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广昌血战——“胜利或者死亡”

陈诚闯三军关隘，兵临苏区北大门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解决福建事变竟会如此迅捷，如此轻松。两个月前，他还坐立不安，诚惶诚恐，现在却洋洋得意，神气起来。

福建战场还在硝烟弥漫的时候，蒋介石就在盘算着把进攻重点转向中央苏区。他断定，蔡廷锴败局已定。

1934 年1 月底，蒋介石召集蒋鼎文、顾祝同、陈诚、何键、陈济棠在福建建瓯部署新的战略计划。蒋介石说：“闽变业已平定，我军应照既定计划继续围剿苏区红军。”

根据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其嫡系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罗卓英率十一个师又一个旅十万余众，首先从福建战场杀回马枪进攻中央苏区。

战局急转直下，为博古、李德所未曾料及，更没想到会变得这么快，这么猝不及防。于是，中革军委十万火急，命令彭德怀东方军回援泰宁，配合第一、九军团阻击陈诚部南进。

陈诚可谓是红军的老对手了，虽说是蒋军的精锐嫡系，在北伐战争、中原大战、蒋桂战争中所向披靡，有常胜将军之称，但在中央苏区却连连败北，威风扫地。

1931 年6 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担任“剿总”，发动第三次

“围剿”。陈诚第十八军也从湖北开到江西南部，其气焰甚嚣尘上，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红军实行“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原则，与陈诚玩了一场“捉迷藏”

的游戏。

7 月初，红一方面军主力集结于宁都，陈诚率部急速奔袭。抵宁都不见红军，却闻红军在古龙岗；进古龙岗，又闻红军在富田；到富田，又说红军返回古龙岗；折回古龙岗，旋接电知上官云相和毛炳文师在莲塘、良村遭红军攻击；陈诚兵分两路奔抵莲塘、良村，红军又去向不明。

两个月下来，陈诚第十八军在赣南疲于奔命两千里，转了一个圈，一个红军未见着，一场仗未打上。他沮丧万分地退回南昌，叹息：“胖的拖瘦，瘦的拖病，病的拖死。”

初来乍到，陈诚的锐气叫红军的“见面礼”挫去一半。

1933 年第四次反“围剿”，红军不再“礼让”，连斩陈诚三个“手指头”，令他痛心疾首。

当时，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辖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李延年四个快速纵队共十个师十万余众。

红军主力首先在皎湖伏击其第一纵队第五十二师，击毙师长李明，击伤、俘获该师参谋长、旅长、团长、营长数人。次日，红军又在霍源再打第一纵队第五十九师，俘其师长陈时骥，击毙击伤旅长、团长、营长数人。3 月下旬，红军主力五万余人，抓住陈诚王牌军罗卓英第十一师孤军深入之机，全力发起围攻，击伤其师长肖乾，旅长黄维、莫与硕，歼其赖以起家的第十一师大部。

蒋介石大为震惊。陈诚十分狼狈。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上写道：“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将馁兵弱，危急存亡..思之

心痛，不寒而栗..”

第四次“围剿”惨败，陈诚丢掉了三个师数万精锐，蒋军内部有人对陈诚大肆攻讦，特别是何应钦、熊式辉等，要求裁掉第十八军

两个师。

陈诚一气之下，打电报给蒋介石，辞去职务，请求撤消中路军总部，并不待蒋复电，即返回南昌寓所，闭门谢客。

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蒋介石颇为心焦，揣摸蒋意，对蒋说：“前方指挥非陈莫属。”

贺国光登门找陈诚夫人谭祥，请她邀陈出外散步。三人来到宋美龄住处，蒋介石出见，与陈诚面谈，要他不要计较得失，速回前方主持。

1933 年秋，陈诚随蒋介石上庐山，等划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在谈到战略战术问题时，他说：

“一，正规军与红军打游击战是打不过的。因为红军地形熟，爬山越岭，一夜可走百里，这是我军所办不到的。二，惟有采取碉堡政策，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现在这个办法已行之有效，所以前线较少战事。三，现在我军实力，约为红军的四倍（估计红军约二十余万，国军近八十万）。用碉堡封锁政策，来压迫红军，并增加红军补给上的困难，限制红军的游击活动。这样，旷日持久，红军一定被困死而无法作怪了。”

“长驱直入”的战术，让陈诚吃尽了苦头。所以，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伊始，陈诚一再告诫部下，切勿冒进，需稳扎稳打，三里一推，五里一进，与红军打阵地战、正规战，拼火力，拼消耗。正因为此，陈诚在第五次“围剿”之初的硝石、资溪桥、浒湾及云盖山、大雄关等战役中，与彭德怀、林彪交手，频频得赢，一扫过去红军手下败将的名声，而成为蒋军中“打不动的堡垒”。

陈诚所部作为“进剿”中央苏区的先锋，在第二阶段作战中，再度在蒋军中“独领风骚”，一个月来，连破红军第一、五、九军团关隘，把堡垒推到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1934 年元月底，陈诚第五纵队四个师突然袭击苏区建宁之樟村、邱家隘、将军殿防线。突破这道防线，中央苏区之东方门户建宁

便洞开了。

在这里驻守的红军是董振堂、朱瑞的第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政委赖传珠。

陈伯钧是秋收起义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后历任红军连长、团参谋长、师长、红六军参谋长、红五军团参谋长等职。建国后，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被授予上将军衔。

赖传珠，井冈山时期任红军连党代表，后历任红军团长兼政委、师参谋长、红五军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政委。建国后，历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政委，被授予上将军衔。

根据李德“堡垒对堡垒”的要求，这道“国门”防线，也修筑了一些土木结构的“堡垒”。中革军委原来的设想是要十三师担当守备樟村到邱家隘一线的任务，准备利用邱家隘附近山地和堡垒工事，迟滞敌人，争取时间以便集中优势兵力迎击并歼灭该前进之敌。

事与愿违，这一线堡垒如此不经打，仅仅五天时间，阵地便土崩瓦解，红军被迫从樟村、上湾、邱家隘一直退到建宁大道附近的将军殿。将军殿之

所以得以暂时守住，也是因为陈诚、罗卓英认为推进太迅速，不想冒进而停止了进攻。

仗打得太“熊”，陈伯钧、赖传珠憋了一肚子的火：一个师蹲守在土木结构的堡垒阵地，在四个师优势敌军和重炮、飞机的进攻下，被动挨打，连连失利，节节溃败。

苦战下来，陈伯钧大发牢骚，说：“这样的阵地战怎么打？我的战士每个人只有十排子弹，敌是飞机加大炮，土木堡垒谁能守得住？”

陈诚接着攻占了将军殿。他更加趾高气扬。将军殿硝烟未散，便挥戈再犯鸡公山——罗炳辉、蔡树藩红九军团防地。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可谓是“老国军”了。他是云南彝良人，1913年加入滇军，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第五团第二营营长。1927 年7 月，

任吉安靖卫大队大队长，同年11 月5 日率部近二百人起义参加红军。曾任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团长，红六军第三纵队司令，红十二军军长，红二十二军军长。1944 年6 月病逝于华东前线，时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陈毅曾吟诗赞曰：“戎马三十载，将军滇之雄。”

红九军团政委蔡树藩，湖北汉阳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赴苏学习。参加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出席过党的“六大”和赤色职工国际“五大”。1931 年入中央苏区后，历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红九军团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建国后，任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共“八大”候补中央委员。1958 年10 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时因空难殉职。

红九军团是个新编成的部队，武器装备较差，虽说有两个师，但还不足一万人。陈诚部第十四、第九十四师又一个旅以近三万人的优势兵力向鸡公山发起了猛攻。

没有多大的工夫，红九军团的阵地，就被陈诚的新式火炮炸翻了。鸡公山守卫战，从2 月9 日上午10 点到下午5 点，仅仅打了七个小时，红九军团的阵地就插上了青天白日旗。

红九军团丢失鸡公山，继而退守东华山鹅公寨。陈诚第十四师、七十九师乘胜穷追猛打，使红九军团再度蒙受重创。

罗炳辉、蔡树藩的第九军团生不逢时，一组建就碰上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在李德的瞎指挥下，被动挨打，几乎没有打过什么胜仗，直至长征途中断后，奉命殊死抵挡，把整个军团都差不多给葬送了。

陈诚连破红五军团、红九军团防线后，愈发不可一世，纠集其第十八军十一、十四、九十四、七十九、六十七共五个师，于2 月下旬，向红军主力林彪、聂荣臻第一军团防线三甲嶂、凤翔峰阵地扑将过来。

红一军团这道防线约二十华里，均为高山大岭。林彪在向军委主席朱德的报告中称：“三甲嶂、芦坑凹、曾坊、前坊、撑坊、石古坑、凤翔峰一带均有我相当坚固之工事。除鸡公山外，其余至高点主要之山地均在我手，且隐蔽道路网颇为稠密。”

在林彪看来，固守凤翔峰是有些把握的。为了守住这道防线，中革军委命令红五、九军团协同一军团作战并统归一军团指挥。与凤翔峰对峙的，便是落入陈诚之手的鸡公山堡垒阵地。陈诚依托鸡公山堡垒群向红军凤翔峰阵地进攻；红军则依托凤翔峰堡垒向敌实施反突击，红军的这种战术，就是李

德发明的“堡垒对堡垒”或曰：“短促突击”。

中革军委和李德十分看重这道防线，在为期一个星期的战斗中，有时一天两三个电令从瑞金发到林彪的指挥部。然而，林彪、聂荣臻无法抵御陈诚飞机大炮的疯狂进攻；前沿堡垒阵地也不断传来失利的电话。

红一军团司令部作了这样的战况记录：

时已十六时，敌人在其飞机猛烈的轰炸掩护之下，已接近我第二、六团阵地的前沿，向该阵地猛烈进攻，我守备队因遭敌人飞机的轰炸损伤甚大而部队以致混乱。当时第一师即令第三团派两个营先后增加协同第二、六团固守该阵地，第一、四、五团此时即准备由两侧翼进行反突击。

十七时半接第六团团长电话报告：敌约六团之众由宜古坳分三路经含福向我右侧移动有抄袭我归路模样。

接第一师师长电话报告：凤翔峰左翼阵地在三团增援营进入战斗约半小时，因未能顽强抵抗而受敌机猛烈轰炸及步兵猛烈进攻之下失守，但第六团尚在凤翔峰右翼庙子抵抗。

第一师接今后即以第一团占领凤翔峰右翼阵地，以第三团在现阵地担任掩护第二团及受伤人员先撤退，并派师参谋长通知一团与六团取得联系，并以适当兵力掩护其后撤，于二十时全部撤出

第二师之第四团及第五团应立即停止突击而撤至杨家排附近集结待命。

第六团所固守之阵地因受敌左右侧火力射击和威胁及敌在夜间组织数个梯队向该阵地攻击，遂在第二团掩护之下于二十时许放弃。

红军退出战斗后，敌人占领凤翔峰全部阵地，于十六日继续攻占司令岩阵地。

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谭政率部防守三甲嶂。五十年后，李聚奎回忆这场恶仗时写道：

敌人有三个师的兵力向三甲嶂攻击。敌人一旦占领了三甲嶂，对建宁方向我军的作战威胁很大，因此一军团首长命令我师必须迅速占领而且坚决守住。我接受任务后即命令杨得志同志率领的红一团迅速占领三甲嶂从正面顶住敌人，坚守阵地；命三团从侧后佯攻，二团从右翼打击敌人。杨得志接受任务后，马上率红一团先敌占领了三甲嶂。敌人看到三甲嶂被占领，就拼命攻击企图夺回来。红一团的同志作战非常勇敢，敌人的屡次冲锋都被他们打下去，阵地前尸横遍地。但敌人并没有死心，更加疯狂地向三甲嶂进攻，敌的飞机成群地在三甲嶂这个千米不足的小山上空盘旋轰炸。由于二团从敌侧翼攻击力量不足，所以使敌人一下子冲到我阵地前沿。正在这时，杨得志同志给我来电话，说子弹打完了，正用石头打击敌人。我对杨得志同志讲：“你们一团一定要顶住，军团首长答应派四团来支援，你们再坚持一下。”杨得志同志坚定地回答说：“请你放心吧！”随后我又马上询问四团的情况。由于四团距三甲嶂的距离较远，待赶到时己是两个小时以后了，这段时间里，红一团的战士用石头打退了敌人无数次冲击，阵地始终没有丢。待四团赶到后，我命令三、四两团从侧翼向敌人狠狠打过去。红一团从正面压下来，三、四团从侧后攻击敌人，一下子把敌人打退了，追击了几里地。由于敌人龟缩到碉堡里，我们按上级命令撤回了。第五次反

“围剿”中，像这样所谓短促突击的仗打了不少，每次都没痛快地歼灭敌人，红军广大指战员都很恼火。像这次三甲嶂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了。尤其

是红一团在杨得志同志指挥下，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了任务，战后总政的报纸上还表彰了红一团的战绩。当然，不只是一团，二、三团也打了许多漂亮仗。这两个团中也有不少同志后来担任了我军的高级指挥员，有的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三团团长黄永胜也曾立过战功。

在三甲嶂战斗中，奉命增援杨得志红一团的是耿飚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红四团。耿飚这样回忆当时的紧急情形：

接到命令后，我们从自己固守的那些堡垒里撤出来，边跑步边整队。因为我知道：红一团历来是能攻善守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临阵告急。

当时，我们距他们只隔两三座山头，敌机俯冲后正好从我们头上拉开。我令部队扔掉一切负重物资，分三路朝烟火弥漫的三甲嶂猛进。当时正值大雨过后，遍地泥水，马都设法骑，赶到三甲嶂右翼一师指挥所时，李聚奎师长已经等在那里了。他顾不得打招呼，用手一指：“耿团长，你们顺山瘠上！”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命令，因为一团已经坚持了两个小时了，每一秒钟都是宝贵的。我们以一营为突击队，一下子冲进敌侧翼，一师二团也从另一侧突上去了，三团作包抄，立刻形成一个包围圈。当时战场不大，互相之间可以目视。掌旗兵前导，十几个司号员吹起冲锋号，阵势形成。一团见援兵到，士气大增。战士们跃出战壕，从正面压过来，只有这种集中优势兵力，与敌人近战、肉搏战的战法，才能发扬我们的长处。敌三个师的兵力，刚才还气焰嚣张，这下即将成为瓮中之鳖，他们眼看形势不好，仓促撤退，溃不成军。

然而，个别战斗的胜利，挽救不了第五次反“围剿”整个战局的被动局面。三甲嶂战斗，虽打击了陈诚的气焰，但并不能有效地遏制其推进。凤翔峰防线失守后，不但苏区东北门户建宁洞开，就是北大门广昌也危在旦夕。

血的教训，促使林彪、聂荣臻进行了深刻

反思，并电告中革军委，提出了“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

军委很快回电了。对林聂这种有局限性的建议，军委也未能接受。军委复电，只承认林聂在原则上是对的，同时告诫他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并以种种理由，否认军委在战术指导上有错误，更不会承认是战略方针错误。

红军仍然进行着耗大于补的被动的堡垒战，陈诚大喜过望，将北路军推进至黎川南部康都一线，直逼苏区北大门——广昌。

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

李德、博古亲赴前线，“御敌于国门之外”

前线一天天吃紧，瑞金沙洲坝那栋“独立房子”变得异常繁忙。“独立房子”的主人、洋顾问李德也愈发坐不住了。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李德才是奥匈帝国的一名小兵。两年后，李德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红军，开始了革命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晋升为骑兵团参谋长。

1919 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参加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

1924 年，他在德共中央从事情报工作。1929 年春，李德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 年春，他毕业时接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命令：到中国去，担任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的一名顾问。于是，李德怀揣着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

李德之所以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街垒战经验，

而当时统治中共全党的王明路线正在搞“城市中心论”、“夺取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俄语、英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其实，李德从上海派来江西时的使命只是一个没有什么权利的顾问。但一至瑞金，博古因不懂军事，将军权拱手让出，才使之成

为凌驾于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之上的“太上皇”。

李德后来返回德国。1973 年，他写成《中国纪事》一书，全面回顾了他在中国的经历。李德在《中国纪事》上说：

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 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迟到秋天..

这就是说，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还要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但是，李德刚到瑞金，博古、洛甫（张闻天）跟他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一边了。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这样回忆：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们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

博古把李德奉若神明，而李德根本不懂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他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

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回忆，李德身边人员的工作程序是：不论白天黑夜，只要前方来了电报，都迅速送到“独立房子”来。首先由工作人员译成俄文，并根据电文对着地图查证地理方位，绘成简图再送给李德。经他批阅提出相应的建议后，再由工作人员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由他在军委或政治局会议上将李德的建议提出讨论并付诸实施。

博古当时是总书记，但他对军事一窍不通，就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李德。李德有了作为中央总书记博古的支持，博古又有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作军事顾问，两人相互支持。

李德来到“独立房子”不久，便博得一个“雅号”，曰“图上指挥家”。

他成天围着客堂间里的大地图转来转去，一边抽着烟，一边用

红蓝铅笔勾勾画画，然后用尺子量着距离，规定着部队行军的进度。他甚至连一挺机关枪该放在哪里，一门迫击炮放在何处，都按地图作了规定。

殊不知，他用的那些地图，全是国民党部队“供应”的，好多地图都不准确！

李德是一位“街垒战专家”。他曾到过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校、第二步校、特科学校等军校讲课。讲课内容都是正规军打阵地战的战术。这是他的拿手好戏，又有街垒战的实战经验，又有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条例条令。斯诺见过李德后在《西行漫记》中，写下这样的感受：“李德无疑是个有个人才能的军事家和战术家

南京的国民党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颇为钦佩地承认：“想不到李德准确地预计到了这次巨大攻势的每一个步骤。”

李德的悲剧在于他在伏龙芝军院没有学过游击战、运动战的课程，而他到中国后又对中国的国情、民情、军情知之甚微。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地图上的指挥家”并没有给自己和博古带来听希冀的那种胜利局面。相反，硝石、资溪桥、浒湾、大雄关、邱家隘、

鸡公山、凤翔峰等战斗，红军使用的“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在蒋军的堡垒面前，显得软弱无力，那么经不起对抗。几个月下来，红军在“新战术原则”的指导下，没有一次战役能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战争那样，痛快淋漓，动辄就吃掉敌人一个师、两个师，而且还尽是嫡系、精锐。洵口大捷，虽让人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但也不过吃掉一个旅，而且好梦不再来。

李德、博古所推行的新战术原则，在你死我活、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让红军得到了以生命为代价的血的教训。人们逐渐对“两个拳头打人”、“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等洋战术发生了不满和怀疑。

1933 年12 月，在黎川城东的团村战斗中，由于没有集中红一、三军团主力，而且分兵作战，致使彭德怀红三军团孤军奋战，结果只打了个击溃战，丧失了围歼敌两个师的良好战机。为此，周恩来和朱德致电后方的中革军委负责人项英说：“昨日团村战斗，如一、三军团会合作战，战果必不至如此。”

1934 年2 月7 日，周恩来在谈到红军目前实行的堡垒战、阵地战时，强调指出：“我们的主要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我们要进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

1934 年2 月10 日，林彪、聂荣臻致电军委，提出利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

4 月1 日，彭德怀致信中革军委，要求改变现行战术。

4 月30 日，林彪就战术、指挥等问题再次致信中革军委。

然而，掌握中革军委实权的李德根本听不进红军领导人和前方将领的建议，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军事经验和“洋教条”指挥红军，指挥战争。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战略战术会有错，他要亲自上前线，在广昌这个苏区大门，集中红军主力九个师与敌人十一个师进行一场决战，用红军将士的热血和生命再搏一回。

博古闻知大加赞许，并要求军委另组一个“临时司令部”。同时，决定自己亲自陪洋顾问到广昌前线坐阵。

广昌，位于黎川之南，宁都之北。县城坐落在群山环抱的盱江左岸，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为兵家必争之地。红军守住了它，便“御敌于国门之外”

了；蒋军占据了它，便打通了通往中央苏区腹地瑞金之门。在第二、三次“围剿”中，蒋军曾一度攻占过广昌，但不久便被红军收复。

广昌和建宁，作为苏区的两个战略要地，李德都曾亲临视察

1933 年11 月底，博古和李德为了直接控制对前方的军事指

挥权，来到了朱德、周恩来所在的红军总部所在地福建建宁。这次前方之行的目的，按李德自己的话说来，是要“同周恩来、朱德讨论军事战略战术的问题”，进而解决“中革军委和前线指挥部的合作中含糊不清和容易引起误会的问题”。其实，真实情况远没有李德说的那么动听。

李德在回忆这次建宁之行时这样写道：

我的意见是，前敌指挥部应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和命令。但是我很快就发现，情况并不是这样。前敌指挥部完全按自己的判断行动，至少是中央红军的调动上是这样。前敌指挥部所依靠的是它对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比较了解，因为它拥有利用无线电技术进行侦察的一切手段，以及通过特务和侦察员获得补充情报的一切力量。因此，作为

军事委员会机关的总参谋部，实际上只是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的作战领导机关，只是兵源补充、给养供应和战士训练的组织机构。最高军事领导如此分成两部分，使得一切军事行动很难一致，更促使游击主义现象产生，而且便于毛泽东挑起争端，从中渔利。

从建宁一回来，由李德建议并经博古同意，前方总指挥部被取消了，博、李通过设在瑞金的中革军委对红军各部直接发号施令。周恩来、朱德也只得返回瑞金。

十九路军垮台后，蒋介石再度集重兵于苏区边境。1934 年2 月初，李德再上北线视察，到达广昌。这次到广昌，李德亲自向红一、五、九军团的将领们灌输他的战略战术。

两次前线之行，促使李德下了决心：建宁和广昌，都是战略要地，必须坚决守住。因此，应该在广昌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阻止敌人的主攻部队在对敌最容易而对我们最危险的道路上继续向我苏区的心脏地区进攻，并在盱江东西两岸保证自己部队发动突击时安全过江。

4 月上旬，敌北路军陈诚部和东路军蒋鼎文部相继进到黎川

南部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4 月10 日，敌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

其中，以第十一、第十四、第六十七、第九十四、第九十八五个师为河西纵队，沿抚河进攻；第五、第六、第七十九、第九十六、第九十六等五个师为河东纵队，沿抚河东岸进攻，预备队第四十二师在河西跟进。敌人进攻正面约五公里，采用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战法，交替筑碉堡前进。

从战争之初的硝石战斗开始直至广昌，陈诚逐步意识到红军这次完全与以往不同，他给蒋介石致电，说红军开始与他打正规战、阵地战了。

蒋介石最头痛的就是红军的运动战、游击战。打正规战、阵地战，他信心十足，不禁心中大喜。他对南昌行营的高级幕僚们说：“红军想打正规战与我拼实力，那还不好？把重炮兵全给我开上去！”

于是乎，蒋军嫡系在北线和东线，特别是陈诚所部配备了大量德国造的卜福式山炮。

打正规战、阵地战，武器装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起决定作用。那么广昌战役中，双方的武器装备和兵力对比情况如何呢？

根据1934 年红军总司令部的统计数字：

红一军团约一4 万六千人，一万枝步枪和三百挺机枪；红三军团约一万五千人，九千枝步枪和三百挺机枪，三十门追击炮；红五军团约一万人，七千枝步枪和一百五十挺机枪；红九军团，约九千人，七千枝步枪和一百五十挺机枪。在弹药上，每名战士配发手榴弹一至二枚，子弹七十至一百发，机枪配发三百至四百发子弹，炮弹约三千枚。

这便是广昌守军——红军九个师总的兵力、装备情况：共四万余人，步枪三万五千枝，机关枪九百挺，炮三十门。

陈诚军方面，每一步兵连配备轻机关枪三挺，其类型有德国造自动步枪、捷克式轻机关枪、法国造哈乞开斯轻机关枪，以团为单

位分批改用德造或比造七九步枪，排连长配备德造二十响快慢机枪一枝。蒋介石并将军政部直辖的炮兵第一团及炮兵第五团以营或连为单位配属各“围剿”部队。这两个团是用从德国购进的卜福式七五山炮装备而成，这种炮配有全副观通器材，最远射程为九千米，炮弹是复装药，能适应对各种

目标的射击，命中精确度极好。此外，蒋介石又将宋子文财政部税警总团所属迫击炮营调到前线参加战斗。这种炮是法造八一口径，装有瞄准具，较之蒋军所用八二迫击炮以垂球规尺瞄准者更为精良。

陈诚投入广昌之役十一个师近十二万人，配有大量山炮、野炮、迫击炮，还有数十架飞机的空中优势。从兵力和装备上说，与红军相比，占有绝对优势。

在这样一种极为悬殊的阵地对抗中，红军无疑处于相当劣势的境地。毛泽东竭力反对这种拚消耗的阵地战，并把它讽刺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

然而，毛泽东的忠告根本不可能更改李德、博古的决心。

盱江两岸，从建宁前线返回的红一、三、五军团和从龙岗调集的第二十三师，协同原在广昌的守备部队红九军团，向陈诚所部发起一次又一次疲劳已极但顽强无比的短促突击。

战役之初，敌河东纵队向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发起猛攻，红军拼死抵抗，使敌进攻受阻。敌河西纵队乘红军主力集中抚河东岸作战之机，突破红军第九军团防御阵地，于4 月14 日占领广昌外围要地甘竹。

19 日，东岸敌之河东纵队又占大罗山、延福嶂阵地。当日黄昏，红军向大罗山之敌发起反击，多次冲杀，反复肉搏，但终未能阻止敌之进攻，被迫撤退。

第二天黄昏，博古、李德到达广昌头陂。与博、李同时到达的，还有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顾作霖等。

顾作霖原是闽赣省委书记，因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后长期住院治疗，因此博古就让他代理王稼祥之职。此次上前线，还有个新头衔：野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野战司令部司令员是朱德，野战司令部政治委员则由博古亲自兼任。实际上，朱德已不能发挥多大作用，不过是一个陪衬而已，李德实际上成为真正的总司令。

4 月21 日，即博、李抵达第二天，便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博古、军委主席朱德、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顾作霖的名义，发布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

《命令》指出：

（一）敌人已尽力采用一切方法企图占领苏维埃的广昌。

（二）我们的战斗任务，是以全力保卫广昌。为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一切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有最大限度的紧张与努力，我们的坚定的坚决的英勇的战斗，非但能够保卫赤色广昌且可能消灭大量的敌人及最后粉碎第五次“围剿”。

（三）我支点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有生兵力。

（四）我突击力量应努力隐蔽地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等），以便避免在敌火之下不必要的伤亡而进行出于敌人意外的突然的攻击。在攻击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地消灭敌人。

（五）战斗员、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应记着革命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对于任何动摇犹豫胆怯更不必说，个别的混入的敌人奸细，在战斗

中之反革命行动应提高最大的警觉心消除之。在战斗中，谁都应该与最先进的战士比。

（六）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无例外在自己的部队中，不脱离自己的队伍亦不落后自己的队伍。他们不仅应以个人的勇敢且特

别应以正确战术动作给战斗员以身作则。在他们及先前的战斗员领导之下，我们的部队应继续并提高我中国工农红军之光荣传统，高举光荣的红旗向着伟大的胜利前进。

胜利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