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福建事变，一次改写历史的绝好机遇

蔡廷锴与彭德怀，不打不成交

国共“大决战”刚打两个月，蒋介石便后院起火，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名反蒋，爆发了震动全国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替蒋介石卖命打内战，也可谓是朱毛红军的老冤家。

第一次“围剿”，蔡廷锴迟到一步。刚进苏区，张辉瓒即告全师覆没，十九路军闻风而逃。

第二次“围剿”，十九路军刚打完淞沪保卫战。中共曾声援过这些抗日将士，故不愿使其雪上加霜。尽管蒋光鼐、蔡廷锴深入苏区宁都境内，但红军未曾动他，而让第五路军王金钰、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第六路军朱绍良伤筋断骨，丢盔弃甲。

第三次“围剿”，红军不再客气。彭德怀、滕代远的第三军团和陈毅的江西军区，与蔡廷锴三个师，在兴国境内高兴圩激战三天两夜，几万大军在弹丸之地杀得天昏地暗。后来蔡廷锴在其自传中叙述这场血战时写道：

红军以其最强悍之部队及彭德怀之军官队，向我猛冲。我军受其强烈压迫，全线略为动摇。第六十师沈光汉师长及师部不明前线情况，又不沉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受溃兵之影响，擅自向兴国方向退去十余里。甚至总部人员及我之随从亦有逃跑，颇为紊乱，无线电亦放出紧急电。当时我见此情景，危殆万分，愤欲自杀以殉

十九路军确实能打。高兴圩一战，红军虽歼其三千，但也伤亡千余。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仅排以上干部就伤六十六人，亡四十三人。第三军团第四师代理师长邹平阵亡，三军团政治委员滕代远等负伤。

从此以后，彭德怀与蔡廷锴两军对垒，兵戎相见，势不两立。

1933 年7 月，彭德怀东方军入闽作战，兵锋直指老冤家蔡廷锴。攻泉上，克朋口，收复连城，东方军所向无敌，势不可当，动辄吃掉蔡廷锴一个团、一个旅。蔡部最精锐主力区寿年第八十七师，被东方军红五师李天佑、毛贲虎第十二团打得狼狈不堪，一昼夜狂奔九十公里，形同丧家之犬。师长区寿年痛心疾首地说：“这次失败，是本军最大的耻辱。”

8 月中旬，东方军连克洋口、峡阳，围困将乐、顺昌、延平，守敌第五十六师师长刘和鼎惊恐万状，魂不附体，一封接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求蔡廷锴速发援兵。

8 月18 日，蔡廷锴的王牌军，号称从未打过败仗的“铁军”——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第三六六团，在芹山地区被彭德怀东方军第五师李天佑团一举全歼，该团团旗和二十余挺轻重机枪，全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回首“围剿”红军，蔡廷锴头皮都是麻的。打了几年，什么也没捞到。

既损兵折将，又遭到全国人民和下级的唾骂、怨恨，真可谓两头受罪，里外不是人。老蒋在屁股后面不停地催，责怪他“进剿”不积极；前面彭德怀东方军严阵以待，兵不可犯。蔡廷锴说：“打，也是被红军消灭；不打，蒋介石面前交不了差，也活不下去。”

老蒋不仁，十九路军也不义。于是，逼上梁山，蔡廷锴干脆走第三条路：联共反蒋。

十九路军反蒋联共，颇费了一番周折。

1933 年8 月30 日晚，黄琪翔在上海家中请客。同席的有章伯钧、彭泽湘、刘伯垂和麦朝枢等。正在吃饭时间，晚报送到，登载：十

九路军在闽与红军作战，打了大败仗；区寿年部在连城全师覆没，谭启秀部在延平战败，退出水口；红军指日可下福州。大家看到这条消息，异常震惊，因为在座各人和十九路军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无论在私在公，都必须设法挽救十九路军。大家当时估算，蒋中正蓄意消灭十九路军，现在正好借红军达到目的，一定不会增调援兵。广东军队也在赣南受到红军牵制，无兵可调。这样，十九路军就只有坐以待毙了。最后彭泽湘说：“现在种种想法，都很难收实效，最好是在上海找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说明十九路军是抗日反蒋的，应说是革命同路的军队，红军不应该把它消灭；如果红军消灭十九路军，正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要求中共中央转电红军领袖，先行下令停止进攻，然后再商量具体条件。这样决然可以得到中共中央的接受。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但不知十九路军方面是否能够照做，又一致商定由黄琪翔写信寄香港陈铭枢。陈接信后，函复已派梅龚彬到上海与中共接头，可就近配合进行。但多次商谈，未获得积极的结果。

蔡廷锴心急如焚。陈铭枢一到福州，就责问道：“你口口声声说己和共

产党取得联系，如今红军全力向东，想消灭我军，这是合作吗？”

陈铭枢无可奈何：“合作没有成功，当然不会停止敌对行动嘛！”

费了很多心思，陈铭枢想到一个人，这就是陈公培。陈铭枢对陈说：“十

九路军想与共产党合作，但没有关系，找不到合适人选。你曾经在周恩来、朱德那里干过事，你想办法联络他们。”

陈公培从香港来到福州，会见蔡廷锴和蒋光鼐。因是陈铭枢推荐的，蒋、蔡觉得靠得住。于是，决定由陈公培作为十九路军的代表，赴前线与东方军彭德怀部接洽谈判。

此事关系重大，要十分慎重。蒋光鼐用绸子给彭德怀写了一封密函，表示愿意接受中共中央和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提出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互派代表和谈。

为了万无一失，蔡廷锴用汽车亲自将陈公培从福州送到水口前线，并交

给他一个密码本。

陈公培化装成一个闽中农民模佯，绸子密函藏在内衣腰带中。

延平前线十九路军补充第一旅旅长司徒非，奉蔡廷锴命令，将陈公培秘

密送过前线。

9 月22 日，陈公培抵达东方军司令部——延平县西南六十里之王台乡。

在这里，他见到了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彭德怀看了蒋光鼐、蔡廷锴的和谈信后，立刻致电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

和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

次日凌晨，彭德怀接到中共中央局关于与蒋、蔡谈判的电示：朱周彭滕：关于蒋蔡谈判，请提下列先决条件：（一）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在军事上立刻停止前线及后援之前进，

集中沙县之部队，可撤至相当地点，沙县仍可维持其统治，谭师亦应作向后退，我们可允许不再前进..经济上应允许停止一切对于苏区贸易之封锁。

（二）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及保证反帝运动及反帝组织之自由。

（三）发表反日及反蒋之政治宣言。在允此项条件后，双方订立协定，磋商后作战协定，及其他具体问题之具体步骤。但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像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谈判时依据上述条件及政府屡次宣言，但过分及一时不能接受之条件，可不提出。

当天上午，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与陈公培进行谈判。

陈公培说，此次来的原因有三：共产党有联合抗日声明；十九路军愿意同红军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及其最大的工具蒋介石；我自己也想到苏区来看看，联系联系。

彭德怀重申了中共中央局抗日三条件后，指出：十九路军抗日是对的，进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抗日必须反蒋。用十九路军“剿共”是蒋介石的阴谋。“剿共”和消灭十九路军对蒋介石都有利。

陈公培进一步谈到蒋光鼐、蔡廷锴的一些保证，比如“停止进攻苏区”，“释放共产党人”，“取消经济封锁”等，但同时要求“红军退出洋口”，”

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界”，“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等。

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根据中央局电示精神，对陈公培所提各款予以答复。彭德怀指出：“为了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苏维埃中央政府之屡次宣言，红军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的谈判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以首先打倒蒋介石为罪魁的南京卖国政府，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

陈公培见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言辞恳切，入情入理，毫无意见，遂用东方军的电台，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予以答复。

行伍出身的彭德怀，还是头一回搞谈判。他作为东方军的最高指挥官，专设午宴，热情款待了炮火中厮杀了几年的福建使者。

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

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脸洗脚，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

我们请他吃饭，大脸盆猪肉和鸭子，都是打土豪打来的。

后来中央听说这种招待法，很不高兴，认为太简单了，责备彭德怀对此事不够重视。这一点，在中央局9 月25 日给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对谈判的指示电文的第三条有反映：

请你们特别注意，勿因谈判而妨碍我们积极行动，同时应将谈判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在谈判中只用红军名义指挥，特别注意在言谈及条件中勿泄露我军任何军事秘密。

中央的态度说“重视”，但改变也快，有点儿朝令夕改。上午电告说“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晚上9 时又以项英的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要彭“耍一个滑头”：

目前在我军结束东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军委已另有命令），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时，顺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来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带之兵。但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情进行。

彭德怀性格直爽，坦坦荡荡，喜欢明白人不做暗事。中央反反复复的电令，把他弄得有点儿稀里糊涂。他后来听滕代远说，博古讲“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彭德怀愈发觉得摸不着头脑了。

彭德怀在回忆中写道：

我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关门主义的看法，但又觉得提不出什么理由来。

这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觉得知识分子总有他二歪道理。如上次来电责备招待不周吧，不够重视吧，现在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这才是不够重视哪！

他反蒋抗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要是读了《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析》这本书，我就要批判他们，可是我那时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判能力。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看过一本《通俗资本论》，当时我也是第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武器！革命的热情吗，自问还是有的。

彭德怀首次谈判便写下了出色的一笔。27 日，彭、滕致电朱德、周恩来并转项英，报告十九路军方面“在我们让步之下，有可能接受我方相当条件”。

28 日，彭德怀派人护送陈公培出苏区返回十九路军。陈公培带去了一封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书信。彭德怀赞扬了蒋、蔡反蒋抗日的主张，同时要求蒋、蔡从速派出代表，到瑞金同我党中央正式谈判。

红军与十九路军停止了敌对行为，并开始了一定程度的互相支持。

红都瑞金的使者——潘汉年、黄火青、张云逸

正在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任政治委员的黄火青（校长为陈赓），深夜忽然接到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军委驻地沙洲坝，去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当时，黄火青正害恶性疟疾，发着高烧。刘伯承顾不了那么多，口气很硬，说：“坐担架也要抬来。”

黄火青确实是被担架抬了三十多里，到瑞金沙洲坝的，并在红军总医院往了一星期。

出院后，黄火青到军委总部报到。刘伯承告诉他具体任务，要他随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到福建十九路军做联络工作。黄火青这才知道尚属“秘密”的来龙去脉。

一个月前，陈公培带着彭德怀的信回到福州。蔡廷锴阅罢，旋即电告在香港的陈铭枢。陈铭枢喜出望外，当天乘飞机抵榕城。他对陈公培说：“你为十九路军办成了一件大事。”

根据彭德怀信中所说，派代表赴瑞金与中共正式谈判，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商定，让也曾与中共关系甚密的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

徐名鸿，广东丰顺人，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第四军十一师党代表，后又任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失利后脱党而参加第三党，并长期在十九路军工作，时任十九路军秘书长。

陈公培已顺利往返了一回，熟门熟路，陈铭枢命他二度入赣。第三位使者名叫陈小航，一个文化人。

10 月上旬，福建使者一行三人抵达红都瑞金。

徐名鸿带来一封蒋光鼐、蔡廷锴给朱德、毛泽东的信。蒋、蔡并不了解中共内部的复杂矛盾，以为瑞金是朱毛说了算，因为多年来都是与朱毛在战

场上打交道，对朱毛大名久仰。

博古看了此信后，打电话给毛泽东，说：“我不出面了，福建使者由中央政府接洽。”

在博古看来，十九路军此举，并非什么大不了的好事，不值得过于重视。

或者说，他压根儿就反对。因为博古向来对十九路军厌恶。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十九路军不愿再做蒋介石的炮灰同红军打仗，在赣州喊出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博古却说，中间派比蒋介石还具有欺骗性，是更危险的敌人。

一二八抗战，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作了一二八决议，不是支援蒋、蔡抗日，而是号召士兵起来推翻“长官”。蒋介百企图消灭十九路军，把蔡廷锴从上海调到福建“围剿”中央苏区。博古不是促使其接受中共提出的共同抗日三条件，而说：“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军官，是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的，我们也不会同他们谈什么条件。”

毛泽东作为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会见了徐名鸿等。毛泽东说，十九路军过去替蒋介石打红军，压迫人民是错误的，但现在不愿打内战，积极抗日，中国共产党是欢迎的，支持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十九路军合作，双方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反蒋抗日。福建使者广泛地与中共和红军领导人进行了接触，会见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

周恩来负责了这次谈判工作，并派潘汉年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等具体谈判。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小学教员、报馆编辑。1926 年冬，往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写股股长、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报》总编，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长期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域左翼文化运动，历任上海文化工作中共党困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中国“左联”党团书记等职。1930 年冬任中共中央《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特科委员会委员、第二行动科科长等职。1933 年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双方谈判进行了数日，协议条款已拟定。

到了这个份上，博古等人仍然对十九路军表示怀疑。在中央讨论条款时，发生了争论。

博古说：“哪有猫儿不吃腥，哪有军阀不反革命。十九路军过去是我们的敌人，今天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真正的朋友。”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左”倾关门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反，极力主张与十九路军合作，抗日反蒋。

毛泽东提出，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和对国民党军队会起到重大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们有利的作用。

毛泽东的意见，在争论中得到大多数人支持。

博古终于同意与十九路军签订协定。但他解释道，与蔡廷锴联合，仅仅是为了“在群众面前证明苏维埃红军忠实于自己的宣言，借以揭破十九路军的真实面目”。

1933 年10 月26 日，潘汉年与徐名鸿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初步协定》共十一条：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如附件），在该

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

动（各民族抗日反帝团体及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

（五）在初步协定签订看，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

（六）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驻，应由双方政府负责，保护该代表等人员之一切安全。

（七）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互照通行证，双方负保护安全之责。

（八）本协定在福建及十九路军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完成前，双方对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协定公布经得双方同意。

（九）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时间，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

（十）双方贸易关系，应依互助互惠之原则另定商业条约。

（十一）本协定在双方全权代表签订草约后即发生效力，正式协定共计

两份，经双方政府军事机关正式负责人签名盖章后，各执一份执照。

这个协定，对蔡廷锴来说，并未实现其意图。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共中央代表具体和徐商谈，主要谈判闽西苏维埃区与闽西善后处（即

闽西善后委员会）双方划界而治的问题。我希望徐名鸿谈判十九路军和红军共同抗日反蒋大计，能与红军取得一致意见。惟中共代表人对我们的意图不够了解，却很少谈到这些问题（和红

军没有达到攻守同盟，是“闽变”迅速失败原因之一）。于是10 月间草

草订立一个临时划界协定。

根据《初步协定》，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黄火青为秘书驻榕。

黄火青住医院一个星期，潘汉年不能久等，与徐名鸿、陈公培先行。因

为蔡廷锴来电催徐名鸿速回福州筹备举事事宜，陈小航留下来在古田等黄火青。

为了便于秘密工作，潘汉年让黄火青改用化名——黄一青。临行前，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交给了他电报密码，并教以使用方法和如何写密信。

黄火青是独自一人上路的。队瑞金经福建新泉到上杭。黄火青靠两条腿走了两天才到古田。在古田，他找到了陈小航。那段日子，黄火青与陈小航来往较多，比较熟悉。但一直到将近五十年后的1982 年冬天，才知道他就是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罗稷南。

赶了两天路，黄火青着实累了。他到古田后一觉睡到大天亮。起床时，陈小航要他看看身后。黄火青一回头，墙上写着四个大字：“消灭共匪。”

两人哈哈大笑。

几天后，黄火青赶到福州，找到了十九路军司令部，同潘汉年住在一块儿。

草签了《初步协定》，十九路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加紧策动福建事变，

终于1933 年11 月20 日举事。

福建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潘汉年代表瑞金苏维埃政府，徐名鸿代表福建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停战协定》。

福建事变反响甚大，震惊中外。潘汉年及时地通过十九路军电台，向瑞金发了两份电报。

中央回电，要潘、黄二人回去一人详细汇报。十九路军迫切需要与红军合作。福建政府一成立，蔡廷锴即致电瑞金，要求红军派一个军事代表驻福州。

中央决定，派张云逸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全权代表驻福州。

张云逸，海南文昌人，曾与邓小平等领导左右江起义，任红七军军长。

1930 年率部进入江西苏区，与湘赣红军会师。曾任湘赣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红三军团第七军参谋长，江西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革军委副参谋长，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等职。他早年和李宗仁、白崇禧同在桂军，和西南部队都有关系，与福建军人也相当熟悉。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方方随同张云逸抵榕，与福建人民政府订龙省省长和汀龙省政府秘书长陈小航，根据《初步协定》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基本解决了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而达福建沿海的通道，打破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

十九路军有飞机，福州有机场。博古说，我们也要有飞机。于是，由周恩来负责，在瑞金修建了飞机场。

中共中央委托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赖祖烈去福州买飞机。他带着百余两金子乘汽车去福州，不料在泉州境内被土匪抢劫一空。赖祖烈后来受到严重处分。

瑞金与福建政府的交通打开后，开始了经贸交流。

毛泽民可谓中央政府的理财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就是他一手筹建起来的，并任行长。赣南有丰富的稀有金属——钨砂。毛泽民领导开发钨砂资源，任中央政府钨砂公司总经理。

赖祖烈以“中华商业总公司”总经理身份，与副总经理刘秉奎等人，去龙岩与徐名鸿、陈小航商谈贸易。苏区用钨矿石、樟脑油、毛边纸同福建政府交换食盐、煤油、西药、布匹等。

除了两个政府间官方贸易外，老百姓和商人的贸易也十分频繁，通商集市颇为热闹。

罗明在中央党校学习后，担任了中央党校教育处处长。由于他长期在福建省担任领导工作，对福建地下工作也很熟悉。福建事变后，他再度出山，被派往福州，执行两项任务：其一，与我党驻榕代

表联络；其二，恢复发展地方组织的工作。

潘汉年、张云逸、黄火青，与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陈铭枢、李济琛、蒋光鼐、蔡廷锴等，就政治、军事、外交、贸易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

罗明组织我党在福建的地下党员陈昭礼、龚饮冰、靖任秋、何奋、邓拓等人，分别在福建人民政府里或公开或秘密地开展工作。

在罗明尚未到福州时，当地党组织还是提“反蒋蔡，反福建人民政府”

口号。罗明抵榕，即刻召集福州、厦门两中心市委负责人会议，传达党中央对“闽变”的指示，并对今后的地方工作做了布置：

（1）利用“闽变”时机，开展抗日、反蒋的宣传活动；

（2）注意秘密活动与公开活动相结合，不要将地下组织全部公开；（3）目前首要任务是争取在押政治犯的释放。

于是，在中共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高等法院和闽侯地方法院，根据《初步协定》第三条精神，于12 月4 日、5 日、7 日分别释放了在押政治犯，其中有我地下党员马立峰、范式人、蔡明善、杨赫光等。

罗明不仅协助地下党安排这些出狱同志的工作，而且推动地下党开展支持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活动。

福州中心市委于12 月16 日收到中央10 月30 日的来信。

信中指出：“我们党在福建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总方针，应该是一方面尽可能地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

又指出：“我们要无情地反对‘左’倾关门主义。”

根据中央来信指示的精神，福州中心市委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福州分会”，以“远东反帝非战反法西斯同盟福州分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并在公开发行的《反帝新闻》等刊物上发表《为号

召广大民众建立反帝非战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宣言》，提出八条纲须，福建人民政府机关《人民日报》和《国光报》曾全文转载此《宣言》。

福建人民政府知道“非战会”是我党的外围组织，但他们依照《初步协定》第四条的规定，允许其公开进行活动，而且还邀请其负责人到他们的中国青年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去做报告，并参加他们外围组织的核心成员会议。

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充分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来宣传抗日救国，使福州群众性的反日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公共汽车抗日反帝同盟会，凤岗农民抗日会，甘蔗农民反日会，福建学院检查日货会等组织，并都展开了公开的活动。

福建政府独树一帜，更改民国年号

鼓山会议，“闽变”的头一天，决策层还在进行要不要“举事”的争论，而且十分激烈尖锐。

李济深、陈铭枢等十九路军的老前辈，与蒋介石积怨甚深，迫不及待地要尽快举起反蒋的旗帜；十九路军实权在握的蔡廷锴，则以为时机尚不成熟，草草行事，恐难成功，主张推迟举事。

蔡廷锴的意图，被李、陈误解，以为他想打退堂鼓。因为蔡从上海调福建，委员长“十分器重”他。

造成十九路军内部矛盾与隔阂，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抬举”蔡廷锴，排挤打击陈铭枢、蒋光鼐。

十九路军的旗号，是在1930 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树起的。它的根底是广东国民政府时期的粤军第一师。后来，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

下辖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第二十九团团长范汉杰，第三十团团长戴戟）和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

北伐战争中，第四军战功卓著，把吴佩孚打得连连败退，受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多次嘉奖。

1930 年中原大战，蒋光鼐，蔡廷锴第一次打出十九路军旗号，为蒋介石

力挫阎、冯于山东、天津战场，立下汗马功劳。

在十九路军，若论资排辈，当依次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1920 年陈铭枢在粤军当营长时，蔡是其部下一个排长。十多年的战争风云，其三人在十九路军中形成一种格局：陈铭枢主政治，蒋光鼐主运筹，蔡廷锴主督战。

陈铭枢倚老卖老，与蔡廷锴产生了矛盾。

蔡廷锴在回忆他与陈铭枢的关系时说：

陈长期以家长自居，把军队看做私人资本，领袖欲强，野心勃勃，不体念官兵牺牲奋斗的艰难，多疑善变，遇事投机，总想侥幸地孤注一掷。这些是非、成败、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也彼此有隔阂，不如我和蒋光鼐做到鱼水相依，同甘共苦。在闽变过程中，如不是蒋光鼐从中调解就搞不起来。

福建事变，陈铭枢是首领。他之所以急于举事，是因为陈蒋矛盾太深。

陈铭枢开始是拥蒋的，并积极参与替蒋介石打内战，树立与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但后来却成了反蒋的急先锋。

从1927 年宁汉分裂，到1932 年宁汉由分裂到合作，陈铭枢是拥护蒋介石的。如果说，一二八抗日是十九路军队拥蒋到反蒋的分水岭的话，那么陈铭枢的分水岭也如此。

一二八抗战前后，陈铭枢曾一度代理行政院长，孙科组阁时，又任副院长兼交通部长。他利用十九路军及结交一些进步文人为政治资本，提出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多少有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争夺权力的野心。因此，不容于蒋、汪政权，被迫愤而出走。

出国后，陈受到苏联政府礼待，研究了苏联政治制度，懂得了一些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道理，同时受欧洲当时反法西斯人民阵

线运动启发，1933 年6、7 月间回到香港，就想联合第三党、国民党内反蒋派系的民主人士和神州国光社一批知识分子，组织反对独裁的人民阵线，企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陈铭枢出国前，原想推选宋庆龄出来领导这一运动，宋不同意；回国后，又想推胡汉民出来在广州组织独立政府，但由于陈济棠以保持广东半独立为满足，胡不愿出来。于是，乃联络李济深，想通过李济深拉李宗仁、白崇禧和福建一道反蒋。

7 月间，李济深派亲信幕僚尹时中为代表，携带政治纲要到南宁进行联系。李、白鉴于陈铭枢的作法过分，就以广东不愿合作，没有后方为词，不愿参加。

李济深和陈铭枢取得一致意见后，在香港利用西南政务委员会，联络西南各省实力派——湖南何键、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四川刘湘等派驻广州及香港的代表，与山东韩复榘、陕西杨虎城也直接有联系。与同情反蒋的如泰安冯玉祥、天津方振武、上海方鼎英、李烈钧等也派有专人联系。

第三党的领袖邓演达和陈铭枢私交颇好，邓被杀害后，该党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等人和陈也有来往，并支持十九路军。1933 年春，该党曾介绍大批干部到福建搞农村工作，并帮助十九路军办军官训练班，取得一定成绩。

1933 年9 月间，李济深、陈铭枢等已邀该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麦朝枢等到香港商量反蒋之事，该党成为陈铭枢可靠的支持者，虽然各有各的一套，然而在反蒋抗日，对农村采用计口授田的纲领上，基本还是一致的。

陈铭枢是以十九路军起家的，有了该路军才有福建这一块地盘。他认为

政权有了蒋光鼐（时任福建省主席），军权有了蔡廷锴（时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当会事事如意，由他支配。然而，事实上内部却是矛盾重重，斗争尖锐。

“闽变”前夕，陈铭枢从国外回到香港，蔡廷锴不避外界闲言，

亲往迎接，以示敬意，蔡廷锴和他联袂到闽。他即以太上皇自居，办事专断，不按手续，不择手段，不顾蔡的威信。今日在某团体演讲，明日又到某军某师讲话，大有不谈革命，不谈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神气。

陈铭枢表示应迅速组织政府倒蒋，最好是联合广东，广西一道干，如广东不合作，即和广西合作，两广都不合作，也要单独干。

蔡廷锴和蒋光鼐则主张当前不应公开反蒋，只有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

聚积力量，联络四方，训练干部，等待时机，有了充分准备再干。

陈铭枢一看蔡廷锴与之计划不合拍，颇为恼怒，与蔡发生争执。

蔡廷锴说：“十九路军是中华民族的军队，不是私人的军队呀！”

蒋光鼐出来调解双方矛盾，他劝说蔡廷锴：“事至如今，只好按陈铭枢

的意思办了，大家共同推李济深主持反蒋抗日大计。”

蔡廷锴明知军事、财政毫无办法，草率行事必致失败，但也不好坚持反

对，因为陈、蒋都说“不计成败”。

蔡廷锴到漳州召开各师师长会议，征求下属意见。

率兵打仗的人多不问政治，更没有政治头脑，纵便不满意，也不表示态

蔡廷锴深感处境维艰，很想挂印逃官。

蒋光鼐对他说：“你一旦离军，各师师长论战功论资格，互相伯仲，无

人可以统帅。”进而又劝：“我们虽军力、财力不足，但孙中山先生手无寸

铁也干起来！”

从大局出发，蔡廷锴同意举事..

不料，各方人马云集福州，在此箭在弦上之际，蔡廷锴又唱反调，提出

推迟。陈铭枢暴跳如雷。

李济深、陈铭枢担心蔡廷锴变卦，也不无道理。因为，就在“闽变”紧锣密鼓筹备之时，蒋介石两度请蔡廷锴上庐山、赴南昌会晤。对

十九路军将领，蒋介石是采取了一打一拉手段。

1927 年北伐和1929 年蒋桂战争，蒋介石紧紧笼络住李济深、陈铭枢，使其为打败吴佩孚、李宗仁冲锋陷阵。

李济深、陈铭枢不听话了，于是蒋介石又在十九路军中开始拉拢蒋光鼐和蔡廷锴。中原大战，蒋介石封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

十九路军孝忠“委员长”，直把冯阎打出中原。上海一二八抗战，蒋光鼐又不听话，与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陈铭枢一道与日本人血战，在全国出尽了风头，而丢尽“委员长”的面子。于是，蒋介石开始打击蒋光鼐，“栽培”

蔡廷锴。这段经历，蔡廷锴回忆说：

1932 年1 月，蒋介石调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命我升任驻闽绥靖主任，当时陈铭枢在中央也已被迫辞职。绥靖主任是指挥全省军政的，以一个多年领导我的上级长官，一变为受我领导，十分不便，我当然不愿干，蒋光鼐要我以大局为重，力劝就任。蒋介石把我提拔上来脱离陈铭枢、蒋光鼐的控制，以便利他的指挥与宰割，阴谋是非常明显的。

约在2 月上旬，蒋介石在武汉来电要我到汉口见面，当面询问十九路军进入闽西的情况，并告诉我福建人事极为复杂，宜多用闽人帮忙，对军纪尤当切实整饬，办过福建事的人，方知办福建事的困难。他查问我两次回广州关于陈济棠、李宗仁等对中央态度怎样？我借词搪塞，他得不到要领。最后，他告诉我对待两广事情，你不及他们的策略，不可太率直轻信外间一切谣言等语。此行明确两个问题，一是知蒋介石重用我，为的是调动福建全力进犯苏区；一是知道蒋介石怕我和广东、广西互相勾结。蔡廷锴的确受了蒋介石的“重用”，让他身兼四职：浙闽赣粤湘五省南路“剿共”前敌总指挥，福建绥靖主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十九军军长。

蔡廷锴深知，委员长的“重用”无非就是利用，利用他打红军，为他当炮灰。蔡廷锴的诸位上司，也曾被蒋“重用”过，但到头来，都落得被人取代的下场。蒋介石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消灭十九路

蔡廷锴对蒋光鼐说：“老蒋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来打红军，如果不打，必授之以柄，被他消灭；如果听从命令积极打，官兵不愿意，孤军深入，后无援兵，又必为红军所消灭。剿也难，不剿也难，打也完，不打也完。”

蒋介石一打一拉的惯用伎俩，刺激推动了十九路军挺而走险，举事兵变。

陈铭枢及其使者频繁穿梭于香港与福州之间，引起了坐镇南昌的蒋介石极大的不安和关注。所以，他竭力拉拢蔡廷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