界，有助人为乐的精神。自强自立，勤奋阅读，深研医术。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1876 年，杨振德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仕宦家庭。幼时就酷爱读书，祖父因吃错中药致死，父母便希望她学习中医，既可为己，又可救人。到了青年时期，她进入社会，奋发钻研医学，渐渐地能够给人医病，并以此作为自己谋生自立的手段。后随着家业的破产，父亲在长沙流离失业，举家来到广西。不久，父母先后去世。从此，杨振德只身一人，孤寂地走进了无依无靠的社会，步入了一条布满荆棘、风雨飘摇的独立奋斗的人生之路。

1901 年，25 岁的杨振德与一位死了妻子、有三个儿子的广西武官邓庭忠结了婚。邓庭忠时任广西南宁镇台（相当于现在的军分区司令），杨振德作了镇台夫人。但她清醒地知道，上等的荣华富贵和有权势的丈夫都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是自己。

1904 年，振德生下一女，取名邓玉爱，学名文淑。这是她的独

文淑3 岁时，父亲因与上司关系不好，以回家扫墓为由，自行离职，到云南昆明另谋了一份差事。谁知被人向朝廷告发，说他犯有欺君之罪，结果被流放到新疆三年。

朝廷是不可违抗的，诏书一到，就得启程。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杨振德不能带着年幼的女儿随夫充军。她强忍悲痛，将所有的首饰衣物变卖成二百两白银，给丈夫作盘缠。谁知从此便与丈夫永别了。

丈夫的死，她感到无限哀伤，并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哭了。

为了母女的生存，为了把爱女抚养成人，她横下一条心：纵使千辛万苦，也要自食其力；任凭风吹浪打，也要宁折不弯。她要带着女儿文淑走一条中国人应走的路。

文淑即邓颖超，她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天津女师读书时，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她和周恩来等领导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年龄最小的会员，当时只有15 岁。1923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天津最早的团员之一。1925 年初转为中共党员。

女儿的出类拔萃，做母亲的感到由衷的快慰。杨振德再也不是一位孤独漂泊中的迷茫寡母，像她的女儿邓颖超一样，她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拴在了人民革命的战车上。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邓颖超已无法在广州立足。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母女二人登上了赴上海的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