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回 卓木碉立第二中央 南下红军出师少捷草原秋深，昏沉沉的天幕已经挂上了冬的令符。
战至午后３时，红军用刺刀渐把川军向关外逼出几十米。可就在这时，国民党军飞机出现在空中，盘旋扫射，滥炸民房。一群群炸弹呼啸而下，有的落在红军的阵地上，有的落在民房中。爆炸声中，弹片四飞，泥土飞扬。
“快卧倒，注意防空！”红军指挥员大声喊着。
暴露在战壕外面的一些红军指战员被飞机扫射或扔下的炸弹击中，枪托都被炸飞到半空中。飞机扔下的燃烧弹首先落入居民朱云中的院子内，由此引燃了百丈街从东河桥到西部街房的民房，烈焰腾空，数百米的长街被焚烧成一片废墟。
红９３师的指战员为了躲避空中的威胁，急忙跳入战壕。哪料到尘土飞扬中，地面上的川军趁机反扑，又进入阵地，待战壕中的红军发现时，川军已出现在面前。
一片金属撞击声，刺刀对刺刀“叮当”作响。
川军谢浚团在廖泽旅的侧面掩护助攻下，再次攻入百丈关。
红军伤亡很大，边抗击边向后退去。
“１０师，跑步进入百丈关阵地！”徐向前擂着拳头命令。
红１０师在师长陈锡联的率领下火速赶到百丈关增援和断后，掩护前面的部队撤退。川军谢浚团第１连连长王廷章带领该连一直追过关外近１公里的大坡顶（今百丈水库大坝南端），即被红１０师遏制住攻击势头。王廷章当即被击毙，该连仅剩２０多人死里逃生。
红１０师又夺回了百丈关，并趁势向北追击。
川军夺路而逃，谢浚站立百丈东桥头，手持大刀督战，叫喊着：“要与阵地共存亡，后退者杀无赦！”
但整连的川军向后涌去，谢浚接连砍倒几个，也无济于事。这时天近黄昏，谢浚在折腾一阵子后，只好收拾起残兵败将，后撤几百米，放出警戒，准备明天再大战。
２０日，川军增援部队孟浩然旅等部也赶到了百丈关地区，由黑竹关方向加入战斗。
川军一稳住阵脚，就开始了对百丈关的又一轮大进攻。身处前沿阵地的谢浚施出新的招数，他令士兵在百丈关的东面纵火，火借风势，很快就烧进了关内。红军除留下一部分人给予趁机进攻的川军以打击外，其余人奋勇灭火，制止住了火势的蔓延，保住了百丈关西部居民的房屋和财产。
打到这时，百丈关东部已是无险可守。８０多个团的川军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轮番向仅剩有１５个团守卫的红军阵地百丈关地区攻击，红军的坚守也就越打越艰难。
到这时，红军已经是７昼夜的浴血奋战，敌众我寡，实在是再也无法坚持。１１月２１日晨，红四方面军指挥部作出决定：不能继续在名（山）、邛（崃）、大（邑）阵地上拚消耗，命令部队全线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台山、五家口至名山的莲花山一线的山地据险防守。
至此，坚守百丈关的红军只好边打边撤，被迫撤出百丈关，向新店、万古退却。激战在月儿山、胡大林一带的红军部队也陆续于２１日、２２日撤出战斗，与撤出百丈关的红军部队一道退到了五家口和名山以西的蒙山、莲花山、四包山一带驻守。
百丈关之战，红军毙伤敌１．５万余人，但自身也付出了伤亡近１万人的惨重代价，主力严重受挫。此战的结束，也就此宣告了南下红军《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的失败。
百丈关的激战，使南下的红军就此被迫转入防御，处境日趋艰难。
这时，四川军阀主力部队集中于东面的名山、邛崃地区，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６个师已集结在南面的雅安、天全一带，第５３师李抱冰部部署在西南之康定、泸定地区，从３个方向朝红军步步逼近。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南下的红军由最初的６５个团和１个骑兵师共约８万余人，到了这时已锐减到２８个团约４万多人。
严冬降临，红军无粮，陷入极端困难中。部队减员也无法补充。所有这些，都使徐向前和陈昌浩更加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错误的。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０日前后，红军被迫全部撤出名山地区，向西康北部地区转移。
第二十四回 毛泽东斗牛直罗镇 大本营安家奠基礼“怪了！战神为什么那么不公平？非要偏向毛泽东。”常以兵多自重的张国焘在百丈关碰壁后，心中忿然不平，说：“一切都似乎是为了验证毛泽东所说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话。
同一时间所打的两个战役，我的失败了，他的却胜利了。”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下旬，就在南下红军百丈关受挫的同时，北上的红军与此相反，在陕北直罗镇打了一个大胜仗。
其实，如果讲困难，北上红军遇到的困难并不比南下红军所遇到的困难少。先就自然条件说，北上红军刚到陕北，冬天就好像是为了故意考验毛泽东所率这支铁流的吃苦能力，黄土高原的冬季比往年较早地降临了。
雪花似乎是紧跟着秋风一同到来，白色的鹅毛大雪裹卷着深黄色的落叶一同铺向大地。
红军指战员把能穿的东西都披挂在身上御寒。新任红１３团团长陈赓的办法最简单，却也较为实用，很快就被大家仿效。他把两块羊皮连在一起，胸前背后各一块。形如一个口袋，在袋底割出了一个稍大一点的圆洞，用来伸出头；在伸出胳膊处的羊皮上又用刀子割了个圆洞。
陈赓穿上这如古代盔甲一样的“皮衣”，笑着问道：“怎么样，像不像个大富翁？”
“我看倒像个叫化子。”
“真的像个叫化子？”跛着脚的陈赓拄着拐棍走了几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乍一看，外表真像个讨饭的叫化子。可仔细一瞧，你这彪形大汉，讨饭有谁能相信？”
“倒也是真的。刚才听你们一说我像个叫化子，我还真高兴呢！因为我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什么都敢化装，就是不敢化装这讨饭的乞丐。”陈赓乐观地欣赏着这羊皮“袄”。一阵寒风吹过，他打了一个寒颤，但仍幽默地说：“这无袖羊皮袄打起仗来倒是很方便的。最起码扔手榴弹方便，这是一大优点。再一个优点是可以前后反正一样穿，不怕晚上紧急行动时穿反了衣服。”
陈赓挥动着双臂，其实在这两张羊皮下他仅仅穿了一件破旧的单衣，裸露出他那病弱的身体。
严寒的天气里，刚刚到达陕北的红１军团总计缺少２０００多套棉衣补给不上。几乎是一夜之间，有１０００多人在刺骨的寒风中被冻病冻伤，许多人卧床不起，重者送进了医院。“怎么的？病倒了１０００多人！”毛泽东感到非常吃惊。
“大多数南方人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当地的老百姓也说今年的天气冷得太早。”彭德怀愁眉不展地说。
“我看病号多的原因除天气突然转冷，我们没有足够的棉衣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毛泽东吸了口纸烟，喘了一口气说道：“不过，这两个原因可以一并解决。”
“还有什么原因？”彭德怀急切地问。
“士气，旺盛的士气。军队一天不可无士气。没有了士气，冷气就会从骨头缝里向外昌，浑身都会觉得冷。我们现在急需的是必须有旺盛的士气来御寒。”毛泽东这番耐人琢磨的话充满哲理，说得彭德怀把眼睛睁得很大。
“怎么解决？”
“打一个胜仗，解决士气和棉衣、给养问题。”毛泽东定下了决心。
这时，红军在陕北的阵容大振，由徐海东率领先期到达陕北的红２５军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主力合编的红１５军团和红１军团合称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此外，还有陕北地方武装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指挥红军作战。
陕北红军的突然大发展，使蒋介石坐卧不安。他在成都忙于调动刘湘川军堵截红四方面军于邛崃、名山、百丈关一线的同时，又多次胁迫西安附近的张学良东北军组织了５个师，向陕北红军根据地进攻，图谋合围红军于葫芦河与洛河之间地区而后加以消灭。其先头第１０９师、第１０６师两个师，于１１月初占领了太白镇以后又占领了黑水寺，开始准备向富县直罗镇进犯。
站立在作战地图前的毛泽东，紧紧盯住国民党军的动向。最后他把红色铅笔圈划在了国民党东北军第１０９师和第１０６师的头上，地图上的歼灭地点就是直罗镇。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粉碎敌人要靠歼灭战，要靠枪杆子挫败敌人的阴谋，陕北根据地才能巩固。这个战役很重要，我也来参加指挥，怎么样？”毛泽东说。
“由主席策划并亲自指挥，我们肯定会打胜仗。”彭德怀等红军高级指挥员更加信心百倍。
１１月５日，毛泽东传令红１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等人到象鼻子湾军委总部开会，明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部打直罗镇战役的决心，并研究战役具体部署。
毛泽东在讲了直罗镇战役的总体计划后，他把红军高级指挥员召集到了作战地图前。
直罗镇是一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小镇子，三面环山，镇子的背面有一条小河流过。镇子的街东头有座古老的破寨子，地形很利于把国民党军放进镇子里歼灭。
战役部署定下后，毛泽东致电红１５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指示：“尽快消灭富县西部张村驿之地主民团武装；派游击队两个连进驻直罗镇，并对富县黑水寺游击。调查直罗镇以北地区及以南地区之道路、地形、人家情况，葫芦河能否徒涉，电告”。
发完给徐海东的电报，毛泽东还有些不放心，他把林彪喊了来，面授机宜：“你要对直罗镇附近的道路、地形、人家作详细调查。就给１天的时间，明天就将调查情况报告给我。”
此时已是７日中午，林彪看了一下手表，连忙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书写命令，让警卫员先回军团部传达侦察任务。站在一边的毛泽东微笑着，他对林彪的雷厉风行战斗作风显然非常满意。几个小时后，林彪也骑马飞奔回到军团部。
８日，毛泽东收到林彪关于直罗镇附近情况的详细调查报告。但毛泽东对这个调查报告并不满意，复电林彪，要他再次作详细调查，并立即派人绘制直罗镇地形图，附以文字报告。
“各部队在驻地立即自行筹足７天粮食，以保障战役的胜利。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坚决打好这一仗。”毛泽东对直罗镇战役部署的精细程度令所有指挥员感到有一种巨大的压力。
毛泽东房间内的油灯开始彻夜不熄。急促的电报键击打声中，直罗镇战役的倒数计时器开始运作，各部队迅速向指定地点行动。
红１３团团长陈赓接受任务后，高兴地回到部队，召开紧急战斗部署会，他的开场白似乎没有谈战斗，却突然问与会人员：“你们谁杀过牛？”
大家面面相觑，有人点头，多数人摇头回答说没有杀过牛。
“我们这次战斗要杀牛！当然不是草地上杀的那种牦牛。这头牛，在我们进入陕甘后，一直跟着我们啃屁股。我在干部团时，它啃过；到了红１３团，它也啃过。我们虽然砍了它几下牛尾巴，扳了几下它的牛角，但它并没有老实。现在，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让我们这次回头一击，砸碎牛头，狠狠给它一锤，然后给它开膛破肚！”陈赓形象的比喻，到了这时大家才明白，这头“牛”原来是指国民党军第１０９师师长牛元峰所部。
“好，我们保证把这条牛宰了！”几个营长哈哈大笑后，异口同声地表示决心。
“我们红１３团自从打了娄山关后，一直是当后卫，掩护全军。这次我抢来了这个硬任务，打头阵，拦住头打，一定要狠狠地打。”陈赓攥着拳头，摇晃着。他的羊皮“袄”腋下已经断了线，前后忽闪着的两块羊皮在陈赓的身体上只能说是悬挂着，已经说不上是穿衣。
“我们一定把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再写到红１３团的战旗上！”几个营长纷纷表示决心。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杀红了眼就什么也不顾，要注意政治瓦解。毛主席交代了两句口号，大家要记住：一句是‘宽待东北军’，一句是‘欢迎东北军掉过枪口打日本’，记住了没有？”
这两句口号，却一时把大家弄糊涂了。１营营长拧着脖子说：“这是打仗还是去贴标语？”
“怎么，打仗就没有时间贴标语？”陈赓变得严肃起来：“毛主席让我们是又打仗又贴标语，孙子兵法怎么说来？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作战策略。你一喊话，他就放下枪过来，这才是真本事。大家不要忘记，这股敌人的老家在东北，他们的家乡被日本鬼子占了。”
“嗨，这瓢，简单！”１营营长拍着脑袋抱怨自己说，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红军进入紧张而秘密的战前准备，红１军团由毛泽东、周恩来指挥从北向南打，红１５军团由彭德怀指挥由南向北打，对国民党军形成了蟹爪式的两面夹击态势。
１９日，即直罗镇战役发起前两天，毛泽东组织红１军团和红１５军团团以上干部在张村泽西端的川口子会合后，来到直罗镇西南面的小山头上察看地形，研究具体部署。
毛泽东挥舞着手中的木棍，谈笑风声，指点着直罗镇附近的山川村镇。这阵势与其说是战前调兵遣将，倒不如说是教书先生在手执教鞭，推演他胸有成竹的教案。
“在上海，你见过西班牙斗牛士的表演吗？”毛泽东提问陈赓。
“见过，惊险而精彩！”
“那好，现在你就是红军的斗牛士，先把你们１３团的红旗舞起来吧！”毛泽东对陈赓布置“作业”。
“下课”的铃声响了，山头“课堂”上的人们迅速散向四方。陈赓带领担负“牵牛”任务的红１３团小分队赶到太白镇方向去“惹牛”。牛元峰果然经不起四处红旗飘动的再三挑逗，开始发火了。
红军“斗牛士”挥舞红旗在前，“牛”怒气冲冲跟随在后，一头猛向直罗镇撞来。
“牛来了！”红军前哨部队发出战斗信号。
“国民党东北军第１０９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毛泽东通电两个军团。
“走吧！上观战台。”毛泽东说。他的指挥所设立在直罗镇北山吴家台北端高地，从这里可以直接观察整个战场情况。
路上，毛泽东遇到了林彪。毛泽东把几个指头扭在一起，向林彪做了一个只有他们两人才明白的动作，笑着擦身而过。
“主席是什么意思？”参谋人员问林彪。
林彪没有言语，他走进军团指挥所，向着各师长命令：“要记住，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只有歼灭战才有棉衣穿，这是毛主席的指示！”
２０日下午，国民党军在红军小部队的节节抗击引诱下，进了直罗镇。先开进直罗镇的是国民党军第１０９师的３个团，后面的第１０６师开到黑水寺附近，就不敢再向前走了。
于是，第１０９师就成了红军先歼灭的对象。
“进入前沿阵地，准备出击！”毛泽东见已是火候，下达了预击命令。
红１军团主力部队在接敌的这天晚上，却因走错了路，比预定时间迟到了１个小时。毛泽东等得焦急不安。
红１军团终于赶到预击位置。
“你们怎么现在才到，我等你们好久了！”毛泽东对林彪和聂荣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因夜暗，我们走错了路。”聂荣臻解释。
“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晚到了就是晚到了。赶快命令部队展开，记住：不要打成了击溃战，我们要的是歼灭战！”毛泽东再次强调打好这一仗的战役指导思想。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林彪、聂荣臻指挥红１军团由镇北向南进击，其第２师３个团、第４师两个团和第１师的红１团直接攻击镇中国民党军；彭德怀、徐海东指挥红１５军团由镇南向北进击。各部乘夜色迅速包围了直罗镇。
毛泽东站立在北山坡吴家台北端高地上。这里有几所破窑洞，３部电台联通了与红军各部队的指挥。
为了便于直接观察战场情况，指挥战斗，毛泽东没有进窑洞，却把指挥台设立在窑洞口一块大青石板上。
聂荣臻把军团部的警卫连放在毛泽东身边，加强警卫，以防万一。
“主席，你怎么上来了？”阵地上，红军指战员看到毛泽东等人也来到前沿阵地，出现在战士面前，既兴奋又担心。
“只准你们打仗，就不准我到这里来观观风景。我猜想，这场面肯定很美哩！”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这里很危险！”
“你们不是更危险。这一次，我要亲眼看看牛元峰这头‘牛’挨宰呢！”
周恩来走到战士中间，抚摸着战士们身上单薄的衣服，亲切地问候：“同志们衣服单薄，很冷啊！”
“冷是冷，可我们不怕！”战士们的回答很响亮。
“很好，很好，就要有这个精神。不过，等一会你们就可以向敌人要棉衣喽！”周恩来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也在开怀大笑，他习惯性地把双手叉在腰中，说道：“我们这次设了个口袋，把国民党１０９师这头‘牛’引进来了。我们用１５军团拦头，４师堵尾，２师截腰，只要大家协同好，是能够把这头‘牛’牵过来剥皮开膛的。我们也就有了穿的和吃的，就可以在陕北扎下根，安下家。如果这一仗打不赢，我们在陕北就难站住脚，只好到新疆去，打通国际路线，那是我们极不愿走的继续走的长征路。”
“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为革命把家安在陕北！”指战员们纷纷表示决心。
１１月２１日５时３０分，拂晓，红军完成了直罗镇战役的全部部署。
“行动！”毛泽东的声音不大，出口后立刻变作电闪雷鸣。
千军万马冲杀向直罗镇。战斗打响，冲锋号频吹，拚刺声震天，山鸣谷应。
几路红军迅速占领了直罗镇周围的山头，控制住所有制高点，镇周围的国民党军全部被压到了山沟底。红军立即缩小包围圈，从南北两侧山头向镇中冲下去。
打到上午１１时，红２师首先攻入直罗镇。红１５军团将国民党军设在南面山上的阵地突破。国民党军像一群无头的苍蝇，从东涌到西，又从西窜到东。
直罗镇内外，两军激战在一起。
６架闪耀着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在天空中吼叫着来回低飞，却难以寻找缝隙，分辨清敌我，把炸弹投下去。
红军胜利攻占直罗镇中的国民党军师部。牛元峰到了这时才后悔低估了刚经过长征的红军的战斗力，远不是“精疲力竭”。他只好带１个营逃进了镇东头的那个土围子，凭借寨墙继续顽抗。
“围而不攻，打而不拚！”毛泽东下令。
“为什么？”正在胜利追击中的红军指战员感到不理解。
“为减少部队伤亡，避免打消耗战。”毛泽东的解释很简单：“我们这些经过雪山草地能够生存下来的红军指战员，个个都是宝贝呀！敌人拿１００个换我们１个，我们都不能干！”
中午时分，国民党军１个团的兵力突然窜出包围圈，直向红１军团指挥部冲来。这个阵地，本来是由红２师师长陈光负责带１个团来坚守的，但现在还没有来得及赶到。
“一定要把敌人堵回去！”聂荣臻一看形势紧迫，只好亲自挥枪上阵。
这时，军团部只有１个警卫排，情况非常危急。
“听我的命令，直属队所有人员操枪进入阵地！”林彪的动作很果断，说话间他的手枪已经横在胸前。
但是，直属队没有充足的子弹，每人仅有４发。警卫排又没有长枪，只能用驳壳枪进行短距离射击。
“多准备些手榴弹，等敌人靠近了再打！”左权参谋长命令道。
１０００多个国民党军官兵猫着腰转眼间已经冲到了阵地前。聂荣臻、林彪、左权带领直属队的红军战士们首先把手榴弹砸向敌群。
手榴弹在轰响爆炸，尘土飞扬。
“好长时间没有像这样扔手榴弹了，还行！”林彪边扔边说。
如此近战打到军团的首长亲自扔手榴弹，在以后就极为鲜见了。反正林彪在以后再也没有这样扔过手榴弹。
红军战士们人人英勇奋战，阻击战斗打得相当艰苦。
“快！快把侦察连和工兵连调上来。不要动用在毛主席那里的警卫连。”左权向通信员命令。
聂荣臻挥动着驳壳枪，指挥着战斗。警卫员孙起锋紧跟在聂荣臻的身边，操双枪向着敌人射击。一股敌人冲上来了，孙起锋突然跃起，挡在聂荣臻的前面。
“小孙，注意隐蔽！”聂荣臻见孙起锋向前跃进了几步，朝着敌人狠狠打去，急忙喊叫道。
孙起锋的枪口下，倒下了几个敌人。国民党军的又一次冲锋被打退了。突然，只见孙起锋的身体摇晃了一下，扑倒在地上。
鲜血从孙起峰的胸口涌出，染红了军衣，浸透了他时刻背在身上的地图背囊。
“小孙！你怎么啦？”聂荣臻跑上前来，抱起了孙起锋。
孙起锋已经停止了呼吸。
聂荣臻从孙起锋的身上解下图囊，背在自己的身上。这个图囊后来一直由聂荣臻保存着，后来交给了北京军事博物馆。
战斗打到中午，嘹亮的军号声中，红军增援部队到了。
“反冲锋！”林彪命令。
红军战士们呼喊着“杀”声，向山下冲击。
林彪大步向毛泽东的指挥所走去。
“天快黑了，要注意不要让土围子里的‘牛’跑了！”毛泽东提醒林彪。
土围子战斗在继续进行着，红军围而不打，给了牛元峰喘息的机会。
“快！增援我们！我们在直罗镇遭到了共军主力的围攻。”
牛元峰对着无线电报机惊呼。
“混蛋！你们１个师就打不过共军那几个散兵。我告诉你，共军的主力在黑水寺，１０６师在那里遭到共军主力攻击，你们应该增援他们！”国民党军军长董英斌训斥牛元峰。
“完了，完了！”牛元峰一听增援部队没有了希望，狠狠地摔下了话筒。
“喂？喂？喂！”话筒中董英斌急促的声音还在大声吼叫着。
“娘的！竟弄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有靠我们自己了，突围！”牛元峰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决定趁夜暗率残部逃出土围子。
漆黑的夜幕中，牛元峰连滚带爬悄悄溜出了土围子。
此刻，毛泽东并没有休息，牛元峰的一行一动都在红军的密切监视之下。毛泽东对林彪说道：“可以命令红７５师出击了！”
直罗镇西南的山头上，手榴弹爆炸的火光骤然升起。红７５师一阵穷追猛打，刚刚逃出土围子的牛元峰残部被全部包围歼灭。
国民党第１０９师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到此时已被全部围歼，无一漏网。镇子东头土寨子等地的国民党守军，于２３日突围，也被红１５军团在追击途中歼灭。
直罗镇战斗后，红军回头北进，准备消灭黑水寺的国民党军第１０６师。第１０６师得知第１０９师在直罗镇被歼，立即逃跑。
毛泽东命令红１军团追击，并指示聂荣臻：“这个１０６师师长沈克过去与我们有联系，你们在打了胜仗后要释放几个俘虏军官，让他们捎话给他们的上司，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我们现在俘获的人和枪，可如数归还。”
聂荣臻率领部队又消灭国民党军１个团，并遵照毛泽东的意图释放了一批俘虏。这对于以后争取东北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很好的推进作用。
直罗镇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第１０９师全部和第１０６师１个团，师长牛元峰被击毙，俘虏团长以下５３００余人，打死打伤１０００余人，缴获枪３５００多支，轻机枪１７６挺，迫击炮８门，无线电台２架，子弹２２万多发，棉衣等装备一大部。
红军指战员在战役结束后全部穿上了棉衣。陈赓对他那件羊皮“袄”还恋恋不舍地相了半天面，说：“我的这项发明，将来可以献给红军服装工厂。”
战役结束后，红军把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兵编成几个集训队，针对这些官兵都是东北军的特点，广泛开展政治工作，讲枪口应该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抗日救国。晚会上，一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更是拨动了东北军官兵的思乡之情和抗日义愤。经过教育，许多俘虏要求参加红军。并对愿意回东北军的，发给路费，释放回去。许多俘虏表示：红军大仁大义，我们回去后再也不同红军妄动干戈。１个月后，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思前想后，亲自向红军写了封感谢信，说为了答谢红军对被俘东北军官兵的宽大处理和友情相待，特派飞机向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空投了一批弹药和６０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中央钱币。
１１月３０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对直罗镇战役进行总结和报告，他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大捷，足使毛泽东手舞足蹈高兴了好几天。１２月２日，他放下手中的诗稿，哼着刚从祝捷大会上听来的陕北小调，弯腰进了电报室，高兴地指示电台报务员：“快发个电报，向朱德总司令他们通报这个好消息，有苦同受，有佳音同享嘛！”
毛泽东口述电报：“发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直罗镇大捷。一方面军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毛泽东、彭德怀。”
千万里之外的徐向前首先看到了毛泽东发来的这个电报，他兴冲冲地找到张国焘，说：“快看呢，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大胜仗！我们出个捷报吧，对我们的部队肯定是个鼓舞。”
出乎徐向前所料的是，张国焘的表情非常冷淡，轻描淡写地说道：“不要管他们，用不着出捷报！”
直到这时，徐向前方明白张国焘的心中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耿耿于怀，甚至置个人情感于红军和党的最高利益之上。原来多少对张国焘存有敬重心理的徐向前越来越对张国焘用异样的心态考虑问题而不解，怀疑和不满与日俱增。
第二十五回 龙虎山掌喧滚春雷 瑞雪咏寒愁张国焘这些天来，许多重大新闻接连传遍陕北高原。直罗镇大捷，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又名林育英）刚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以及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共产国际明确指出：不承认张国焘的“第二中央”；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北平爆发了反日游行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全国响应学生们喊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口号，形成一个抗日爱国运动的新高潮，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这些消息，对刚到陕北的中央红军来说，都是佳音连喜讯。
新形势的出现，使毛泽东所主要考虑的问题不再是雪山草地，而是迫在眉睫的华北危机问题。上个月的１１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自天津到北平，向中国驻军首领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限宋于１１月２０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取河北、山东。就在限期将至的１１月１９日，蒋介石在正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对外关系讲话，声称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１１月２２日，蒋介石会见日驻华大使有吉，提议以取消华北自治运动为条件，全面承认广田对华三原则，并称近期将派人赴日推诚交换意见。１１月２５日，河北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中央，以冀东战区２２个县在通县成立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对蒋介石的妥协行为，毛泽东表示坚决地反对。１１月２８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意同任何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队伍、社会团体和国人联合抗日，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并提出十大纲领，以迎接新的局面的到来。直罗镇战役胜利后，１２月１３日，精神抖擞的毛泽东怀着喜悦的心情，途经安塞来到瓦窑堡，与先期到达这里的张闻天、周恩来等人汇集在一起。此时此地的中共领导人和红军高级将领，从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出１年来长征的疲劳和困倦，他们个个都是神采飞扬，笑呵呵地站在瓦窑堡街头迎接毛泽东的到来，共同筹划新的战略部署。
瓦窑堡是陕北高原中部偏北的一个中等城镇，地处中间一块盆地上，龙虎山环抱镇边。
两条小河在镇北交汇成一流，从镇中潺潺淌过，从地形上看端正的酷似一个象征着胜利的英文字母“Ｙ”。就在这“胜利之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主要讨论了军事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瓦窑堡由此成为毛泽东指挥中国工农红军完成长征的大本营，成为中共中央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立足点和出发阵地。
张闻天所住宿的窑洞，在瓦窑堡下河滩田家院，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窑洞窗外是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满地的阳光在寒气中显得软弱无力。但窑洞内则是春意盎然，政治局常委们聚集在一起，喜气洋洋，谈笑风生。新糊的窗户纸透进明亮的阳光，房正中一盆红彤彤的木炭火散发出宜人的融融温暖。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他就第一个议程“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作了报告，指出：由于形势的飞速发展，迫切要求中共中央对华北事变以来的政治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同时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
接着，毛泽东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他全面系统地讲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运用中国人民熟悉的战国时期，六国采用苏秦的“合纵连横”策略，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对抗秦国的历史，深入浅出地作了生动的比喻，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关于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还是运动战。”
毛泽东的发言赢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掌声，但也有少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皱了皱眉头，拨弄了一下面前盆中的炭火，他引用斯大林曾经说过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
话语，对毛泽东刚才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和大资产阶级营垒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博古同志的怀疑，我看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毛泽东再次发言，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更加入情入理的分析，说道：“由于民族矛盾的上升，迫使一切不愿做汉奸亡国奴的中国人，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随着新的反日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不但提醒了中国工人阶级与贫苦农民，使他们积极参加革命斗争，而且广大的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也将转入革命；反革命营垒中产生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使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目前开始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是可能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博古与毛泽东争得面红耳赤。自从遵义会议后，博古总感到毛泽东的眼神背后有一股咄咄逼人的锐气，有些使他受不了。而在这时，中央其它领导人的意见又多是偏向毛泽东，这使博古尤为感到很不开心，一遇到与毛泽东交谈，往往不自觉地就要争吵起来。
会议讨论的结果也就是毛泽东与博古争论的结局。张闻天在作会议总结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博古表示少数服从多数，摊开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低下头擦他的眼镜。
“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嘛。”毛泽东兴致正高，非常自信地说道：“不过我可明白地告诉大家，形势的发展必将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强调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中共中央应正确而及时地确立自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军事战略方针。
历史果如毛泽东所断言的那样，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的一次重要会议。
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在瓦窑堡龙虎山下的基督教堂（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礼堂）召开中共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机关干部，中共陕北、陕甘省委各部部长，党校学员，各县县委书记，共４００多人。头戴八角五星帽的毛泽东在会上作《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即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对瓦窑堡会议决议作了全面的深刻的阐述。他在讲演中激情洋溢，挥动着双臂疾呼：“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组织起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起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望着台下数百名中国工农红军的精华，毛泽东的情绪受到强烈感染，他很激动。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长征又作了精辟的论述，高度赞扬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他说：“１２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２万余里，纵横１１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毛泽东要用世界上最美好的语言来盛赞中央红军刚刚结束的长征。
热烈的鼓掌声如响雷，一阵阵从龙虎山上滚滚而过。
鼓舞人心的讲话，令台下全体红军将领热泪纵横。此时此刻，他们的脑海中一定浮现出了突破４道封锁线时的湘江恶战；追忆起激战娄山关时的军团参谋长邓萍；回想起强夺大渡河泸定桥的无畏勇士；惦念起腊子口上那个献绝技攀登绝壁的“云贵川”……毛泽东也潸然落下了热泪。
“长征”一词从这次会议后更加迅速流传开来，“长征”成为中国工农红军３０年代战略大转移的专用名词。
会议散了，毛泽东深情地目送红军将领退出会场，此刻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想到了这些将领背后那些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是他们构成了红军这座大厦的基石。回到住处后，毛泽东把周恩来喊了来，联名致电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指出：我们应立即广泛地吸收同意党的纲领政策而工作中表现积极的分子入党。
“尤其是陕甘支队及红２５军经过长征斗争的指战员，应更广泛地吸收入党。”毛泽东强调说。
“凡属经过长征的人，一律免除候补期。”毛泽东又补充强调。
各部队立即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吸收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战士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有人打电话请示周恩来：“在长征路上有政治问题的怎么办？”
“什么问题？”
“与张国焘的政治路线说不清楚。”
“张国焘哪来的什么政治路线？这些战士能够坚持走到陕北，这就是一个明证，这就说明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完全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对张国焘的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在适当时机进行清算，但他的错误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不要扩大到部队，更不能影响到战士。”
就在瓦窑堡会议确定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同时，南下的张国焘却仍在坚持错误，推行他的所谓南下西进战略。他虽然唉叹百丈关之役是个不吉利的转折点，但并没有意识到南下的严重错误。
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渐入困境，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开始后撤，于１２月中旬到达宝兴，进入天全和芦山地区。由于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军阀的围追堵截，红军向别处发展已不可能，只好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与国民党军重兵相对峙。
陕北瓦窑堡会议召开之际，即１２月１６日，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身份发电报给张国焘等人，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说共产国际对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行动给予高度评价，并指明：“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问题。”几天后，中共中央又把瓦窑堡会议“十二月决议”的内容电告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
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在接到陕北的电报后，立即趁机从红四方面军内部开展思想发动工作，呼吁赶快取消自立的“中央”，服从陕北中共中央的领导。
陕北的电报如阵阵春风，吹进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帐篷里，冬季的川康边营帐中一片春意盎然；陕北的电报又如一阵狂飙，卷入张国焘的幕帐中，一阵飞沙走石后，纸片满天飞，套红色的伪“中央”文件跌落，张国焘大惊失色。
共产国际的态度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张国焘往日高昂的头颅终于很不情愿地耷拉下来。他对跟随自己的心腹说：“这一下我们可真的没有希望了！不管我们成立第几中央，只要树的还是共产党的牌子，而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那么，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就有着绝对的约束力，我们不能不有所表示。当务之急是急谋党内统一。”
张国焘所做出的第一个表示是对朱德的态度有所缓和。红一、红四方面军分离后，红军总部的通讯联络机构一直被张国焘严密控制着，朱德很难接触电报，更别说是电台。朱德与陕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联系也就形如中断。直到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传到川康边，灰心丧气的张国焘对朱德的控制才稍微放松一些。
转眼间就是１９３５年的最后几天，新的一年到来了。在中国，元旦远没有春节过得热闹，川康边大山中的元旦似乎根本看不出一点喜庆的影子。但在这年岁末的最后一天，朱德的心情格外激动。晚８时，他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提出：“我处与红１、红３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对敌与互通情报，即时建立”，并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掌握的敌人调动情况，最后说：“你处敌情近况望告”。
这是朱德自两个方面军分离后，第一次以个人署名发给党中央的电报。
陕北，毛泽东接电后十分兴奋，立刻亲自起草一份长电。１９３６年的第一天，这封带着陕北高原庆祝元旦鞭炮欢庆声的电报直接发到了朱德的手中。
毛泽东说：“本应互换情报，但对反党而接收敌人宣传之分子实不放心，今接来电，当就所知随时电告。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关系，对共产国际也已发生关系，这是大胜利。将红四方面军发展方针，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以待共产国际及党的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政治局在共产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另电详告。”并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各个方面的情况及所知道的国际国内时局动向，向朱德作了尽可能详细的通报。
党内斗争形势发展到现在有了根本性的好转，毛泽东认为该是解决张国焘问题的时候了。１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成立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团的中央”，这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责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并决定在党内公布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使全党了解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真相。
公布了这个决定后，对处理张国焘的问题十分慎重的毛泽东，仍担心部队会有什么不良反应，他在１月底没有再进行别的行动，而是耐心地等待在瓦窑堡，倾心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对中央关于处理张国焘问题的意见。１周时间过去了，各部队反映上来的情况说明，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得到了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拥护。如此这样，毛泽东完全放下心来，他的神情顿时大放光彩。
毛泽东于１月３１日从瓦窑堡经延川到达延长县城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在延长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讨论红军战略方针和东征战役问题。此时的毛泽东，他的心情非常愉快，在处理党内斗争和对国民党军作战上，他最喜欢做和擅长的还是愿意驰骋于真枪实战的沙场。因此，在对张国焘的问题作出初步处理决定后，毛泽东如释重负，决定亲率红军奔赴抗日前线。
２月２日（农历正月初十），北国万里雪飘。一支百余人的“商队”离开延长向黄河岸边进发。“商队”中的“老板”，穿一件青布棉大衣，一双旧棉鞋，有马却不骑，拄根树棍走在队伍前面。他不时抬头望着多姿的壮丽山河，赞赏着大自然的精美杰作。这“老板”不是别人，正是指挥千军万马进行东征的毛泽东，此刻他正在率领“中路军”向前挺进。一幅波澜壮阔的出师作战计划，在他胸中运筹形成；一阙千古绝唱的词章，同时也在他胸中酝酿诞生，用那根树棍点点划划镌刻在千里冰封的大地上。
率红军东征的毛泽东于２月５日来到清涧县高杰村的袁家沟一带，这里东距黄河仅有半天路程就到了。在袁家沟，毛泽东亲自部署和审定渡河东征的作战计划。连日大雪，遍地银花。７日，天空放晴，毛泽东身披大衣，踏着积雪，来到黄河岸边观察敌情。目睹雪中壮丽江山，面对滋润哺育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黄河，毛泽东不禁感慨万分，兴意盎然，连日来的欣喜和兴奋一下子喷涌而出，化作诗情壮志。当夜，毛泽东在清涧县高家湾挥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咏雪词《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随着这激荡人心的优美旋律，１０天后，毛泽东庄严地发出震憾中外的“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的战斗号令。红军挥师东指，胜利的歌声传遍大河上下，揭开了抗日救国新的一页。
同是雪花飞舞中，川西大雪山下的张国焘在接到来自陕北的电报后却再也稳不住阵脚，他急忙在红军总部驻地任家坝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和中共中央的决议。徐向前态度鲜明地支持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朱德关于谋求党内统一，放弃川康根据地北上抗日的观点。
陈昌浩的态度也有较明显的转变。一些原跟随张国焘跑的人也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
张国焘倾刻间成为“孤家寡人”。
１月２４日，陕北的张闻天致电朱德，电称：“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为党内有数老同志，此间同志均敢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组织，则他事更好商量。”
张闻天在电报中还以温和的语气相商：“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时与此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同日，张浩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认为“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来电明确表示不承认张国焘自立的“中央”，而要他成立西南局，指示：“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如寒风中之衰草的张国焘接电报后整整３日关门闭户，他是很不情愿地就此认输。
“他毛泽东和共产国际有什么特殊关系，这个湘潭的泥腿子大概连面包还不知道是方的还是圆的，又有什么可以通天的本事？”张国焘虽是见大势已去，但仍欲作最后一搏，他把床板拍得“嘭嘭”响：“我张国焘既然骑不到毛泽东的头上去，起码也要争个平起平坐。”
于是，１月２７日，把脑袋都考虑得生痛的张国焘一个骨碌跳下床，致电陕北的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可考虑成立中共西南局。但有一个条件，要求陕北的党中央“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
张闻天在看到张国焘的电报后，当即代表中共中央拟写复电，坚决拒绝张国焘的“平起平坐”要求，指出这和“第二中央”仍没有什么两样，严厉批评张国焘仍采取对抗中央的顽固态度。
电文传到毛泽东的手中。此时的毛泽东已没有张闻天那样激愤，他的思维很冷静，大笔一挥划掉了一些措辞严厉的词句，说：“张国焘能撤销伪中央，这就是一个大进步。要给人家一个较体面的下台阶梯嘛，他张国焘的脸皮薄得很哪！过渡的办法多的是，他不愿意服从我们的管，要与我们平起平坐，那好办，让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领导，暂时与陕北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
毛泽东解决问题的计谋总是比别人要高一筹，方法要灵活高明的多。张闻天一看毛泽东的手笔，也乐了，说道：“还是老毛的这个缓兵之计能解决问题。”
两地电报争争吵吵间，南下的红军在严冬中的战斗却不能停止。红四方面军由长征开始的８万人迅速减少到４万余人。如此这样，北上又南下，南下又后退，弄得部队不知所措，有些战士开始埋怨：“真不知上面在搞什么鬼？”挫折和失败使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张国焘南下方针的错误。
朱德则在这南下红军的进退中，感到了政治形势的微妙变化，他打电话找到了刘伯承，悄悄地说：“事情开始向好的方向转了。”
心照不宣的刘伯承立刻明白了朱德所说的话中意，朱德是在说对张国焘的斗争出现了转机。
南下碰壁的张国焘在这时心中已很不是滋味，但他却并不认为是自己的过错，他痛恨走远了的毛泽东，咬着牙根在骂，可毛泽东是听不见的。张国焘的撒气又集中到近在身边的朱德身上，并暗中派人监视朱德的一行一动。
红军撤下百丈关后，在天全附近休整。朱德没有顾及张国焘的人身攻击，一面坚持说服张国焘赶快北上，一面深入到部队中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
朱德爬山涉水，不辞劳苦，尽量多的找人谈话。他坚信：只要能稳住部队，有了基础，张国焘在受挫折后是会顺应大势的。
一天，朱德策马到２０多公里外的一个团去了解情况。这个团担负着掩护任务，正边打边撤。这时，红军机关、医院和大部队多数已经后撤到安全地带。
朱德骑着一匹雪白的高头大马，行进在天全县城以西２０余公里的紫石镇附近。马夫走在前面牵马而行。警卫员紧跟在马后面，一行３人沿着山边一条小路，向西走，返回指挥部。
“砰！砰！”朱德的背后不远处猛然响起枪声。
朱德３个人被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湘部第７１团发现跟踪尾追，２００多名国民党兵蜂拥而出。
“弟兄们，快给我追，要抓活的！”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吼叫。
“快追呀，一定要抓活的！”
骤起的嘈杂声顿时打破了宁静的田野，被惊起的山兔不知祸起何方，撒腿向深山密林中奔跑。
“不好了，有情况！”警卫员喊叫道。
马背上的朱德在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
“是敌人追来了！”拉马走在前面的马去回头看到了３００多米道路上扬起的灰尘。
“快走！”警卫员把双枪都指向了后方。大白马在警卫员的猛抽一鞭后，扬蹄飞奔起来。
马夫紧跟在后面也跑了起来。
直到这时，朱德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枪声越来越紧，子弹从朱德的头顶上飞过。急追直来的马匹嘶叫声和喊叫声越来越近。
突然，山头上响起嘹亮的军号声：“哆哆——咪唆——咪哆——”
这是国民党军常用的“原地停止休息”号令。果然，正在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部队听到号令后都停在了原地不动，静观四周的动静，等待下一个号令。
朱德一行趁机疾行，拐过一个山弯，进入红军的防御阵地。
等候在原地的国民党军追兵休息了好久，却不再听到任何号令。敌营长骂道：“他娘的！怎么既不吹前进号，也不吹撤退号？”
又等了一会，四周山头上仍无任何动静。
敌营长莫名其妙地摇晃着脑袋：“真是他妈的见鬼了！我们可能上当了。撤！”
这股国民党军望了望早已不见人迹踪影的远方山谷，吵吵闹闹地回撤。
原来刚才吹“原地休息号”的是红军第２７６团的司号员王大明。这天，他随本团部队负责掩护机关、医院后撤，在战斗间隙到山涧找泉水喝，突见山下一股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在追赶一名骑在马上的红军首长，意识到情况非常紧急，他把步枪指向了山下的国民党追兵，但他突然想到，这么远的距离，很难击中敌人，即使打倒一个，也难解红军首长的被追之围。急中生智中，他摸到了腰中的军号，想起红四方面军使用的号谱是从国民党军那里学来的，同样的号谱不是正能迷惑敌人吗？于是，“哆哆——咪唆——咪哆——”的军号声，立即生效，导演了山下刚才的一幕。只不过这事直到王大明回到团里后，当朱德由指挥部打电话来询问“是不是有号兵在紫石”时，第２７６团吴政委才找到了王大明，赞扬他今天中午办了一件大好事，朱德总司令得以化险为夷。
第二十六回 二方面军远征起动 四方面军退撤康北在中央红军于陕北取得直罗镇大捷时，远在湘鄂川黔边的红２、红６军团（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的重大战略行动也在进行中。
任弼时、贺龙等人针对国民党军发动的第２次“围剿”凶猛攻势，命令红２、红６两个军团撤离津市、澧州，返回桑植地区，准备依托根据地，在内线寻机歼敌，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但是，国民党军接受了前一次失败的教训，行动十分谨慎，每天仅前进三五里，而且兵力密集不易分割，红军多次寻战未果，敌人堡垒封锁线越来越紧。同时，苏区还很不巩固，地主武装和土匪活动猖獗，物资供应也十分困难。两个军团与中央的无线电通信联络在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２日已经中断，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央红军主力行动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以红１８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牵制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则向湘黔边转移，与主力会合；主力采取逐步转移的方法，由苏区西进，向湘黔边转移，争取在敌人兵力薄弱之贵州的石阡、镇远和黄平地区，发动群众，创建新的根据地。
红２、红６军团转移前，深入进行政治动员，积极筹措给养，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同时还大力精简机关勤杂人员，充实连队，并将地方武装组成第５、第１６两个师，分别编入红２、红６军团序列，使两个军团各辖３个师，共１．７万人。１１月１９日，红２、红６军团主力由湖南桑植的刘家坪和水獭铺（今瑞塔铺）地区西进，向湘黔边转移。此时，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
红２、红６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率领下，突破国民党军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堡垒封锁线，经湘中、黔西、滇东，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２日全部渡过鸭池河，进占黔西县城。红军在这里驻扎２０余天，扩大红军５０００多人。团结争取了曾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知名人士周素园先生，由他出面团结毕节各界人士筹建了以周素园为司令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当红２、红６军团北上时，周素园先生毅然跟随红军长征，后到达延安。
３月初，红２、红６军团进到赫章东面的野马川地区。红１８团政委余秋里在赫章战斗中负伤，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左臂，骨头和筋腱裸露出来。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晚上，余秋里用毛巾简单地捆扎了一下伤口，坚持到任务完成。疼痛难忍中，他把流着汗水和血水的左臂浸泡在冷水中止痛。直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余秋里才拆开绷带，伤口上已经爬满白蛆。
换上新的绷带后，他被抬着过了草地。９月末，在甘肃的徽县，医生为余秋里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工具简单得让今人不可置信：割除腐烂肉，用的是一片残破生锈的剃须刀片；锯断骨头，用的是一把工厂中用的普通钢锯。好在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刚刚缴获的麻醉药，但是冒险成分甚至大于手术本身，因为医生并不知道该用多少麻醉药。余秋里总算挺了过来。
红军在贵州赫章附近的战斗损失很大，时红６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也在这一地区不幸牺牲。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领导鉴于去安顺的道路被敌人截断，便率部继续西进，经威宁以东的妈姑地区向南，占领了黔滇交界的亦资孔山区。红２、红６军团在乌蒙山区转战１个多月，回旋１０００余公里，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红军部队虽在频繁的战斗中伤亡不小，但沿途群众不断加入红军，部队仍拥有从桑植出发时的实力。盘县、亦资孔地区交通不便，国民党统治势力薄弱，群众和经济条件较好，因此，任弼时、贺龙等人决定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准备在南、北盘江间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一计划报告正转战在川康边的朱德、张国焘。
然而，朱德和张国焘的回电明确表示不同意红２、红６军团在黔滇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而是让其北渡金沙江，会合红四方面军。
川西北红军总部与贺龙所部的电台联系，是张国焘在１９３５年９月３０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分离后建立的。因为通讯密码留在了红军总部，中共中央与红２、红６军团之间的通讯联络中断。而红军总部却始终与红２、红６军团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电报互通情况，给予指导，这些电报常由朱德、张国焘连署。所以说，直至红２、红６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任弼时、贺龙等人一直把红军总部发来的电报误认为是中共中央的指示。
朱德这时的想法是，在红２、红６军团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尽力使他们多掌握一些情报，并在军事行动的决策上给以帮助。在红２、红６军团靠近金沙江后，想方设法让其过江，以增加反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力量。后来的红２、红６军团过金沙江即是在中共中央并未下达命令也不明情况的特殊原因下，由朱德从中私下促成的。
对于这时几乎是独立于中共中央之外的红２、红６军团，张国焘更有着自己的想法：在没有决定北上前，他的大主意是设法把红２、红６军团留在金沙江以南，与江北的红四方面军形成互应；小算盘是试图把红２、红６军团放在前边御敌，而在川康边地区保存自己的实力，形成自立中央的大气候。后来，张国焘在朱德的相劝下，也表示同意让红２、红６军团北上，这时他的主意则是设法把红２、红６军团拉过来，以弥补红四方面军半年来的巨大损失，轻而易举地扩大自己的实力。
可在这时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却从陕北来电给朱德和张国焘，指明：红２、红６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对将红２、红６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表示坚决不同意。红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机会。
“这可怎么办才好？毛泽东当初反对我的南下，可现在他们又让我们继续南下，难道川康边不要了？”张国焘接到这封电报后，大发牢骚。
“这不是党中央的意见！我们再不能南下了。”朱德表示自己的意见，说：“我们要坚持原方案，红四方面军必须在金沙江以北地区休整训练，等待与红２、红６军团会合后，共同北上。”
张国焘没有再言语，他仍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可打。１９３６年春节前后，陕北与川西红军之间的电报伴随着冬雪纷扬，频繁往来，片片飘落似无声，但雪层下涓涓春水已在流动。
张浩、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利益，弟等一致欢迎。”
关于战略方针，张闻天在电报中指出：“育英（张浩）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红四方面军及红２、红６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张闻天在电报中还指出：“红２、红６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由现地巩固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的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红２、红６军团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３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红四方面军互相呼应。……红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红２、红６军团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川发展，寻求机会前进。以上３种方针情况等考虑选择之。”
对张闻天的这个电报，张国焘反复看了几遍。这时，战局对红四方面军发生了很不利的变化，也促使张国焘对南下红军的下一步出路不能不有个新的考虑。国民党军薛岳部在天全、芦山地区正集中近７个师的兵力与川军相配合，步步向红四方面军逼近。经过７天激战，红军被迫向后撤退，直到退出天全、芦山。
朱德率领红军总部从芦山任家坝转移到宝兴灵关。
负责殿后的徐向前不断向朱德汇报当前敌情，并提出建议：“红军不能再继续与敌人在这里长期相持拚消耗，应迅速撤离川西，到夹金山以西休整，然后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一致赞成执行北上方案，伺机策应红２、红６军团的北进，决定先率军向道孚、炉霍一带转移。张国焘因南下碰壁，也只好顺水推舟，表示少数服从多数，同意策应红２、红６军团，然后一道北上。
２月中下旬，原南下红军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向西康北部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横亘在懋功和宝兴之间的３０００多米高的夹金山，是西撤红军要经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它已经不陌生：对红四方面军来说，这是第２次；对红一方面军南下的指战员来说，这已经是第３次。但是，这座熟悉的“老朋友”
现在却换了面孔，前两次翻越时是在夏、秋季，而现在却是在狂风呼号的隆冬季节。
“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不敢攀。”这是当地民谣形容严冬中的夹金山。
但是，红军将士不畏严寒和艰险，还是把夹金山踩在了脚下，继续向前挺进。
再向前走，竖起在红军面前的是折多山主峰——党岭山，它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雪山。这座大雪山海拔５０００多米，山大半在雪线之上，山顶终年积雪不化，四季都可看到雪花飞舞，气温低至摄氏零下４０多度，空气稀薄，雪崩骤然间会倒下一座冰峰。当地藏族人把这座山称为“神山”，冬天里是绝对没有人敢玩命冒险翻山的。
就在这隆冬的季节，朱德率领脚踏草鞋、身着单衣的红军指战员扑向这冰山雪峰。在漫天飞雪的高寒地区，将士们的棉衣还毫无着落，有的指战员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披在身上。
为了在中午前后登上顶峰，红军大部队一大早就赶到山下。
山脚下是原始森林，满目绿色葱茏的松柏。但上山不久，树木就越来越少；再往上，连低矮的灌木丛也难以见到了。一片银白色的世界中，红旗愈加显得鲜红艳丽。
乐观的红军指战员在风雪中高歌：“寒风透骨凉，风凉血不凉；我有上天梯，雪峰摘月亮；再鼓一把劲，踩星登太阳。”
部队上到半山腰，汗水已湿透指战员们的衣服。可快接近山顶时，狂风突起，冰渣雪粒飞卷，打在指战员们身上带的喝水缸子上噼啪作响。气温骤降，被汗水浸透的军衣很快就结冰冻成冰疙瘩。
“这可真是‘漫天飞银弹，助战有冰甲’。老天在给我们开玩笑哩！”朱德在狂风中鼓舞士气。
空气越来越稀薄，大家都在大口大口地喘气。
红军以铁的意志翻越党岭山，行进在风雪中，滚爬在冰板上。红２７１团１营特务连的炊事班长老周，因为背着行军锅太兜风，在接近山顶时被一阵狂风吹倒。战友们急忙去拉，可是风骤雪急，一把没有抓着。炊事班长连人带锅一同滚下万丈深谷，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老周！老周！”
呼啸的山风很快裹雪带冰抚平一切痕迹，山谷又恢复了一片洁白。大家叫破了嗓子，深谷中没有任何回声。
“老周！老周！”
“怎么回事？”这个营的李营长牵马艰难地爬行上来，见这么多人对着茫茫深谷喊叫，忙问。
“我们连的炊事班长老周被大风吹下深沟去了！”有人哭泣。
李营长探探脖子向深谷中望了望，然后摇摇头，说：“老周同志与大山同在，让我们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吧！这里风大，同志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天黑之前必须赶到山下宿营地！”
李营长率马奋力向山顶爬去，战马到了这时也已经是累得精疲力尽。走了没有多远，突然，一阵风雪刮过后，这匹马失前蹄滑倒在冰雪中，它奋力挣扎了几次，却再也站立不起来。它望着李营长，眼睛中盈满泪水。
“快起来，快起来！”李营长奋力拉缰绳，想推马站立起来。但一切努力都没用。为了带领全营尽快翻过雪山，李营长不能在此久留。
但是，“咴儿咴儿”的马叫声，又把李营长喊回到战马前。李营长抱着马头，泪水滚滚而下。通人性的这匹战马低下刚才高昂的头。李营长掏出手枪，对准了马头。战马低着头，用舌头舔了舔李营长的手。为了不让这匹有功劳的战马在这雪山上再挨冻受苦，李营长手中的枪响了。
飞卷的雪花中，战马枕卧在雪堆中，渐渐被大雪埋没。
李营长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对着这座战马身躯隆起的雪山。
３月中旬，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抵达康北重镇道孚，后进驻炉霍。红３０军占领康北战略要地甘孜。不久，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
朱德率领红军总部到炉霍时，藏民们受当地土司和国民党当局宣传的煽动，都躲进深山。朱德在镇子里巡视一圈后，把各部队负责人召集起来，号召大家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用实际行动教育藏族同胞，并宣布４项规定：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看管并喂养好藏胞留在家中的牛羊。
此时已是仲春，正是高原春播季节，一片片土地等待耕耘。朱德看到这种情况，着急地说：“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如果这一季种不上，藏胞回来吃什么？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到来而误了农时，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他发动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老百姓种地，在白天亲自挥动镢头刨地，到了晚上才熬夜处理日常工作。
红四方面军南下、西进以来，往返于草地雪山间，连续进行激烈战斗，减员很大。为了适应新的任务的需要，调整和充实基层连队的战斗力，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对部队进行了大整编。整编后的方面军领导人是：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李卓然。
部队的整编变动很大。第４、第９军撤销团的建制，每军辖４个师，每师辖３个营；第３０、第３１军各辖两个师，每师３个团；第５军，由原红一方面军第５军与红四方面军第３３军在年初时合编，仍称第５军，辖两个师；第３２军，名义上有两个师，实仅辖１个团，即第７团；另外还有红军大学、骑兵师、妇女独立团等，总兵力与刚南下时相比，减员达一半以上。”
各军指挥员及所辖部队编制是：第４军，军长陈再道，政治委员王建安，后为王宏坤，参谋长陈伯钧，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辖第１０师、第１１师、第１２师和独立师。
第５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所辖第１３师两个团是由原第５军团的部队编成，第１５师两个团是由原第３３军部队编成。
第９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队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第２５师、第２６师、第２７师和教导师。”第３０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第８８师、第８９师。
第３１军，军长由王树声兼职，政治委员詹才芳，参谋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王新亭。
辖第９１师、第９３师。
第３２军，军长罗炳辉，政治委员李干辉，政治部主任辛世修。辖第９４师、第９６师。
金川省军区，由倪志亮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邵式平。辖独立师、独立第２师。
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政治委员何畏，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由王新亭兼任。
另外还有以张琴秋为团长的妇女独立团；以骑兵司令许世友兼师长、秦道贤为政委的骑兵师；以王维舟为总指挥的四川抗日义勇军，等。
张国焘双手捧着这红四方面军甘孜整编后的军事实力表册，黯然伤神。到了此时，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由原来的８万人，已锐减至６个军１９个师４万余人。
“难道这是我坚持南下的过错？”张国焘在自问自答。但他不可能立刻醒悟过来，认识到这惨重的代价的确是由于“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的结果，自从他坚持南下战略方针后，就注定了红四方面军将士比别的方面军在这艰苦的长征路上遭受更多的劫难。
红四方面军在转进康北地区后，张国焘对自己的分裂活动仍没有停止，他除继续以“中央”名义发号施令外，仍在一系列会上攻击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人。为了压制部队中日益不满的情绪和批评意见。他无视失败，却说：“南下是苏维埃运动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强有力的行动，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半年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现在，需要的是我们每个同志要好好约束自己，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受到铁锤性的打击。”
张国焘的“铁锤”在不断上舞下翻地抛动，砸向许多他看上去不顺眼的人。
孤注一掷的张国焘始终没有那个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广大指战员从比较中在内心里已经分辨出南下和北上的天壤之别。尽管许多基层指战员还弄不明白什么叫“路线斗争”，可这“南下”与“北上”行军路线结果的不同，则是最让人明白不过：路线斗争原来是这么至关重要。
红四方面军整编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军事训练。根据将要北上的战斗任务要求，部队重点练习打骑兵、攻堡垒、夜间战斗和强渡江河等战术。并大力展开政治、文化教育和文化娱乐活动，专门设立领导部队体育文娱活动的组织——红场委员会，以鼓舞斗志。同时，积极做好迎接红２、红６军团的准备。
３月２３日，朱德和张国焘电示红２、红６军团，要求他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进：“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会接到朱德和张国焘这一关于要红２、红６军团北渡金沙江，去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指示后，决定放弃在南、北盘江间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开始为实现会师而北上，准备强渡金沙江，北上甘孜。
为实现两支兄弟部队的会师，４月初，红四方面军制定了《４、５两月战斗准备工作计划》。接着，便在“迎接红２、红６军团准备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下，积极展开了整编、训练，筹集物资等各项工作。是月中旬，徐向前和陈昌浩派出红３２军和红４军一部，由道孚南下，４月１６日占领东俄洛，１９日逼近雅江，守敌两个团逃窜。红３２军占领雅江后在追击中歼敌一部，占领西俄洛，将康定之敌国民党军李抱冰部阻止于雅江以东，以确保红２、红６军团北进时翼侧的安全。２０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王树声，对迎接红２、红６军团作了进一步的部署：“会合红２、红６军团为目前主要任务，必须确实阻止敌人的截断，相机消灭雅江李敌，并伸到稻城以及金沙江边去迎接红２、红６军团。”
红四方面军全军动员，积极准备迎接红２、红６军团。４月２１日，徐向前发电指出：“与红２、红６军团会合主要目的是北上”。２７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红２、红６军团今明可全渡江，会合已无大障碍，全军雀跃。”“此后重心为北进及对康定和懋丹两方。”两军会师在即，红四方面军部队在进行作战和紧张训练的同时，积极筹集粮食、牛、羊、食盐等物资，人人动手，缝制帐篷，打草鞋，织毛衣，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
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２、红６军团于４月２７日胜利渡过金沙江。朱德闻讯后，立刻领衔发去贺电：“金沙既渡，会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滇、黔，万里转战的我红２、红６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的敬礼！”同时，电令已奉命去雅江的红四方面军第３２军西出理化（今理塘），接应红２、红６军团。
为了搞好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关系，徐向前在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指挥员们说：“红军就像一家弟兄，红一、红二方面军好比是老大、老二，我们是老四。上次我们和老大哥的关系没有搞好，这次可要注意呀，和二哥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不然，人家就说老四太没有道理了。”
萎靡不振的张国焘也打起了自己的主意，他的计谋主要是想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损兵折将的情况下，能把红２、红６军团抓到自己手中，以壮大“西南局”的力量。营帐下有人为其游戏代作《阳春白雪·南下有感》一首：南下君独断。战刚开，损兵折将，神威减半。一场春梦依稀散。妄想再战也难。具晚矣！冬日流汗，盛夏炎天心胆寒，悔不该，固执反毛观，怎收场？厚颜干。
可钻那空登彼岸。不为晚，灵机应变，愤无蛮干。啊救星二、六军团，争取他另眼看。到那时，雄机妙算，把他们都抓到手，有了权，愁你轻结伴。一起干，显强悍。
为了会同红２、红６军团一道北进，红四方面军在康北高原地区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等待了整整４个月，这个代价是相当大的。全军几万人的吃粮成了大问题，根本无着落，基本上都是在靠野菜充饥。隆冬季节里，部队无法配发棉衣，有的战士仍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穿着未经硝制的牛羊皮。部队迅速减员，１个军中的伤病员多达１０００多人。
红军的生存越来越困难，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高级指挥员对这种军民纠纷也习以为常。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对藏民来说，红军只不过是一伙前来抢他们粮食的恶人。”甘孜有位活佛就曾对张国焘说：“红军贫困潦倒，他们搜集粮食和其它物品，比国民党的四川军阀刘文辉还凶。”
南下部队落到如此为生存而整日苦斗的地步，在这贫瘠之地也就很难再说发展。走上绝路的张国焘又怨谁呢？
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在事后也回忆说：“我们没有打赢百丈关一仗，我们输了，不得不撤退。张国焘的南下计划根本行不通。我们只得往西走。当地人都是藏民。语言不通，很不方便。而我们到了那里，必须吃饭。于是，我们拉走了他们的牛羊。这样，我们和藏民的关系怎么能够搞好呢？”
５月间，红四方面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数万人的吃饭成了总部每天都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没有吃的，部队的巩固也渐渐困难。２１日，张国焘召集会议，研究寻找新的根据地的战略问题。面对现实，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原来的南下川康主张是行不通的，说：“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更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川康是不能再呆下去了，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这里的少数民族工作更加难做。这几个月，我反复思虑这个问题，我认为红四方面军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夺取西北，创建西北根据地。”
朱德见张国焘终于说出了离开川康边的话，立即趁热打铁表示同意，说：“我同意张总政委的判断，这个地方我们实在是不能继续呆下去了。我们要北上，到陕北去与党中央会合，扩大西北根据地。”
在这里，朱德和张国焘的意见好像是一致的，但与会人员心中都明白，两人所说的“西北根据地”是有着不同含义的。张国焘的“到西北去”并不是与毛泽东的红军会合，他的计划是由西康直接北出青海，再到甘北和新疆。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失利退入西康后不久，张国焘就派出余洪远和邵式平，先到甘孜查明德格到青海的道路，为继续退却作准备。
余洪远后来回忆这件事说：“当时，我一路调查，一路找喇嘛开座谈会，以后从甘孜一个铁棒喇嘛、绒坝岔的一个喇嘛、德格一个喇嘛那里了解到这条路要走４８个马站，就是马要走４８天，这中间都是小路，没人烟，没粮食。他们喇嘛走都是马驮上粮食，边走边采野果补充，才能走到。有些地段水都没有，马还得驮水。我把情况告诉邵式平，发电报给张国焘，说此路根本走不通。”
张国焘得此报告后，一个人躲在房子里连着几天都没有出门，他把川康西北与周边省区的地图一遍遍地审视，但他的目光从不愿在毛泽东所走过的路上停留，他力图避开与毛泽东相遇，仿佛中央红军所走过的从腊子口到陕北的那条道路如一条高压电线，碰上就要身亡似的。也就是说，张国焘意向中的往西北发展，目的地绝对不是陕北。因此，张国焘在最初选择由川康直接出青海的道路探明难通后，又选择了准备从甘南西进青海，再到甘北、新疆的道路。
第二十七回 炉霍撤销第二中央 贺龙率兵会师甘孜与红２、红６军团的会师已是指日可待，红四方面军加紧北上的准备工作。抓紧时间进行整编，尽最大可能减少指挥层次，把从机关精简下的人员充实到连队，以有效地提高战斗力。短短半个多月时间，红四方面军经过整编，部队面貌大大改观。同时，为顺利完成北上道路的侦察和对付敌军骑兵的袭击，红四方面军组建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骑兵师，由许世友任师长。骑兵师成立之日，在大草原上举行了威武雄壮的阅兵式。朱德在检阅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英勇作战，为保障顺利北上与陕北主力红军会合做出努力。
北上准备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筹集粮食和赶制御寒装备。红军总部责成李先念、何长工、李天焕、曾日三等人组成粮食委员会，负责筹集、分配粮食和牛羊等食品。但由于当地物产非常贫乏，征集到的食品很有限，因此，红军总部决定严格控制部队在康北期间的消费，规定每个指战员的粮食每天只能分配３～５两，不足的部分以野菜代替。但是，红四方面军中有许多指战员没有右路军过草地时食用野菜的经验，有的战士在饥饿难忍中误食有毒的野草而身亡，由此也造成了许多战士对野菜的恐慌，有人饿着肚子也不愿去挖食野菜。
有一天，朱德请来通司和５个当地的藏族老百姓，向他们求教，并问这一带有什么可吃的野菜。这几个人一听红军要吃野菜，开始一怔，接着都乐了，争相介绍了许多野菜的形状和名称。朱德立即组织领导一个野菜委员会，其中有老农和医生，并组织由炊事员、饲养员、警卫员这３大员组成的共有１０余人的野菜调查小组，委派警卫班长胡光隋当组长。
朱德亲自带队，在老百姓和通司的引路下，走到荒野里挖野菜。野菜小组从漫山遍野的荒草中，当天就找出２０多种可食的野菜。这些野菜在当晚就成了红军指战员的盘中餐。
次日，朱德在直属队和附近的部队中开始推广挖食野菜的方法。野菜调查小组的成员被各单位聘请为“师傅”。朱德的野菜小组很快扩大为野菜大队，战果也相当辉煌。每天傍晚，红军将士们都像打了大胜仗一样，满载而归。大家又各自找到了一些在家乡吃过的野菜，很快就发现这里草原上有６０多种可食用的野菜。
“明天你们两个警卫员负责把这些不同品种的野菜，拣好的整棵挖回１０多棵来，我要栽野菜。”朱德说。从他手上拿起的铁锹看，今天他的任务是挖“野菜地”。
“栽野菜？”警卫员表示不解。等到了下午，他们真把这些野菜的活标本运回来几筐。
乐滋滋的朱德将这些野菜活标本一棵棵分类整理好，栽到了他刚在红军大学空阔的大操场一角平整好的“野菜地”
中。原来他要举办野菜展览会。
野菜展览会开幕这天，车前草、脚鸡苔、人参果、冬寒菜、黄花菜等６０多种形状各异的野菜排列着威武的队列，接受红军指战员的检阅。
“这是灰灰菜，这是荠菜，这是野韭菜，这是水芹菜……”红军将士们参观着这奇特的展览品，看着野菜一旁木牌上所标示的名字，认识了那些往日被统统称作野草的野菜，高兴地喊道：“原来这些野草都可以食用啊！”
“这几种怎么没有名字呀？１号、２号……这些编号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这些野菜的名字。你们看那个大的牌子上不是写了吗。”朱德在一边作顾问解释说。
“革命菜！”
“对，革命菜。这些当地老百姓都叫不出名字但可食用的野菜，今天也来参加革命了，所以我给它们起了一个统一的名字——革命菜。为了有所区别，根据它们的高矮编了号。你们看，这是６号革命菜，这是７号革命菜……”朱德的幽默解释引得大家兴趣盎然。
参观完后，就在大操场上，朱德向列队的红军指战员讲话，他说：“野菜是个宝，有了它就饿不死人了！这就解决了我们面临的大问题，野菜加上油盐顶蔬菜，把它掺在饭里就顶粮食吃。它为我们准备过草地北上，提供了一个解决吃饭的办法。我们要纪念红５月，我号召大家都上山去挖野菜。”
浩浩荡荡的挖野菜大军在几天内就出征撒向四野，伸向远方。
女红军战士劳动中的歌声飘落在绿茸茸的草地上：荠菜花开雪样白，妹挎竹篮坡上采。
骑马的哥哟草上飞，吆喝着牛羊围过来。
哥问妹到处找什么？
妹让哥下马猜一猜。
让哥猜，哥就猜：红彤彤的灵芝草我没看见，带刺的红玫瑰不好摘我偏要摘。
你这个傻哥哥哎，哥有事呀你就快讲，无事快离开，快呀，快！
你的牛羊吃了我的胖荠菜。
春夏之交的草地给红军带来了新生的希望，把鲜花缀满广袤的原野，将绿色奉献给敢尝百草的英勇红军。
此后，朱德又编写了一本《吃野菜须知》的小册子，发到连队。
各连队都成立了野菜组、捕鱼组、打猎组，千方百计节约粮食，准备过草地北上。
对御寒物资的准备，当时在总部供给处工作的杨以山回忆道：“朱总司令对我们说：不仅要学会同拿枪的敌人作斗争，还要学会同雪山草地这个自然界的敌人作斗争，革命才能胜利。他号召我们自己动手买羊毛，捻毛线，织毛线衣、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缝皮背心，解决部队长征途中的御寒问题。他每次参加总部机关开会，总要谈捻毛线、织毛衣，并推荐一些织得好的毛织品，让大家传看学习；表扬那些织得好、织得快的同志。他每次到我们供给处来，手里总是捻着毛线，一边捻，一边亲切地给我们说：我们不仅要做好自己过雪山草地的准备工作，还要发扬阶级友爱，为很快到来的红２、红６军团的同志们多准备些御寒衣物。”
在朱德的带领下，经过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红２、红６军团的战友们织了２万多件羊毛衣裤。
为了活跃部队生活，５月１日，红军总部结合国际劳动节，组织红四方面军部队举行战术表演和体育、文娱竞赛大会。这天，甘孜、道孚、丹巴等县藏族人民，在红军的帮助下，成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即藏族人民政府。红军总部在纪念“五一”和“五卅”这两个纪念大会上，朱德倡议举行运动会、展览会。运动会上，最别出心裁的项目，即是朱德提议增设的烧牛粪比赛，这也是为过草地所做的必要训练。朱德在运动会上讲话说：“这次运动会是对我们的思想、意志、军事、生活等方面的一次大考验、大演练、大检阅，同志们都做得很好。这再一次证明我们工农红军是钢铁的红军，是永远打不败、压不垮、拖不烂的。”
红５月运动会刚开过，红２、红６军团通过滇西北雪山地区的消息传到了康北草原。奉命迎接红２、红６军团的红３２军立即由原驻地向西发展，攻占理化。本月下旬，红２、红６军团分左、右两路进入康南，会合在望。朱德闻讯马上召集会议，布置迎接红２、红６军团的准备工作，要求各部队在两军会师后，互相学习，不说不利于团结的话，不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切实保证两军之间的团结。
５月２０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邓发、王稼祥、凯丰、彭德怀、林彪、徐海东、程子华联名自陕北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肖克、关向应、夏曦（中央不知其已牺牲）等红四方面军及红２、红６军团负责人，告知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情况。热烈欢迎红２、红６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指出：“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在已经没有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谈，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联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并提出：“当前任务是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实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抗日互助条约”。电报还对“红２、红６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精神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
中央为谋求党内一致、共同对敌的诚意和采取的正确措施，对促进张国焘放弃分裂活动，加速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５月２５日，中央又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２、红６军团领导人，指出：“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后向陕、甘、宁发展，红２、红６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力时机和气候，或出甘肃，或出青海。
大气候和小环境都在促使张国焘不得不有所转变原来的政治态度。因此，６月６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准备组成西北局。连以上干部都到了会，约有１０００人。
“国际来电，陕北成立了北方局，一切分歧听凭国际处理。”张国焘把取消第二中央说的含含糊糊。接着，他又大骂毛泽东“右倾机会主义”，仍说红一方面军北上是向北逃跑。
不管怎么说，张国焘至此虽有碍于脸面，没有勇于承认错误，但他总算扭扭捏捏作出了“听凭处理”的姿态。到此为止，张国焘进行了９个多月的分裂活动以失败宣告结束。６月１０日，朱德、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复电中央，表示一致同意北上，拟于６月底出动，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红２、红６军团约在６月２０日前后集结甘孜，休息１０天后跟进。
这期间，全国形势有了重大变化，广东、广西军情紧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准许出兵北上抗日，并分别向湖南出动，与蒋介石军队发生战争。蒋介石急调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南下，由此，甘肃南部的国民党军相对薄弱。６月１９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甘南敌情较弱，利于补充和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红四方面军与红２、红６军团会师后，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区，以避免引起回、汉族冲突，并有利于争取青海“三马”。
朱德、张国焘等接电讨论后，决定执行中央指示的北上方针，乘虚出岷州地区，打击国民党军王均、毛炳文部，向甘东南发展，并请红一方面军向天水方向接应。
时间紧迫，通观全国形势的毛泽东在这时很是着急。６月２５日，他和周恩来、彭德怀又致电朱德、张国焘，询问红四方面军“何日开始北上？经何路？何日可达何处？敌情如何？我陕甘应如何策应？”并指出：“两广事变”爆发，时局发展，如能迅出甘南，对时局助益匪浅。
朱德、张国焘接此电后，立即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３个纵队与红２、红６军团共同北上，向松潘、包座一线前进。这时，南来的贺龙等人已经离甘孜不远，红２、红６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就在这两天。
７月１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５周年纪念日。但中共中央的领袖们却无心思去组织任何纪念活动，而是把全部精力用在策划３个方面军的会师大事上。这天，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６８名在陕甘苏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肖克及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他们即将在甘孜胜利会师，并欢迎继续北上陕甘与红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７月２日，红２、红６军团全部集结于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同日，任弼时、贺龙等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在甘孜会见。
红２、红６军团受到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欢迎横扫湘鄂川黔滇康的红２、红６军团”，“欢迎善打运动战的红２、红６军团”等巨幅标语贴满沿途。
“我们可到家了！”红２、红６军团的指战员们欢呼。原来他们把这里当作中共中央所在地了！
朱德紧紧握着任弼时的手，激动万分，说道：“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
刘伯承满脸喜悦，说道：“朱总司令等待你们，可是盼得连睡觉都睡不着，饭也吃不下去。”
“伯承同志说得对，我这几天盼望你们可真是食不香、寝不安哟！”
“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任弼时激动地摇着朱德的手说。
贺龙晃动着大烟斗，大步走上前来，和朱德拥抱在一起：“总司令，我们红２、红６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
“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朱德渐渐把红四方面军中的问题摊了开来。
贺龙有所茅塞顿开：“我说呢，我总感到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肯定有了问题，红一方面军北上了，红四方面军却留在川西北。周恩来给我们发的是明码电报，原来是把密码本交给了张国焘，弄得我们根本与中央直接联系不上。”
在甘孜会师大会上，腰杆顿时硬朗起来的朱德直截了当地讲道：“这里不是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北上的一切困难，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朱德讲完话后，即快步走下主席台电令徐向前率部速向松潘前进。
各路红军由于长期处于被分割状态，红２、红６军团的负责人事先一直不知道张国焘闹分裂和自立中央的事。两军前锋会合后，张国焘派人向红２、红６军团散发《干部必读》的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的舆论，“批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机会主义路线”。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朱德与红２、红６军团的负责人分别谈话。
他与红６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明确表示要与张国焘作斗争。
次日，陈昌浩带领的“工作组”恰好来到王震的司令部，并带来一大包东西。
始终乐呵呵的王震迎接上前，问：“哈，哈！带来什么好吃的？”
“是食品，是精神食品！”
王震看到从马驮上卸下来的口袋内装的竟全是《干部必读》，他随手翻了几页，内容果然如朱德所述。他不动声色地对人说：“好啊，精神食品我们也要。来，先抬进屋去！”
等陈昌浩走开后，王震用脚踢了踢几个口袋，果断地下达命令：“这些玩艺儿一本也不能发。我们错把这里当成党中央了！”
王震把扣发《干部必读》的事向贺龙作了汇报，贺龙当即表示支持，说：“扣发得对！
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这个小册子不能发。通知各部队，把接到的小册子，统统收起来，烧掉！”
任弼时、贺龙知道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底细后，感到非常气愤。
“嘿！我们还差点让这个假李逵给唬住了。”贺龙找干部谈话，告诫大家不要上了张国焘的当，说：“张国焘到处派人宣传他们这个中央，现在我们闹明白了，原来这是个假的。
真中央在毛泽东那里，他们已经到了陕北，我们必须到那里去与真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
任弼时主动找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谈话，了解情况。张国焘知道后，严令限制任弼时的行动。任弼时当面对张国焘说：“你是政治局委员，我也是政治局委员，我有权找所有的干部谈话，你不能干涉！”
贺龙找到张国焘，谈了自己的看法，说：“我过去当过军阀，好不容易才找到共产党，找到毛泽东，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你是个老党员，现在却反对党中央，去走军阀的老路，你能走得通吗？”
张国焘一时哑口无言，过了一会才说道：“我们还是开个会吧，统一一下思想认识。”
时在甘孜的两军的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除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和陈昌浩、贺龙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关向应、王震、曾传六、张琴秋、邵式平、傅钟、余洪远等。徐向前和肖克在炉霍等地，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张国焘的语气已经没有了原同红一方面军会合时的强硬，因此整个会虽然有时提出的问题很严厉，但总的看来开得还算是和气。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首先说道：“我们开个会，看大家还有啥意见要讲。下一步怎么走？是继续北上，还是走旁的路？”
任弼时的讲话语气很缓和：“我的意见是两军团结起来北上，与中央会合，奔赴抗日前线，也只有这条路才能走得通。我看我们还必须对行军序列做些调整。另外，我想借此机会也谈几点自己的看法。我们到了这里后，听到了一些情况，对一些问题也有意见。一是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没报告中央，当然，对这个问题张国焘同志已经有所认识，觉悟是高的；二是离开川陕苏区的行动路线没有报告中央；三是我们和中央的电台不通了，国焘同志借中央的名义指挥我们，这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你们没有权力调动我们。当然，现在既然来了，我们就把问题提出了，国焘同志的南下是不对的，分裂了党和红军，违背了中央的毛儿盖会议决定。”
贺龙的发言很直截了当，也很简短，他说：“我同意任弼时同志的意见。过去我们都不认识，要互相谦让，团结北上。”
张琴秋的讲话很动感情，说：“我们在天全、芦山碰了钉子。现在看来还是要北上，与中央会合，只有这条路才好啊！”
甘孜会议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
任弼时、贺龙与朱德商议为了防备张国焘的阴谋，防止红２、红６军团的兵权旁移被张国焘控制，应设法找借口将部队分开行动。
“他还想挖我们的？我们不挖他的就是好了。既然如此，这样办，总司令看好不好？”
贺龙笑了笑，神秘地对朱德低声耳语。
朱德点头默许。
次日，贺龙异常热情地恭维张国焘，说：“总政委，我们红２、红６军团从现在起就直接属于你指挥了。但是，这支部队转战数省，现在战斗减员很大，急需补充，恢复元气，能否给我们补充点兵员和物资？”
“物资可以大家均匀着用，可这兵员一时半刻是难以召集的。这个地区招兵难呀！”张国焘沉思了片刻，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利和大方，最后说道：“这样吧，就把原红９军团后来改为红３２军的部队，编入你们军团一起行动。这个军人少一点，慢慢再扩充嘛！”
７月５日，红二方面军在甘孜正式宣布成立。遵照中央同月２日电令，以红２、红６军团部队为主体，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所属红２、红６军团番号不变，另将红３２军编入红二方面军建制，共约１．６万余人。贺龙兼红２军团军团长，任弼时兼政委；陈伯钧为红６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委。
然后，红二、红四方面军携手北上。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４军第１０师、第１１师，第３０军第８８师为左纵队，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从甘孜地区出动向包座、班佑前进；中路纵队由红四方面军总部、第９军、第４军第１２师、第３１军第９３师组成，由徐向前率领，从炉霍地区出动向包座前进；第５军、第３１军第９１师、藏民独立师为右纵队，由董振堂率领，从绥靖、崇化、丹巴地区出动，向毛儿盖、包座前进。
滞留在川康一带的红军终于北上了。这时疑心甚重的张国焘思想中突然又绷紧了他那根“肃反”的弦，红军藏民独立师师长马骏的被暗杀即发生在红军大部队即将北上之时。
丹巴藏民独立师刚组建半年，是借助丹巴藏族头人马骏的藏族武装扩编而成的。马骏在当地颇有势力，因过去与国民党和四川军阀素有矛盾，加之在红军主力部队进入藏区的影响下，他们组织了一支人数不多的藏民武装，表示愿意接受红军的领导，配合红军，与国民党军作斗争。为了积极做好少数民族上层头人的统战工作，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决定：继续保留和发展马骏这支部队，并将它扩建成为１个藏民独立师，任命马骏为师长，派红军干部李中权任政委，金世柏任副师长。同时，为了加强领导和便于工作，省委和红３１军还抽调了７０多名干部、战士作为骨干，派往独立师工作。省委要求派去的指战员，一定要和马骏搞好团结，坚决执行民族政策，尊重藏族风俗习惯，共同努力把这支民族部队组建好，指挥好。
据金世柏回忆：马骏当时年约３０岁，身材高大、瘦弱，因吸鸦片烟，常面带倦容，但一说起与国民党军斗争就很有精神。在商谈中，他一般都同意红军干部的意见，态度也很热情。马骏的父亲马老太爷是个性情孤傲，办事沉着老练的人，由于他与国民党和四川军阀打交道时吃过苦头，因而为人处事都非常机警，但很重义气，讲信用，说定跟着红军就从此专心致志为红军做事。
藏民独立师共编有３个团，没有设营这一级编制，由团直接管到连，每团辖５～６个连，各连人数多则１００余人，少则７０人。全师总人数，发展到最盛时期有近２０００人。除红军部队派去的人员外，全由藏民组成。为了便于工作，由红军部队中调去的指战员，规定一律穿藏族服装，并要求学藏语，与藏族战士过同样的生活。
各级干部的配备：团政委、副团长、各连指导员和警卫排长，由红军派去的干部担任；团长、各连连长和部分副连长，由马骏部原有的骨干担任。部队武器装备较差，全师仅有５００多支藤枪、少量步枪和马尾手榴弹，个别连有１挺轻机枪，仅师、团干部和少数骨干配有手枪。警卫排有１挺轻机枪，每人配备１支步枪和两枚手榴弹。
丹巴时属西康省，县城位于川康交界处。独立师组建后，部队沿大金川河一线担任警戒，派出若干小分队，选择重要交通路口，构筑工事，日夜坚守，防止敌人袭击，以确保主力红军翼侧的安全，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同时，通过马师长和马老太爷的关系，为红军筹集粮食和其它物资。筹粮的办法一般是以马老太爷的名义，用藏文写成条子，派人送到各村镇，要求限期将所需粮食如数送到指定地点。独立师筹集的粮食，不仅满足了本身的需要，而且保证了驻丹巴县城红９１师部队的供应。
独立师的广大指战员多系本地人，熟悉当地的群众语言和风俗习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于是，他们利用人地两熟的亲友关系互相串连，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在独立师的宣传和影响下，当时有不少藏族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后来成长为红军知名指挥员的天宝就是从大巴旺的少先队来到独立师的，他那时年纪小，非常精干，加之又懂汉藏两种语言，师部就将他编到警卫排。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军政训练，练习射击、投弹、队列和构筑工事，学习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等，使部队的军政素质有明显提高。
正当独立师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不断发展壮大时，红军决定离开此地即将北上。马骏流露出不愿意随红军主力北上的意见。为此，张国焘以不可“信任”为由，向红９１师发了一份密电，说红军将要北上，马骏很可能不会跟红军走，他若留在当地又恐今后是个后患，故密令立即将他处决。为了防止意外，信中要求严格保密，不得走漏任何一点风声。同时信中还交代了执行的具体办法：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为名，令李中权和马骏火速赶到丹巴县城红９１师师部“开会”，不得有误。
李中权接密信后不得不服从张国焘的这一命令，陪同马骏去丹巴，准备再与红９１师徐深吉师长和桂干生政委洽商，共谋良策。留金副师长在家掌握部队。李中权将去丹巴开会的事通知了马师长，马表示欣然同意，随即作了简单的准备，带着两个随身警卫高兴地上路。
马骏和李中权到达丹巴红９１师师部后，并未参加什么军事会议，实际是来吃一顿饭，由该师领导作陪。显然，该师已经接到张国焘的通知，做好了“准备”。丰盛的酒席桌上，大家互相问候，有说有笑。一阵寒暄后，马师长便无拘无束地痛饮起来，毫无一点介意。当酒过三巡，主持人便发出了按事先规定的以“击杯”为暗号，突然闪出两个大汉，猛地一把卡住马师长的脖子，活活将他勒颈而死。
张国焘的这一手可真够毒辣的！在当时，这一消息就令许多红军指挥员闻讯后汗颜，令藏族同胞心寒。
处死马骏后，张国焘为了防止马骏部下兵变，通知独立师编造假话，利用部队出操、上课、集合站队的机会，向大家讲，说马师长已调甘孜波巴政府工作，身体很好，希大家勿念，并望积极支持红军搞好工作。马老太爷也信以为真，此后依然为部队筹粮，辛勤奔走。
张国焘还指示金副师长带警卫班先后两次去马骏老家，向他的妻子表示看望和慰问。就这样，马师长惨死的真相一直被隐瞒着。
但没过半月，马师长身陷丹巴的消息就传了出来。原来马师长在到红９１师师部时，带了两个一高一矮警卫员。矮个子当场被杀，高个子趁机逃走。他跑出后，在当地动员了１０００多名藏民，分别包围了独立师师部和第２团驻地，把住山头，一边打枪，一边呐喊：“快把马师长交出来，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
紧张的气氛中，李中权等人决定不能硬打，以免将事态闹大。一面派出通司不断喊话，作正面宣传，劝藏民赶快撤回，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一面由金副师长带两个警卫班沿着驻房周围坡地转了一圈，佯装反击，向空中乱打了一阵枪，摔了几颗手榴弹，终将围上来的群众吓退。接着，金副师长又率警卫排和１个连火速赶到第２团增援，将四面包围的人群吓跑。这一仗，独立师仅消耗了一点子弹，群众和部队均无伤亡，但张国焘这一拙劣的做法，却给红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１９３６年７月，藏民独立师随红军大部队一并北上，紧跟在红９１师后面，经卓克基、马塘、黑水，向毛儿盖、包座方向前进。因独立师担任后卫，粮食得不到补给，生活极端艰苦，加之不少藏族战士不愿远离家乡，因此，每晚宿营时开小差的很多，虽经多次说服劝阻，但仍制止不住。在此情况下，李中权等师领导便向张国焘报告，建议干脆将独立师解散，愿意北上的就跟红军走，不愿走的，就发给路费连人带枪放回家，留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张国焘采纳了这个意见。于是，独立师在黑水前面的一个村庄中召开全师人员大会。除天宝等少数藏族战士表示坚决要求跟随红军北上外，其余多数人都表示愿意返乡回家。
红军藏民独立师就此宣告正式解散（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特别为马骏平反昭雪。）
藏民独立师的悲剧，在当时使朱德等人更加提高了对张国焘的警惕性，在这部队行动变化频繁的非常时期，张国焘会以各种借口干出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荒唐事来。
为此，朱德在一次会议上特别提议，让任弼时随红军总部行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可以暗中加强对张国焘斗争的力量，政治局两个常委对一个常委的阵势，张国焘是驾驭不住的。朱德还提议让刘伯承随红二方面军行动，名义上是负责教练打骑兵的战术，这样做既可以摆脱张国焘的控制，又可从外对张国焘起制约作用。这是朱德经过深思熟虑所作的安排。朱德在１９６０年１１月谈到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后的情况时回忆说：“后来刘伯承同志去红二方面军了，我们明知张国焘反对中央，我们的人想法支开一个算一个，刘和他是对立的，几乎被他杀掉。”
刘伯承得知去红二方面军的消息后，大有获得“解放”之感。当久违的阳光洒满草地，他情不自禁地对着天空高呼：“太阳万岁！”然后用俄语唱起了沙皇时代革命志士的歌曲：“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
歌声飞扬，一呼百应。送别的任弼时也加入了这大合唱的队伍，但他的声音总要比别人慢半拍，大家都唱完后，他还在拖着尾音在高歌，引得士们高喊：“任政委，再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