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多次高级宴会、包括若干次国宴的操办者，姨父对外甥开始了启蒙性谈话。他说，宴会之前，你必须做好这样几件事:一是排名单、发请帖、摆席次卡，主客和别的客人各自坐在哪个地方，写上名字，把卡片摆在桌子上，要是摆错了地方，那就乱套了。二是按照宴会的规格确定菜单，大致有三种标准，党和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宾是一等标准;中央的部长和省一级领导人宴请外国名人，是二等标准;厅局一级的领导宴请客人是三等标准。三是要摆好餐厅的桌子、铺好台布、摆正椅子、窗明几净。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按照宴会标准确定菜单，这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菜单确定以后，才能进入下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采购和加工。厨房里有“红案”

、“白案”。“红案”是案板上的功夫，就是切肉、切鸡、切鸭。什么样的鸡、鸭可以用，身上哪一部分的肉能用，哪一部分的肉不能用。肉是切成片、切成条、切成块，还是切成丝，这是第一道工序，是“红案”师傅的事情。接下来是灶上的“掌勺师傅”，他在厨房里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红案”上切割好的东西都要交给他，烹、煮、煎、炒就全靠“掌勺师傅”的本领了。“白案”是做面食的，擀面条、烙饼、做点心，这是“白案”师傅的事情，跟“红案”上的鸡、鸭、鱼、肉要严格分开。打下手的把面揉好、擀好、加工出各种点心的形状，端到炉子旁边，交给“炉灶师傅”加工。一提起灶上的“掌勺师傅”，姨父就油然而生敬仰之情。他说，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掌勺师傅”做出来，味道就是不一样。1958年，大跃进的问题还没有暴露，一片繁荣景象。在武汉召开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还特地从成都带来了两个厨师和一个老迈年高、眼睛失明的烹饪顾问，来会上帮厨。他们做回锅肉，要求采购只有八十斤重——最多不要超过一百斤重的猪，只要猪后腿拐脚骨那一部分的肉，半边猪只可以切下来一公斤。

两个厨师煮肉的时候，老顾问眼睛看不见，就把他领到锅跟前，拿一根筷子给他，他在煮的肉上边插一插，凭他手上的感觉说可以了，那才算可以了，不能随随便便拿出来。还要讲究刀工，回锅肉炒出来以后必须像瓢一样卷起来，所以叫“瓢肉”。还要用甜面酱、豆瓣酱做配料。他们用的豆瓣酱也跟别人用的不一样，是一块一块的，要在砧子上用刀切碎了才下锅。与会的中央委员们都吃到了他们精心炮制、令人回味无穷的回锅肉。而且，叫你吃到什么程度也是很有讲究的，不能叫你吃一回就三年不想吃了，那不行！吃了以后，还得叫你老想着它。这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圆”，要的是一个“欠”。可是，在战争年代，我们都吃些什么呢？姨父自嘲地笑着，我可以告诉你，那也是你绝对没有吃过的。比如，我上抗大的时候，有一个比较艰深的科目就是吃黑豆，真的，你必须动员牙齿和肠胃的全部能力征服黑豆，是那种在山西北部靠近内蒙古的雁北地区才能生长出来的坚硬如铁的黑豆。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紧缩包围，根据地越来越小，根据地军民和抗大师生都面临严重饥荒。粮站只供应黑豆。黑豆本来是喂牲口的饲料，这时就成了人畜公享的口粮，人吃的和牲口吃的都是从一个粮食堆上挖下来的。

人的供应标准却比牲口低了一大截，牲口的标准是一天五斤，人的标准一天只有一斤半。黑豆面窝窝头像一个黑不溜秋的铁疙瘩，起名叫“钢盔”，很难咬得动它，隔着院墙扔出去，“咚”的一声，地上能砸个小坑。抗大师生开展科技攻关，钻研怎样吃黑豆的学问，比如用黑豆做豆浆、做豆腐，发豆芽，磨豆渣，发明了领导食品新潮流的“黑色食品”系列。莘莘学子的消化系统也由此得到了锻炼，对于坚不可摧的黑豆产生了惊人的杀伤力和吸收力。最后只剩下一个难以攻克的课题，就是无法消除黑豆由腹内排出的有害气体呀！在开发肉食来源方面，我们也屡屡作出颇有才气的发现。比如，在行军途中到了一个村庄，忽见满天飞着野鸽子，领队老兵的眼睛就霍地一亮，感到满天飞的都是肉食。村庄后边有一道陡峭的土崖，土崖上有很多窟窿是鸽子窝。一到黄昏，野鸽子成群结队地飞回窟窿里歇宿。老兵就叫大家找来柴草，堆在土崖下，天黑时把柴草点着，不出明火，只叫它冒烟，熏到崖上的鸽子窝里，鸽子就“扑扑棱棱”地飞出来，争先恐后地栽到柴火堆里。大家在崖下支起一口大锅，都在忙着捡鸽子、拔鸽毛，美美地吃了一顿清水炖鸽肉。还有好酒喝呢！

姨父得意地说，在抗大，我们行军过了汾阳，在一道山沟里宿营，我跟通信员、司号员一起分到一个大屋。满屋都是接近一米高的大缸，缸挨缸、缸摞缸，缸上的盖子都是用泥巴糊起来的。大缸就成了行军床，三四个缸盖上睡一个人绰绰有余。大家爬上缸倒头便睡。老号长一躺下来，就开始用鼻子不停地深呼吸，哟，好香啊！他在大缸上逐个儿地搜索，发现一个缸盖上糊的泥巴掉了一块，丝丝缕缕的酒香正从那里源源不断地冲着他的鼻子冒出来。他拿起吃饭用的搪瓷碗，毫不客气地揭开缸盖，大碗大碗地舀酒喝，暗自过足了酒瘾;又找到一个脚盆，把酒舀到盆里，盆下生火，煮热了酒，用热酒洗脚，还叫醒了大家，都照此办理。果然消痛解乏、活血通络。次日上路时，老号长又在行军壶和茶缸里装满了酒，一边走，一边仰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喝酒。他那天吹出来的号音伴着酒香在天空中忽忽悠悠地缭绕，军号上的红穗穗也喝醉了似的一摇三晃。姨父暗自纳闷，这酒怎么钻心的香呀？刚上路就到了一个镇子，在一个青砖大门楼上看到了三个大字:“杏花村”。这才知道，昨晚是钻到杏花村的酒窖里了。就是唐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

姨父问道，你们都知道这首诗吧，但是，有谁能像我们这样亲临杏花村以亲尝其美酒、而且在其酒缸上睡过一宿呢？ 5.回锅肉的哲理与吃的感悟(2) 姨父还夸说，在南方山区打仗，只要季节合适，搞吃的就比较得心应手。比如抗日南下支队到了湘北山区，山里的农民很少很穷，部队没有粮食吃，可是不要紧，满山都是竹子。正是竹笋疯长的季节，你蹲下拉屎的时候，就会有什么东西一拱一拱地从地底下拱出来直顶屁股，那就是你要吃或是主动要你吃的竹笋。接着又忽地发现了天然的、自带油盐的肉食。就派一个人在山上放哨，其余的人都下到河沟里捉虾，是手指那么长、没有见过人的大虾。大家站在深水里围追堵截，虾就游到浅水滩欢蹦乱跳地当了俘虏。把虾放在锅里慢慢焙熟，虾皮里就“”地冒出油来，虾肉和虾皮都是咸的，大家就美美地分享了自带油盐的美味。那是战争年代的宴会。总之，姨父由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的回锅肉说起，一发而不可收地讲了与饮食和美酒有关的一部内容驳杂的历史， 而且不回避与吃有关的历史教训。比如南下支队占领了湘南国民党军队的后勤基地，他搞到一只老母鸡与大家共享，鸡肉却嚼不烂，还吃出了木头的味道。后来才弄明白，那是一只正在孵鸡娃的“抱鸡婆”

，“抱鸡婆”的肉是吃不得的。接着，他们又把点灯用的桐油当成猪油吃了。姨父夸说，桐油放在油罐里的时候，跟猪油一样是雪白的;在热锅里化开以后，跟花生油一样是橙黄的;吃在嘴里的时候，跟一切食用油一样是香气扑鼻的，问题全出在吃下去以后，妈呀，那是要上吐下泻的。姨父在吃的文化上跟“野战”时代告别的一个标志，是进入武汉以后又以战争的方式吃了最后一顿狗肉。1950年春天，姨父和六姨刚刚调到武汉，就一眼盯住了一条高大壮硕的狼狗。这是抓获国民党宪兵队的一条警犬，我警卫团战士都不会使用警犬，就把它拴在一个营的营部里养尊处优。姨父几乎可以肯定这条狗曾与人民为敌，就对一位营长说，你养它干啥，我瞧着嘴馋！营长就派了两个通信员，一个牵着狗，一个赶着狗，把狗从营部送到一个闲置的足球场上。姨父让警卫员把它拴在球门架的横梁上。狗往球门下边一蹲，就露出一副“确保球门不失”的样子，令人望而生畏。好，今天天晚了，你先神气着，等到明天再整你。第二天，警卫员大叫，哎呀，狗不见了！姨父往营部打电话说，妈的，你那条狗是怎么搞的？它跑了！营长说，它记路，昨天半夜就咬断绳子跑回来了。营长又把它送回来，仍拴在球门架的横梁上。

有人对姨父说，吃狗肉不能出血，要把狗吊起来，用水把它灌死，那样做出来的狗肉最好吃。姨父就叫警卫员把狗吊在球门架的横梁上，用铜壶给它灌水。狗很大很重，吊不起来。警卫员就用绳子拴着狗的脖子把它拉上去。狗拚命挣扎着张开嘴来，警卫员就用壶嘴对着狗嘴灌凉水，一边灌，狗一边猛烈地蹬腿甩脑袋，球门架也吱吱嘎嘎地摇晃着。狗被灌水灌急了，一口把壶嘴咬瘪咬透了，水从壶嘴旁边喷出来。咣当，铜壶跌了下来。姨父在球门架旁边立着，面对着一场屠狗的战争。他说这是他最后一个对手。狗终被整死了，就那样湿淋淋地吊在球门的横梁上。半个世纪以后，姨父还清楚地记得，那只壮硕的黑狗用它尖锥形的牙齿和鹰勾般的利爪，拚尽全力作了剧烈而无望的搏斗。姨父冷冷地说，他从此再不吃狗肉。鉴于姨父在吃什么和怎样吃的问题上积累了过于庞杂的记忆，当他终能在金碧辉煌的大餐厅里操办各种高级宴会的时候，就绝不掩饰他对烹饪艺术和烹饪哲学的敬仰。他说，我从来不敢在厨房里瞪眼睛，我特别关照后厨里的人。他们忙得满头大汗的时候，我总要到厨房里看望他们，辛苦你了，坐一坐、歇一歇呀！我抓一大把茶叶，开水一冲，再给厨师们递上烟、点上火，让他们喝杯浓茶，他们就好高兴。

干革命要首先搞清楚谁是你的主要依靠力量，厨房里的这些人就是我操办宴会的主要依靠力量，还有服务人员、接待人员。大家都忙活起来的时候，我啥都不是，什么局长啊、处长啦、书记呀，我啥都不是。等宴会完了，所有客人都走光了，我在宴会上也吃过了，但我不能走，我要等厨房里忙完了以后，陪着大家坐下来“扒渣子”。湖北人说吃剩饭是“扒渣子”。我喜欢跟他们一块儿吹牛“扒渣子”。有一位名叫刘大山的厨师，是数十次高级宴会的主厨。他为刘大山斟上酒说，刘师傅，你帮我大忙了，有多少次高级宴会，包括毛主席主持的国宴，都是你领着搞出来的呀，离了你，我就冇得办法了。姨父又露出少有的感伤表情说，如今这批人走的走了、老的老了。前几年我又到武汉去，有个老太婆大老远地跑来看我，她问，你还认得我吧？我看了好久，哦，你不是那个小“淘气”吗？她是原德明饭店的餐厅服务员，姓陶，外号叫“淘气”。国家领导人或是重要外宾来了，都要她出面服务。现在她也老了，她说，我当奶奶了。我赶紧打听，刘大山呢？她说，唉，没有他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刘师傅走了。

6.他们的灯光在哪里(1) 在绚丽的霓虹灯下，在对领袖和高级干部的迎来送往中，姨父曾毕恭毕敬地接待过一个没有任何官职的贵宾，就是把他和一批批的同学送往延安、交给革命的宋更新老师。宋更新送走了学生，自己却遇到了一场灾难。十多个同学的出走，在家乡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国民党县党部把他抓起来，决定用“黑拳”——暗杀的办法除掉他。黑夜，特务们一边架着他往稻田里跑，一边喊叫:“宋更新跑了，抓住他！”接着，“叭叭”打了两枪，一枪蹭着头皮打飞了，一枪从脖子后边打进去，从腮帮上穿出来，把右边的牙床打碎了。宋更新栽到稻田里装死。特务又“叭”地补了第三枪，却又打到了田埂上。特务走后，宋更新从稻田里爬出来，爬到那个冒充王守敬女儿的魏光碧同学的家里。魏光碧的父亲是开明绅士。他家后山沟有一块种花生、番薯的偏僻地方，有一个看庄稼的窝棚，就让宋更新藏在窝棚里，用中草药为他养好了伤。他又逃出四川，隐藏到陕西教书，一藏就是十年。解放战争期间，贺龙、王维舟率十八兵团从大西北向四川进军。宋更新在布告上看到了王维舟的名字，大喜，写信与王维舟接上了关系。王维舟立即回信，叫宋更新去重庆找他。

宋更新带着王维舟的回信，沿途受到军政部门的热情接待，一路顺风地到了重庆，通过王维舟，恢复了党的关系，并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秘书长，从一个亡命天涯的逃亡者一跃而成了党的高级干部。姨父感叹说，宋更新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啊！他虽是红军初创时代入党的老党员，却没有经历过严格的组织生活，也很少享受家庭的温暖。他多少年没有老婆了，儿子、女儿跟红军走后，一直没有消息，只剩下他孤苦一人，在白色恐怖下东躲西藏。现在解放了，自由了，高兴了，年近半百的宋更新焕发了青春，找了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如火如荼地谈起恋爱来了。组织上一调查，他的女朋友加入过三青团，制止他谈下去。他大为吃惊地说，怎能剥夺我的恋爱自由哇？这个女朋友交给我，你们就不要管了嘛，出不了问题的。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讲到过的一个原则性问题，坚持自由恋爱，更加如火如荼。经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批准，成全了他的恋爱和婚姻，却撤销了他的职务，开除了党籍。宋更新十分庆幸能以此种方式获得了婚姻自由，立即跟女教师喜结良缘，又带着新娘子打点行装，乐颠颠地跑到南充教书去了。

姨父告诉我，宋更新与新婚妻子的感情可以说如胶似漆，但为了充分尊重夫妻双方的独立价值，钱却是各管各的，只是对夫妻共用的财物实行股份制原则。据说这也是来源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家庭经济模式。宋更新就在这种模式中积攒了几个“体己钱”，每当学校放假，就要到南方或北方游山玩水，领略祖国大地的大好风光。他先后游历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妻子无此兴趣，他一如既往地按照尊重夫妻双方“独立价值”之原则，独来独往，乐此不疲。1959年，他去北京旅游，找到了他送往延安的学生、当时在公安部工作的王恩眷，在那里小住数日，回程经过武汉就找到了当年的学生、投奔延安时特意请他起了名字的朱汉雄。姨父把他安排在毛主席会见蒙哥马利元帅的胜利饭店，知道他爱喝酒，就把茅台酒交给服务员，随时供他饮用。宋更新见酒大喜，白天去东湖、珞珈山游玩，纵情于湖光山色之间，晚上则由弟子作陪，必饮四两老酒，作彻夜谈。

他对自己送走的大多数学生都成了新中国的栋梁之材感到无比的欣慰，对自己以丢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高官、失去本已失去一次的党籍为代价，换得今日之幸福生活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张开嘴来，让姨父和六姨欣赏他牙床上的残缺，用手指比画着，说明子弹是怎样乖巧地绕过了要害部位，从一个无关大局的地方穿过去的，从而对国民党打了他三枪的拙劣枪法进行了轻蔑的嘲笑，并谦虚地表示，他为革命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几颗牙齿而已。姨父掐指计算，那年的宋更新老师已经是接近六十岁的人了，身体依然健壮，笑声依旧爽朗。他在武汉玩了数天，忽然说，啊，就要开学了。姨父给他买了车票，他又乐呵呵地告别都市霓虹，跑回南充教书去了。姨父时常怀念宋更新老师，他觉得，江城有一盏霓虹灯是属于他的。姨父又摇头叹息说，掩护宋更新、支持学生投奔延安的丘树勋校长就大不一样了！解放后，姨父和六姨第一次回到家乡永兴场，就特意看望了丘树勋。那时刚刚经历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丘树勋在旧社会当过联保主任，只是挂名，没有恶迹;曾经是地主，却不善理家政，解放前已经没有土地了。他醉心于乡村教育，为乡亲、为革命做了不少好事是人所共知的，政府和群众都没有跟他过不去。

倒是他自己一天到晚地心惊肉跳，如临深渊般地战战兢兢。姨父说，我要替他说话，让他把腰杆直起来。区委书记邀请姨父去区政府吃饺子，姨父特意拉上了丘树勋。解放后的区政府设在刘备庙，这是国民党区公所的老地方。丘树勋一走进刘备庙就怵然心惊，像耗子一样缩在昔日弟子的背后如影随形，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姨父请他坐上席，他怎么也不肯坐。姨父把他按在座位上说，学生请你坐你就坐呀，这个座位是你的。他磨磨蹭蹭地坐下来，屁股却没有完全落实在椅子上，只是挂在椅子边边上，神情惶怵，如坐针毡。姨父一边吃饺子，一边为他评功摆好，说，你虽然当过联保主任，可大家都知道你只是挂个虚名。解放前几年你已经没有土地了，家里是个空壳壳。你两次解救、隐蔽宋更新，还营救过别的党员。我们上延安，也是得到你支持的呀！丘树勋还一个劲地表示谦虚说，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但他总算安下心来，吃出了饺子的味道。 6.他们的灯光在哪里(2) 姨父离家前，又找到县长、县委书记，讲了丘树勋对革命、对家乡的贡献，县政府就安排丘树勋当了民政科科长。姨父大发感慨说，这个老先生呀，他不敢当官儿，也不会当官儿，一当上科长，手脚又没处放了，只干了几天，就自动辞职了。

县里给他发了退职费，他很快就用完了，没吃没喝，他只好炸油条、油果子卖。他炸的油条是死疙瘩，几乎可以当棒槌用，卖不出去的呀！他又尝试过贩卖草鞋，把一二十双草鞋挂在门口，却不会吆喝，草鞋老挂在那个地方，人家不知道那是什么用意，草鞋发了霉，也没人要他的。看来，这位老先生只能当个好绅士，只能穿上长袍大褂，文质彬彬、忙忙活活地做好事。到了新社会，绅士不时兴了，脱了长袍马褂，干啥不像啥，他就六神无主了。姨父第二次回去，看到鳏居多年的丘树勋又找了老婆，好干巴的一个女人，啥也不会干，连饭也做不了，老两口过着好干巴的日子。姨父又为他说情，县里就按月补贴他一点钱帮补家用。他却从来没有求过政府，也从来不会向姨父写信叫苦。姨父第三次回去，丘树勋已经死了。他是丘家寨的人，后来住在永兴场街上的一个破屋里。他就死在这个破屋里了。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在江城，姨父找不到属于他的灯光。姨父又谈到投奔延安途中用表决方式劝阻回家的两个同学，他们是含泪而别的，他忘不了这两个同学为大家作出的牺牲。姨父第一次乘坐一辆美式军用小吉普回到家乡，就去看望他们。一个同学已经找不到了。

他去郑家寨找到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农民，正在稻田里插秧，黧黑的面庞上过早地刻上了皱纹，几乎认不出来了。姨父站在田埂上向他问候，跟他搭讪。他看了看他的空袖筒，表情感伤地道了辛苦，就漠然地站着发呆，再也找不到话说。姨父望见他的两条泥巴腿还插在稻田里，手里还拿着稻秧，似乎在急着插秧，便与他互道珍重，挥手告别了。回头看他时，他的腰已经深深地向稻田弯下去。此后，姨父再没有见过他，只听说他终生务农，当过生产队长，跟所有去到延安的同学都没有联系。不知在什么时候，在那个遥远的村庄里，属于他的那一盏灯已经无声无息地熄灭了。我问，考儿嗲嗲呢？姨父说，他有他的灯啊，那是一盏大烟灯。他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好医生，却因为吸大烟毁掉了一生。你见过吸大烟吗？你在电视剧上看到的不算数，电视剧上好多吸大烟的道具、动作都不对头。导演和演员没见过吸大烟，怎么不来找我问问呢？我小的时候，开江县永兴场上两百多米长一条街，就有好几家大烟馆，开烟馆的就像现在开面馆的一样多。走进大烟馆，就见一块床板子，铺一张破席子，席子上有一个乌黑的枕头，或是垫着一块砖头当枕头。

抽大烟的人去了，大烟馆的老板就给他一个麻将牌那样大的竹块块，竹块块上有一个凹槽，凹槽里放着很小的一块大烟土;然后给你一个灯盘子，盘子上放着一盏灯、一杆烟枪、一根烟签子。你接了灯盘子，给了钱，才能拿起烟签子，在灯上烤热，再蘸着大烟搅拌，裹起一个烟泡。把烟泡插在烟枪上，再把烟签子抽出来扶着烟枪上的烟泡，对在大烟灯上边烤边吸，不要让烟跑掉，这就叫吸大烟。给老板三个铜板，吸一个烟泡就走，就像是去饭馆吃一碗面一样简单。有的人要烧两个烟泡，就要给六个铜板。有的人来大烟馆请客，两个人对着“吸溜”。姨父又问我，你见过大烟花吗？大烟花开起来好漂亮啊，花开遍地，有红色的、有白色的，田野里一大片一大片的，就像你们洛阳的牡丹花那么大的一朵，几十亩地一大片。到了割烟的时候，头天晚上要拿一把特制的刀——在木把上裹一个很薄、很锋利的刀片，在大烟果上割一刀，让浆流出来;第二天早上出太阳之前去收浆，浆已经变成棕色或黑色的干膏，要拿一个竹片片，从大烟果上把干膏刮下来;身上带着一个竹筒筒，把干膏收到竹筒筒里。收浆以后要晒，晒出来的叫“生土”。开大烟馆的老板、老板娘，要买来“生土”

搅水过滤，过了渣子，剩下的水放在铜锅里熬，熬成了“熟土”，再分成小块，这就是大烟馆里的大烟。姨父神情郑重地作了一个假设，如果他不去延安，后来是不是种大烟或是也有了一盏大烟灯那就说不准了。他说，去大烟馆里抽大烟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