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

什么事。马克西姆必须为我们而不是为法国人提供最美味的食品……我打算在法国抢劫，进行有利可图的抢劫。巴黎将发生的通货膨胀会使一切都完蛋。法郎将只不过是用于某种目的的众所周知的一种纸张而已。佛兰纳不得不承认，戈林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这件事开始于194O年6月21日，当时戈林穿着天蓝色的元帅服，陪同希特勒来到贡比涅森林。德国人在这里尝到了报仇雪恨的美妙滋味，他们把法国投降仪式就安排在1918年德国人被迫投降的那节火车车厢里。接着，戈林匆匆赶到罗浮宫博物馆，大饱眼福地观者鲁本斯、弗拉戈纳尔、委拉斯开兹以及大小克拉纳赫兄弟的名画作品。这位大元帅和希特勒两人都自认为是鉴赏家，提出了一个使德国成为欧洲艺术珍宝“保护者”的计划。该计划的关键人物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罗森堡不是党内负责意识形态训练和教育的人吗？法国被征服了三个月后，希特勒给予罗森堡一项简单而巨大的权力，即在被占领的欧洲地区没收艺术品的权力。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并不是真正的德国人，他出生于爱沙尼亚雷瓦尔一个讲德语的家庭里。在流言四起的纳粹党圈子里，甚至传说着罗森堡不是德国人。他的做工匠的祖光可能只是取当地德国地主式的名字。罗森堡直到二十五岁才来到德国。虽然他在党内的地位上升惊人，他深知唐人们嘲笑他的知识分子抱负；他们在背后讥讽他的（二十世纪的神话）。新的任命给了罗森堡一个向元首表明他既是个哲学家又是个实干家的机会。他提拔英斯塔卜-罗森堡为助手，让他执行掠夺艺术品的新使命。侦探们遵照简单的程序从事：如果一件想要的画、塑像或雕刻属于外国亚利安人的话，所有者必须把艺术品出售。如果属于犹太人的话，那么尽管拿走。由于成千上万的法国犹太人已经逃亡或被赶出家园，执行后一任务已大为方便。犹太人的财产被宣布是“无主”财产，而莫斯塔卜-罗森堡有义务把这些财产保存在帝国安全的地方。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在写给元首的最引为自豪的报告中说：在巴黎有六万九千六百一十九所犹太人公寓的财产被清洗一空，没收的艺术品和津美家具装满了二万九千九百八十四节列车车厢。巴黎的每个搬运公司都必须受雇来完成这项工作。

检方拥有一份由一个叫赫曼-邦杰斯的博士写的书面证词，揭发戈林怎样从英斯塔卜-罗森堡的掠夺行动那里获得好处。邦杰斯博士是一位艺术史学家，曾作为戈林驻法国的私人代理。在巴黎陷落六个月后，戈林命令邦杰斯到罗浮宫博物馆来见他。戈林一边走，一边总用手杖轻轻敲打要送去德国的艺术品。邦杰斯深感不安，指出法国官员坚决反对英斯塔卜-罗森堡的行动。邦杰斯这是第一次见到戈林，说起话来迟疑不决。他看出戈林在生气。为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邦杰斯又指出罗森堡的活动违反了《海牙陆战公约》。戈林顿时暴跳如雷，高声的叫嚷回荡在整个博物馆里。“我的命令是不可改变的！这些艺术品必须马上运去德国。给我的那些要装入两节火车车厢，而且挂在我的专用车辆后面。鄂杰斯继续大胆地指出，甚至德国军队的律师也反对这些没收行为。戈林说：“我亲爱的邦杰斯，这件事还是让我来躁心吧。你难道不知道我在德国的地位高于任何律师吗？”

戈林总是争辩说，他收藏艺术品只是为了有一天能为德国人民建起一座博物馆。此外，他还明确表示要给每件东西付钱。但是，正如他曾经说的：“我的收集爇情使我忘了一切。”他的最大收藏对手是先下手的元首。不过希特勒的兴趣不如这位大元帅广，希特勒认为许多是颓废艺术家而置之不理，戈林则收集了这些人如夏加尔、格罗茨、克利、凡-高、塞尚、高更和毕加索的作品。戈林还搞到了戈雅、凡-戴克、哈尔斯、委拉斯开兹、提香、拉斐尔以及弗拉戈纳尔的作品。他曾夸奖罗森堡的表现，并且对罗森堡说：“我现在通过购买、馈赠、遗赠和交换，成了欧洲最大的收藏家。”

所有这些在起诉中都被揭露了出来。没有人，甚至在被告席中也没有人会相信戈林关于他已为大部分艺术品付了钱的说法。一位美国助理检察官托马斯-兰伯特听了戈林掠夺艺术品案子的证词后，对他的一位同事说：“现在有三个等级的盗窃罪：小偷、大盗以及可怕的盗窃。”

对伯顿-安德勒斯来说，这个时刻是愉快的。在几个月的官僚策划运作之后，这位上校终于使他的设计被批准为国际军事法庭的官方标志。这个标志是一个盾牌上一座正义的天平俯视着一个破碎的纳粹党徽——平和一只已坠落的纳粹的鹰。它现在已出现在信笺的上端，并作为制服上的肩饰，妇女连衣裙上的别针，以及用在其他许多方面。在这位上校的办公室里，站着一位令美国人折服的俄国美人，她就是尼基钦科美貌迷人的译员塔尼亚-吉莉亚雷夫斯卡娅。她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更多的关于这个新标志的信息。

这位妩媚动人的塔尼亚还请安德勒斯上校在他的星期六晚会嘉宾名单上加上另一个人的名字。安德勒斯的戏剧晚宴聚会已成为纽轮堡社交场合中的一大特色，他已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爇情活跃和体贴入微的东道主的名声。能邀请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名大法官、许多著名的英国律师以及四国受勋的将军们参加他的宴会，安德勒斯感到高兴。2月9日，他为苏联人来到纽轮堡进行起诉举办一个晚会。两名俄国法官都接受了邀请，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和他的妻子也要来，还有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人员中的六七位漂亮女职员也要出席。在这里举办雅致的招待会十分方便，军队提供了交通服务，晚宴以官方招待列账报销，而特别事务处负责供应戏票。

塔尼亚想要这位上校邀请的人是亚历山大罗夫少校，她说，这样做会使尼基钦科将军很高兴。安德勒斯觉得不可能拒绝这个女人，他说，这位将军当然是受欢迎的。不过，安德勒斯私下认为，亚历山大罗夫，而不是拉苏莫夫同志，也许是在场的苏联内务部人员，其目的仅是为了监视他的同胞。塔尼亚对安德勒斯千谢万谢，离去时带去了样品信笺、肩饰和留给她自己的一枚别针——所有这些上面都有上校设计的标志。

尽管存在政治和国籍的障碍，塔尼亚和罗伯特-斯图尔特少校还是相爱了。他们在大多时间里尝到了爱情的禁果；但是被人为禁止的事实也使他们极度紧张。斯图尔特的审判人员同事詹姆斯-罗把这位英俊的少校拉到一边，警告他苏联的安全机构内务部是如何神通广大。那个女人也许是个间谍，想通过斯图尔特刺探美国人的情报。当斯图尔特想到自己和塔尼亚成了国家游戏中的小卒而不是两个人单纯相爱时，他感到很沮丧。但是，他不能对罗的警告完全置之不顾，美国人的情报也不会是空袕来风。罗还告诉斯图尔特说，塔尼亚已嫁给一名俄国将军，而且生有一个孩子。

安德勒斯上校的晚会非常成功。一场威尔地的歌舞演出后，在纽轮堡大饭店举行了一夜的舞会。安德勒斯邀请来的年轻女人们心里尤其感激。凯蒂-沃尔克被邀证实她对这位上校的赞誉是对的。在与尼基钦科跳舞时，沃尔克这位调查研究人员搜集到一些她需要的情报。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俄国人进行的起诉将会在法庭上引起巨大的轰动。

2月11日星期一上午，苏联检察官N-D-佐尔亚将军正在证实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是违反有效的和平条约的罪恶侵略行为。他宣读了一份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投降的德国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包拉斯在莫斯科所作的书面证词，并要求把它记录在案。在这份证词里，包拉斯郑重保证说他切身了解德国的侵略意图。

一提起包拉斯就勾起德国人痛苦的回忆。约德尔、斯佩尔、邓尼茨，甚至戈林——被告席中任何比较聪明的人，在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都承认战争已不可能打赢。德国人遭受惨重的损失，全国降半旗三天对死者表示哀悼。人们听说包拉斯元帅和他的部队一道在战场上牺牲了，事实上，包拉斯投降并转向了俄国人，而且后来还发表广播讲话，敦促德国士兵放弃毫无希望的战斗。他的名字在德国成了背叛的同义词。但从包拉斯的观点来看，他不是叛国者。他的第六军团已陷入重围，希特勒答应说戈林的空军会来救援包拉斯，但是德国飞机一直没有来。可是，希特勒仍然命令这位元帅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人。包拉斯断定，希特勒已决心让三十万德国人接受挨饿、生病、受冻直至死亡或被俄国人俘虏的命运。他没有理由为这样一个领袖继续效忠。

戈林的辩护律师奥托-斯塔马尔表示反对。斯塔马尔是一个个头高大、很难对付的人，举止表现得很霸道。斯塔马尔说，包拉斯的书面证词只不过是共产党人强迫一名叛徒将军所写的一张纸，这证明不了什么。如果包拉斯真是这样一个重要证人，那么让检方把他交到法庭上来，以便辩方进行诘问，否则检方应撤回这一没有价值的证据。

苏联首席检察官罗曼-鲁登科站了起来，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微笑。鲁登科告诉法庭，他的确要让包拉斯元帅来做证人。实际上，他可以今天下午就让包拉斯出庭。这一爆炸性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司法大厦，记者们跑出记者间、咖啡厅和陆军消费合作社，纷纷挤到六OO号房间的过道上。杰弗里-劳轮斯爵士问苏联方面，他听到的是否准确？苏联检察官答复说，包拉斯已秘密飞到纽轮堡，现在正在鲁登科的寓所等候着。

杰弗里-劳轮斯爵士请法庭肃静。一名头戴白色头盔的卫兵打开门，最先走进来的那个人瘦削威严，身着一身显出军人气质的深蓝色套装。在来宾席中，俄国贵宾们急切地前倾着身体。他们当中有乔治-朱可夫元帅和小说家伊里亚-爱轮堡。《真理报》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怀着特别的兴趣注视着来人弗里德里希-包拉斯。波列伏依在包拉斯投降的那个重要日子里就待在斯大林格勒。他记得，那天一位年轻的苏联军官站在一座被毁的建筑物前，脸色苍白，而且在俄国的严冬里还流着汗。这位军官被告知包拉斯困在地下室里，并让他下去把这位陆军元帅带上来。这个俄国人小心翼翼地下到地下室。几分钟后，一个瘦削疲惫的人走上楼梯，他的帽子和皮大农已冻得积着冰雪。俄国人僵冷地站着。而他从大衣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扔在俄国人的脚下。弗里德里希-色拉斯陆军元帅投降了。

汉斯-弗里奇也曾去过斯大林格勒。他去那儿是用广播向德国人民报导他们的子弟在前线的英雄事迹。他对前线骇人恐怖的状况深感震惊：食物和药品奇缺，冻结的尸体像小山丘似的遍地皆是。与包拉斯分手告别时，弗里奇看到广隐在那人眼神中的失败情绪。

在译员室里，译员彼得-尤伯拉尔中尉用轻轻颤抖着的手调整好耳机。迄今为止，尤伯拉尔一直在利昂-多斯特尔特的语言处工作，负责考核其他的候补译员。今天是他第一次在话筒后做同步翻译。包拉斯开始作证后，尤伯拉尔觉得轻松多了。这位陆军元帅的讲话平静、缓慢而且稳重。

被告们一直通过不理睬诉讼程序在法庭上读藏放在官方文件下面的小说来表达对苏联起诉的轻蔑。但是这一天，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了。罗曼-鲁登科将进行提问。他首先证实《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在1939年8月和1941年6月期间是有效的。他问，包拉斯将军在那个时期做了什么？包拉斯解释说，1940年10月他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参谋长。鲁登科问，他的职责是什么？包拉斯说，他受特别指派来制定一个最后取名为“巴巴罗萨”的作战计划，即对苏联的一次突袭计划。鲁登科问：“在这些在座的破告中，谁是发动对苏联侵略战争的积极参与者？”包拉斯看一看被告席，回答说：“就我的观察，这些人中有最高统帅部参谋总K凯特尔、作战厅厅长约德尔以及空军总司令戈林。”

劳轮斯法官宣布暂时休庭时，被告席中爆发出一阵蚤动。戈林对斯塔马尔喊道：“去问问那个臭猪，他是否知道他是个叛国贼？去问问包拉斯，他是否拿到了俄国公民证？”在被告席的另一端，弗里奇对沙赫特说：“你知道，这是德国人民的悲剧，悲剧就在这儿。可怜的包拉斯在魔鬼和他的职责之间困惑不能自拔。如果像他那样的人会背叛国家，那么这个国家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2月12日，包拉斯回到法庭接受反质。凯特尔将身体靠近里宾特洛甫，说道：“你想想看，包拉斯本来是要接替约德尔的职位的。如果他真的接替了，那么，包拉斯将取代约德尔坐在这儿。”约德尔也知道这一点。在讯问包拉斯的几个小时里，命运的变化无常深深折磨着约德尔。

负责看守约德尔的美国士兵发现此人顽固不化，把自己包藏在冰一样的冷漠之中。在吉尔伯特探访牢房时，约德尔明确表示不欢迎这位心理学家对他的关心。他感情上十分自信，但他讲究实际的思维方式像他制定出的希特勒的军事作战计划一样，能清楚地预测出他在这个法庭上的可能下场。

像凯特尔一样，约德尔是军事贵族阶层中的一员，而且有些看不起暴发户式的政客。因而，他最后又对希特勒的尊敬使他自己也感到意外。就在1939年波兰战役前，约德尔经凯特尔的推荐被任命为最高统帅部作战厅厅长，此后他实际上是在元首身边工作。当他亲眼看到希特勒通过成功的恐吓把德国军队派进原先非军事化的莱茵地区、对奥地利不流血的征服、张伯轮在慕尼黑妥协屈从、德军在波兰和法国轻易取得的胜利，约德尔折服了。他一次写道：“对我来说，作为特权阶级的一员也可以鄙视那个奥地利下士，但那不但不会显出他出身多么低微，而是看出我是多么卑劣。”

然而，当希特勒开始失败时，约德尔惯于分析的头脑没有停下。早在1942年，当希特勒把德国拖入两线作战后，约德尔就明白他的国家不能获胜。他逐渐意识到天才的失误会像天才的胜利一样巨大。早些年的那种兴奋消失了。看着希特勒脸色行事的生活，以及没完没了地从柏林跑到拉斯腾堡的“狼袕”又跑到贝希特斯加登，对约德尔来说已变成一种“介于寺院和集中营之间的折磨”。

1942年8月，李斯特陆军元帅在高加索战役中进展缓慢，希特勒对此极为愤怒。他派约德尔去督使迟疑不决的李斯特前进。从前线返回后，约德尔报告说李斯特的做法在军事上是正确的。他亲眼看到了李斯特作战地区大雪覆盖的山路，并且也认为不可能执行希特勒的进军命令。希特勒身子靠在地图桌上，眼珠鼓突出来。他说道：“约德尔，我派你去不是要听你报告所有那些困难。你应该代表我的意见！那才是你的职责。相反，你回来时已完全受了前线指挥官的影响。你只不过是他们的传声筒！我并不需要为此派你到那里去。”

李斯特事件以后，希特勒决定一旦包拉斯攻克斯大林格勒，就取代约德尔为作战厅厅长。约德尔也迫切等待着这一变动。看着包拉斯在接受法问，约德尔想，要是包拉斯作为一名被指控的战犯站在这儿，而他，约德尔，获准和他的士兵一道，作为军人光荣地死去，那该有多好啊！

通信部队的摄影师雷-达达里奥接到通知，要他带着相机到杰克逊法官的办公室去。他到那儿后，艾尔丝告诉他说，那天——2月13日——是杰克逊的生日。她已安排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小型聚会，并悄悄告诉了各位法官及一些高级职员：法庭一休庭就顺便来一趟杰克逊的办公室。她想首先让达达里奥给这位法官照相。杰克逊客气地表示反对，但是当达达里奥架起相机时他也开始擦拭他办公桌上的尘垢。艾尔丝在给杰克逊梳头时，这位摄影师刚准备拍照。达达里奥认为这将是一张吸引人的照片，因此他连续给他们照了几张，然后再给这位法官单独照。

那天晚上，弗朗西斯-比德尔给他的妻子凯瑟琳写信说，他还是法庭中的有力人物。他在信中说：“这群人并不能干。劳轮斯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虽然他的确是个令人钦佩的庭长。法国人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

他又说：“因为今天是罗伯特-杰克逊的生日，他们送给他一个蛋糕，还有一些礼物和笑话。但是我们都认为这个聚会的确太乏味了…准备得太仓促，艾尔丝轻声快乐的尖叫。她脸上的胭脂都涂到眼睛上了，极力想做一名显要的贵妇人。”在工作人员中，杰克逊和他秘书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听说杰克逊回到家里处境极为不妙。尽管比德尔很刻薄挖苦，但其他与艾尔丝交往的人都发现那个女人既漂亮又能干。对杰克逊来说，艾尔丝恰恰合适。艾尔丝在他的工作上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他信任的密友。她十分注意外表。那次聚会后的第二天，雷-达达里奥接到艾尔丝打来的电话，要他将她给杰克逊法官梳头的一切照片包括底片都销毁掉。

2月14日早晨，被告们在列队被带到法庭前，在躁场上享受散步和闲聊的短暂机会。由于席拉赫从他的美国亲戚那里收到报纸，因而经常被问起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这天早晨他说的消息在这群人中投下一层陰影。日本的“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将军刚因战争罪被处决。汉斯-弗兰克向戈林提起这一消息，看看这个“强硬者”怎么想。弗兰克十分恼火，因为戈林仍想让他从后面跟上并且到戈林的左边去，好像他们是在德国总理府大厅里散步，而不是在监狱的院子里。戈林谈起山下奉文的结局，说道：“那又怎样？你应该振作起来，带着尊严去面对死亡。我们将是烈士，即使过五十年，德国人民也会承认我们是英雄的。他们会把我们的骨头用大理石盒子装着，安放在巨大的国家神殿之中。”弗兰克显得有些疑惑不信。不过，戈林的这些大话对他这样的动摇者仍然产生了影响。捶胸顿足、在胜利者面前卑躬屈膝以及自我悔悟，都不如戈林的傲慢和蔑视可取。弗兰克认为，当戈林告诉凯特尔、沙赫特和席拉赫说他们的妻子连同他的埃米都已被捕时，他通常讲得有道理。戈林教训着他们：“你们看，他们就像盖世太保一样坏。不要让他们装扮成民主的样子。妇女和儿童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

那天布告栏上宣布的案子，除俄国人外，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安。他们坚持指控德国人进行了卡廷大屠杀，即在俄国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森林里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美国人和英国人曾经希望俄国人会放弃这项指控。俄国人正在审判别人的侵略罪和战时罪行，而卡廷案件的审理只会引起人们对俄国人的寒糊不清立场的注意。苏联人通过他们与希特勒签订的条约几乎攫取了半个波兰。他们进攻芬兰，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并且从罗马尼亚那里占领了比萨拉比亚。没有人否认进入战争后俄国军队和人民遭到德国人残酷的迫害，关于这方面已有如此之多的证据，因此西方盟国认为，提出没有把握的卡廷屠杀指控既是不必要的也是愚蠢的。

鲁登科的代表Y-V-波克罗夫斯基上校提出苏联的第三十四号文件，即苏联特别委员会宣称纳粹分子在卡廷森林杀死一万一千多名波兰人的报告。戈林和赫斯故意扯掉耳机，席拉赫咯咯发笑。西方律师们知道，被告们的藐视有些道理。检方拥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是俄国人，而不是纳粹分子杀害了波兰人。俄国人似乎要抓住机会把他们自己的一项战争罪行强加在纳粹分子身上。罗伯特-杰克逊对此感到惊愕不安。俄国人正在于对被告方有利的事。对卡廷事件真相的怀疑会使整个起诉受到曲解。

星期六，吉尔伯特上尉被告知休庭后马上去向安德勒斯上校汇报工作。吉尔伯特高兴地戴着上校规定的新肩饰，走向在一楼的安德勒斯的办公室。吉尔伯特到来后，安德勒斯递给他一份针对戈林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在包拉斯做证期间）而制定的新规定。安德勒斯已注意到吉尔伯特要说什么：这项新规定会在心理上对被告们产生坏的影响。但是劳轮斯爵士支持他——戈林是对诉讼程序尊严的一个威胁。吉尔伯特读完这份文件，强力压住自己的不快。这基本．h是斯佩尔催促吉尔伯特采取的措施，也是几个星期前他向上校建议的隔离计划。吉尔伯特表示同意，认为上校的提议是必需的。安德勒斯说这样就很好，因为他希望这位心理学家制定出执行这项规定的细节，并向被告们发布这一消息。

吉尔伯特知道，安德勒斯上校对戈林的憎恶几乎时时困扰着他。虽然没有根据，但这位上校还是怀疑戈林是个同性恋者。他对人说，戈林涂胭脂口红并染指甲。他指责戈林的原因是戈林真的带到纽轮堡满满一皮箱女性化妆用具。吉尔伯特认为这位上校对戈林随意地指责对他了解戈林并没有帮助，他宁愿通过做牢房探访和研究那人的档案卷宗来加深对戈林的了解。

在研究档案卷宗时，吉尔伯特找到了戈林这个人的早期线索。戈林的父亲曾是德国驻海地的总领事，那时他母亲回到德国生下小赫尔曼。她分娩完后，马上回到丈夫身边，并把戈林留给一个朋友照顾，她有三年没有再见到儿子。根据档案记载，戈林最早的记忆是他母亲回来。她张开双手拥抱孩子，而他向她跑去并用小拳头打她的脸。吉尔伯特相信，一个人的最初记忆在他的心理成长上极为重要。就戈林的情况而言，这一记忆反映了他的自我。即使那样小的年纪，他也对没有成为他母亲世界的中心而生气。吉尔伯特还偶然翻到戈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