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回 卓木碉立第二中央 南下红军出师少捷草原秋深，昏沉沉的天幕已经挂上了冬的令符。
黄昏，残月如锈钩斜在天边。午夜，初雪如乱絮飘落遍地。原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中一同南下的将士们的心情在这时甚为复杂，他们想念北上的红一方面军的战友，也挂念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秋风雪夜中，他们忆往事，三叹五息，有人草成五言一首，以抒情言志：“夜来北风起，大地全变色。朔方夷民居，八月就飞雪；北望奔波者，衣食现可缺？南视平夷地，捷音何时得？悲我孤独身，身锁漠之野！嗟彼太上苍，何时现日月？”
当然，在这时也有欢乐者，最活跃的当属张国焘。为了师出有名，９月中旬，他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张国焘对军事形势的分析颇为乐观，毛泽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摆脱的——蒋介石追击红军的数十万大军，在张国焘的作战图上成了“川敌残部”。现在，毛泽东远走高飞了，而他张国焘却是迎头赶了上去。毛泽东的北进在张国焘的《计划》中，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而自己的南下则是“进攻路线”。
张国焘的如此政治宣传，不能不说是非常巧妙的一招。因为对红军士兵思想状况非常熟悉的张国焘，盅惑性地使用了“进攻”这两个字眼，在这时有着魔术般的法力。那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原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子弟，对蒋介石统治集团是有着不共戴天血海深仇的。因此，“进攻”的口号对他们具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当他们一听说南下要与蒋介石作战时，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张国焘正是利用了红军中这种广为拥有的心理，有呼有应，裹胁着千军万马杀向成都平原。
南下的道路两旁，一路刷满了“反对”和“打倒”的标语，尤以“打倒毛泽东”的标语居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头像成了漫画的主题，并且严重丑化，若不是一边有文字说明，根本不知道这漫画上的人是毛、周、张、博。
在南下的红军中，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人数显著多于原红一方面军的人数，张国焘得意地对心腹交代说：“要注意同化战士！”他要把这些浩浩荡荡的队伍通统变作自己争夺权势的资本。
张国焘看着向南进发的部队，心中又在琢磨如何翦除异己，首先应找借口把为数不多的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清除”出去。他私下鼓动部队内部打架，从而找缝隙撤除原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朱德察觉了张国焘的阴谋，劝告说：“我对下边有人打架是坚决反对的。我们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坚持下去，下面再打架，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有什么活不下去的？”张国焘表示不以为然。
“难道你看不出来？现在的红军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先不说革命的话，你要不要命？我说我们大家当前的最主要问题是保命！再这样自己内部瞎折腾，红军的刀枪染上自己兄弟的鲜血，我说高兴的只有蒋介石！”朱德的话带有很大的威慑力。
张国焘没有再争辩，不知是他被朱德的话镇住了，还是在思考着别的问题。他的脑袋在来回摆动，思想在急速旋动奔流。
是呀，世事都如高山流水，顺畅时急流直下，遇阻时也要跌跌撞撞，苦寻那个法定的结局。雨水也好，泉水也罢，只要上了山，就再也收不住脚步，想止无术，欲罢不能。天下事都在流动中，万种物都在变化里。地球以它那“坐地日行八万里”的高速在运动，带动着球体上那些愿意动或不愿意动的所有生灵和没有思想的岩石、水流。
当太阳运转到地球上有文明史记载的公元１９３５年秋季，在地球东经１０２度０１分、北纬３２度整的刻度上，发生了一件很耐后人思索的事。此地有３个大石碉，在地貌上是个明显的标志。离石碉不远，有一个白赊寺院，具体的说，这里是中国四川省理番县足木脚（又称卓木碉，或足木足）附近的白赊寨。就在这个地方，张国焘在重复那个“高山流水”的试验，他“上了山”，已经欲罢不能。一不做，二不休，他南下决心已定，撞上南墙也不回头。
“卓木碉，这个名字很好，很吉祥！我们就是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把红军中的蛀虫从革命事业这棵大树中啄出来。我们在这里开个会吧。”张国焘以地名论事，决定在这个地名有着特别象征性意义的地方，完成他人生事业中的辉煌一跳。
１０月５日，白赊喇嘛寺庙中，张国焘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中共中央，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这次会议，史称“卓木碉会议”。实际上，这次会议如果以地命名，叫作“白赊会议”更恰当些，只是因为张国焘为了避免这“白色”的谐音，他要做一只“革命的大啄木鸟”，把这次会议地点附近的另一个地名记录入会议决议，称作卓木碉会议。所以，后来的史书对这次重要会议也就如此因袭相称。
这天黄昏后，军以上负责人陆续来到喇嘛寺内。一幅画得很蹩脚的啄木鸟漫画贴在一进门口的墙壁上，不知是因为画技不佳，还是张国焘不满意，这幅“大啄木鸟口含毛、周、张、博”漫画的张贴位置很不显眼，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会场上最显眼的要数那幅悬挂在中央台子上方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的大横标。参加今天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周纯全、曾传六、傅钟、李特、余天云、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约４０余人。
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相继进入会场，见到这个阵势，心中都感到这里的空气都好像凝固了一样。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他慢条斯理地作着报告，眼睛却不住地在与会人员的脸上扫来扫去。从张国焘的眼神中可看出，他的心情今天并不踏实，毕竟是做贼心虚。
张国焘的讲话首先把攻击矛头指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他说：“毛泽东带着部队向北逃跑了，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分裂红军。因此，我决定，我们要学习和借鉴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另立第三国际的历史经验。现在我宣布，中共第二中央在这里成立。”
张国焘宣读了《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宣布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并自封为“中央主席”。
为了扩大“第二中央”的声势，张国焘宣布朱德等人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与会的人员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多说中央如何如何不好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上原本十分沉闷的气氛，到这时又陡添十二分的紧张。
张国焘停顿了一下，见会场上哑然无反应，既没有人立即表示拥护，也没有人立刻发言表示反对。这短暂的沉默中，与会人员的思想都在激烈地运转，反复与自己斗争。
没有人发言，其实这正是张国焘所期望的，下一步的进攻目标是赶快扩大突破口，造成既定事实。他继续讲话的嗓门逐渐提高，到后来变成了吼叫：“现在我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及中央委员，撤销他们的工作，并下令通缉。免职查办杨尚昆、叶剑英。”
台下开始出现骚动。有人或许是凭其敏感的政治嗅觉感到能在新的中央中盼个高职，有人也许是仅凭其一时的躁动激情，开始表态坚决拥护“张主席”的决定，慷慨激昂地攻击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领导的中央。
“朱总司令，你的意见呢？”张国焘在此时显得对朱德很温恭。
朱德长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道：“同志们哪，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是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红军是一个整体，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队。我们已经有党中央，不能再有一个，再搞一个就不合法。”
张国焘皱了一下眉头，他从朱德的话音中已经明白，这个总司令今天可能要给他这个总政委找麻烦，便插话道：“总司令，请说得直接点，谈谈你对毛泽东逃跑主义的态度。”
“好，我谈毛泽东。”朱德的声音使整个会场上的所有人都挺直了脖子，细听下文。
朱德的声音很平稳：“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和世界都有名。现在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不能反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来，我们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红军的热闹！看来，我们虽然过了大渡河，但蒋介石盼望我们做石达开第二的危险现在依然存在，太平天国天京之变的内讧教训，我们应引以为戒啊！”
“你现在应该明白毛泽东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逃跑主义，你作为红军总司令应宣布同他断绝一切关系！”黄超吼叫道。
“你！你，你说什么？让我同毛泽东断绝关系，这绝对办不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朱德见黄超这个乳臭未干的“闯将”每次都是他先发难，突然发怒斥责。
一脸都是“不满意”的张国焘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有难以控制会场局面的态势，赶紧打断朱德的话，说道：“对，各抒己见，有什么意见就提出来。总司令请坐。还有谁继续发言。”
朱德并没有坐下，他坚持把话说完，直接对着张国焘讲道：“我是不赞成搞第二中央的。搞两个中央，就是分裂，这样是不行的。你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照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好革命工作，绝不能反中央。”
此时的会场上明显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以朱德为首的“拥毛”派，一派是以张国焘为首的“反毛”派。但由于张国焘在这时掌握着兵权要柄，所以没有人敢直接提出反对另立中央的意见。
“请伯承同志发言。”张国焘见没有人再说话，只好点名。
刘伯承缓缓站立起来，扶了扶鼻梁上的眼睛，讲了一番当前红军的发展形势和加强红军团结的话，就坐下了。张国焘明白刘伯承的话中有话，也就不再强迫刘伯承明确表态和多讲。
此刻，张国焘非常希望在红四方面军中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总指挥徐向前能表个态。但是，表情严肃的徐向前在会上始终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看来他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是既不理解，又很痛心。头一回遇上如此严重的党内斗争，真是左右为难，只好保持沉默态度。他手中紧握着那根竹烟袋杆，凝视着烟斗中忽明忽暗的火光，坐在一边“叭嗒叭嗒”吸个不停。周围也是一片烟雾腾腾。确实，徐向前在这时说什么都不好，好在口中有一根烟袋杆作道具，嘴并未闲着，这多少起了些避免与张国焘当面碰撞的缓冲作用。
徐向前的沉默，显然表明了一种态度。
会后，张国焘单独找到徐向前谈话，哪想到徐向前明言直说他不赞成张国焘的这种做法。
徐向前的声音不高，但很有分量，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但把中央骂的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果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吗？”
张国焘无言以对，他太了解徐向前的脾气，弄不好反了脸，就会影响这“第二中央”的组阁进程。徐总指挥的威信在红四方面军中可也是很有影响力的。
至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卓木碉会议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就此完成了他的反党三部曲：两河口会议后的伸手要权——毛儿盖会议前后的分庭抗礼——卓木碉会议的自立中央。
但是，张国焘的“组阁”很不顺当。由于朱德在党和红军中有着巨大的威望，也只有这位总司令，才能在红四方面军中与张国焘这位总政委平起平坐，据理强争。所以，当张国焘的“第二中央”挂出招牌时，心中无不存有几分胆怯。他多次掂量着朱德在党和红军中的份量，知道没有朱德的支持，他所私自成立的“中央”和“军委”都只能是镜中楼阁。
朱德在会下也专门主动与张国焘作了一次长谈，倾心相告：“我说国焘同志，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
张国焘却执迷不悟，反而劝说朱德：“总司令，你最好能出个面，帮我做一些新的中央的工作。毛泽东他们应该承认我们这个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唯一领导。”
朱德的态度非常坚决：“这绝对办不到！国焘同志，你听我再次劝说一句，事情不要做得太绝了，留下一点转圜余地，对党对红军对你自己绝对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说别的话如果你没有记住，那么，请你记住今天我说的这一句话：“给自己留下一点转圜余地。”
张国焘被朱德宽宏的人格力量所震慑，久久没有再说出一句话来。朱德的“转圜余地”
这句话，张国焘果然铭记住了，这使他在以后的言行中不能不有所收敛。近４０年后，他还把这句话写进自己的回忆录中。
朱德、刘伯承等人在会上会下坚决表示反对另立“第二中央”，这对张国焘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他虽然私自宣布成立了“第二中央”，但却一直没有敢对外公开宣布。他等待着时机，决定在南下有了轰动的战绩后再揭“龙虎榜”。
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只好在私下里商议对策，策划对付张国焘的办法。
“张国焘这个人，我算看透他了，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跟肯定就在打哆嗦。”朱德蔑视地说。
“对，看得出他心里是很不踏实的。不过，总司令你要多注意自己的安全。就是这种忽左忽右的人，才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刘伯承提醒说。
“现在张国焘造反，我们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坚持坚持吧！
我们人少，却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但在逆境中我们不能踏步走，我绝对不能当‘空头总司令’，你也不能当‘空头总参谋长’。”
刘伯承也坚定地说：“对，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我们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只要革命，只要打蒋介石，全国红军总有一天会走到一块的。”
怀着矛盾的心理，朱德不得不随着南下的红军行动了。徐向前在后来的回忆中，对朱德在南下途中的这种复杂心情有较为详细地描述，他说：“朱德总司令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局面，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同时，他又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
红军各部队指战员到了这时，也开始先后得知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消息，深感不可理解，在行军途中或休息中，有人开始心存疑问，反复琢磨其中的因由，偷偷议论。
“怎么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呢？”军、师一级的干部有的表示十分不可理解。
“中央也应该是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怎么能就这样随随便便成立了呢？”团、营干部有人单纯地想到了组织原则。
“这是搞什么名堂？两个中央，一个连队能有两个支部吗？”连、排干部身处基层，只能以小比大，越比越感觉到“两个中央”不成体统。
不过，议论毕竟是议论，大家仍然是按照命令一步一步地南下了。几天后，这种议论声很快也听不到了，但这并不是大家解除了疑问，而是有口不敢张。因为就在这时，有条消息迅速传开来，红３１军军长余天云在懋功自杀。
余天云军长对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一向很反感，说了几句张国焘不愿听的话，张国焘就把他的军长撤了，送入红军大学高干班学习。余军长也的确有着他自身的缺点，他脾气暴躁，目中无人，身上有着张国焘军阀作风的影子。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余天云又与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发生了矛盾。他看不起何畏，认为何畏在红９军打仗不如他，他是主力部队的军长，反而受何畏的管束，越发从内心大为不满。
一轮到何畏作报告或上课，余天云就带头邀请一些学员在附近遛马赛跑，故意与何畏捣乱。
可这个白天不愿做学生的余天云，到了晚上却又口口声声喊何畏“老师”。原来在这时，红军大学只有何畏带着妻子行军打仗，余天云为了捉弄何畏，每天半夜里一见何畏的房间熄灯，就去敲房门，说有问题不明白，没有学懂，大家也讨论不清，请“老师”给予解答疑问。何畏对此真是被捉弄得哭笑不得。特别是有次余天云在公开场所拿出手枪，扬言要枪毙两个人，其中一个他即暗指的是何畏。
余天云与何畏的矛盾不断激化。何畏给张国焘打了小报告，张国焘宣布给余天云以纪律处分。个性很强的余天云对这所谓的处分很是不满，与张国焘的对抗情绪越来越大，在校期间又与地方干部吵了一架。如果仅仅是这些琐碎小事，张国焘对余天云这位战将还是有怜悯之心的。但最令张国焘不满的是据何畏报告，余天云对南下开始有微词，张国焘即找个借口下令逮捕了余天云，由保卫局看押，禁闭在红军大学。对此，余天云更加不满，有次他吞黄金自杀，经抢救未死。
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凡是由保卫局看押并沾上了“反对南下”的政治大问题，在众人的眼中必是“阶级敌人”无疑，其地位甚至不如俘虏。因此，在南下途中过懋功铁索桥时，根据张国焘旨意把余天云当作“犯人”看待的何畏，非让余天云去背大米袋。当时同行的有许多人是余军长的部下，也有红一方面军的人，都暗中知道余军长因反对南下的“犯罪”真相，对张国焘这种虐待行为敢怒而不敢言，只能从眼神中流露出对余军长的遭遇表示同情和不平。但这些默言和双目相视，对余天云来说，好像是刀剐火烫，他的自尊心向来很强，面子观念极重，怎能再忍受这心灵上的创伤。他背着米袋颤颤悠悠走上了铁索桥，他的脸色在众人的注视下变得非常难看。他一定在想到张国焘的权势越来越大，“平反”几乎无望，他失去了生存下去的信心。突然间，余天云在众目睽睽之下，扔掉米袋由铁索桥向河水中投去。
余军长自杀了！在场的人无不一个个惊讶得目瞪口呆。没有人敢说一个“救”字，其实说救也救不上来。湍急的激流打着漩涡奔腾而去，余军长转眼间就不见了。这件事一时在红四方面军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但是，随着张国焘又制造的新的迫害事件的发生，余军长的自杀又很快被别的新闻所代替，犹如余军长投河的瞬间，一切都被激流转眼间淹没。
一个军长既然已如此绝望，基层干部战士心有余悸者也就不在少数了。
“走吧，革命不分前后，革命也不分南北帮。”绝大多数红军基层指战员就是这样在难明上级意图的情况下，认定只要打国民党和土豪劣绅就是革命，聚集在红旗下向南挺进。他们不必要也没有必要考虑那些政治路线上的大问题。不管政治家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口号，战士先以服从班头为第一天职，古今中外都是同一个理。
南下的红军行动后，朱德积极协助总部制定各种作战计划。１０月７日，红军总部发布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命令红军一部钳制马塘、梦笔山一带之敌人，以掩护主力采取秘密迅疾战术，分别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小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然后夺取丹巴、懋功，以此作为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依托。
１０月８日，红军分左右两路纵队，沿大小金川沿岸急进。
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不便大部队展开，利守难攻。在这里，红军所面对的敌人主要是四川地方军阀部队近７个旅的兵力。它们分别是：川军刘文辉部的两个旅防守在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川军杨森部的４个旅另１个团防守在大金川以东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一线，川军邓锡侯部的１个团防守在达维以东的日隆关、巴郎山等地。
红军按照原计划发起战役后，右纵队首先发起抢占观音铁桥渡河的战斗，但抢渡受阻，延迟了出动时间。１０月１１日，左纵队红４军部队从党坝地区抢渡大金川，第３０军的３个师和第９军的第２７师随即投入战斗。左纵队抢渡成功后，沿河急进绥靖、丹巴、抚边、懋功、达维、日隆关、巴郎山等地。激战至２０日，红军共击溃川军杨森部、刘文辉部、邓锡侯部５个旅另２个团，毙俘敌３０００余人。此战，红军由于右纵队渡河受阻，并在左纵队激战时未能给予有效支援，延迟１０多天过河，仅靠左纵队奋战，未能集中两个纵队的兵力，致使战斗打成了击溃战，未能达成预定战役效果。
南下的红军第一仗虽然以小胜推进了兵锋，但也明显暴露了协同上的问题，说到底，红军中不同的政治观点反映到战术协作上必然也会带有“分裂”倾向，由此也注定了张国焘的南下在作战上不可能获取大胜。张国焘为此大发了一顿火，但这时也只好在最后以息事宁人为结局而了事。
经过如此几次战斗后，原来喊破嗓子要南下的张国焘，到了这时却对南下渐渐感到没有办法，打不开局面，没有出路，变得消极起来。因此，他一直嚷嚷着要避开敌军锋芒，向西躲到道孚一带去，对主动地进攻敌人不再感兴趣。
“怎么能这个样呢？部队还没有全面展开，就忽左忽右。”朱德生气地说，他来到前敌总指挥部，与徐向前等一起指挥作战。
红军指战员关心着朱德。李伯钊想方设法见到了朱德，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叙说自己心中的不愉快事。
朱德关心地问：“你从哪里来呀？”
“从绥靖来，我在川康省委工作，做工农剧社的社长。”
“能工作就好！看来你身体倒还结实。”朱德打量着李伯钊说。
李伯钊不知说什么才好，过去所受的委屈真想一下子全哭诉出来。她眼中饱含着泪水，一张口说话就会控制不住滚落下来，只是点头表示听懂了朱德的话。
朱德叙说着红军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也说到了李伯钊的丈夫杨尚昆，说到了北上的中央红军和毛泽东。
“他们北上的路也很难呀！长途跋涉整整１年了，也真是吃尽了天下苦。北方的冬天气候是很冷的，不知道战士们能否适应过冬？”朱德的思绪飞到了远方。
说到中央红军，李伯钊的眼泪还是控制不住滚落下来，朱德不断地安慰她。
“我怎么办呢？”李伯钊半天才从嘴唇中挤出一句话。
朱德明白李伯钊所说的话，他的神情在这时变得非常严肃，沉思片刻，坚定地说道：“他张国焘打红旗，就跟他走；他如果打了白旗，再说！”
过了一会，李伯钊问道：“克清同志咧，她好吗？”
“她在党校工作，情况还不错。”
“总司令，你要多多保重。党校离我们剧社很近，我会去看克清同志的。”李伯钊说罢，行礼告辞。朱德的一席话，使李伯钊有了主心骨。
１０月１８日，是中央红军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留在南下红军队伍中的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回忆去年今日，正是我们离开中央苏区兴国模范县的日子。在这一年中，我们奔走了七八个省，经过了千山万水；历尽了人间辛苦；始安抵川中。但是这些血汗所换得的究竟是什么呢？真是不堪设想！午夜静思，能不泪下！……可怜我大好男儿，岁月就这样逝去……”
第二十一回 朱老总危难中救人 张独裁放人血祭旗两个方面军的分裂，给许多人带来的心灵创伤是很深的。昼间想，静夜思，有烦恼后的思考，也有思考后的更烦恼。再宽的草地也有边，可心中的迷茫是无边的，南下何处觅坦途？
这时，尽管张国焘的密探把朱德的行动监视得好像是严严实实，但仍有些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络绎不绝来探望朱总司令。李伯钊来看望朱德后不久，总政宣传队的刘志坚等人也冒着危险来看望朱德，控诉对张国焘等人的不满，询求怎样开展工作的答案，并表示要离开红四方面军。朱德说：“搞分裂的只是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四方面军也是红军，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这里主要是政治工作薄弱，你们要留在这里，少说话，多做工作，特别是基层政治工作。”
朱德找到张国焘，要求对两个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应一视同仁，并严厉斥责那种宗派主义的山头作风。
“是我有山头思想还是你有山头思想？你总司令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不正常。”张国焘倒咬了一口，并利用红军总政委的职权，又召开各种名目的“削山头”会议，对朱德发起围攻。甚至用“枪毙”相威胁，再次逼迫朱德同意“第二中央”。
朱德却嘲笑道：“你这仿照第三国际成立的第二中央，还不知道第三国际同意不同意呢？可我总觉得，第三国际也有个章法，不会同意你这样搞的。红军内部有人想杀我，我想第三国际也是不会答应的。”
张国焘恼羞成怒：“我撤你的职。”
朱德平静得像一片大海：“红军总司令的职务不是你给的，也不是你说撤就能撤得了的。”
“你这个总司令，哼！我看你霉的很，大青马跟着你都要倒霉！”
“是不是有人又看上我的骡子了？”
张国焘没有回答朱德的问题，两人一言不发的又静坐在那里。在一边的警卫员听到了这些话，都明白朱德所说“骡子”的问题是指怎么回事，很多人私下四处打听和寻找那匹失踪的大青马的下落。
对于张国焘是否秘密宰杀了朱德的座骑，这是自那匹大青马失踪后多少年来就始终争论不休的一件事。康克清对此事是持肯定态度的，她有文字记载道：“张国焘让人宰了朱德的座骑，撤了他的警卫。朱德自己就曾说过这件事，说张国焘的这些伎俩为的是杀人不用刀。”
张国焘一时没有敢对朱德下手，但对其他不顺他心的人则就手下毫不留情了。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第３０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张国焘的南下方针。然而，彭绍辉太不了解张国焘耳目的厉害了，有人说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如果某连队刚计划要外出采集山果去摘桃，很可能不用等到出发，就有消息直通到张国焘的耳朵里，说：“某连队正阴谋叛变，他们集体行动要‘宰焘’。”
彭绍辉的信果然没有传到朱德的手中，收信人却是张国焘。
“哼哼！这个彭绍辉看样子意见还不小哩。”张国焘手中捏着信，没有挪动半步，就把电话打了出去。
“彭绍辉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坐在墙角看地图的朱德听到张国焘说彭绍辉的名字，急忙问。
“一会你就明白了。”张国焘的口气异常傲慢，他并没有把信转给朱德，却是顺手丢进了一边的炉火。
朱德意识到彭绍辉很可能与刚才张国焘烧掉的这封信有关，但他绝对没有猜测到这封信是写给自己的，却被张国焘这样蛮横无理地毁掉了。
不出半个小时，彭绍辉被捆绑进了总部，刚一进门，就被已经等候在门两旁的负责审讯的人打了一个嘴巴子，厉声问道：“你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对张主席？”
彭绍辉的嘴角渗出血迹，他瞪着立在房间中央的张国焘，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与此同时，一直坐在地图前的朱德也立刻明白了刚才的一切，猛地站立起来。
一支驳壳枪顶在了彭绍辉的胸前，持枪人眼睛盯着张国焘，等候命令，也就是说，只要张国焘一动眼色，驳壳枪的扳机就会在瞬间扳动。
朱德跨步来到了彭绍辉面前，右手向下一按，左手就一把将那支驳壳枪夺在手中，气愤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
一言未发的张国焘话音很小：“我让他来是找他谈话。”
朱德反问道：“我们党内有这种约同志来谈话的方式吗？
这样谈话怎么行呢！”
张国焘冷笑两声：“这种方式不妥当，那就不谈了。”
朱德立刻见机行事，一面帮彭绍辉解开绳索，一面说道：“好了，你先回去吧！”
由于朱德的干涉，彭绍辉幸免于难。张国焘也就只好作罢，但他幸灾乐祸地对朱德说：“总司令，你说我对彭绍辉抓得不对，那么你们５军团那２０多个人的反革命武装组织总要有个说法吧？”
“国焘同志，你怎么这样说？什么‘我们５兵团’，‘你们５兵团’，都是红军部队，你是总政委，我是总司令，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
“总司令，不要计较这个说法问题，我说的是那２０多个人的反革命武装组织问题。”
张国焘所说的“２０多个人的反革命武装组织”问题，也是张国焘为了打击红一方面军的实力，而耍弄的一个阴谋。这２０多个红军战士是第５军团的，因种种原因掉了队，被张国焘的收容队收容了，这些人若是红四方面军的，也就不会当作一回事，还可能受到特殊的礼遇。但是，富于想像力的张国焘知道这件事后，马上便联想到了别的，把电话打到了第５军团保卫局。
接电话的是保卫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嘴巴刚张开，张国焘在电话里就骂上了：“你给我滚开！让你们局长亲自接电话。”
“谁的电话？”听到有电话，急忙从房间外跑进来的欧阳毅局长问。
“听口音是总政委。”
“你马上到总部来，我有急事找你！”张国焘的话就是命令。
欧阳毅局长赶忙到了总部，张国焘劈头盖脸连问了几个为什么：“一个、两个掉队这不稀奇，３个、５个掉队也不算什么。可这２０多个人掉队，应该有个什么说法？他们又同是一个军团的，你说这是为什么？据说他们还向北走了一段，这又是为什么？”
“总政委说的那２０多个掉队人员的事，我们调查过了。”欧阳毅明白了张国焘所问的问题，刚才紧张的心情放下了，但仍谨慎地回答：“这些人是零星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有两个人在路上迷了路，向北向南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在寻找部队的途中到一家藏民家中吃了点炒面，饭前就付了钱，更没有抢老百姓的东西。这些临时汇集到一起的掉队人员，能坚定信心赶队，说明他们的革命性还是很强的。谈不上准备武装叛乱，因此，也就不能断定他们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
“混蛋！你怎么能为一个反革命组织集团辩护！”张国焘突然大发雷霆：“就凭你刚才这些话，我看你欧阳毅就是假革命，反革命！”
张国焘随说着，就把手枪从腰间掏了出来，对准了欧阳毅。
“我……我……”欧阳毅顿时被惊呆了。在场的许多人都急忙向后闪去，因为大家都明白，敢于当面顶撞张国焘的人真是太鲜见了。就是背后议论，也往往会暗中送了性命，何况当面顶撞，现在又是枪上膛。
人们想起了那个小猴子的命运。
“住手！”一声大吼从张国焘身后传出。
“总司令！”欧阳毅和许多人叫出了声。
朱德挡在了张国焘的枪口前，严肃说道：“即使有反革命集团罪，欧阳局长也不当杀。
别说这事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样吧，欧阳局长先回去，等事情再查一查后另外单独汇报。”
由于朱德的干预，一场即将发生的悲剧化险为夷，欧阳毅回去了。几天后，那２０多个人也回到了第５兵团各部队中。
欧阳毅从枪口下捡了一条命，而张国焘却把这笔帐暗中又累计在了朱德的名下。
张国焘本来很想借重朱德的威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结果看来却与其愿望相去太远。到了这时，朱德就成了张国焘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
这天晚上，暗淡的酥油灯下，总部的几位领导在吃晚饭。今天的晚饭之所以成了名副其实的“晚”饭，是因为这顿晚饭可说是一顿美餐，炊事员准备起来需要时间。
张国焘吆喝着：“来，先喝酒。”
一桌有鱼有肉的晚餐，在这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只有在张国焘的总部才能摆得出。闻着那诱人的扑鼻香气，许多人未动筷都已暗中吞下了一口口涎水。
朱德、刘伯承等人勉强陪笑：“来，干了这一杯。”但他们各自在心中都猜测着，张国焘特意准备的今天这顿晚饭，肯定又有什么新名堂。
“下一道菜，猪头肉！”张国焘显得有些得意，好像这道菜是他亲手烹制出来的一样。
端上来的是一个川西风味特浓的卤制整猪头，暗红色的肉皮闪亮着光泽，冒着腾腾热气，散发出卤制品特有的五香味。
“动刀子，来，一起杀！”张国焘瞥了朱德一眼。
“好，好，来，动刀子！”朱德“呵呵”地笑着，伸出了刀叉，随割随笑道：“这真得要感谢张总政委，在这人烟都稀少的地方，竟然能搞到这上好的猪头肉，我们真是口福不浅。”
其实，在这时，所有在座的人已经完全明白了张国焘这欺人太甚的含义，在欧阳毅的事上没有得到理，却刁钻地安排这猪头晚餐戏弄和侮辱朱德，以泄私愤，出口气。然而，朱德却以大局为先，忍辱负重，装作毫不知道，让一大块一大块的猪头肉先填饱肚子再说。
“来，杀猪头！”有人一杯酒还没喝下，就开始发酒疯。
“你们看这猪还是个独眼龙哩！”有人故意在杯盏中大惊小怪地喊叫。果然，大家定睛一看，这个猪头的一只眼睛塌陷了下去，肯定是在下锅前被人挖了去。
有人的目光得意地扫向刘伯承。数年前刘伯承在战斗中失去一只眼睛，现在，另一只眼睛因忙于作战指挥熬夜和心中有火，布满了血丝。
“嗬！真是一个独眼龙！”有人借酒起哄，仰视着张国焘的脸色，狗仗人势发狂。
刘伯承手中刚伸向猪头肉的刀子在颤动着，刀尖碰向瓦盆边，发出“铛铛”的撞击声。
张国焘身边几个人的刀子在这一刹那间，都从瓦盆中收回到了胸前，做出了随手刺出的准备。张国焘身后的人也有准备地把短枪拉出了衣兜。
局势可谓是千钧一发，整个饭桌上只有张国焘呆在那里，似乎是无动于衷。此刻他真巴不得能就地来一场血战，把朱德、刘伯承当场除掉，再找几个替死鬼就可了事。
“好哇，那我们不是在吃猪肉，而是在吃龙肉了，那更是大有口福。”朱德好像是饭桌上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割下了半边猪耳朵，放在口中大嚼起来。
桌下，朱德的大手按在了刘伯承的膝盖上，轻轻拍了两下，示意刘伯承一定要冷静。
“来，感谢总政委为我们摆下的今天这桌盛宴，干杯！”朱德提议。
随着朱德的劝酒声，大家的眼睛都重新盯上了那已被朱德、刘伯承吃的剩下为数不多的猪头肉。
刘伯承自始至终没有讲一句话，也敞开肚子只管吃就是了。
张国焘割下猪舌头，用刀尖挑着，吃着，离开了饭桌。
饭后，张国焘把几个心腹召集到一起，埋怨他们不会见机行事。
“你嘱咐我们，他俩一动手我们就动手。可他俩根本没有动手，我们就不好再行动了。”有人抱怨没有找到借口。“这真是个老猪头，看着老实巴交的，其实鬼点子多得很。
这么遭贱他，他竟全然不顾。”有人感到无可奈何。
“这个猪八戒太碍手碍脚了，让他在总部呆下去，什么事都给他搅黄了。许多反革命都在他的包庇下，至今得不到惩处。”有人说道，接着罗列出一大堆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保护而免遭不测的红军干部战士的名字，除上面所说的彭绍辉、欧阳毅和那２０多个第５军团的人外，还有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和在长征路上一直被关押着的廖承志等。廖承志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长子，参加红军后对革命一直忠心耿耿，但张国焘却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准备在长征途中杀害掉，只是鉴于朱德的多次干涉和警告，才未敢下手。
张国焘在思虑着，他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把朱德、刘伯承两个带“总”字头衔的红军统帅排挤出总部，把红军总部真正纳入自己的族长式统治之下。
朱德和刘伯承的如此遭遇，时在陕北的毛泽东虽然不尽全部知道，但对朱、刘两人的人身安全，毛泽东是考虑到了，他在一次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念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我们也都在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和第５、第９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会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也许不需要１年时间，我们会看到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安全归来。”
对于朱德和刘伯承的安全，特别是刘伯承，毛泽东和中央是有过多方面考虑的，但总没有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杨尚昆曾向毛泽东建议，说：“就目前情况看，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动朱总司令。危险的是刘伯承，张国焘可以秘密处死红四方面军的指挥员，对刘伯承同志更会想到灭口。我们是否可以用原四方面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交换刘伯承。”
“万万不行！如果我们提出用某人交换，他张国焘就会很快杀死刘伯承同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刘伯承他们倒是很安全的，我们装作不管不问，张国焘也就不会把刘伯承怎么样。”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推测是正确的，尽管张国焘对朱德和刘伯承恨之如骨，但终出自各种考虑，没有走向极端。
“独眼猪头晚餐”后，朱德和刘伯承的处境更加困难，张国焘见对他们软硬兼施都不起作用，便伺机挑起各种借口，欲置死地而后快。但由于朱德和刘伯承在红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红一方面军留下来的指战员和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人也在关心和保护着他们，张国焘因此很难名正言顺地对朱德和刘伯承采取极端手段，只是变相地尽量把这两人软禁起来。
“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瞧瞧！”张国焘示意手下干将。
“先把猪头割了算了！”
“不！那样影响太大，不好安顿５、９军团的人。”张国焘有所顾虑：“还是从别处动手好。”
“清君侧？”
张国焘没有言语，实际是默许。
第二天，红军总部内首先爆出一条新闻：侦察科长胡底突然在昨晚死亡！
胡底是有着１０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北京中国大学毕业。１９３０年奉命打入国民党情报机关，先后任民智通讯社编辑，长城通讯社社长，经常来往于蒋介石的身边，为中共中央获取了大量重要情报，并保护了中共组织。他到中央苏区后，任红１军团保卫干事，国家保卫局预审科科长、侦察部部长，红军工作执行部部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方司令部特派员，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等职。就是这样一位曾使蒋介石胆颤心惊的情报专家，突然倒在了红军自己的情报部门中。
总部内小道消息频飞，人们在私下议论：“昨天晚饭时我们还在一起吃饭，怎么会突然死亡呢？”
“胡底？是不是那个公开说张主席是军阀，是法西斯的人？”
“就是他。”
“胡底是安徽舒城人，那可是个大侦察英雄，情报专家，蒋介石都杀不了的人。”
“不说了，不说为佳，不说最好。免得引火烧身。”
胡底被张国焘派人秘密毒死了，朱德闻讯后感到非常忧虑，赶快悄悄嘱咐一些对张国烹不满的人：“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
总部第三局是通讯联络局，局长伍云甫在平时就对张国焘存有不满，而通讯联络局长这个位置与胡底的总部侦察科长职务同样是个重要的上通下达要害部门，张国焘的下个目标已经盯上了这里。
朱德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火速把伍云甫找了来，嘱咐道：“这几天你千万要注意安全。不要闹，这个张独裁巴不得你带头闹，使他们轻而易举地找到借口。要注意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斗争又要团结，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独裁者张国焘怎能容得下，被陷害死了。要注意保护自己，保留革命力量。”
“曹里怀同志怎么样了？”
“情况也非常危险！”朱德说：“这些被张国焘抓住把柄的同志，危险性很大，我们要设法保护他们免遭杀害。”
曹里怀原是红５军团参谋长，因为对张国焘有意见，已被削掉兵权，调任红军总部第一局（作战局）局长，张国焘多次有意拉拢曹里怀，但曹里怀都表现得不冷不热。１０月底，曹里怀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忍不住心中的喜悦，把这个消息悄悄告诉了另外两个盼望北上的干部。不料这消息被张国焘的耳目侦探到了，最后查出消息是来自曹里怀。而曹里怀只“供认”这消息是他传出的，却坚决不愿再株连别人，始终没有说出这消息来源于机要科。张国焘只好把曹里怀以“泄露军事机密，扰乱军心罪”暂时关押起来，准备从中清查更大的后台。
紧急军事会议上，张国焘宣布要对“严重泄露军事机密”的曹里怀严加惩处，言下之意就是公开判处死刑。“我坚决不同意！”朱德霍地站立起来：“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话，你安他个反革命的罪名，他够不上。他这个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充足的理由非要置他于死地？”
“他泄露军事机密！”
“军事机密？红军打蒋介石的胜利捷报也是机密？笑话！我们还恨不能让这胜利的消息传遍全中国，传向全世界呢！”
朱德的话说得张国焘无言。
“反正他是违反了纪律，要关他的禁闭。”张国焘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要下来。
朱德松了口气，当务之急是他张国焘不开杀戒就好。
“这个老猪头和独眼龙碍手碍脚的，不能让他们再在总部，支到一边去算了。”又有人向张国焘建议。
这也是张国焘正在思考的问题。
“一前一后怎么样，把他们两个分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这个主意不错。对，把老家伙弄到最前沿去，他不是愿意带兵打仗吗？就成全他，满足他的要求。”张国焘很得意这个一前一后“安置方案”。
“还是张主席英明，这也正是三十六计第三计啊！”
张国焘没有言语，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作为政治家就得做到“干了的绝对不能说，说了的绝对不能做”。
果然，“安置方案”很快就下达了，朱德被通知派到前方部队；刘伯承接到通知，被调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实际上是解除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
临行前，刘伯承悄悄对朱德说：“总司令，多多保重。看样子，我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现在情况很严重了，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还要放血祭奠他们第二中央的旗帜。”
朱德紧紧握着刘伯承的手，声音也很低沉，但异常地坚定，他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是非常不利的。我们一定要忍耐，如果不能忍耐，就不能取得在四方面军中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的干部了。伯承同志，你要多多注意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张国焘走了过来，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别的原因也向朱德和刘伯承话别。
刘伯承翻身上了马，向着朱德叮嘱道：“总司令多保重，天气变化大呀，何况是高原的天气！”
朱德挥手致意，他明白刘伯承的话中话。
远处站了许多人，向这边眺望，有人在啜泣，有人在低吟：“来时草正青，忽尔遍地金！朔风时怒孔，银霜更加身。夜月照雪地，牧马五更惊！草木本弱质，何能胜此任？憔悴形于色，精髓取之尽，何时甘露降，青上更加青！”
朱德加入进南行的队列。南下红军的步伐加快了。
道路两旁张贴了许多标语口号：“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右倾逃跑主义！”
“打回老家去！”
“把红旗插到成都！”
许多红军战士不明上层斗争的真相，也只好随大部队一起踏上南返的艰辛路程。那些从参加红军就是为了寻找救星——“朱毛”的战士，在这时有的在自言自语：“朱总司令还在，我就跟着走。”
“朱、毛分家，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有些不明党内斗争真情的红军战士这样说。
队伍中响起了《为成都而战》的歌声，他们盼望着到了成都就有大米吃。看来尽管雪山皎洁，草地翠绿，但并没有多少人喜欢雪山草地。
朱德来到前线部队指挥所，有了与广大指战员接触的机会，心情更加开阔了。一些原红一方面军的指战员听说朱德到了前线后，也先后来看望朱德，述说自己心中的委屈。随左路军行动的第５、第９军团的指战员，在这时怨气甚大，有的提出：“我们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有人说：“张国焘要拦我们，我们就同他拚了！”
“不能意气用事，我们是红军队伍，不是军阀部队。要小心忍耐，不要灰心，要好好地干，是非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朱德循循善诱地开导红５军团的指战员：“要顾全大局，张国焘另立中央，是有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但是，我们同他斗争，要掌握正确的斗争方针和策略。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但要有正确的斗争方法，讲革命，讲团结。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都是好的，是革命的，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们有许多优点，英勇善战，吃苦耐劳，你们应该很好地向他们学习。你们５军团能攻善守，勇敢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所以，同志们要注意和他们搞好团结，不能上少数人破坏团结的当。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事业的胜利。”
朱德还利用各种机会来到红四方面军连队中，与战士们谈心交心，多说鼓励的话，讲得最多的也是红四方面军作战中的长处。广大指战员由衷尊重这位总司令，连过去那些曾经侮辱过朱德的人也逐渐改变了态度。
张国焘的耳目把朱德的言论传回到总部。张国焘闻言表情平淡，说：“那是可以的，还行。他到哪里都是在讲团结，这对我们也有好处。就让他呆在前沿阵地吧，有仗打时就让他先上，他对付四川军阀是有办法的。有什么情况就赶紧向我报告。”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两个方面军分裂才１个月，许多问题已露端倪。南下的红军队列中，有不少人是白天面向南方大步进军，月夜下却是翻转身来仰视北斗，既有陈伯钧的静夜泪思，也有李伯钊的祈盼和祷告。
第二十二回 大将军横刀吴起镇 毛泽东立马象鼻湾同一个月夜下，１０月１８日，就在草原上的陈伯钧静思泪下的这天，陕北高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县与定边县交界的铁边城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与陕甘红军会师和巩固扩大陕甘苏区等问题。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陕北根据地了，明天到达吴起镇。”毛泽东说。
会场上热闹非凡。周恩来招呼大家：“请注意听主席继续讲话。好消息还在后头呢！”
“入陕作战方针主要在西边打蒋。我们需要了解陕甘红军及苏区情况，我们可以与他们联系见面，确定我们的方针。”毛泽东说道：“到保安，如无特别敌情，把保安变为苏区。
现决定在保安暂停，如敌情许可，可把部队放在吴起镇、靖边，派负责人到苏区去。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一‘围剿’。要扩大红军，整顿部队，提高干部素质和部队战斗力，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
人逢喜事精神爽，当就要进入陕北根据地的消息迅速在中央红军部队传开后，一个个衣衫褴褛的指战员容光焕发，喜泪长流。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很快，中央红军踏入了陕北的厚土。当指战员们看到墙壁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大标语时，许多人扑到墙上放声大哭。从离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以来，他们几乎没有再见过这样熟悉的大标语。
一首“信天游”把大家的心思引向更远处：“山羊绵羊五花羊，哥哥随了共产党……”
牧羊人见到这些头顶红五星、衣衫破烂的军人，关心地问道：“同志，你们这是从哪哒来呀？”这时，许多南方籍的红军战士虽然还不明白“哪哒”是什么意思，但那一声甜甜的“同志”，足使大家的眼睛再次湿润了。
“真是到家了！”
“我们到家了！”
１０月１９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名城吴起镇。
中央红军一进吴起镇，就看到一间窑洞的门口挂着：“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许多人激动地热泪横流，跑上去紧紧拥抱这块木牌，欢呼着：“苏维埃啊苏维埃！你这久违了的亲切名字，有多少战友在白皑皑的雪山上，在苍莽莽的草地里，喊着你的名字死去！”
“我们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了！”
大鼻子李德骑着他的察哈尔矮种马随红军进入吴起镇，他是唯一一个走完长征全程的西方人。他这个不了解中国人民，不熟悉中国的历史、地理和传统，甚至连中国５０多个民族中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不懂的外国人，却欲在中国这场巨大的革命风暴中扮演出谋划策的角色，但他无疑是不称职的，结果是迢迢长征路终把他筛落到了一个观察员的位置。４年后，他在莫斯科的电召下，回到西方。
长征以来，红军指战员们做梦都想找一个落脚点，现在总算有了一个安身之地。各部队开始把伤兵安置在后方，长征以来的这个大问题现在迎刃而解。
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宿营地的下午，天气晴朗，他们走上街头，当看到镇中墙壁上写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口号，非常高兴。
“这里什么时候住过红军？”毛泽东问当地的一位老百姓。
“８月份。”
“刚过去１个多月呀！那我们离他们不远了。”毛泽东兴奋异常，转身对周恩来说道：“恩来，后面的敌人，不能让它再跟着我们了。把蒋介石的追兵一直带进陕北苏区，这不好。那样对我们就不利了，我们会时时处于被动，这不行！我们要拒‘客’于门前，把这条尾巴斩断在陕北根据地之外。”“把敌人带进陕北根据地，确实不好。”周恩来应声作答。
“把它打退！”站立在一边的聂荣臻说。
“对，要想办法打它一下。”林彪表示了打的决心。
“荣臻同志先到前面去看看情况，看看我们能打赢的把握究竟有多大，视情况再决定我们采取如何打法。”毛泽东当即作准备部署。
这时，宁夏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和国民党军毛炳文的骑兵又跟了上来，紧追在红军的后边不放。林彪形容说：“我放个屁，他们都能马上闻到。”一些行军掉队的红军战士惨遭敌骑兵的杀害。红军第１纵队节节抗击着敌骑兵的进攻，掩护大部队的北进。
因此，毛泽东断然决定要打一大仗，首先把尾随的敌骑兵打掉。
决心下定，毛泽东开始考虑用将，他由此想起往常打大仗之前与之并肩战斗的朱德。可朱德是一时来不了吴起镇的，于是，毛泽东想起了彭德怀，立刻发电报要求彭德怀迅速赶到吴起镇商讨作战计划，第２、第３纵队交第３纵队纵队长叶剑英和政委邓发统一指挥。
傍晚时分，聂荣臻一身尘土地回来了，急忙向毛泽东汇报，说：“我看我们完全可以出击。敌人的骑兵也就是２０００人，别看他们在马上气势汹汹，真正打起来，就不行了。他们一定要下马和我们作战，还要招呼马匹，战斗力就会下降。”“准备打，老彭明天早晨就到这里，我们再商量一下。”毛泽东说。
次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左权等人站立在吴起镇庙台上，向红军陕甘支队指战员下达作战命令。毛泽东亲自作战斗动员报告。
彭德怀的话最少，简单明了的如一句口号，他说：“我什么也不多说了。任务就是打击追敌，不把敌人带进根据地！”
“打击追敌，不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响亮的口号声传遍会场内外。
“那好，我们明天早晨就出击！”毛泽东下达命令。１０月２１日，红军陕甘支队在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下，第２纵队在左翼，第１纵队在正面，向正迂回吴起镇的国民党军第３５师骑兵团的２０００多骑兵出击。
情况正如聂荣臻估计的那样，气势汹汹的国民党骑兵遇上红军的排枪，冲在前面的“扑扑通通”迎头落地，后面的骑兵哪还敢再在马背上骑着，赶紧下马提枪作战。这一手提枪，一手牵马的攻击行动，显然很难协调。没几个回合，国民党骑兵就伤亡惨重。
“上马向前冲，不要下马！”国民党军骑兵团长在后面督战。
马刀闪耀，尘土飞扬，又一个波次的骑兵冲击如狂风骤起，席卷而来。
“打！”红军阵地上的所有火力一起开火。几秒钟前的一片马嘶人叫，刹那间变为阵地前的一片人仰马翻。
两军交火的距离太近了，骑兵的速度不同于步兵，没有落马的国民党军骑兵眨眼间就飞马进入红军的战壕。这样的紧急情况虽然不多，但红军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２大队大队长李英华等４０多人在战斗中牺牲。
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他沉静地命令各部队采用刺猬的御敌战术，注意形成“球形”阵地，而不能用“线式”阵法对付骑兵。彭德怀的这一招很灵，冲杀而来的国民党军骑兵一碰上红军的如此阵法，没有跑上几个来回，就被四面飞来的弹雨所击中。
仅用半天时间，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骑兵２０００余人全部被打垮，中央红军取得了长征中粉碎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最后一仗的胜利。
毛泽东得到吴起镇大捷的报告后，非常高兴，连连说道：“好哇！我们的彭大将军，又立了一大功！”他信手铺开纸张，即兴写下《给彭德怀同志》六言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过讲了，过讲了。”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的赠诗后却感到很不自然，他把最后４个字改成“英勇红军”，又退还给毛泽东。
毛泽东不胜欣喜：“如此改诗，更显大将风度。英勇红军必无敌于天下！”
吴起镇战斗的胜利，中央红军缓解了整天被国民党军追击的危机，中共中央得以有时间坐下来认真地研究在陕北立住脚的大问题。１０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吴起镇召开，毛泽东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并作结论。他在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３省是发展的主要区域，我们现在以吴起镇为中心，第一阶段向西，以后向南，在黄河结冰后可向东发展。结束１年长途行军，开始新的有后方的运动战。我认为，提高战斗力，扩大红军，解决物资，这３大问题，是目前部队的中心工作。”
吴起镇会议，批准了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为此，毛泽东一定预感到长征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无与取代的历史地位，他在当时多次召开和出席各种会议，对伟大的长征进行初步总结。
１０月２５日，毛泽东出席陕甘支队在吴起镇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庄严宣布：“中央红军现在已经胜利到达目的地。
一年来的奋斗能取得如此成绩，并获得粉碎敌人新的‘围剿’的各项条件，这主要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目前，革命形势已发展到拂晓，红军将如日东升，蓬勃发展。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军事、政治教育，争取群众，扩大红军，改善生活，充实被服。”
团以上干部会议后两天，毛泽东又在吴起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指出：“长征到此结束了，部队严重减员。但是，我们的队伍虽小，可它是将来发展的基础。我们目前的主要作战方向在南边，要先将国民党第５７军军长董英斌的两个师消灭。红２５、２６军在甘泉、富县集中配合作战，如能再对国民党第１７路军总指挥杨虎城、第３８军军长孙蔚如部由南城开渭水的一路继续给以打击，能打两个胜仗，即可打破敌人的‘围剿’。我们一定要在严冬前打破敌人的‘围剿’。”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常委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工作。１０月２９日，以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发布《告红２５、２６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２５军和红２６军会合，这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
次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率领陕甘支队离开吴起镇，向下寺湾前进。
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于１１月２日进抵甘泉县下寺湾地区。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下寺湾召开常委会，会议听取了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领导人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此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红１５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等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杀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不久，中共中央派代表去瓦窑堡帮助陕甘晋省委纠正错误，将刘志丹等大批干部释放出狱，予以平反，恢复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名义发布通令，宣布：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兹委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聂洪钧、林彪、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９人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发布第１号命令，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１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红１５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红一方面军番号的恢复，标志着中央红军的力量又开始由波谷向波峰回升，这使毛泽东感到无比欣慰。
在这即将取得长征最后胜利的时刻，毛泽东站立在中国最大山脉昆仑山脉北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国民党南京政府卖国妥协及帝国主义列强蓄意加紧发动世界大战的国际国内风云变幻的形势，心情激荡，一首《念奴娇·昆仑》词在他的胸中酝酿成。
朔风中，马背上的毛泽东对着莽莽昆仑昂首吟唱：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遭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此时此刻，“倚天抽宝剑”的毛泽东回首万里长征路，感慨万千。
１１月５日，中央红军到达甘泉以南的象鼻子湾，思绪澎湃的毛泽东立住马头，通知随行部队，他有话不得不讲。
以无比气概“谓昆仑”的毛泽东，立马挥手“说长征”：“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中央红军走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二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长征。现在，我们完成了伟大的远征。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呀！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
莽原劲风鼓起猎猎战旗作耳，浩荡群山列阵入红军的队伍肃然静听。毛泽东的讲话声震环宇：“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只有我们红军才有这个气魄，才有这个决心。敌人总是想消灭我们，可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苦是苦，可作用大。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布红军是英雄好汉，蒋介石反动派是没有用的；长征是宣传队，它向１１个省的广大老百姓宣传了共产党、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的解放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红军在１１个省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将来一定会开花，结果！长征将永载史册！”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词汇概念。
热烈的鼓掌声如潮涌浪啸，几次把毛泽东的话打断。
毛泽东挥动着他那有力的大手，继续讲道：“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８万人，现在只剩不到１万人。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和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今后，我们要和陕北红军、陕北人民团结一致，要作团结的模范，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长征万岁！长征万万岁！”举枪如林的红军指战员高呼胜利口号，他们每个人为走过万里长征路而自豪。
他们值得骄傲和自豪，请看这么一组统计数据吧！从瑞金算起，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总共走了３６８天；征途全长１．３６万公里，即２．７２万华里，这即是史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几乎每天就有１次遭遇战；有１５天整天都在打大战、恶战；有２３５天在行军；有１８天是在夜间行军；仅有４４天是在休息；平均走１８２公里才休息一次；日平均行军３７公里。
共翻越老山界、五岭、夹金山、六盘山等１８座大山，其中５座终年积雪；渡过了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２４条河流；突破了１０道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的封锁线；占领过６２座城市；通过了６个少数民族地区；走过了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等１１个省区。
中央红军长征以陕北为终点，到此即将胜利结束。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７日，毛泽东在道佐铺江１５军团部会见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人，共同商讨会师后的第一个作战行动，这即是马上打响的“长征奠基礼之战”——直罗镇战役。
毛泽东对徐海东等人讲：“有句古诗说的好，‘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我们红军打到哪里，根据地就应发展到哪里。红军现在到了陕北，根据地就建立在陕北。”
毛泽东用“落霞与孤鹜”、“秋水共长天”的词语，精辟地说明了开创革命根据地与发展红军的密切联系。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经费非常困难。毛泽东派人到刚刚由红２５军改编的红１５军团来，要借２５００元钱。徐海东把供给部长和财务科长找了来，问道：“我们还有多少家底？”“７０００元。干什么？”供给部长答问。这时，红１５军团的生活也相当苦，每人每天只有几分钱的菜金。这些钱可是他们长期积攒起来的家底，也是全军团各种费用的全部资金。
“我们来到陕北比中央红军早，人地熟悉些。中央红军刚到，困难要比我们大得多，特别是经费异常困难。我们要勒紧裤腰带，多为中央红军解决困难。这样吧，我们那点家底，留下２０００元，其余的５０００元全部送给中央。”徐海东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指示。
徐海东的言行与张国焘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听说此事后，非常高兴，指示中央红军派出专人到红１５军团表示感谢。
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兴奋地说：“这真是雪中送炭啊！”
在象鼻子湾，中共中央于１１月９日召开全军干部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人都先后到达会场。兴高采烈的毛泽东挥动着双手，对台下欢呼的干部们高声喊道：“同志们，辛苦了！”
整个会场上一片欢呼声。
毛泽东面对长征路上生死与共的战友，没有开口前对着台下深深鞠了３个躬，他很动感情地作了精彩的讲话，实际上他是对红军１年来战略大转移作了一次精辟的总结。
毛泽东讲到了江西鼎盛时期的“朱毛红军”，讲到了５个月前夹金山下的红一、四方面军大会师，１０万红军之众是何等的气派。由此，他也讲到了中央红军的现在，讲到了朱德，说起了张国焘，再次断言“南下是没出路的”。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毛泽东诵词忆往，惦念着：此时的红四方面军８万之众又怎么样了呢？朱德总司令呢？还有张国焘，这个提起令人头痛的红军总政委？
六盘山之南，大草地之南，就在毛泽东率部胜利到达吴起镇内、彭大将军横刀立马吴起镇外的中间一天，１０月２０日，南下的红军总部发布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总的战役方针是以主力夺取天全、芦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一带为根据地，彻底消灭国民党川军杨森、刘文辉部，击败刘湘，邓锡侯部的增援。
南下红军分３路纵队进击：以第４军、第３２军组成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汉源、荣经方向警戒；以第３０军、第３１军之第９３师、第９军之第２５师组成中纵队，进占宝兴、芦山后，向名山、雅安地区出击；以第９军之第２７师为左纵队，东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并以一部负责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地区。除此之外，以第５军团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以第３３军为左支队，驻守马塘、两河口地区，相机威胁理县，并占领威州。
朱德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与川军打过交道，对军阀部队的作战特点，了如指掌。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进行中，他仔细地研究敌情、地形和战况，总结经验，作出战略上的指导，对各级指挥员说：“川军向来欺软怕硬，惯打滑头仗，我们不打则已，要打就抓住打，狠狠地打。各级指挥员要讲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去换取大的胜利。”
１０月２４日，红军迅速翻过夹金山，发起凌厉的攻势。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即攻克宝兴、金汤、天全等地，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龙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广大地区，击溃川军共１７个旅近７万人，其中毙俘敌１万余人，击落敌机１架，造成了进可横扫川西平原的态势。
“天芦名雅邛大战役”初步获胜后，南下的红军稍微有了一点喘息的机会。但在战局打开后，红军是向东进击川西平原，还是向西攻取康定、泸定，红军总部领导人的意见很不一致。张国焘提议：下一步的行动应该是向西发展，重点夺取康定、泸定，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徐向前和陈昌浩则认为：应该向东发展，在天全、芦山一带与敌决战，这一地区的粮食和人口较多，便于红军的补充和发展，并且能在取胜后继续向川西平原发展。朱德和刘伯承出于各种原因，在坚持政治上的原则性同时，对军事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相统一，表示对现时的作战指挥不予干预，只要红军能够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就是最好的决策。
陈昌浩和徐向前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不同看法，１１月７日，致电张国焘，陈述对下一步进军方向的意见，认为：如果马上进入西康，补给则更困难，减员更大，力量分散，天气极冷。目前，应仍在此寻机歼敌，先打开左翼局势，然后配合第４军夹击天全。此地决战得手后，则或东出或西进均易于行动，而西进只是万不得已时的一条后退之路。
张国焘接电后，权衡利弊，便再没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此，徐向前和陈昌浩立即率领部队开始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
作为总司令的朱德此时思想很矛盾，他对红军总部的争吵始终不便很明确地表示自己的意见。他站立在绵延起伏的峻岭上，向东远眺，那里是著名的天府之国中心成都平原，再远一点就是他的家乡仪陇了。
“前途还难卜哟！”朱德对身边因打了胜仗而兴高采烈的参谋人员告诫说。
在这一时期，朱德先后撰写了１０多篇关于作战的文章，如《绥崇丹懋战役中我左支队２７师两河口、抚边、达维、夹金山、日隆关、巴郎山一带战斗经过及其模范教训》、《绥崇丹懋天芦战役山地河川及隘路攻击之注意》、《康泸天芦名雅邛大战役中战术上应注意之点》、《青龙场的战斗是天芦战役中的模范战例》、《天芦战役中追击之模范与不追击之失败》、《雪山老林的战斗》、《搜获俘虏之疏忽》、《对防空应注意之点》等。
张国焘看到这些文章后，心中很是有些醋意，说：“论军事指挥，还是总司令高明。没有想到的是，总司令的作战理论还是一套一套的。把他弄到第一线，他反而是如鱼得水，写出了这么一大堆研究文章来。”
“把他弄回来监视起来算了。”有人建议。
“还是让他在前面打吧，不打胜仗，大家都不能活。”张国焘算是说了句老实话。
“让他长期与部队搅在一起，总不是个好办法，会出事的。”仍有人为张国焘出谋划策。
“成都指日可待，从长计议才是上策。”张国焘打起了另外的算盘。
１１月１２日，红军占领芦山县城后，脑袋时冷时热的张国焘又趾高气扬起来。
“怎么样？事实说明南下是胜利之途，毛泽东的预言完全是胡扯！”进入芦山县城的张国焘得意洋洋地说。他立即致电红１、３军团和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夸大南下所取得的战役上的胜利，电报称：“这一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
本来坚持西进康定的张国焘看到眼前的胜利，也改变了初衷，对向东打成都变得异常积极。
因此，红军在占领天全、芦山后，没有半天的休整和停顿，又迅速向名山、邛崃进击。
部队的士气也很高昂，一路都是军歌嘹亮：“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反对右倾逃跑，我们要进攻。”
南下的红军距离川西平原越来越近，也的确吃了几天大米。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很快盯上了这里。“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渐渐证明若实现是何等的艰难，即使付出巨大牺牲也难以如人心愿。
１１月１３日，也就是张国焘给毛泽东发出“胜利打开了川西门户”电报的第二天，真正的川西平原“敲门”之战——百丈关大战，方才揭开大幕。
第二十三回 川军死守成都大门 百团混战百丈大关１３日，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中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但这一天对张国焘来说，不应是个寻常的日期，百丈关大战在这天全线打响，也许由此注定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为此他刻骨铭心记了一辈子。时光转过４０余年，他移居加拿大后即曾对西方社会尤为忌讳的这个“１３”数字痛恨地顿足捶首。
“如果红军在百丈关大战获胜，成都是必得无疑。”张国焘作过这样的推论。熟悉川西地理兵志的兵家早就作过如是说。
“那么，拥重兵坐镇天府之国首府成都的张国焘的结局又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后人不能不对那段历史作一番深思和测想，推论肯定会是多样的。
然而，历史是不能够假设的。张国焘终于没有能够在川西成都建立起毛泽东式的陕北延安，新中国属于毛泽东，历史在百丈关前拐了个大弯。
话说红军在天全、芦山取胜后，即直趋川西平原而来。国民党川军总司令刘湘最精锐的郭勋祺第１４４师、杨国桢第１４７师被红军打得稀里哗啦，溃退向川西平原。成都这个川中政治、经济中心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始终坚信“得四川就可控中国，稳巴蜀就可平天下”的蒋介石在重庆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他唯恐如果红军进入川西平原后，成都难保，急忙飞到成都亲自督阵。
“娘希匹！不是说川军很能打吗？吹牛！”蒋介石骂人了。
“大家一定要同舟共济，誓死保卫成都平原！”刘湘向四川大小军阀发出紧急号令。整个川西的地主豪绅也都万分震惊，感到危机存亡迫在眉睫，决心倾全力保住各霸一方的统治地位和既得利益。
蒋介石命令中央军薛岳部的两个军由南向北推进立即加入战斗，川军主力必须倾全力在川西平原组成防御阵线。刘湘急调唐式遵第２１军、王瓒绪第４４军、范绍增第１４６师等部队到川西一线，命令赶赴西昌途径名山的四川边防军总司令李家钰所率４个混成旅，停止前进就地布防。时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兵力，在红军进攻的名山、邛崃一线已经集结了多达８０多个团，计２０多万人。一些当地的地主、土匪、袍哥武装在刘湘的号令和组织下，为了自身利益的驱使，也组成民团队伍，抗击红军进入成都平原。
刘湘见蒋介石到了成都，他也就不好再在城中呆下去了，只好大着胆子赶到邛崃县城督战。他的眼睛死盯着一张挂满墙的川西地图，目光停留在邛崃县城以南仅３０公里的百丈关。
“就把赌注押在这里！”刘湘下了最大决心。
百丈关，西北倚莲花、天台二山，东南靠总岗山脉，西南屏自古陈兵之地的金鸡关。就在这西北、东南山脉的夹沟中，岷江支流临溪河即发源于百丈关西南方圆不到１０公里的群山中，向东北方向流去。沟底临溪河西北侧，一条公路蜿蜒于其间，百丈关就位于公路隘口上。这条公路是由雅安、名山通往邛崃、成都的必经之路，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里仍是川藏公路的咽喉地段。
如果从空中鸟瞰这川西盆沿，邛崃至百丈关一带狭长的地形恰似一个巨人的右脚印窝。
邛崃是“脚跟”，百丈关就是“大脚拇指”，与百丈关相邻斜向西北的月儿山、夹关、三角堰、天车坡，就分别依次是这巨脚的各个脚拇指。这个长达３０多公里，宽１０多公里的脚印窝，使人联想到造物主从成都到西藏即将踏出川西盆地时踌躇的一瞬间：他的背后是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面前是险峻的康藏高原，一个深浅有度的脚印，就这样形成了如今百丈关至邛崃一带的特殊地形地貌。
从百丈关到邛崃这段公路呈西南、东北走向，公路两侧５公里左右基本上都是小丘陵地区，海拔多在６００米左右，近公路旁多为耕地，沟渠交错，岗坪纵横。当年红军在这里鏖战时，正值初冬，这里的田地绝大多数刚种上小春作物，仅有少数的冬水田。这一带由于地势开阔，无险可守。红军就在这样一片方圆１０多公里的“脚拇指”弧形地段上，由各个“脚拇指”分路展开进攻，与四川各路军阀进行了一次殊死恶战。史载的百丈关大战，即主要指的是这一排“脚拇指”百丈关到月儿山、天车坡一带纵横数十公里的激烈争夺战，其次是从百丈关沿公路向东北到治安场近１０公里一线的争夺战。“大脚拇指甲盖”上的百丈关是主战场。
“坚决把共匪堵在百丈关外！”国民党军大员顾祝同拍打着地图召开紧急作战会议。他们明白，如果红军上了“脚背”，“脚跟”邛崃也就随之晃动，红军兵锋就可长驱直入“膝盖”成都，一旦时机成熟就可折断国民党政府的一条腿。
在蒋介石、刘湘的督战下，国民党中央军、川军像洪水泄入这个“脚窝”。布防在最前沿各个“脚拇指”百丈关、夹关、天车坡弧形线上的国民党守军，是川军李家钰部的４个混成旅，共１２个团。并在沿公路两侧的顺“大脚拇指”向北的大坡顶、关斗山、燕子沟、栖霞寺、曹公庙、挖断山、熊店子、胥冲头、鳝鱼桥、黑竹关等地，修筑了道道碉堡封锁线。
与此同时，漫山遍野的红军高唱着“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的战歌，挺举着树林般的大刀，排山倒海正向这“脚掌”一路砍杀而来。
红军综合各个方面的敌情，兵分南、北两线：由芦山以北７０余公里的盐井、大川向东进击的红军为北线，直攻“脚跟”邛崃县城；由芦山以东２０余公里的名山地区向北进击的红军为南线，直攻“脚拇指”，然后北指邛崃。南北两线红军２０多个团如一把大铁钳，把第一个钳击目标夹向了“脚脖跟”。
南线红军鉴于川军李家钰部在名山以北的弧形配置阵势，认为立即进攻百丈关的时机还没有成熟，由此决定先打天车坡、夹关之李家钰部，从“小脚拇指”逐个斩起，再砍下“大脚拇指”。因此，在大战的第一天，南线红军又兵分３路：以第３０军８８师为左翼；以第９军２５师为中路；并出奇兵以第３０军９３师为右翼，沿总岗山向蒲江县挺进，直插川军李家钰的指挥部，腰击“脚掌”内侧。
各路红军在准备就绪后，迅速向川军发起全线冲击。
南线红军左翼以第３０军８８师２６４团为先头团，直取“小脚拇指”。于１１月１３日从五家口（今上里乡）向百丈关西北的邛崃县境太和场、夹关发起进攻。防守从天车坡、三角堰（今天台乡）到夹关这一线长达１０公里的川军，是李家钰第１混成旅李青廷部戴松如、李克源团和第５混成旅的吴长林团。该旅以戴松如团防守三角堰，李克源团防守夹关，吴长林团为预备队。戴松如团以１个营防守天车坡，１个营防守三角堰，１个营为预备队。
红军赶到夹关，连夜向三角堰发起进攻，先解决了戴松如团的预备营，又迅速将防守三角堰的１个营击溃。当晚，红２６４团在农民向导的引路下，走丛林小道，向据守在天车坡（海拔８４１米，是附近最高山头）上的川军发起突然袭击，歼灭戴松如团一个营，截下“小脚拇指”。红军乘胜夜攻，再击溃戴团守二道桥的另一个营。戴松如率残部仓皇逃窜。红军一路追击，随即再攻驻守夹关的李克源团，李团溃败。
红军占领夹关后，乘胜追击，向驻守观音场、廖场一带的川军猛攻。川军旅长李青廷连忙命令预备队吴长林团掩护退却。１４日拂晓，吴长林团经夹关东北５公里的王店邓锡侯部刘乃铸旅阵地左侧向南撤退。李青廷旅残部在刘旅的支援掩护下，方摆脱红军的跟踪追击，败退到邛崃以南大塘铺一线。夹关一线战斗，红军毙伤俘川军李青廷旅８００余人，缴获步枪３０余支，机枪２挺。红军伤亡４０余人。
南线红军中路部队红２５师由中峰镇及其以北的朱场、赵营一带为出发阵地，向北面的夹关挺进。与川军刘乃铸旅展开激战，将刘旅击溃，然后进击到达观音场附近，汇合左翼红军向百丈关攻击前进。继而与数倍于红军之川军大战“中脚拇指”观音场等方圆数公里的山岗丛林地带。南线中路、左翼红军汇合打退百丈关左侧李家钰部后，于当日下午在一颗印村农民张德昌的带路下，经中坡到达百丈关以西仅７００余米的朱坝，午夜，开始向百丈关附近川军发起进攻。
南线红军右翼部队第９３师这支奇兵，担负出击“脚掌”内侧腰部的任务，他们从百丈关东南的蒙山进入青江堰沿总岗山麓向蒲江县挺进，长驱直入２０余公里，直捣川军将领李家钰的指挥部。红军一路斩关夺隘，进展顺利。１１月１４日中午，当进击到蒲江县大兴场时，即与李家钰指挥部的警卫部队接火，战斗打得比较顺手。但就在这时，突然有紧急情报传来：刘湘在百丈关西北一带埋伏有１０多个旅的重兵，企图诱使红军进入包围圈，然后截断退路攻击之。于是，红军南线右翼部队未能按照原计划直插纵深，反而退出蒲江方向的战斗，其主力从大兴场向西直插百丈至邛崃公路上的要镇治安场，参加百丈关附近的战斗，其余部队沿来路返回。在返回的途中，又派出了一支部队从太平场、天宫庙进入百丈，增援攻打百丈关的红军。
南线右翼红军作为由南进击川西平原的主力部队和一支奇兵，如此分兵未能按原定计划向纵深发展，失去了本来作为奇兵使用的本意，没有达成预定的战役效果，其战果也远不如另外两路部队。事后证明，右翼部队因情报有误撤军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一步错棋。如果该部红军按预定战役方案直插川军纵深，川军在蒲江、邛崃一线的指挥体制很快就会被打乱，前线的川军在被断了后退之路后也就不可能顽抗到底，就会忙于救驾邛崃，回守成都，百丈关一带防线就会不攻自破。
然而，一纸假情报胜过２０个旅。南线右翼红军主力主动由南到百丈关和北至邛崃县城距离几乎相等的大兴场后撤了。
川军解除了“脚掌”内侧腰部的威胁，开始集中所有战斗部队向“大脚拇指”上用力。
将“剿匪”总部设在邛崃县城的刘湘，目不眨眼地紧密注视着南面战事的发展。就在这时，北线红军出奇兵突然在邛崃西面发起猛烈攻势，相继打退了刘湘各部的阻击，占领油榨沱、水口场，先头部队已经抵达白鹤山，此地距离邛崃县城仅有３公里。过了邛崃，一马平川，成都即已无险可守。
成都告急，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地方军阀神惊色变。
刘湘慌了手脚，连呼：“快采取应急措施！不要让共匪截断了桑园联络线。”桑园镇在邛崃县城以北１０公里处，是邛崃经大邑通往成都的要道重镇。
邛崃县城内，官绅们纷纷收拾细软外逃。刘湘飞调成都附近各旅救援邛崃，在急电中已是语无伦次：“前方已成混乱，你旅赶赴桑园镇布防务。”国民党军大员顾祝同、薛岳等在蒋介石的训斥下，也火速赶到邛崃，筹划布防紧急提案。
心情紧张到极点的刘湘为了搬救兵，特把四川省府秘书长邓汉祥急电召到邛崃县城，说：“军情紧急，我手边部队已经用光，你赶快回去组织力量守成都。”也就是说，刘湘已经做了弃守邛崃，败退成都再固守的打算。
可是，南下以来作战一路告捷的红军，对国民党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显然估计不足，加之求胜心切，在硬碰硬后就感到有些后劲不够了。北线红军在几个回合打下来后，也就失去了再进攻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拚命抵抗下，北路红军没有能攻下邛崃县城，遂沿原路后撤。
川军在邛崃之南大兴场摆脱了“脚掌”内侧脚腰部的危境，现又解除了邛崃之西红军对“脚跟”的威胁，由此得以集中战斗部队向“大脚拇指”上使用全部兵力。
百丈关一线战斗越打越激烈，规模越打越大。２０余团的红军勇战８０余团的川军，如此一场有１００余团兵力参加的大混战在名山与邛崃一线全面展开。
１１月１４日，汇集到一起的南线左翼和中路红军各部发扬夜战、近战特长，顺利占领百丈关西北附近的观音场、张店子等地。据俘虏供称，溃败中的川军模范师和教导师的残部，正退到百丈关以北５公里的鹤林场、黑竹一线。红２５师指挥员立即命令第７４团、第７５团分两路向黑竹方向追击。
红７４团走公路左侧，于当日中午占领月儿山，与川军唐明昭旅对峙至黄昏，将唐旅击溃，逼近鹤林场。
红７５团沿公路追击，以刀山火海也挡不住的英雄气概，冒着激烈的炮火，向川军百丈关东北两公里的挖断山阵地发起猛烈冲击。挖断山说是山，其实更像一座土岭。红军到来前，这里由川军李家钰部的１个团防守，以纵深的碉堡和前沿机枪阵地骑公路构成了强大的火力网。为了吸引住川军的火力，红军用机枪火力封锁川军碉堡眼，在路西侧丛林中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川军阵地，转移其视线，掩护由３人组成的多个战斗小组分头向川军阵地发起冲击。
红军很快攻上川军机枪阵地，频频扔出手榴弹，消灭了碉堡中的敌人。溃敌向挖断山之北３公里的鳝鱼桥逃窜。红军于当日中午占领挖断山，然后跟踪追击，一鼓作气，连续冲垮了川军李家钰、潘文华部鳝鱼桥至黑竹关一线的数道碉堡封锁线，两小时后再占黑竹关。
李家钰为了保存实力，放弃百丈关以北阵地，率所部向蒲江方向撤退。
下午２时过，正当左翼、中路红军继续向前推进到治安场，直逼甘溪铺时，忽然得到与红军右翼部队同样的情报：刘湘在百丈关西北一带的张坝、月儿山等处数十公里的山岗上，埋伏了１０多个旅，企图乘红军主力立足未稳之际，发起全线反击，以配合名山之川军包抄红军。在此情况下，左翼和中路红军立即停止前进，由治安场回师５公里返抵黑竹关，准备夜袭敌人。
得之不易的从治安场到黑竹关这段公路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红军指挥员在事后方明白，若再夺回并巩固住这段公路两侧的阵地已是异常困难。
红军刚向后撤，川军师长郭勋祺即命令第３旅旅长廖泽率部反扑黑竹关，并企图救援围困在百丈关的川军两个团。廖泽以第８团余岱部为前锋，向黑竹关急进。红军回头迎击，双方在黑竹关西侧展开激战。战至中午，川军伤亡惨重，营长张永贵被击毙，伤亡连长４人、排长１８人、士兵５７０余人，在此情况下，余岱团再难发起新的冲锋。廖泽急令第８团撤退，换上第９团，继续向红军进攻。这时，红军也伤亡４００余人，但无部队可轮换，仍坚持战斗在原阵地上，一次次将川军打退。
守在百丈关的川军趁机向北策应，但被红军猛烈的火力挡了回去。廖泽严令第９团凌谏涵部侧击坚守黑竹关的红军，结局却也与第８团相差无几。一阵激战后，凌团的营长萧秀良以下２００余人被击毙。下午５时，红军将阵地再向前扩展，连占治安场及其以北３公里的杨店子。
１５日，太阳刚刚冒出地平线，红军首先发起攻击，以优势兵力猛击黑竹关西侧的川军廖泽旅和鹤林场的唐明昭旅。红军一道道土坎地艰难争夺，把川军向后逐米挤压而去。激战到中午，川军这两个旅只好放弃阵地，向后撤退。下午５时，红军正要发起全线追击，川军范绍增师周绍轩旅的先头部队火速赶到了治安场，在掩护廖泽旅撤退的同时，阻挡住了红军的进击。两军又对峙在黑竹关一线。
红９３师奉命以小部监视名山之川军，并令从蒲江大兴场南撤的部队火速退出与李家钰部的战斗，转而向西，直插治安场投入黑竹关战斗，并以一部从马鬃岭进入百丈关增援；红８８师抗击鹤林场方面来犯之敌；红２５师守观音场。晚上，擅长夜战的红２６５团出其不意摸到长满松树的狭长山岗，与川军先头部队交火。团长邹风明、团政委黄英祥带领两个营，顺着山岗向前打，直插川军纵深，将川军彭焕章旅的１个先头团击溃。红２６５团控制了附近的闵坡、月儿山、白鹤林等险要阵地。红９３师派出的增援力量也从马鬃岭赶到百丈关附近，使阵地得以巩固。
１６日拂晓４时，红７５团在准备就绪后，向据守百丈关的川军展开全面进攻。经两小时激战，于清晨６时大破川军２００多个碉堡，击溃李家钰部驻守在这里的两个团，攻克百丈关重镇。
红军进入百丈镇后，一面修筑工事，一面做群众工作，在川祖庙前召开群众大会，王维舟在会上宣传了红军的“不拉夫，不扰民，买卖公平”等政策。红军将土豪黄宁高等家的粮食、衣服分给穷人，沿街张贴标语口号。“打倒邓（锡侯）猴子，穷人有银子！”“打倒刘文辉，穷人要翻身！”的口号声，响彻百丈镇。夜晚，红军没有惊扰老百姓，沿街道在房檐下和衣而睡。
这天，红军在攻克百丈关，连通黑竹关一线后，各部队开始沿百丈到邛崃的公路一路追逐猛打，又击溃援敌６个旅，大有直取成都之势。
红军沿公路占领治安场、杨店子，各部见敌人就追打，向北再直取２公里处的甘溪铺。
由甘漠铺向北５公里，就是川军将领潘文华的指挥部所在地大塘铺。潘文华闻知红军已抵达甘溪铺，极为恐慌，急令潘清洲独立营在大塘铺南侧小丘陵地带布置警卫阵地。前方败兵、行李、辎重、马匹已经涌到了潘清洲营的阵地前，交通阻塞严重，一片混乱不堪。
潘文华闻讯，急率特务营赶到前线督战，把几个跑在前面后退的士兵毙倒在地，严令败退中的川军官兵就此地转身返回前线，否则，此地现在就是后退者的坟墓。并命令官兵将行李、马匹、辎重移到公路一边，开不动的车辆推下山沟，赶快让出增援部队的前进道路。
增援来百丈关一线的川军几个旅挤满了公路，为争路而相互拳打脚踢，仍是一片混乱。
红军一路追击，但由此也分散了有限的兵力，战至下午，攻势就明显不如早晨那么凌厉了。在甘溪铺，红军遇到了兵力占绝对优势的川军的反扑，被迫仓促展开战斗，追击战转眼间变成了阻击战。
到了这时，南线红军已明显看出后备力量不足。在川军援兵源源不断开到前线后，红军只好坚守，不能再发起新的追击。
川军范绍增师周绍轩旅在黄昏时通过大塘铺，增援了上去。濒临全线崩溃的川军廖泽旅得到周绍轩旅的支援，得以稳住阵脚。红军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只好后退黑竹关。
１７日，国民党军的后续部队一批批从后面投入战斗，如蝗虫一片片涌来。
从正面增援上来的周绍轩、廖敬安两个旅，向红９３师的黑竹关阵地发起进攻，激战两个小时后，红军退到百丈关以北２公里的挖断山附近。
形势对红９３师有些不利，师长柴洪儒高叫着：“不能再向后撤了！”
“增援部队上！”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
附近的村舍、树林成了一片火海。
百丈关之北激战正急，从百丈关至治安场沿公路一线的争夺战进入白热化状态。
川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廖敬安旅以第３１团谢浚部并增派迫击炮连为第１梯队，第３２团饶正钧部１个营从右侧掩护，支援第１梯队的战斗；第３０团的两个营和旅的独立营为第２梯队，在后跟进，从公路右侧向百丈关推进。红军有限的增援部队从西侧战场赶到百丈地区后，迅速在挖断山一带组成新的阻击线，开始向川军周绍轩旅发起冲击，并转为追击。但追出没几公里，川军周旅的预备队又赶到了。
中午时分，川军发起这天的总进攻。排炮齐鸣，红军被压制在黑竹关以南的鳝鱼桥、挖断山一线，双方展开了几上几下的拉锯战。红军在连续打退川军的多次冲锋后，不得不再向黑竹关方向退去。周绍轩旅与国民党中央军的两个连紧追在后，再下黑竹关。对峙不久，红军兵力渐感不支，退到百丈关坚守，凭借镇东的栖霞寺、万宫寺和桥头堡垒对川军进行阻击。
川军周绍轩旅向百丈关攻了几次未果，即连夜在百丈关前的曹公庙一线修筑工事，与百丈关的红军对峙彻夜。这天夜里，川军根据刘湘的部署，只有少数部队接近红军阵地，大部川军正在向这一带集中，很快即将形成对红军的大包围圈。
红军看出了川军的企图，徐向前和陈昌浩命令各部队停止追击，原地构筑工事，准备对付川军的反扑。
双方都在积蓄力量，百丈关之战也就发展成为一场异常剧烈的恶战。川军由６个旅迅速增加到１５个旅，首先在兵力上形成了绝对优势。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的两个军也由南向北加入了战斗。
刘湘深知这次大战的重要性，他把指挥部由邛崃县城向着前线方向南移了２０公里，亲自坐阵平落坝督战。他看着潮水般退下的溃兵，急得直跺脚，首先撤销了他的宠臣第１４７师师长杨国桢的职，示意他姓刘的这次可是要玩硬的了。
“从现在起，谁再畏缩不前，临阵不效命，我就先砍谁的脑壳！你就是师长我这总司令也要枪毙你在这平落坝。你们师长有权可以枪毙旅长，旅长可以有权枪毙团长，团长可以有权枪毙连长，连长可以有权枪毙排长。我看哪个龟儿子的屁眼儿敢再朝向共匪！”刘湘对着几个师长喝令训斥。１８日，刘湘发出了总攻命令，一次就以２０多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由北、东、南３个方向朝红军在百丈关附近的数公里弧形阵地反扑；在鹤林场方向以３个团的兵力向红军阵地反攻。
天刚刚蒙蒙亮，川军周绍轩旅向治安场两端３公里长的红军阵地发起攻击，进逼百丈关。
四川南路“剿匪”指挥部的猩红大旗飘在前沿阵地大塘铺，总指挥兼第２３军军长潘文华手提机枪在前督阵，横扫溃退之官兵。
“哒哒哒！哒哒哒！”潘文华扣动了扳机。
溃退的队伍又转身向南涌动。
“哒哒哒！哒哒哒！”红军以３０多挺机枪组成火网，对冲上来的川军进行阻击。
川军前线官兵好像倒进了绞肉机中的肉团，在弹雨中来回蠕动，伤亡惨重。
红军阵地已被炸成一片松土，打断的树枝在遍地燃烧。
整团整团的川军轮番向红军阵地发起冲锋。百丈关西北闵坡等地的战斗尤为激烈，焦土上血肉模糊的尸体累累，如河滩裸露的堆堆卵石。
两军对垒中，不一会儿就要出现一次刺刀闪闪的肉搏战。
从夹关方向增援来的川军向观音场攻击过来，与红２５师激战在一起。
挖断山西侧，川军在石桥坝向红军阵地发起攻击。石桥坝是一片开阔地，冬季的水田间光秃秃的，没有任何遮掩，烂泥没膝，很难通过。只有一条高岗上的小沟可作掩护，通向红军阵地。红军把住这个口子，任凭川军成群的涌上来，都被机枪、手榴弹阻挡在阵地前。沟中已经堆满了川军的尸体，血水汇集成流，顺着干涸的小沟淌下山谷。
战斗至下午，川军仍未能通过石桥坝。
“哪个营再退下来，我先拿营长示问！”川军团长挥动着马鞭，打得树叶带皮四飞。
“哪个龟儿子再退一步，老子的枪可就要发火了！”３个营长对满脸血污的连、排长下达死令。
潮水般卷上石桥坝的川军士兵，在红军密集的火力打击下又被阻挡在山沟中，再次平增了一层尸体的厚度。
一群川军士兵不得不向后寻路躲藏。一阵密集的枪弹在他们营长的吼叫声中扫射而来，这群士兵全部就地毙命。
石桥坝阵地前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尸体堆上的川军士兵不敢向后退，也不敢向前攻，就这样伏身趴在死人堆中。红军为了保持战斗力，也没有出击，仍坚守在阵地中。
突然，几声清脆的枪声从川军庙儿子阵地上传出。第３营营长被自己的士兵从后面打了黑枪。接着，该团另外两个营的营长也被自己的士兵击毙在张坝阵地。荒野上到处是逃窜的川军官兵。
“反了，反了！”川军团长闻讯把马鞭抽在地上，可他再没敢说别的，骑马先溜了。
石桥坝前川军全线溃退，红军追击至鳝鱼桥之西胥冲头村边，将其全部歼灭。但是，这个刚刚打开的缺口很快就被新到的川军增援部队填补上。战斗不停顿地进行着，红军根本没有一刻喘息的时机：不停歇地拚刺刀，无休止地在冲杀；坚守中突然冲锋，混战后又是追击。
百丈关附近方圆１０多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喊杀声，明晃晃的刺刀四处闪动着。
时任红８８师政委的郑维山在后来回忆说：“师的指挥所跟前１个班，打到下午只剩下３个人了。但是这３个人，却像钉子一样钉在那片树林中，扼守着阵地。敌人冲上来了，他们从３个方向投出集束手榴弹，趁着爆炸的浓烟，呼叫着分头冲下去，把敌人杀退，３个人又从容地回到原处。战士们就是这样，以一当十地和敌人厮杀。”
夜间，百丈关西北２公里毛清明村附近的红军部队配合从一颗印方向增援来的红军，向月儿山东侧进击。他们唱着嘹亮的军歌，扑入敌阵：满山遍野都响起了军歌与“杀”声相伴的吼声。
呼声在大刀片的翻滚中加力，歌声在火光闪耀中飞腾。
红旗飘飘，镰斧摇摇，杀向劣绅土豪。
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走狗，一切反动派都要统统打倒。
我们勇敢战斗，踏着血迹奔跑。
我们所向无敌，歌是胜利号角！
悲而壮的大合唱中，红军指战员矫健的身影在飞跃，拚杀如歌之舞，翻滚如水中龙。
如此鏖战，不停顿的持续了１个昼夜。
１１月１９日，国民党军１０余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从东、北、南３面向突出于百丈关地区的红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兵力轮番发起攻势。主要交战地区在挖断山西侧和月儿山东侧宽仅１公里、长约４公里的狭长“脚拇指”缝隙间，主要交战点在铁场沟、桅杆坡、柑子坪、娃娃树等地，即现今的百丈乡蔡坪村１队和黑竹乡鹅林村１、２、８队地界上。
拂晓时分，川军师长郭勋祺在黑竹关命令所部第３旅旅长廖泽，率部向南进攻百丈关。
挖断山以北地段，黑压压的全是蠕动的川军。太阳还没有升出山岗，川军正面攻击部队第３１团向百丈关发起了这天的首次大进攻。
这是百丈关最为紧张的一天激战。
百丈关东侧桥头，红军占据在原川军修筑的碉堡群中，居高临下，击退了川军的多次进攻。但红军伤亡人数也在剧增，他们把牺牲了的战友就地埋葬在栖霞寺的红薯地沟中，伤员也都拿起武器坚持战斗。
激战至午，川军仍没有能前进一步。百丈关前，堆积起川军的尸体如山。
川军团长谢浚打红了眼，他是立了军令状的。他接连枪毙了３个后退的士兵，虽然暂时阻挡住了后退的狂潮，但仍没有能鼓起士兵从原地爬起再向前冲的勇气。
“谁冲上去，给１０块大洋！”谢浚望着跃在沟坎中的士兵，决定用钱买命，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战场信条。
“给１２块！”但仍然没有人动。
“给１５块！”还是没人动。
“给２０块！”
这时有人开始抬头，站立起来。
谢浚终于用２０００多块银元组成了１００余人的“敢死队”。这些为了银元而不要命的名副其实的“亡命之徒”，在迫击炮和机枪的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反扑而来。
“敢死队”在伤亡过半后，剩下的亡命之徒挥舞着大刀侥幸冲进了红军的阵地。
这时，川军增援部队也源源而至，如潮水向百丈关翻卷而上。
百丈关红军防线出现了裂口，并渐渐扩大。
双方肉搏在一起，血肉横飞。
为了截断川军的后援，红军由百丈关口的北侧高地张坝附近出击，但被川军廖敬安旅的掩护部队阻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