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般都是社会底层的人，有抬轿子、抬滑竿儿的脚夫，有各种做小手艺的，有赌博赢了钱的街痞子，也有像考儿嗲嗲这样本可以光彩地活着、却被大烟夺去了志气的人，辛辛苦苦挣了几个钱，都拿去抽了大烟。全国解放后，他第一次回家就特意去看望考儿嗲嗲，大烟已经害得他骨瘦如柴。姨父第二次回家就看不到考儿嗲嗲了，他已经拄着长长的烟袋管跌跌撞撞地走完了自己的路。 五 东湖万花筒 1.周恩来与三斗坪(1) 1959年,周恩来总理（前排左二）视察三峡坝址三斗坪（前排左一为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右三为朱汉雄） 。姨父说，周恩来总理到武汉次数很多，却总是来去匆匆，有时只是过境，只在机场停一下。姨父感到机场餐厅过往人多，饭菜不新鲜，就带着厨师和新鲜食物去机场，给总理做一餐饭。总理吃了饭，顾不上谈话，握握手，打个招呼，就登机走了。有一次，毛主席住在武昌东湖南山。

周总理在北京接待了朝鲜金日成首相，金日成还要来武汉与毛主席会见，周总理就提前一个小时乘飞机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中央警卫九局张文鉴科长事先给姨父打电话说，总理到达武汉时，不要别的人接，你去接就行了。姨父就带着车子到机场迎接总理。总理从机场到主席住地途中，一直沉思默想着什么事情，突然问他:“你们湖北的棉花怎么样啊？收购的情况、入库的情况怎么样啊？”姨父一脑子装的是总理的安全，没想到总理会问他棉花的事情，呆呆地愣了半晌，才说:“总理呀，我是警卫处长，你没有让我管棉花呀！张文鉴告诉我，你不要省里的头头来接你，可你问这棉花的情况，只有省里的头头答得上，我答不上来呀！”周总理大笑。到了武昌东湖南山甲所，毛主席身边的卫士就踮着脚尖轻轻跑过来说，主席睡着了，主席等着总理，坐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周总理连忙示意保持安静，让汽车缓缓地开到甲所，又问:“我可不可以吃你一顿饭哪？”姨父说:“冇得问题。”他知道，总理只吃一碗面条。面条是现成的，炉子也是捅开的。三下五除二，服务员就把一碗面条、一碟小菜端到了桌子上。等到主席睡醒了，总理也吃好了，就向主席汇报去了。

姨父说，周总理的工作是最辛苦的，而他的生活却是最简单的。那一天，姨父跟我谈话时有点心不在焉，他悄然打开了电视机。原来中央电视台正在现场直播三峡大坝导流明渠截流成功、龙口合龙的盛况。姨父看了大卡车在截流龙口上投下的最后一块巨石，拿出了一张照片，是周恩来总理在野外跟一群人的合影，姨父就站在周总理的身旁。 姨父说，这张相片是在1958年照的，地点就是眼下正在建设三峡大坝的三斗坪。1958年3月，周总理去参加成都会议，从武汉乘“江峡号”到重庆这一段水路上，姨父随船护送。他记得，与周总理同行的有一批水利专家，还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林一山、水利部副部长李锐和国务院一些部委的负责人，共四十多人。他们到了船上还在开会，在应不应修建三峡大坝以及如果修建大坝、坝址选择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上，两种对立的观点都在周总理面前进行着自由的、毫无政治顾忌的争论。争论到宜昌，争论到南津关，又争论到了三斗坪。“江峡号”在这里临时抛锚，送周总理上岸。

周总理之所以要在这里上岸，是因为当时在选择坝址的问题上有两种意见，解放前到三峡作过勘察的美国著名水利专家萨凡奇和解放后来过的苏联专家都选择南津关为三峡坝址，中国的水利专家却选择了三斗坪，认为三斗坪的地质条件优于南津关。上岸不远，就看到了几棵小树和树下的茅棚。长江水利委员会的钻探队正在这里钻探。周总理看望了钻探队，又踩着鹅卵石，走了一段路，来到一片沙滩上。那里铺满了钻机从地下取出的岩芯，还有许多箱子摆在那里，岩芯编了号，装了箱。周总理跟地质专家一起，仔细察看了岩芯。周总理问，往下打都是这样完整的岩芯吗？地质专家说，是的，这里的岩层很完整，没有岩溶洞。总理又问，我能带走一块岩芯吗？按照规定，作为地质标本的岩芯是不可以带走的，地质专家因而犹豫了一下，问，有什么用处吗？周总理说，我要带给毛主席看的呀，毛主席一直为三峡大坝的事操心哪！地质专家说，行，行，您就把它带给毛主席吧！接着就在岩芯箱的记录牌上写，1958年3月某日，取走了多少米至多少米之间的一块岩芯。周总理问，取走岩芯还要办手续吗？地质专家说，是的，总理，这是纪律。周总理连忙从专家手中把笔拿过来，说，那我也要遵守纪律。

随即在记录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不多天以后，成都会议开完了。姨父又随“江峡号”去重庆迎接毛主席到武汉。再次从三斗坪经过时，“江峡号”放慢了速度。周总理拿走的那一块岩芯，这时出现在毛主席面前的一张桌子上。船在江面上缓缓地移动着。毛主席在船上久久地望着三斗坪和那块岩芯。在三斗坪留下的这张照片，成了姨父的一个温馨、美好的记忆。在经历了漫长的蹉跎岁月，经历了人们不曾预料到的坎坷和挫折之后，三峡大坝在三斗坪那个地方截流开工了。这使他理顺了一度变得千头万绪的思路，看到了共和国第一代领导人曾经为今天付出的心血，看到今天的事业毕竟是包括他们“老八路”在内的几代人的延续。在三峡大坝截流开工的时候，他把这张照片送给了宜昌的报纸。他说，报纸上发出的照片不够清晰，正像历史常常不那么清晰一样。令姨父不能忘怀的是，他在北京参加警卫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央警卫九局通知他，周总理请他和广东公安厅的警卫处长苏汉华到总理家里做客。他和苏汉华既高兴又不安。总理只约了我们两个人，这是什么意思哩？哦，可能是总理去的较多的地方除了上海，就是广州、武汉，因此，才叫我们到他家里坐一坐。

他们如约来到了中南海西华厅总理家里，总理夫人邓颖超出来接待说，很对不起，总理原本在家里等你们呢，可刚刚接到电话，临时有紧急事情，又匆匆走了。他让我代表他陪陪你们。客厅里已经摆上了水果和糖果。姨父说，虽说没有见到总理，但是总理的情意我们领了，总理对下级的体恤和尊重我们懂了。 1.周恩来与三斗坪(2) 姨父告诉我，周总理逝世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好长的诗，流着眼泪写着，写了两三个晚上才写出来。但他接着又自嘲说，哪里是什么诗哟，不过是“顺口溜”罢了。我要求看看这首诗。姨父说，我的诗不愿见人，冇得了，找不到了。 2.胡志明的外衣 1956年，越南胡志明主席（中坐者左四）在武昌东湖休养时与接待人员（后排右二为朱汉雄）合影留念。在姨父接待的外国来宾中，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是越南胡志明主席。他说，胡志明主席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关系亲密，是老朋友，解放后曾多次秘密来华，总是用围巾围着他的胡子，不叫别人把他认出来。我们也不把他当外人，不像对别的外宾那样安排到北京饭店，他一来，就住在北京中南海，有时也住在中央组织部一个小招待所里，像对待自己人一样。1956年下半年，他在武昌东湖休息了一个多月。

一到吃饭的时候，他都要一脸无奈地望着餐桌，用中国话说，菜太多了，吃不了，浪费了。后来，一餐只上四个小盘，荤素搭配好，每盘只有一点点。他吃得很高兴，每餐饭都要尽量吃完，吃不完时，就要批评人，又多了，又多了！从不给我们讲客套。他唯一的嗜好就是喝咖啡，而且必须喝他的警卫员为他烧的咖啡。警卫员跟他多年了，他来中国时也要带着这个警卫员。警卫员也要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样是一枝很笨重的法国手枪，另一样是烧咖啡的工具。胡志明只喝他烧的咖啡。我们烧的咖啡，他一闻，就放下了。胡志明主席作为国宾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时，曾经来武汉与毛主席会见，下榻在胜利饭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曾多次在报纸上看到过胡志明的一张照片，他头戴很像博士帽的葵叶帽，身穿很像中山装的灰白色制服，面带慈祥的微笑。 那一天，他白天参观了武汉钢铁公司和长江大桥，晚上睡觉时，饭店的服务人员就好心好意地把他那件灰白色制服拿去洗了。但是，姨父说，谁也不会想到，胡志明主席只有这件制服，每天都要穿这件制服。第二天早上，他起床了，要穿衣服了，衣服还没有拿来。糟糕，衣服洗了，还不干。他穿着汗衫，怎么出去呀！他老人家只好坐在床上，抱着膀子，盘着腿等着送衣服。

那一次可把我们急坏了。他老人家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吃了早饭就有重要活动，每一项活动都是不可以穿着汗衫出现的呀！他们代表团的全体成员都在焦急地等待着那件衣服。我们让洗衣房赶快把衣服熨干送了上去，他才得以从房间里走出来，脸上照旧露出慈祥的微笑。我们出了一个大洋相啊！我们外交部礼宾司的工作人员、地方上的外办主任、交际处长、饭店经理接待过很多国家首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一个国家的首脑会如此简朴，竟然没有替换的衣服。胡志明主席很重友情，也很幽默。他来中国休息时，照料他的总是中央警卫九局的张文鉴。有一次，张送胡志明回国，送到南宁机场为止。分别时，张站在飞机的舷梯下跟胡志明握手，胡志明却拉着他的手不放，把他拉上了 飞机。张说，我不能上飞机呀，飞机一起飞就飞出国境了，飞到越南去了。我没有护照、没有签证，这怎么行！胡志明拍着自己的额头说，没有关系，我就是护照，就是签证。硬是把张拉到越南，玩了两三天才让他回来。张回来时，带着胡志明送给他的水果和鲜花，路过武汉，还送给了姨父一束漂亮、鲜艳的剑兰花。胡志明送给姨父的是一本书，是他自己写的《狱中日记》。

我对姨父说，我看过我国驻越南记者写的一篇文章，说胡志明访问中国后，对他讲，中国同志的宴会太铺张浪费了，那么多的东西，怎么吃得完呀？革命刚胜利，国家还很穷，不能这样浪费呀！我还说，在我们干部队伍内部，对外事接待和交际工作中的铺张浪费现象也是很有意见的。姨父没有对此表示意见，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么，我给你讲讲，我们是怎样接待罗马尼亚代表团的。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参加“八大”的各国兄弟党代表团到我国各地参观。罗马尼亚代表团由罗瑞卿大将陪同，来湖北参观。他们到了黄陂县的一个生产队。按照过去的做法，还要把他们送到县城或是赶回武汉吃饭，那要跑好远的路，所以改为在村子里招待客人，还为此带去了厨师、服务员和高级餐具，麻烦透了。我想，为什么一定要用城市里、宾馆里那一套规矩招待外宾呢？到农村就要有农村的特点。我就把原来准备的一套撤下来，只留下一个厨师、一个服务员作指导，请来当地会做菜的巧手媳妇掌厨，就地取材，做当地农村请客吃饭的拿手菜。芋头呀，红薯呀，莲藕呀，都端出来了，还做了狮子头、粉蒸丸子、粉蒸排骨、烧鱼、烧鸡、莲藕汤。

当地原来也要学城里的洋派头，准备了一套精致餐具和高档台布，也统统拿掉了。宴会就设在普通农家的一个比较宽敞的堂屋里，用当地老百姓用的白底蓝花粗瓷碗盏、毛竹筷子，由漂亮、利索的农村姑娘端盘子上菜。罗马尼亚的朋友们觉得很新鲜、很家常、很亲切，吃得非常高兴。特别是那种事先未被看好的小芋头，外宾们特别喜欢吃，干脆撂下筷子，手拿芋头，蘸上白糖，一边吃，一边嗍指头。他们吃了大丸子——狮子头，还要再吃小丸子——粉蒸丸子，吃出了中国农村的真味道。只是筷子用不好，那就当场教给你，用起来别扭，才显得有趣。饭场上的笑声此起彼落。刚吃完别开生面的“农家宴”，罗瑞卿大将就高兴地叫我，说:你怎么想出了这么个办法，挺好哇！姨父又郑重地告诉我，1964年，越南的黎笋来武昌五里界参观访问，他又在五里界用“农家宴”招待了黎笋。听姨父的口气，好像是要让黎笋给胡志明老人捎个口信，他已经接受了胡志明对中国宴会的批评。 3.史书以外的刘伯承(1) 刘伯承元帅手迹。1957年岁尾，姨父的一件大事是接待刘伯承元帅。刘伯承是他的老首长。

在挺进大别山前后的严峻岁月里，姨父曾担任刘邓大军政治部保卫部特派员兼任司令部协理员，就在这位“一号”首长的身边工作。他把刘帅安排在南山甲所下榻后，又陪他在东湖岸边散步。遥看天际，往事如烟。他感到，他又回到了一位慈爱长者的身边。姨父说，进军大别山，真苦了刘帅了。特别是过黄泛区，一望无边的沼泽地，不能骑马，每一脚踩下去都要陷进没膝深的泥沼里，要费好大力气才能把腿拔出来。有时，在大雨之后的泥泞中行军，成千上万人踩来踩去，泥巴地一塌糊涂。刘帅块头大，又是一只眼睛，拄着一根棍子走路，实在难走啊！大家给他搞了一副担架，他坚决不坐。大家没有办法，只好抬着担架跟着他走。刘帅骑牲口，身体重，马也驮不动他，就为他准备了两匹马，换着骑。后来，六纵王近山司令员特意送来一匹很高很壮的马，这匹马本来是专驮大炮的，除了身架大、气力大以外，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四平八稳地走路，正好成了刘帅的坐骑。大家都舒口气说，好，这下子解决问题了。可是，刘帅心疼他的马，马背常常磨烂，一到宿营的地方，刘帅就说，不要忘了用盐水给马清洗伤口哇。在山路上行军，白天还好办，前边有人牵马，旁边有警卫员照料。

最难的是夜晚行军，老人家骑在马上，眼睛不好用，前边有了树枝，警卫员就要喊:“低头！”老人家才知道低下头，把身子伏在马背上。没有树枝了，他也不晓得直起来，还要向他喊:“抬头！”他才知道把头抬起来。刘伯承酷爱读书，但他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看书很吃力，却又不知道休息，周围的人都拿他没办法。他的爱人、孩子和警卫员拖着他，才能叫他出去散散步。大家说，总得想个办法，叫老人家活动活动啊，就一起起哄，拉上他打麻将。他不会打，怎么“吃”，怎么“碰”，他都不会。他身边的人乱叫，哎，该吃了！哎，该碰了！打了两三把，他就站起来说:“哎呀，这比打仗还难啊！我不干了。”刚到大别山，在安徽搞“急行土改”、搞粮食的时候，还搞到了一些古书、线装书。有人拆散这些古书包东西，他看到了，就心疼地说:“同志们哪，这是中国文化呀！你们赶快去看一看，还有没有别的书，帮我把书收起来，带得走的带走，带不走的要找个地方存起来，不能糟蹋文化。”他还说，我年纪大了，打完仗以后，我的愿望就是搞搞军事教育。在战事频繁的岁月里，他还翻译了苏联的军事著作《合同战术》。

有一次，从宿营地出发以前，司令部各部门都在忙着打扫房子，把铺地用的稻草送还给老百姓。刘伯承的警卫员雷保生忽然跑来说，“一号”叫你。姨父急忙跑去了。刘伯承正坐在老百姓家门口的石礅上，看到他来了，就指着地上的稻草对他说:“特派员同志呀，你要去管一管，要大家心疼稻草，不要走着撒着，把稻草撒了一地，老百姓要用稻草喂牛的呀，牛没有草吃，怎么耕田呢！”半个世纪以后，姨父还记得刘帅当时说话的口气、表情和他注视着稻草的忧虑。姨父说，这个时候，一点也看不出他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1947年12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又面临蒋介石三十三个旅的围剿。大别山区回旋余地太小，供应问题严重。刘邓决定，邓小平与刚刚回到大别山的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和参谋长李达，率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牵制敌人。刘伯承率其余部队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到外线作战。刘伯承率总部大部分人员，随一纵向淮河以北转移，夜行军时与敌人搅到了一起。到了一个村子，刚刚住下来，刘伯承听到旁边村子里传来狗叫声，就让参谋王文贞快去看一下旁边是哪个部队。王文贞带着三个通信员到了那个村子，对方哨兵问:“谁？”王文贞反问:“你是谁？”

敌人就打过来一阵排子枪。一个通信员牺牲了，一个通信员受伤了，一个通信员跟着王文贞跑回来。枪一响，就开始了一场混战。敌我驻扎的村庄犬牙交错，到处都是枪响。刘帅带着身边工作人员迅速离村，向西北方向走了。一纵一旅旅长尹宪斌急红眼了，他的任务是保护刘帅，刘帅却悄然不见了。他只身掂着驳壳枪，抓到一个营是一个营，抓到一个团是一个团，向刘帅转移的方向猛冲猛打，把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不缴敌人的枪，不抓俘虏兵，逢村过村，遇水过水，棉衣都湿透了，向刘帅去的方向疾进。敌人也搞不清这支队伍是怎么回事。尹宪斌从夜里一直冲杀到次日下午，才碰到司令部的一个干部急急跑过来。尹宪斌问，你是谁？那人答道，我是司令部科长张涛，“一号”命令我来和你们联系。尹说，废话少说，你马上带我走，我要亲眼看到“一号”。他拉着张涛疾走如飞，到了一个村庄，见到刘帅平安无恙，才松了一口气，叫了一声:“首长！”身子就软下来，站也站不住了。刘帅爱兵如子，下级对他，也就敬其若父了。刘伯承离开大别山的时候，姨父没有跟他走，而是由司令部调到了警卫团，跟随邓小平政委留在大别山上。十年以后，姨父终于在东湖见到了当年的“一号”首长，“一号”

首长还给他留下了一封信和题词: 3.史书以外的刘伯承(2) 汉雄同志：您说：要我写几个字在这里作纪念。特如命写上。请收。刘伯承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另纸又写：游览武汉长江大桥百万雄师南下后，长江千丈大桥横。人民作出空前事，还只远征第一程。刘伯承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信封上写：送陈朱汉雄同志刘伯承肃姨父指点着说，刘帅写的字，我不敢拿出去呀！刘帅那样高的威望、那样大的年纪，遇到我这么个小萝卜头，信封上还写“送陈”、落款后写“肃”，那是“肃立”、“肃静”的“肃”吧，这可使不得啊！信中还称我为“您”，还说“特如命写上”，我心里直敲鼓哇！原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建议我把刘帅的墨宝送到中央档案馆，我正要办理这件事。 4.“么罗儿”现象之解析(1) 姨父在接待工作中发现，曾长期担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跟许多鄂豫皖根据地出来的老红军，一见面就喜欢说粗话，张口“罗儿的”，闭口“么罗儿”。就连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见了昔日在他麾下担任特派员兼保卫队长的朱汉雄同志，也要亲亲热热而又骂骂咧咧地打招呼:“罗儿的”老特务，你还没有死呀！一次，二炮部队政委、中将李仁林来到了武汉。

他是张体学在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战友。张体学工作忙，没能及时去看望他，他就在宾馆的楼梯上大发其火:“罗儿的”张体学，你算个“么罗儿”哇？架子那么大，一个萝卜刻两只眼睛！姨父深感事态之严重，急忙给张体学打了电话，提醒他快来看看这位老战友。张体学已经知道李仁林骂他，也在电话里发火说，他说我“么罗儿”呀，他算个“么罗儿”呀！不料想，张体学放下电话就跑去看望李仁林，两个人一见面，好像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还是开口“罗儿的”、闭口“么罗儿”，互相拍打肩膀，哈哈大笑，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姨父觉得自己上了“么罗儿”的当，好像这是他们老战友之间特有的套近乎的语言，“罗儿的”愈是骂得响，愈是说明感情深，有点像俄罗斯人互相使用“阿廖申卡”或是“娜塔洛契卡”那样的“爱称”。我以“罗儿的”以及“么罗儿”之准确定义问题就教于湖北籍的朋友，朋友笑道，“罗儿”本应是“卵儿”，念转了，就成了“罗儿”，这是分泌雄性激素从而产生男性刚健、威猛之特征并为人类的繁衍提供种子、名叫睾丸的东西呀！“么罗儿”的“么”是“什么”的意思，“么罗儿”可用于质疑——你算个“什么罗儿”呀？亦可用于感叹——你是“多么的罗儿”啊！

“罗儿的！”也成了上下级之间进行率真的交往而不必虚拘礼仪的一种语言方式。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战争中，李先念是张体学的老首长。李先念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以后来湖北视察，张体学又陪他到革命老区大悟县了解民情。一到大悟县，张体学张口就是“罗儿的”，跟大悟县县长吵起来了。他说你该缴的粮食为啥没缴够？县长说你要的粮食太多我缴不起！省长跟县长吵得不可开交，把副总理丢在一边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朱汉雄同志插不上嘴，不好劝架。没想到，副总理十分平静地等他俩争吵结束，也跟老部下算起了旧账:“罗儿的”张体学，你的老脾气改不了哇？你记不记得打仗的时候，你一来见我就骂老子“罗儿的”，一骂骂了十几里路！张体学向徐海东大将表现红军时代的幽默感的时候，也充分带有“罗儿的”文化特征。徐海东在战争年代曾九次负伤，身上留下了十七处伤疤，还少了两颗门牙。他骑着战马驰骋沙场的时候一头撞在树上，就把两颗门牙不可挽回地嵌在树上了。在鄂豫皖苏区，徐海东是红二十五军军长，张体学是徐海东的“手枪队”队长。徐海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