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回 云贵川绝招攀绝壁 腊子口红军破天险小刘口出“大话”，令在座的所有人一愣。
“当然不能活了。”
“你们看一看，我们的人比过草地前是多了还是少了？”毛泽东继续问。
“现在只剩几千人，当然是少了。”
“你们再看看，大家是瘦了还是胖了？”毛泽东接着又问。
“爬雪山过草地，条件那么艰苦，吃的都没有，当然是都跑瘦了，饿瘪了。”
“你们的回答都是对的。人死了是不能再活的，那我们活着的人，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但是，我今天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人少了，今后肯定会多起来；我们都瘦了，今后肯定会胖起来。好了，我的讲话完了。出发！”
队伍上了路，大家的思路也在向前蔓延着，反复回味着毛泽东这意味深长的讲话——人会胖起来，人肯定也会多起来。
哈达铺一过，红军前锋侦察警戒部队一直前伸到甘南重镇岷州。
岷州之北的大河滩，毛泽东吃着这里回民烙的大烧饼赞不绝口：“呵，脸盆这么大，真香！蒋介石可没有这个口福哟。”
在大烧饼飘香的袅袅炊烟中，红军踏上了陇东高原，准备翻越六盘山。
第十七回 蒋介石怒炸界石铺 毛泽东赋诗六盘山从哈达铺出发，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１纵队于９月２３日到达岷县闾井，向第１纵队司令部侦察科布置了查清从礼州附近祁山堡、马坞之间通往会宁、静宁沿途情况及左、右两翼敌情的任务，要求当晚１２时前报告侦察情况。从此，毛泽东每日亲自布置调查行军路线及敌情的任务。
毛泽东的体力从出腊子口后逐渐恢复，脸上有了红润的光泽。红军陕甘支队从武山县城一侧而过，然后渡渭河，于２７日到达通渭县榜罗镇。２８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会议根据在哈达铺了解到的陕甘根据地的情况，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巩固和扩大苏区。
时蒋介石在得知红军一部北出岷山后，急调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和西北军、东北军主力在西兰公路和平凉至宁夏的公路上布置封锁线。
毛泽东在榜罗镇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号召全支队一定要突破长征路上的最后关口——固原、平凉封锁线，跨过六盘山，与陕北的红军实现会合。
９月底，红军陕甘支队第４大队占领了陇西。紧接着第１大队急袭通渭城，占领了这座时有１万余人口的中等城镇，消灭鲁大昌部和保安团３００多人。红军在这里休整，恢复体力，然后向陕甘边界进击。
红军陕甘支队势如破竹的向北挺进，使在成都指挥“剿匪”作战的蒋介石大吃一惊，直到有情报报告说毛泽东就在北上的红军队伍中，蒋介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猜想这挡不住的小股赤匪中就一定会有毛泽东，换个人是没有这个能耐冲破我的重兵之围的。”
１０月初，蒋介石决定转移“剿匪”大本营到西北，他的对手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既然毛泽东由西南走向了西北，他也要追上去，趁毛泽东所率领红军立足未稳，与陕北红军还没有会合之机，各个“围剿”击破。蒋介石宣布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兼任副司令，设司令部于西安。７日，蒋介石暂时放下“围剿”川西北张国焘所率领的８万红军不打，自成都飞抵西安，具体部署“围剿”毛泽东仅有的数千红军。
蒋介石在西安屁股还没有坐热，远在湘鄂川黔边区的红２、红６军团又频频传出战报，国民党军在“围剿”中接连受挫。国民党军湘鄂川黔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从宜昌把消息报到西安，蒋介石真是忙得手忙脚乱，他一时是不能放下西北的毛泽东而又去宜昌，但又不能丢下湘鄂川黔边区的红２、红６军团不管。蒋介石为消灭湘鄂川黔边区红军，想了一个应急之策，宣布在宜昌设行辕，以陈诚为参谋长，代行蒋介石的职权。蒋介石决心近日蹲在西安，非要看到擒获毛泽东不可。
创建于湘鄂川黔边区的红２、红６军团，已于年初打破了国民党军１１个师又６个旅１０万余人的大规模“围剿”。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对红２、红６军团的反“围剿”作了重要指示，指出：你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指示规定，在湘鄂川黔苏区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以贺龙为主席，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肖克、王震等为委员，统一指挥两军团的行动。
红２、红６军团在为时半年多的反“围剿”作战中，依托根据地，先后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的胜利，共歼敌两个师又１个旅，击毙国民党军第８５师师长谢彬，活捉纵队司令兼第４１师师长张振汉，缴枪８０００余支、轻重机枪１００多挺、火炮２０多门，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湘鄂川黔苏区的第１次“围剿”。在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出腊子口北上时，国民党军又集中了１３０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进行第２次“围剿”。
湘鄂川黔边区的“剿匪”报告到了西安，蒋介石才稳定住情绪，有所放心，专心致志对付已经北进到六盘山附近的毛泽东。
“毛泽东现在到了哪里？”蒋介石问。
“据侦察，在界石铺。”张学良回答。
蒋介石闻言，心中直犯嘀咕，又问道：“哪两个字？”
“界限的界，石头……”张学良突然觉得这地名一说出口有些别扭，怎么这地名和蒋委员长同名，又连忙解释说：“这个地方属甘肃省静宁县，大概是静宁与会宁的分界地点，所以才这么称呼。”
“分界地点？怎么……”蒋介石皱着眉头，他肯定听了这个地名后觉得很不舒服。
“蒋介石”这个名字，据说来历很多，其中有种说法，说他是封建帝制的“界石”。从蒋介石之后，中国最高统治者不再称皇帝。蒋介石立志要在中国的历史上树起一块标志性“界碑石”，取消皇权制就以他为界碑，统一的中国不再出皇帝。中国的历史发展也果然如其名。统一中国称帝制的袁世凯有８３天的皇帝梦，不管时间长短，这个袁大头总是当了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称帝的人。孙中山是中华民国创始人，但他没有统一中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成了他的最后遗言。清室后裔溥仪在伪满洲国称过皇帝，但他那个皇帝如同乡村土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称皇帝，在性质上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在国际上都代表不了中国。只有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果然成了统一的中国的元首，尽管时间不长，但他毕竟成为一块结束中国封建帝制的界石。
所以说，当蒋介石听到毛泽东占领了界石铺后，心中自然感到别别扭扭的。
“把毛泽东撵出那个地方再打，不要让他的血玷污了那块地方。”蒋介石对毛泽东竟然踏脚在与他名字谐音的地方感到愤慨和不能容忍。
此时，在界石铺的毛泽东也察觉到了这个地名怎么会与“蒋委员长”同名，他笑着在街石上连跺三脚，说：“我们踏上了蒋介石的脊梁骨，再用劲一踹，他就要趴下了。”
彭德怀等人都笑了，也在街石上跺跺脚，跨步而过。
１０月３日，毛泽东和彭德怀在界石铺两次致电林彪、聂荣臻、彭雪枫等，布置各纵队近日工作。隔日，红军各纵队从界石铺出发，兵分两路向２０多公里外六盘山西侧的兴隆镇（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一带前进。
六盘山区是回族民众聚集的地区。回族人民有着自己的独特风俗习惯，信奉伊斯兰教，喜欢清洁，禁食猪肉。红军在到达这一地区之前，及时制定和颁发了《回民地区守则》，对部队进行了有关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全体将士严格遵守回民风俗习惯。
在行军路上，毛泽东一边走路，一边对身边的警卫员讲解有关民族政策。
“我们已经进入回民聚集区，吃饭办事都要注意影响！”毛泽东说：“回民有回民的规矩，比如他们就不吃猪肉，不说‘猪’字，这不奇怪。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矩。你尊重人家那些规矩，他们就欢迎你；搞得不好，就要打架闹事。我们去了以后，买羊肉、牛肉可以，对于猪肉么，提都不要提。我们宿营后，也不能去借老百姓的锅，宁肯不吃饭，也不要违犯政策。我们一定要处理好与回族群众的关系，尤其是路过清真寺和回民的家，不能冒冒失失地进去。”
“哎呀！主席，我这里的猪肉怎么办？”警卫员陈昌奉急忙向毛泽东请示。原来他知道毛泽东很喜欢吃猪肉，便在通渭县城买了一些猪肉，为了便于携带就炸制成食品装在布袋里，准备路上给毛泽东吃。
“你这里有猪肉！你藏在了哪里？”毛泽东的脸色突然变得难看。
“在这，在布袋里。”
“赶快处理掉！我们现在就行进在回民区了。你们几个怎么搞的，中革军委的《回民地区守则》你们没有看，真是瞎胡闹。这样会出大事的！”毛泽东的话很严厉。
陈昌奉感到委屈，但他清楚毛泽东所说话的重要性，撅着嘴说：“主席现在就吃了吧，我们又不能扔掉。”
“同志哟！这是我们红军的纪律。我们不能吃！红军在回民区不能吃猪肉，这是规矩，我们要严格遵守。”
“那怎么办？”
“送给当地的汉族群众吧。”毛泽东说。他又耐心地做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幽默地讲道：“我是很喜欢吃红烧猪肉，可在这里就不能不克服。我们心要诚，背着人家吃猪肉能说是心诚吗？吃了猪肉，满嘴流油，一张口说话，人家就会闻到味的。”
这天傍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宿营在兴隆镇以南３公里的单家集，这是一个较大的村庄。１个多月前，红２５军北上路过这里，军政委吴焕先、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召集当地阿訇和知名人士开座谈会，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和民族政策。军领导人还带领红军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军乐队欢快的奏鸣曲中，抬着绣有“回汉兄弟亲如一家”８个大字的锦匾，到兴隆镇清真寺进行慰问，并送上了６个大元宝和６只大肥羊。第二天，阿訇也带领回族群众，拿着礼品，进行回拜。红军宿营后，帮助群众扫院子、担水、干农活，模范地执行民族政策。这一切活动，都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中央红军来到这里后，回族群众像欢迎老朋友一样热情，纷纷走出家门，在街道两旁摆上桌子，在桌子上放满水果和食品，招待中央红军。这一切在刚开始时都使红军指战员们感到十分意外。
几位头戴白色帽子，留着白胡子的老者走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面前，双手捧着小瓷碗，恭恭敬敬地献茶水。
毛泽东等人的眼眶湿润了，感激万分，急忙行鞠躬礼，有些不解地问道：“老人家，你们这里有共产党的组织？”
“没有。前几天吴政委的红军从这哒哒通过，我们知道你们红军是好人。”几位老者明白了毛泽东的问话，说出了红２５军从这里经过时军民团结的感人场面。
毛泽东明白了事情的原由，感慨万千，对身后的红军将士们说道：“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威力。红２５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我们应该向他们好好学习！”
在几位老者的引路下，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人首先到单南村清真大寺拜访阿訇。清真大寺门前，一位白胡须老人在恭迎着，他就是这清真大寺的阿訇。
“老人家，你贵姓呀？”毛泽东热情地大步走上前去，问道。
“鄙人姓查，欢迎红军大驾光临。”
阿訇把毛泽东等人礼让进清真寺，当得知毛泽东是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时，心情非常激动，连呼：“色俩目！色俩目！”这是穆斯林相见时问好的阿拉伯话语，表示对毛泽东的欢迎和敬意。
毛泽东等人在阿訇的带路下，绕寺一周参观。寺院很宽敞，进大门楼后是大殿和厢房。
阿訇介绍说，这座清真寺是当地有名的古建筑之一，砖木结构，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在光绪年间又曾扩建。整座建筑既有穆斯林建筑艺术特征，又有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
“这寺院中怎么没有神像？”博古见大殿内只铺了一些拜垫和拜毡，而没有神像，不解地问。
“伊斯兰教徒只信仰真主，不崇拜偶像。真主就在我们心中，因此寺内没有供奉神像。”阿訇解释道。
“真主就在心中，好，好！”毛泽东瞧着阿訇颌下飘动的白胡子，若有所思地说。他边走边看，观察最细致的地方还是那些有文字的地方，并请人解释文字之意：“这单南清真大寺为什么又叫陕义堂清真寺呢？”
“因为这里的回民大多是从陕西迁移来的。”
“要保护好这里的回文经典，保护好寺庙。”毛泽东向阿訇讲了中共和红军的民族政策，说明红军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主张民族平等。
“大军英明，必得天下。真主会保佑你们的。”阿訇听了毛泽东的话，非常高兴，立即吩咐当地回民给红军腾房子，提供军粮，并盛情邀请毛泽东等人在寺内用餐。
“不打扰了，谢谢你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招呼着，行礼告辞，与其他人一同走出清真寺。
这天晚上，毛泽东住宿在清真寺北侧一位姓海的回民院子中。次日拂晓，即离开这里，率部朝东北固原方向继续进军，准备翻越六盘山。
六盘山西麓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时在西安的蒋介石的极度不安，尤其是当他听说毛泽东竟然在与他谐音重名的“界石铺”驻兵时，真是火冒三丈，在派出重兵出动“围剿”后，又命令飞机从空中先进行轰炸。国民党空军立即行动，时红军已经离开界石铺向北进军。国民党空军的炸弹就从界石铺炸起，紧追毛泽东而来。
就在毛泽东离开单家集５个小时后，国民党空军轰炸机飞临单家集上空投弹，毛泽东住过的房屋和清真寺附近泥土飞扬。清真寺北厢房掉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半个多世纪后的墙壁上还清楚地可见有２０多处弹痕。
稳坐大殿中安然不动的阿訇口中念念有词：“天下没有神，可这毛泽东真是神人！”
行进在途中的毛泽东见头顶上数架国民党军轰炸机飞过，也猜测到了它们的为所欲为，惦念起了刚刚离开的单家集：“愿真主保佑他们！”
“主席也相信真主？”警卫员听到毛泽东口中念叨，好奇地问。
“相信，我所信仰的真主，也像那清真寺中的老人，长着长胡子，而且是个大胡子。”
毛泽东用右手摸了摸自己的下巴颌，作了个捋长胡子状，又笑着点破话题：“此人也是你们的真主，红军的真主，他是大胡子马克思！”
“马克思！呵，那胡子可是大得没人比的了。”“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过真主的面，但真主在我们心中。”毛泽东说着，迈步向前走去。
为了不惊动驻扎在隆德县城的国民党军，红军向东北绕过隆德县境。经新店子、什字路、杨家磨、黄河湾等地，于１０月６日晚到达固原县张易堡一带宿营，在这里同样受到了回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接待。
１０月７日清晨，毛泽东率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长征路上的最后一座山——六盘山。
六盘山原名鹿盘山，峰高傲视西北高原，山长雄跨甘肃、宁夏，位居于今宁夏南部隆德与固原两县交界处。陡峭的耸岩危峰，愈显山势挺拔雄伟，真不负“关中项背、河陇咽喉”
之称。古诗即有云：“峰高太华三千丈，雄踞秦关两百重”。依山体凿建的穿山公路盘旋蜿蜒而上，弯弯曲曲缠绕在山间，上下数来共有６盘，此山由此而改名“六盘山”，当地人却渐渐把它的本名“鹿盘山”给忘记了。
当中央红军北进到六盘山下时，国民党第３７军第２４师李英部也紧追到这里；据守在山东麓的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７师门炳岳部挡住了红军前进的道路。蒋介石发出命令：“就此有利时机，全歼毛泽东红军于六盘山区。”
大批的国民党军从附近蜂拥而来。
毛泽东推测到蒋介石的企图。在离开张易堡后，径直向东，迎着太阳，飞奔六盘山而来。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当地群众的带路下，不走公路，而是走小路沿小水沟上山，从六盘山主峰之一的牛头山北侧过山，直插海拔２９００多米的顶峰。
“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但并不省劲哟。走，上！”毛泽东走在最前面，向山顶爬去。
山路越来越陡峭，青灰色的石头突兀于羊肠小道旁。毛泽东抓着茅草奋力向上攀登，边喘着粗气还边讲：“你们看，这座山是南北竖着的。我们从江西出发以来走过的其它山多是西北、东南走向横着。”
警卫员们扳着手指头说起了长征途中经过的大岭大山：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苗岭，大娄山，乌蒙山，大雪山，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仓德山，打古山，岷山……
毛泽东也在扳着手指头，计算着什么。
警卫员们从计算走过的山，又扳着手指头算起了跨过的大江大河：漳水，湘江，乌江，赤水，北盘江，金沙江，大渡河，黑河，白龙江，渭河……
“屈指行程二万。”毛泽东自言自语。
“前面还有山岭和江河呢！”
“不远了，我们就快要到新家了。”毛泽东说道：“这座六盘山可不简单呢！它雄踞大西北，是兰州和西安的门户。这里离祁连山不远，是兵家要地，古代在这里打过很多仗。”
攀上主峰，毛泽东停下脚步，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招呼着警卫员等人：“休息一会儿吧，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
仲秋时节的六盘山，金风送爽，天宇澄澈。如海的碧空中，只有几抹纤云点缀，愈显天高迢迢无极。奋力攀登的红军队伍蜿蜒于山道上，猎猎秋风中，火红的战旗呼啦啦招展。
“嗬！好一幅大军远征画图——秋高飞大雁，峰高卷红旗。”毛泽东站立起来，饱览六盘风光，挥手指点这万里江山。
向北极目处，长城隐隐约约可见，盘绕在万重山间。
诗兴勃发的毛泽东，在这戎马倥偬中，展望前景，抒怀高歌，一首《清平乐·六盘山》
就在这极目远眺中哼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好诗，好诗！”彭德怀高兴地赞美道：“北上抗日缚苍龙，很有气派！”
“苍龙在这里不是指的日本人，是蒋介石。我们当前的主要精力对付的是蒋介石，还不是日本人。”毛泽东坦诚地说。
两个月后，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用铅笔信手记下了这首在六盘山高峰上吟哦成诵的诗词。２６年后的金秋，毛泽东在燕山长城脚下的北京中南海，应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领导人的请求，欣然挥笔，将这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词书赠宁夏人民。
翻过六盘山峰巅后，毛泽东在下山的山腰一间小茅屋里，致电彭雪枫、李富春、叶剑英、邓发，命令：“明日须以急行军通过镇原、固原大道，并注意向镇原、向固原前进之敌３５师部。白杨城如有敌时，须从其西端绕道向环县前进。”
红军陕甘支队步步北移，渐由山岭进入丘陵平地，自然环境也就越来越好一些。但是，严重的作战问题也接踵而来，情况正如张国焘原来所预料的那样，国民党军的骑兵特别是马家军成了刚到陇东高原的红军的劲敌，红军部队数次与国民党军骑兵遭遇。
骑兵，在３０年代的作战中，是快速部队。骑兵打仗依靠的是速度，如一阵狂风骤然而至，刀光闪闪，声势夺人，飘忽而去，不见踪迹。因此，红军在刚开始时有所受挫，对付国民党军正规骑兵的如此大兵团式作战，要比对付在草地上所遇到的藏族地方零星骑兵的袭击难得多。
“快把《打骑兵歌》再唱起来。”毛泽东及时发出号召。
红军各部队掀起了学习打骑兵的热潮。这一期间，不同词曲的《打骑兵歌》在红军部队中广泛传唱开来：无敌红军是我们，打垮蒋匪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又百胜。
敌人骑兵不可怕，沉着勇敢来打他；目标越大越好打，排子枪一齐放一声杀。
我们瞄准它，我们打垮它，我们消灭它！
林彪当时对这个问题抓得很紧，反复琢磨对付国民党正规骑兵的战术。彭德怀总结在草地上与藏族武装作战的经验教训，集思广益，提出了几条打骑兵的办法：第一条是坚定沉着冷静；第二条是用密集火力对付骑兵，着重打马，马的目标大，骑兵没有马就完了；第三是射击姿势要正确，不同情况下可采取立射、跪射、坐射、卧射；第四是打退骑兵后不能徒步追击，不要脱离有利地形，只能用火力追击。有的《打骑兵歌》即根据彭德怀的总结编成歌词，通俗易懂地就如战术教员在课堂上讲解示范动作。歌词唱道：指挥员和战斗员，努力学习打骑兵。
四个基本原则呀，一个一个要记清：第一沉着又冷静，勇敢果断又坚定，集中火力一起放，坚决打它不留情。
第二姿势要分明，立射跪射打远骑，坐射卧射打近兵。
瞄准敌人快快打，一个一个消灭净。
这些《打骑兵歌》鼓舞斗志，寓教于歌词中，在应急作战中很管用，所以深受战士们的喜爱。
这时，国民党军有骑兵，而中央红军还没有骑兵部队，也没有与国民党军骑兵部队作过战。当时，别说骑兵部队，就是马，不少南方战士也是在川西北才接触的；至于什么样子的是骡子，什么样子的是马，那还是到了陕北之后才分清楚的。
还在草地时，红军最早受到骑兵的威胁来自藏族地方零星武装的袭击。红军由于在过去没有与骑兵对过阵，以往的作战中多是与两条腿的敌人较量，如今遇到“６条腿”的敌人，确实是一个大难题。红６团第２、第３营，在草地上与敌骑兵部队相遇。因为没有同敌骑兵作战的经验，第２营很快就被敌骑兵打退下来。第３营时有１８０多人，被敌骑兵杀得只剩下３０多人。因此，对付这些来势迅猛的骑兵在刚开始时吃了不少亏，如何打骑兵的问题提到了战术训练日程。
中革军委为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加强作战能力，特别发出《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指出：“在我们今后的北进中及通过广大草原的地域时，我们的部队必然会遇到敌人的骑兵。我们的指战员，过去主要是惯于在森林山地作战，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骑兵，因此很容易过分估量骑兵对于我们的危险性，遇到骑兵时，很易发生惊慌，以致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各部队应该“了解新的敌人和消灭他的最好的战术”。指示并详细讲解了在各种情况下对敌骑兵作战的方法、要求等军事战术问题。
为了打骑兵，红军的高级指挥员都想了许多办法。朱德曾亲自过问此事；刘伯承写了打骑兵的教材。为了配合部队打骑兵战术训练，红军总政治部指示陆定一、黄镇在毛儿盖编写了《打骑兵歌》，迅速在战士们中间传唱开来。
当时红军指战员们不曾想到，草地上的打骑兵，竟成了此后马上面临的与国民党军正规骑兵和马家军作战的演习，这种演习真是收获大大的。否则，如果南来的红军一出草地就遇上国民党军骑兵大兵团式的正规作战，没有战术准备和思想准备的红军，吃的亏可就要大了。
苍天有意，在草地上为红军安排了一个只有乘马持刀而少火力的骑兵对手，陪着红军搞了一段“热身赛”。等出了草地，再与乘马持双枪的正规骑兵交战时，红军已经有了打骑兵的相当经验，仅就不惧战和有思想准备，即在战术上首先胜了一筹。
第十八回 陇东初建红色骑兵 三百将士猝死谜案红军过六盘山后，首先与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部的骑兵交战。这时，何柱国部在六盘山东麓驻有一个骑兵军。第一战即在六盘山下的青石咀打响。
１０月７日中午时分，红军先头部队进到离固原不远的地方，发现由泾源到固原的公路上，有卸了马鞍、架起机枪正在休息的国民党军骑兵部队。这伙国民党军如此大胆妄为，毫无战斗准备，肯定是他们没有想到红军会那么迅速到达固原地区。
侦察得知，山下青石咀的骑兵是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第７师第１３团的两个连，正在村中休息。林彪、聂荣臻、左权接到报告后，赶上前来，举起望远镜从山上把村庄里的敌人看得一清二楚。果然见这两个连的骑兵把马鞍子卸在地上，只留下少数人看守，绝大多数人到村庄里吃饭休息，根本不知道红军已经来到他们的跟前。
前卫部队派人来报告毛泽东：“主席，前面有情况！我们打吧？”
“打什么呀？慢慢说，有什么重要情况。”
“在青石咀附近发现有敌人的骑兵，人数看样子不少。他们正在吃饭，好像没有什么戒备。”
“走，我们去看看。调查清楚后再打，骑兵是不好打的，捅了不该捅的马蜂窝，我们就会吃大亏。”
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立刻来到山头上，林彪、聂荣臻等人正隐蔽在一块大岩石下，透过石缝向山下观察。他们见毛泽东来了，即简要汇报情况。毛泽东接过林彪递过来的望远镜，向村庄里张望。
望远镜中，几百匹战马聚成一片，都拴在村头树干上，它们的主人正聚集在两百多米外的地方吃饭。
毛泽东望了望，笑道：“呵！他们还真够大方的，把马鞍子先卸下来准备送给我们。大约有多少人？”
“从人马数量和行动上看，有两个连。”林彪的回答很干脆。
“好，那我们在兵力上就有绝对优势了。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积累些打骑兵的经验，教育部队，鼓舞士气。现在快把各大队的领导干部召集来，我们研究一下怎么个打法。
唱起《打骑兵歌》，准备打！”毛泽东说，他的话总是充满诗情画意。
几个通信员立刻分头去通知各大队的大队长和政委到这里开会。
毛泽东把望远镜还给林彪，说道：“我们过隆德县城时，采取的是不惊动敌人的方法，那叫‘你守你的城，我走我的路’。现在我看可以打，派两个大队冲下去，把它打掉。我们把各大队领导干部召集来，研究一下集中兵力打骑兵的战法，消灭这股敌人。”
不大一会儿，几个通信员随同各大队领导人来到山头上。第１大队大队长杨得志、政委萧华；第５大队大队长张春山、政委赖传珠；第４大队大队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他们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后，先后飞步来到这个小山头上接受战斗任务。
“你们向山下看。”毛泽东站在山坡上的隐蔽处，亲自部署兵力。他用手中的一根木棍指着山下：“都看到了吧，隘口下的小村庄叫青石咀，这是我们北上的必经之路。据侦察员报告，是东北军骑兵第７师的两个连，有几百匹马。我们一定要搬开这块拦路石！４大队由正面进行突击，１大队、５大队从两侧迂回兜击。”
“是！”各大队领导人接受任务后，立即赶回部队，组织战斗。
毛泽东向林彪说道：“我就站在这山头上看着你们打。唱《打骑兵歌》给你们鼓劲。”
林彪哼着《打骑兵歌》下山去了。毛泽东哼了几句《打骑兵歌》，却忘了词，再也唱不下去，他见几个警卫员在一边捂着嘴笑，也笑了起来，说道：“我可能当不了歌唱家，这嗓子直通通的，发出的声不会拐弯，说两句话还可以，顶多胡诌几句诗。这红军的万里长征可是可歌可吟啊。”
张闻天的嗓子看来也不怎么样，唱了句“敌人的骑兵不可怕”后，也没有再续出下句来。
进入战斗状态的红军指战员从毛泽东、张闻天的前面不远处跑过。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毛泽东畅吟的是唐朝王昌龄的《出塞》诗，接着又说道：“怎么样，我的朗读还是可以的。这诗里还有‘万里长征’呢！”
“李白的《战城南》，其中也有‘万里长征’之句。”张闻天说道。
“是那个‘去年战，今年战’？”
“正是。”
“全篇较长，我可不怎么记得了。”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张闻天背诵道。
“‘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这后一句不好。对我们红军说，改为‘万里长征战，三军尽开颜’要好些。”毛泽东的诗意总是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
山下的枪声突然间响成一片。毛泽东和张闻天来不及再讨论诗，他们的思维从诗的韵律中回返到手榴弹轰鸣爆炸和“哒哒哒”作响的机枪射击声中。
“不要打伤了马！”毛泽东在指挥战斗中下令。
红军各大队受命后，迅速组成战斗小组，利用河沟、草丛作掩护，分路隐蔽接近敌人。
在距敌不到４００米的地方，红军集中１０多挺轻重机关枪，突然开火，打得吃过饭后正在休息的国民党军骑兵一个个晕头转向，马嘶人叫，乱作一团。
漫山遍野的红军主力部队，像猛虎扑食般冲下山去。
因为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大休息，根本不会想到会从六盘山上冲下红军来，他们除了少数喂马的和警戒人员在游动外，其他人都睡着了。当他们被枪声惊醒后，红军已经冲到眼前。
红军先用手榴弹轰，然后就是拚刺刀。
“注意不要伤着了马，先打马上的！”红军指挥员们喊道。
刚跨上马的敌人，目标明显，顿时成了多名红军战士射击的目标。这些人上马速度快，落马速度也快，还没等坐稳，就被打落下马。很多敌人连枪都没带，马鞍未上，骑一匹光背马就逃。
红军很快就把国民党军两个连的骑兵，打得溃不成军。
青石咀一战，红军共毙俘国民党军２００余人，缴获军马１４０余匹，各种枪２００余支。
次日，红军第４大队在镇源与固源之间的白杨城附近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缴获军马１０多匹。
跟随毛泽东行军的饲养员老余听说有了好马后，专门来了一次“伯乐相马”，他挑选中一匹英俊的大枣红马牵了回来。
毛泽东抚摸着马头，也非常喜欢。
“主席，咱们就换这一匹吧。”老余商量道。
毛泽东抬头望了望不远处的小黄马，说道：“这匹枣红马真是让人喜欢，可我更舍不得那匹小黄马。”
正放缰在路边寻觅野草的小黄马似乎预感到了什么，快步来到毛泽东的身边，然后直往老余的怀里拱，像害怕把它丢了似的。
戎马生涯打天下的毛泽东，一生中所喜爱的坐骑并不多，说来最让他喜爱的只有两匹：一匹就是这匹小黄马，一匹是后来的大青马。小黄马是在１９２９年６月中旬红军挥师闽西，攻打龙岩土著军阀陈国辉旅时缴获的。毛泽东很喜欢这匹小黄马，它高１．４米，整个身材长得很匀称，浑身上下的毛油光闪亮，非常通人性和机灵。警卫员们给它起了如“小黄”、“小识途”、“千里驹”、“好帮手”等许多美丽的名字。毛泽东骑着它踏遍了中央苏区的每一个角落，参加了红军的多次反“围剿”战斗，现在又驮着毛泽东走上万里长征路。
３年后的秋天，小黄马因积食生病死于延安。毛泽东知道后，搁下手中的笔，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惋惜地说：“小黄马对革命有功啊！一定要把它埋葬好。”小黄马被安葬在延河畔，墓旁一块木板上写着：“对革命有功的小黄马之墓”。毛泽东来到这里，深情地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我心里都难过！”
毛泽东与小黄马相处的感情很深。所以说，他在六盘山下有再好的马也是舍不得换的。
“别换了。这匹马从福建上杭到现在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不少路，也算是经过考验。”
毛泽东很动感情地对饲养员老余说。其实这时他另外还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准备用这些刚缴获的战马组建红军的骑兵部队。
大家见通人性的小黄马用面颊在反复蹭着老余，好像是哀求把它留下，更生爱怜之意，也纷纷说道：“那就别换了，不换了。”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部队更需要战马，还是把枣红马送回侦察连吧。”
“好，不换了，不换了。”老余牵起枣红马走了。
不一会，老余还了马，手却没有空着，又拎了一个皮马鞍子回来。
“主席，不换马，咱们就把那个木鞍子换了吧？”
“我说呀，老余，你真行。马都不换了，你弄个鞍子回来干什么？”
“侦察连的同志们见你不要马，就又挑选了这个皮鞍子送给你。”
毛泽东摸了一下皮鞍子，说道：“这个皮鞍子是比我那个木鞍子强多了。可惜的是前面没有一个老寿星眉头上的疙瘩呀。”说着又去摸了一下原来那个木鞍子。木鞍子是从江西带出来的，工匠在制作时因材制宜，在马鞍前面设计出了一块隆起的木头，以便主人扶握。而这疙瘩对“上马击狂胡，马上草军书”的毛泽东还有一个特别的用途，因为他骑马时喜欢看书，就把缰绳搭在这块隆起的木头上。小黄马也很熟悉主人的这一习惯，当主人把缰绳搭在鞍子木疙瘩上时，它就稍微放慢步子，走得非常平稳。有些电报、命令就是毛泽东在马背上直接书写成的。
老余只好把皮鞍子又扛回侦察连。
小黄马“咴咴”地叫了两声，叫声里充满兴奋和豪情。它一直把毛泽东驮到了陕北延安，步步紧随毛泽东走完了长征全程。
第二天早晨部队出发前，左权参谋长来到第１纵队侦察连，传达毛泽东的命令，决定把侦察连正式改编为骑兵侦察连。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第１任骑兵侦察连连长是梁兴初，副连长是日后驰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骑兵团团长刘云彪。当时，侦察连有近２００人，但只有１５０多匹马，人多马少，怎么办？经党支部研究，决定把马先分配给两个机枪排、通信员和司号员等。手枪排暂时没有马骑，只有等将来缴获了以后再装备。
侦察连接到毛泽东的命令，全连指战员都异常兴奋。近几个月来，他们吃过敌人骑兵的亏，尤为感到骑兵的重要。红军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何又都不曾在时刻盼望：“我们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就好了！”现在，红军终于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尽管数量不多，但总是有了，大家能不高兴嘛！
侦察兵们边行军边议论，高兴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骑兵，这一下就可以完成较远距离的侦察任务了，再也不会像过草地时遭受敌人骑兵袭击而无法用骑兵追击。”
侦察连过去是靠两条腿与敌人抢时间，现在骑在马上，行军的速度明显加快。但是，第一天问题就出来了，战士们第一次骑马都非常高兴，开始时还小心谨慎地驱马慢慢走，后来就嫌马走得慢了，策马快跑。结果在一天内，就摔伤７人，有１人还摔成重伤，胳膊被摔断。绝大多数指战员由于不会骑马，在刚开始时感到很别扭；休息和宿营的时候，又不知道怎样喂马；打起仗来，又不懂得骑兵战术；至于平时如何驯马，那更是一窍不通，所以大家甚为发愁。有人甚至提出不要这些马。
左权参谋长听到侦察连的反映后，来到侦察连。他召集全连战士讲话，说：“学骑马同打仗是一样的，负伤也是光荣的。轻伤发轻伤费，重伤发重伤费。我们一定要在行军中学会骑马，在打仗中学会骑兵战术。”毛泽东专门指示林彪，让纵队政治部派人来，对负伤的战士进行慰问。如此鼓劲，侦察连的士气又高涨起来。
侦察连利用宿营时间，召开党支部大会，号召大家勤学苦练，从不懂到懂，由不会到会，把骑兵侦察连建设成一支好的红军骑兵部队。并请熟悉马术的地方老百姓传授经验，进行有关骑兵知识、骑兵战术训练。
半个月后，红军各部队又将战斗中缴获国民党军马鸿斌部的战马，连同在固原战斗中被俘的东北军骑兵补充到侦察连。毛泽东命令侦察连休整数天，利用东北军的骑兵教材，进行骑马、喂马、驯马和骑兵战术的训练。部队经过休整、训练，恢复了体力，基本上像个骑兵部队的样子了。毛泽东检阅休整后的骑兵侦察连，连声称赞，说：“北方平原多，骑兵作用大。你们可谓是‘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了。我们有了自己的骑兵！这很好，很好！”
年底，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林彪等人，指示红１、红１５军团选调人员和马匹送到中央所在地，以完成组建４个骑兵连的编制。红军将先后俘获的马术教官、兽医以及会钉马掌、修马鞍具的工人都补充到红军队伍中，红军骑兵部队日益充实。１年后参加平型关大战的八路军第１１５师骑兵营，即是以骑兵侦察连为基础，发展扩建起来的。这支由毛泽东亲手组建于六盘山下陇东的红军骑兵部队，后扩编为晋察冀军区骑兵团。刘云彪继任连长、营长和团长，威震一方。
毛泽东于陇东青石咀初创中央红军骑兵部队，后人曾以丹青《新骏图》绘述，并作赋：挥鞭驰骋六盘下，横戈铁骑思无涯。
鞍上日落新骏图，授勋不遗小黄马。
草荒飞兵溅露水，山野战将踏黄花。
秋过陇东地萧萧，旗卷长城天飒飒。
毛泽东率红军陕甘支队自青石咀一战后，由固源、镇源大道上的白杨城北侧向东，经牛房坪、李家村、三岔，于１０月１３日到达环县县城以北的小南沟。毛泽东在小南沟致电彭德怀：“明日我军到达及通过洪德、环县之线，须准备与可能来之骑兵作战。敌小则消灭之，敌大则钳制之，而后从其间隙乘夜通过该线。”
洪德地域，是蒋介石近期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最后合击地。毛泽东从各种情报中已经判断到这一点。因此，在次日，毛泽东率第１纵队到达环县洪德城后，又发紧急电报给彭德怀：“２、３纵队必须乘夜通过洪德城、环县之线，明日到达耿湾（不含）以南地区宿营，后日与１纵队取平行路东进。”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和决策非常及时和正确。１０月１５日清晨，毛泽东及中央机关离开洪德继续向东行进；中午时分，红军陕甘支队全部通过洪德一线。仅相差两个多小时，６路国民党军从不同方向合击而至。滚滚尘烟中，国民党军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一阵枪战误会后，方知扑空。几路国民党军指挥官大骂蒋介石指挥有误，叫嚷着返回各驻地。他们总算完成了这一次“围剿”任务，若再追击，那只有等待蒋介石的下次“围剿”命令。
对于洪德突围脱险，毛泽东在１周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道：“洪德城是最危险的一关。我们过渭水后，敌人知道了底细，即急风暴雨般地追击。我们通过洪德城后，敌人２时半即到，如不早通过，要受阻碍。”
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１纵队在离开洪德城的当天，马不停蹄向东奔驰１５公里，到达陕甘交界处的耿湾镇。
当各纵队安全撤过洪德城封锁线的消息传到耿湾后，毛泽东深深叹了口气，然后幽默地说道：“又让他们白跑了一趟，我们赢了。这从江西熬到现在的红军战士个个可都是宝贝呀，他们是革命的种子，将来撒向全国，那可是要带动一大片的。
现在再也不能让蒋介石随便端了去。”
然而，第二天黎明中，被紧急唤起的毛泽东被一纸报告惊呆了！
耿湾镇发生了一起令人无比震惊的红军命案：驻在镇外附近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突然死亡３００多人。
报告很简单，３个营的指战员在昨天到达这里宿营前还一个个生龙活虎，可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声。如此集体一同死亡，其原因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
３００多人就这样一夜之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被莫名其妙地从红军实力中一笔勾销。对方显然没有费一枪一弹，更谈不上伤亡。
３００多人啊，这个数目对历尽千难万险由最初的近９万人到走出草地后仅剩７０００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简直是太大了！
毛泽东无比震惊和愤怒，中央和各纵队指挥员决心抓住杀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
耿湾镇，泣声一片。上至中央首长，下至红军战士和这里的老百姓，无不悲痛欲绝。
到底谁是杀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大多数纵队指挥员和战士们经过调查分析，一致认为是敌特投毒所至，决心抓住敌人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
可敌人在哪儿呀？他们从哪里来？现在又隐藏在何处？特务是谁？
红军立即组织专门力量进行侦破，也抓了一些可疑分子。没几天，红军到了根据地后，毛泽东仍惦记着这事，派专人又返过身来对此事立案侦破，但经过数月调查，终没找到任何线索和确凿的证据。
毛泽东的《六盘山》诗词在后来传遍全国，妇孺皆知。然而，发生在六盘山下的这起红军命案却因未破，被尘封在公安局的档案中，成了许多红军将士终生没有解开的一个谜。每当毛泽东谈起《六盘山》诗，说起长征最后到达陕北这段岁月，他总是忘记不了这３００多红军将士的怨魂，扼腕叹惜。他曾亲自部署让周恩来去破此案，然而周恩来查遍了全国的重要特务案和间谍案，却横竖也联系不上，终是未得其解。
此案终于被解开是在５４年后的初秋，红军的后代解放军驻宁夏的给水团奉命到环县进行水质调查，在与当地政府人员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了当年红军的这一多年不破的奇怪命案。该部水文地质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由于受职业关系启发，开始怀疑到此地的水质很可能有问题，决定揭开这个秘密。他们翻山越岭，踏遍六盘山麓的沟沟坎坎，叩开了当地老百姓一家一家的门。一些老者回忆说：“红军从六盘山上下来后，一部分沿马坊川、罗山川等沟谷川道到达耿湾，那时天已渐渐黑了，部队又累又渴又饿，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清澈的泉水喝，万没想到，第二天竟无声无息地死了好几百人。”
王学印和王森林根据已经掌握的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观察及采水样分析发现，这里的泉水和沟水咸而苦，水中钾离子含量很高，１吨水中纯钾含量达１～３公斤。而正常情况下，１吨水纯钾含量只有５００克；这里的水中钠离子含量更高。并发现这里有些地方的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气泡与泉水一起呈间断状溢出。由于该地为石油分布区，断层构造又十分发育，这些气泡若从油层溢出，在构造层活动期间，有时就很可能会带有大量氰气。
因为氰与钾、钠最有亲合力，首先与钾结合生成氰化钾，其次与钠结合生成氰化钠两种剧毒性铬合物。这两种毒性极强的物体，人体若摄入５０微克，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无任何痛苦和知觉就无声无息地死去。
整整３年时间，王学印和王森林登六盘，下银川，往返数十次，跑遍了银川所有水文地质和石油化工科研单位，通过科学检测，证明他们的推断和分析完全正确。当年到沟底喝了这种水的红军将士很快就窒息而亡；因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下沟喝凉水，而是到了宿营地吃饭喝另外水的就闯过了这一关。
六盘山下红军命案终于揭开。时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去世１３年，他们始终未能得知那３００余人红军将士的死因，尽管在当时他们曾经考虑到身体这个原因，甚至联想到刚出草地时有些红军战士因久饿后饱餐致死，但如此几百人的同时死亡又让他们如坠云雾中。
红军命案发生后，由于敌情紧张，毛泽东等人来不及在耿湾镇对死去的红军将士进行任何追悼活动，在草草安葬亡灵后，当天又急忙向东转移。次日，即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６日，红军到达木瓜城一带宿营，毛泽东就近日陕甘支队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如追敌停顿，我军应在吴起镇、金汤镇集结休息一二天，查明保安、靖边情形，然后分路袭取之。即在吴起镇、保安、靖边地域休息整理扩大，并征集资材，解决冬衣问题，一面派人去苏区取联络。”
毛泽东难以忘怀耿湾镇发生的惨案，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又叮嘱道：“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
再向前行，红军终于踏上了甘肃、陕西两省的分水岭。感慨万千的毛泽东听说脚下就是陕甘交界线后，跳下马背，前瞻后望，然后对身边的警卫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１０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１１个省——陕西省，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家。”
“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警卫员扳着手指头一个个数落。
１０月１７日，毛泽东到达牛圈圪坨一带，通告中央政治局时在附近的各位委员，决定次日到铁边城后召开会议，研究整顿部队，扩大红军等问题，并拟定吴起镇作战计划。
万里征途脚未歇，中央红军终于到了家。毛泽东决定“关门拒客”，把一直紧跟在后的国民党军追兵斩尾于陕北根据地之外。
第十九回 张国焘杀猴给人看 总司令坐骑遭厄运长征，以斩关夺隘，爬雪山，过草地，勇往直前著称于世。长征，在现代社会是“吃苦最多”的代名词。
是的，长征之苦，是举世无双的。超常态自然条件的艰苦，极度险恶的战争环境，欲致人于死地。特别是对于那些长征的领导者来说，长征路上的艰苦更有那党内政治斗争的寒风冰雪——统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任何一个参与这次政治斗争的红军将领，都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那么，与其生活战斗在一起的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更是处在这场斗争的风雪漩涡中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已是风烛残年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士，对那段历史是终生难以忘怀，并不想带着长征路上的“风雪”去见马克思，他们把烽火岁月的那一段段往事娓娓向采访者道来，而谈得最多的还是关于草地上的事，说有些内容可是老帅们回忆录和传记中所不好写或不敢写的事。
话说张国焘从噶曲河折回阿坝，就开始在会上会下大造反对中共中央的舆论。他针对红四方面军中四川人较多的情况，以南下能吃大米作为诱饵，作欺骗性的宣传，逢会就讲：“北上虽然不打仗，但是要饿死。草地是过不去的。我们情愿叫敌人打死，也不愿在草地里饿死。毛泽东不怕饿死，但怕被敌人打死。他们北去是害怕敌人，是右倾逃跑主义。我们要南下，打过岷江、北江，恢复川陕苏区。到那时，我们不但饿不死，而且大米饭吃不完。”
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张国焘首先大讲南下行动方针，煽动部分不明真相者非难中央北上路线，指责毛泽东率红１、３军北上是“分裂逃跑”。他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党中央，屁！他们走的时候，毛泽东让把仓库里的枪支和弹药粮食，还有我们四方面军的一些伤员，统统都放火烧了！”
有些基层干部被张国焘的盅惑性宣传所煽动，气呼呼地说：“我们要找毛泽东算清这笔血债！”
朱德坐不住了，拍案而起：“这纯粹是谣言！党中央走的时候我虽然不在现场，但我肯定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同志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自制定的。红军对待俘虏都会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这是疑问之一。其二，我们过草地，都知道干粮根本不够，还要动员大家挖野菜，他们怎么会把宝贵的粮食烧掉呢？对毛泽东，你们谁也不如我了解，毛泽东和党中央绝对不可能干这种事！我敢肯定这是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国焘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但仍狡辩道：“就是啊，朱德同志，当时你又不在现场，怎么就一口咬定他们不会干这种事呢？我这里有情报，有根有据！”
就此后，张国焘意识到朱德还没有与自己是一条心，他开始处处刁难朱德，并派人与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的文章，在遭到拒绝后，便发动了对朱德的围攻。
有人悄悄对朱德讲：“总司令，您多保重，少生气。挨打受骂在我们这里是常有的事。”
有人给朱德讲了一个笑话：在巴州时，有一次总政委陈昌浩给参谋长倪志亮打电话。倪志亮不知道是陈昌浩打来的，回答时声音很小。陈昌浩有些不高兴，说：“你讲话我听不清楚啊！”倪志亮在平时就被张国焘等人熏陶的张口就爱骂人，他在不知道对方是陈昌浩的情况下，对着话筒出声就骂：“我日你娘，你现在听得清楚听不清楚呀？”陈昌浩听后，“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上了，向警卫员吼道：“备马！”带着几个人就直奔倪志亮住处。倪志亮一听声音不对，忙问总机，方知道刚才的电话是陈昌浩打来的，急忙再打电话去赔礼道歉，又知道陈昌浩已经来了。倪志亮慌忙跑到村口去迎接。一见陈昌浩就赔礼说：“总政委，我错了，刚才我不知道是你……”。陈昌浩还没等倪志亮解释完，举起马鞭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边抽打边破口大骂：“我日你妈，你听不出我是谁呀？今天皮鞭不见血你就记不住我的声音！”倪志亮抱头缩成一团不敢动弹，被打得头破血流。陈昌浩见马鞭染血后，才扬鞭策马而去。旁边没一个人敢站出来劝阻。有人悄声说：如果不是总参谋长，换个人也许这天就被当场枪毙了。如此堂堂总政委和总参谋长都是骂人张口就来、打人举手就干，就可想这里的军阀作风在当时是多么严重了。
当时部队中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这特派员即是保卫局做保卫工作的人，谁若是被特派员找了去谈话，进了保卫局，能活着出来就算奇迹。在那时由于情况复杂，斗争环境艰苦，有国民党、地主打入红军内部；也有起义部队改编后又反水的。部队成分复杂，的确需要清查，但是肃反扩大化，严刑逼供下，有许多好人被错杀。
到了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折头南下后，凡是有反对南下言行的干部，如果被人检举，也被逮捕关押在方面军的国家保卫局，严重的被秘密处决，承认“错误”的就释放，其余的由看守连负责管理。被关押的干部最多时，仅师、团干部就曾达１５１人。
曾就学于北京大学的张国焘，在当时他本身应该算是个大知识分子，可他为了实行愚民政策，却不择手段地打击排斥知识分子，把有知识的人不是当作财富，而是当成坏人看待。
“他是妈个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中成为一句骂人的口头语。红四方面军中原来也有一些戴眼镜的，有的领导人的眼睛还近视得厉害，但有许多人就是不敢戴眼镜，怕被说成是知识分子。只有极个别领导人才敢戴眼镜，但常常表白自己眼睛有病，不是知识分子。
后任金川藏族独立师政委的李中权本是初中毕业后参军，在长征结束之前也只好说自己是初小毕业，怕被当作知识分子杀掉。他一直到了延安，才敢声明自己是初中生。
刘伯承在过去的战斗中因负伤眼球被摘除了一个，戴了一副眼镜。所以，他立刻遭到了有些人的谩骂和讥笑：“这个姓刘的，戴个眼镜，他是妈个知识分子，屁！”
张国焘的心情自两个方面军分裂后也很不好，动不动就发火。警卫排撤离川陕根据地时抓了一只小猴子，大家都很喜欢它，张国焘有时也来逗一逗。有一天早晨，小猴子不知怎么跑到了张国焘的屋内把东西翻乱了。张国焘回来后一看，火冒三丈，连声责问：“这是谁搞的？我枪毙了他！”
“是小猴子。”警卫战士胆颤心惊地回答。
“把它给我绑来！”张国焘大发脾气：“把它绑在那个柱子上！”
“砰……砰！”４声枪响，小猴子被张国焘打得脑浆飞溅。
张国焘这一“杀猴给人看”的做法，使在场的警卫战士个个冷汗直冒。也恰在这时，阿坝出了件朱德的坐骑被抢事件，到处都在传说是张国焘指使其交通队化装成藏族武装匪徒，把朱德的马抢走后杀害了。
朱德的坐骑是匹大青马，是过雪山后不久陈海松送的。陈海松是红９军的政委，这位时年仅２１岁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对革命有着满腔热忱和忠心。他１６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童子军大队长，同年加入红军。１７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凭着作战勇敢和机智，他从机枪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委、师政委，很快提升到军政委。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他对朱德非常敬重，见朱德原有的坐骑瘦小无力，就把自己的坐骑送给了朱德。
本来送坐骑和驮马给中央红军在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是件很普遍的事，如本卷书开篇首章所述，李先念送大青骡子给聂荣臻；傅钟送坐骑给邓小平；余洪远送驮马给毛泽东，送毛驴给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等，都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政治问题，可单单陈海松送马给朱德这件事连锁引出许多怪事来。原来是红９军内部出了问题，该军政治部主任谢富治一直都在嫉妒陈海松。同是湖北老乡的谢富治比陈海松大５岁，也是位能征善战的红军将领，但他参军比陈海松晚两年，在职务上也就低一点。为此，谢富治多次在张国焘面前诋毁陈海松，想取而代之。过去张国焘对谢富治的“反映情况”并不在意，知道谢富治的别有用心，可在从噶曲河回到阿坝后，觉得应该对陈海松“教训”一番。
“你怎么胳膊肘向外拐，老朱给了你什么好处？别忘了，你的一步步成长是我看着你才到今天这个样的。你的军政委正好有人想干呢！”张国焘训斥陈海松，意思是警告陈海松不要靠错了“大树”。
陈海松猜知又是谢富治告了黑状，回到军部后与谢富治大吵了一架。但谢富治的冷嘲热讽和其他军领导的围攻，却使陈海松有口也难辩。２１岁的陈海松正年轻气盛，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怎能经得住如此上压下哄，最后竟私下决定采取偷回大青马的方法来平息这场风波。
处事犹如孩童的陈海松让警卫员偷回了大青马，暂时放在军交通队的马厩中，以便让张国焘过目，表示自己的尊重和服从。
可这个头脑简单的陈海松是在情急慌乱中办了一件大傻事，没过半天他就后悔莫及。恰好他在街上遇到了朱德，心中怦怦直跳的陈海松还没与朱德打招呼，脸就红了。朱德在这时却怎么也不会怀疑到盗马人会是大青马原来的主人，因此，他一见陈海松，便带有几分歉意地说：“海松同志，真对不起。你送我的那匹大青马，昨天晚上丢了。那真是一匹好马，可惜我还没有骑熟，就丢了。真可惜呀！”
“大青马……”从来就不会撒谎的陈海松听朱德这么一说，心中更加感到惭愧，他连张了几下口，终于大着胆子说出：“总司令，实在对不起的是我们。你的大青马，我查清楚了，是我们军交通队的战士牵去了，我马上让他们牵回来。”
朱德一听乐了：“能找到就好。他们想牵回去玩两天，过几天再给我也可以。”
“不，我让他们马上给总司令牵回来。”陈海松如释重负，但他始终没有说出事情的真相。
大青马又回到了朱德的身边。谢富治却对此事耿耿于怀，嘲笑陈海松的胆子太小。为了讨好张国焘，谢富治在再次告状后，干脆决定把大青马杀掉。如此一手，既可诋毁陈海松，又可赢得张国焘的欢心。于是，便有了大青马怎么也躲不过的厄运。
大青马在阿坝丢失被杀，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其详细经过和主事者究竟是谁一直是个谜，直到当年在阿坝的当事者从普通战士到张国焘全部去世仍没有一个人承认此事是自己所为。只是有人传说是谢富治指使红９军交通队的人把大青马再次偷出弄到野外后，杀了吃肉；有人则说是张国焘亲手所杀；也有人说是其他人如王树声等人所干，如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备科负责人李明在１９８２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总部已到达噶曲河两岸。一天晚上在宿营地发生了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的交通队化装成藏民偷杀朱总司令的坐骑的事件。当时只见一伙藏民装束的人骑着马向总司令部驻地冲来，打了一阵子枪就跑了。当时，我以为真是藏民来袭击。但随后一查，什么东西都未少，单单丢了朱总司令的马。我们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第二天天刚明，我就带着人去查找朱总司令的马。结果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了那匹马的马皮。为什么说朱总司令的马是王树声的交通队劫杀的？我有两点理由可以证明：第一，那匹马的皮是在王树声的交通队里找到的。朱总司令的马是陈海松同志送的，是一匹大青马，我很熟悉。第二，在延安党校整风时，我揭发过这件事。后来新四军第五师在宣化店突围时，我们干部队跟着王树声那个纵队，在房县他骂我不该在延安给他提意见。”
但据红３０军第８９师政治部交通队长兼保卫队长姚保明后来的回忆，又说明朱德的坐骑被抢是事实，但并非张国焘主谋，张国焘是背了这个黑锅的。他回忆道：“在阿坝住了三四天的时候，一个晚上的后半夜，突然听到总部那边响起一阵枪声，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们就打电话问，未打通，但根据枪声判断，不像是自己人打的。于是，我们交通队和保卫队的同志都立即戒备起来。第二天早晨才知道夜里发生的事情，是少数民族的反动头人纠集一股武装匪徒，抢走了总部的两三匹马，据说其中有一匹是朱总司令的坐骑。早晨６点钟左右，总部直属队又电话通知我们，说阿坝北面将有故骑兵袭击我们驻地，命令我们立即投入战斗。接到命令，我便率领交通队和保卫队的４个排，携带长、短枪和冲锋枪，在阿坝北边约１公里的一片草地上，摆开了打骑兵的阵势。……经过两次打击，敌人才逃窜了。１９３６年６月，红军第３次过草地。这时，我在红８９师政治部任敌工科长，途中又调到总部高干政治训练队学习，从刷经寺一直到甘肃的岷州，都是跟着总部机关直属队走的。每天都可以看到朱总司令、张国焘、陈昌浩等，但从未听说过朱总司令的坐骑被杀的事情。”
由此，姚保明在后来的批判张国焘错误时谈自己的看法说：“据了解，在阿坝时朱总司令的坐骑确实是在一天晚上的后半夜被抢走的，抢走的还不只一匹，而是两三匹。听枪声不像是我们自己人打的枪。并且在第二天上午，我亲自指挥第８９师政治部交通队和保卫队与敌人骑兵打了一仗，打死了敌人几个骑兵。从这方面看，也不像是我们自己人抢的。可能性大一些的是当地反动头人纠集武装匪徒抢走了朱总司令的坐骑。”
朱德的坐骑被抢走了，这究竟是不是张国焘指使人所为，已成了历史悬案。反正朱德的战马是被抢了，朱德在阿坝之后只好换乘一匹骡子。可是不久，在张国焘的煽动下，阿坝接着发生了一起红四方面军的一群伤病员起哄，要拉走朱德的骡子的事，这是历史事实。当时在总司令部一局三科工作的周立范回忆道：“一天上午，一群红四方面军的伤病员，吵吵嚷嚷的喊着拥护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的口号，气势汹汹地涌到饲养班，在马厩外面大吵大闹，声言要拉走朱总司令的骡子。有的人还口出秽语，辱骂康克清同志。我们说：朱总司令年纪这么大，还经常和我们总部机关的年轻人一起，艰难地迈着步子走路。康克清同志是我们一局的指导员，行军中走前顾后，总是热心地照顾大家，我们科长边章武同志在江西、湖南行军中一直生病，康克清同志安排担架抬着他走，而她自己却从来不要朱总司令的警卫员照顾。给朱总司令驮行李的牲口，她常常用来驮伤病员，她总是和大家一样，背着行李走路。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朱总司令让一个同志来到马厩，对那些伤病员说：‘朱总司令让我给大家讲，你们打仗负了伤，对革命有贡献，骡子就给你们骑吧！’说来奇怪，原来吵吵嚷嚷的一群伤病员，听了这些话后都不再闹了，窃窃私语地商量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有说，就默默地走开了。”
朱德以自己宽宏大量的胸怀慑服了所有在场的人。“骡子事件”平息了，但却加深了人们对前几天“坐骑被抢事件”的记忆。
没过几天，张国焘以中共川康省委的名义，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扩大会议，实际上是他具体布置的一个批斗会。地点在阿坝喇嘛庙格尔登寺大殿，这就是长征路上极为重要的“阿坝会议”。
斗争性很强的黄超在会前就吵嚷着，鼓动道：“要发动无产阶级的爆发性，把朱德拉出来揍一顿！”
朱德、刘伯承迈进会场，抬头即见一幅大横标借着两墙之角挂在会场拐弯的地方，上面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会场上杂乱无章地坐着许多人，还有许多不穿军装的妇女、儿童，根本不像省委开会的样子。
大家见了面也不像往常那样打招呼，满脸的“阶级斗争”中有迷惑不解，也有敌视和仇恨。
“今天的会议肯定多少有些火药味了。”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对朱德耳语。
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有４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和总政治部副主任周纯全。墙壁转角处坐的是省委的负责人曾传六、李文海、肖成英。李伯钊也在场。
张国焘首先讲话，内容无非是鼓吹南下，说毛泽东等率红１、３军团北上是逃跑主义，矛头自然也就引向了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朱德和刘伯承。
台上台下都有些人开始起哄：“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难道你们不知道毛泽东逃跑的阴谋？”肖成英第一个站起来，严厉地质问。
“你们把中央苏区丢掉了，把中央红军搞垮了。你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责任重大，在战略上犯了严重错误！”
“朱德你老实交代！”
朱德站立起来，诚恳地说道：“中央苏区的丧失，我们有责任，这主要是我们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这个问题已经在遵义会议上解决了。至于第五次反‘围剿’，我没有指挥好，没有打好，这些我在以前也都讲清楚了。现在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北上……”
“又提你那北上，不准说北上！”黄超打断了朱德的讲话。
“姓朱的，你现在表个态！同姓毛的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
人的情绪是经不住在特定场合下煽动的，许多人往往控制不住自己，在全力维护自己的观点时，会搜尽对方的缺点加以夸大和进行人身攻击，说出许多出格的话，有时甚至是舌头加拳头。阿坝会议也如此，有些人本来与朱德无怨无仇，可一进入争论的角色，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话是越说越难听。有人呼起了口号：“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尽管台上台下闹哄哄的乱成一片，朱德却稳坐在主席台上，纹丝不动，以不予理睬应付这一切。
“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张国焘似乎是在打圆场，其实这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朱德从容地站立起来，语音平稳而缓慢，奇妙般地使刚才整个会场上的快节奏转瞬间慢了半拍，他说：“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３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
台下有人站立起来叫嚷：“没人听你在这里作政治报告，就是要作政治报告，那也是张主席的事。现在是让你表个态，是拥护南下，还是拥护北上？”
朱德示意那个人坐下后，仍然语气平静地回答问题，说：“刚才这位同志肯定是共产党员，对我党的组织纪律一定很清楚。关于北上决议，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中央毛儿盖会议我是举手同意了的，拥护北上，你们要南下，我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只能跟着你们走，但是我是不同意南下的，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就是南下了，以后终究还是要北上。现在如果硬要我发表一个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党中央作出北上抗日的决定的！这就是我对北上的态度。关于南下的问题，我有一种看法，说出来供大家参考，还是那句话：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什么？你竟敢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这全是在胡说！”
台上有人暴跳如雷地挥动着拳头举到了朱德的面前。
“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李文海的发言头一句就是口号式。
台下竟然窜上来几个人，把朱德的两支胳膊拧在了身后，如对待犯人一般把朱德的头向下按，边按还边喊叫：“你要向张主席低头认罪，低头认罪！”
朱德竟被腾空架起来，这是张国焘在肃反中常用的那种“坐喷气式飞机”批斗方式。
会场上的气氛愈加紧张。刘伯承见状挺身而出，大声说道：“你们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现在是开党的会议，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整个会场出现瞬间的“休克”状态。
“不要吵，不要吵！你们要尊重朱总司令嘛！”张国焘退了两步，向扭拧朱德的人努了努嘴。那几个人放开朱德退了下去，有个人在临离开主席台前还恶狠狠地向朱德踢了一脚。
“你这个老糊涂！”
有人在这时竟然呼出“打倒朱德”的口号。
“老右倾！”
“老顽固！”
“老混蛋！”
谩骂声不绝于耳，这些都是张国焘的追随者正在努力充分表现自己对“张主席”的忠诚。
“朱德，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离开这里，快走！”
张国焘说着，眼睛都放出了血光。
“我是中央派到这里来工作的，我不能私自回去，要回去必须有中央的命令，我刚才说过了，我是共产党员，我要听党中央的指示。既然你们坚持南下，中央又没有命令让我回去，那我只好跟你们南下。但容许我保留意见。”朱德的话语仍然不卑不亢。
张国焘迈着方步，在台上连兜了两个来回，走到朱德面前，说：“好，好，有你这一句愿意南下的话就行。别提那个党——中——央！散会！”他把“党中央”３个字说得完全变了腔调。
吵吵嚷嚷的人群中，气恼至极的张国焘走到刘伯承的面前，压低嗓门威胁道：“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谅你现在还不敢。”刘伯承的话，大家都能听得到。
这次会议最后通过了《阿坝会议决议》，张国焘为了从客观条件上否定北上方针以证明其南下方针的正确，在这个《决议》中阐述自己的理由：“一方面敌人已在北面做好了堡垒，集中了相当兵力；同时地形、气候、物资等条件，都可使我们在北进中陷入不利的地位，使我们在北进时失掉战胜敌人的先机。”并指责党中央及其路线，说：“中央政治局的部分同志，洛、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主力红军的团结，实行逃跑。”张国焘认为只有南下打击敌人，建立苏区，才是唯一正确的进攻路线，并号召全体红军指战员一定要坚决执行这一决议。
张国焘也考虑到了用“纪律制裁”来压制不同意见，以保证“进攻路线”的贯彻执行。
因此，他在《决议》中还提出：“在斗争中不愿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他显然是有意地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述他亲手枪毙小猴子的故事，说：“那个小猴子很聪明，可它就是不懂得纪律，不听招呼，惹人麻烦。所以，它招来了杀身之祸。只要纪律严明，我就不相信制服不了那些不听招呼的人。”
阿坝会议上，张国焘没有能使朱德、刘伯承屈服，但他对待红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是不能像对待那个小猴子一样说枪毙就能枪毙了的，他还要考虑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从此后，张国焘又以各种名义召开大大小小的会议对朱德发起轮番攻击，以图逼迫朱德、刘伯承就范。除继续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外，张国焘还以政治部、总司令部党总支名义，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会议”等一系列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他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不断地作报告，到处讲话，借以打击中央的威信而抬高自己。
朱德和刘伯承也听说了那个小猴子的故事，可他们并没有当作一回事。朱德惋惜地说：“这个讨人喜欢的小猴子也许是为我们而遭杀戮的。政治手腕阴险的张国焘是在杀猴给人看。”
每次“批斗会”上，朱德与刘伯承都心照不宣地互相鼓励。会下，朱德说：“不管怎么斗，我们还是要和毛泽东同志一起革命，我相信事情总会搞清楚。”
朱德忍受着各种谩骂和侮辱，他的妻子康克清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朱总很沉着，任你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
此时，处在政治斗争夹缝中的还有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这一时期，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他每天除蹲在地图前看上半天外，就是盘腿坐在镇外山坡上看那似乎是永远也看不透的大山。
徐向前，一生和大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五台山，大别山，大巴山……大山因他而增辉，大山更馈赠予他坚毅、挺拔、沉默的性格。而他在长征路上，得之于大山最多的还要算川北大巴山的那野竹了。大巴山的岩涧谷地，到处生长着野竹子，当地农民多是砍来当柴烧。徐向前也看上了这野竹子，他把粗一点的拿来钻几个洞做成了箫，把细一点的做成了烟袋杆，挖来竹根头做了一个漂亮的大烟斗，徐向前的手艺巧着哩！警卫员和通信营的战士们，也跟着徐向前学会了做箫，做烟具。然而，谁又曾想到，这大巴山野竹的“精灵”，在风雪长征路上，为徐向前和工农红军立下了殊勋奇功呢！９月中旬，左路军和右路军余部奉张国焘命令，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松冈一带集结，徐向前率部回头再次穿越草地。宿营了，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
徐向前话语本来不多，现在更是什么话也不想说了。他从警卫员手中接过箫，低婉沉重的箫声响起在朔风凛冽的寒夜中。
往常，徐向前爱吹些红军自编的革命歌曲，如抗日救亡满江红曲子等，有时也常教警卫员吹些《小放牛》、《孟姜女》等民间小调，但他最喜欢吹的还是那首《苏武牧羊》。
此刻，在草地上，一曲《苏武牧羊》又从徐向前的胸中流淌、倾诉出来。在大巴山时，他是边吹边向身边的警卫员讲解吹箫的知识，说只有理解了曲中人苏武在茫茫草地牧羊时的心情才能吹好箫。现在，他一言不发，目不斜视，独自吹箫，尽把乱如麻的思绪、无处可谈的心里话、一肚子的无名火都吐入竹管中，化作悲愤难言的箫声。徐向前在后来曾回忆说：“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正是说的这第二次过草地时的事。
徐向前的主导思想是希望团结，不要感情用事，免得越弄越僵，将来不堪收拾。张国焘哪里听得进徐向前的劝说，仍坚持一意孤行。徐向前对此万般无奈，从此，一根旱烟袋更是难以离手，把与张国焘在政治上的分歧深埋在那缭绕的烟雾中。
徐向前在长征路上，上身穿的是一件灰布短大衣，这件大衣还是１９３０年红４军在湖北黄安活捉匪首赵冠英之后，军部经理处特意为徐向前做的。１９３３年在四川巴中时，徐向前又在这件大衣的右前侧用块蓝布缝了个口袋，由于颜色不协调，这个大衣口袋并不怎么美观，徐向前自己却满不在乎，说只要实用就行了。这大衣口袋的实用处是干什么呢？原来是装他自己缝制的一个烟布袋和一根竹子做的烟袋。徐向前那时很喜欢吸烟，但当时没有卷烟，只好吸点旱烟叶，特别是观察敌情、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时他总要吸上两袋，结束一场战斗后也要吸上两袋，真像农民栽秧、割谷一样，下田干活或收工歇息要来上两袋。但徐向前的烟瘾并不像有的人难以戒掉那样大，他有时找不到烟叶，不吸也就是了。但在这二过草地的路上，徐向前却难以“戒烟”了，鼓鼓囊囊的大衣口袋一天之内就瘪了下去，有时“断顿”之后，警卫员没办法，只得弄些干树叶来凑合事，就是这些吸起来又苦又辣的树叶，徐向前仍是吸个不停。
谁又知道，徐向前在长征路上究竟吸掉了多少公斤烟叶和树叶呢！
从此，为了南下红军的生存，尽量减少政治上的失误给红军带来的损失，徐向前把全部精力集中在军事上，力争打开战局，既然已经南下，就得先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
南下的队伍，失去了往日行军中的生动活跃气氛。有一天，徐向前和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坐在一个山包上休息，两人相对无语，其实两人的心中都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都想的是同一个问题，直到临起身继续行军时，徐向前才说了一句话：“我真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
“怎么不知道南下会是个什么样子？”李先念也无不担心地自语道，因为他知道徐向前肯定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而且在当时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