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
们产生重大的影响。
斯普雷彻希望不只是靠一首抒怀的歌曲和一封吹嘘的信件来给席拉赫定罪。出任维也纳的大区领袖后不久，席拉赫向希特勒报告说，在维也纳约有六万犹太人不适宜工作。同时，该城市面临严峻的住房短缺，他急需减轻这一压力。希特勒命令席拉赫将维也纳的犹太人送往波兰总督那里。席拉赫后来吹嘘说：“如果有人指责我从这座城市驱赶……几万人到东方的犹太人居住区，我会回答说，我把这事看成是为欧洲文化做贡献的一次行动。”席拉赫的文化贡献造成了这几万犹太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因此外表懦弱、富有教养的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实际上采取了与党卫军相同的残暴行动。这就是斯普雷彻希望作出的定案：席拉赫造就了实施野蛮暴行的一代德国人，而他自己就是一个榜样。
就在结束席拉赫起诉案不久，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一位来访者，他是语言处的明星沃尔夫-弗兰克。就弗兰克讲的英语来说，他可以冒充是英国贵族。事实上他是生于慕尼黑的一名德国犹太人，30年代才逃往英国。在担任英国陆军军官的五年中，他养成了贵族般的清晰发音。
沃尔夫-弗兰克问斯普雷彻，他战前在瑞士是否认识一位德国贵族老妇人？斯普雷彻记得在学生时代的旅行中，他曾访问过住在苏黎世的一位远亲，那个女人后来成了德国贵族中一名地位不高的成员。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她家墙上挂着一幅希特勒的照片。虽然斯普雷彻出生于一个小镇的坚定的共和派家庭，但大学教育把他变成了一名“半社会主义者”。他对这位妇人对英雄人物的选择感到震惊，他问这位妇人，她为什么挂着希特勒的相片？她回答说：“这个人将复兴德国。”
沃尔夫-弗兰克解释说，最近有个叫费伯一卡斯托尔的伯爵夫人来访问他。她在广播里听到斯普雷彻起诉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斯普雷彻的名字听起来很熟，这个人就是十年前在苏黎世拜访过她母亲的那个年轻人吗？如果没错的话，她希望斯普雷彻去看她和她的丈夫。她住在离纽轮堡约十来英里的乡下，并已给了沃尔夫-弗兰克一个地址。
像大多数工作人员一样，斯普雷彻在每个周末空闲时都要离开这座凄凉的城市出去转转。费伯一卡斯托尔的邀请激起了他的好奇心。此外，他还是一位盟国检察官。他对这些人的政治情况一无所知，他还记得在苏黎世的那张希特勒的相片。他决定最好不要独自去，而带上沃尔夫-弗兰克以及汉斯-弗兰克案件的检察官威廉鲍德温。天气晴朗，带有篷顶的吉普车载着他们驰过低隆的山丘，越过弗兰科尼亚的大片森林地带。他们到达费伯一卡斯托尔猎场一个秀丽的乡野行猎宿舍。伯爵夫人和丈夫罗兰-费伯一卡斯托尔爇情接待了他们。
在费伯一卡斯托尔家友好愉快的气氛中，斯普雷彻的沉默寡言很快就消失了。费伯一卡斯托尔说，他们对美国占领军拿他们的斯坦因城堡来安置新闻记者没有什么不满。纳粹分子也这样做过，使城堡为其所有。在政治方面，费伯一卡斯托尔解释说，“七-二0”陰谋事件后，他因众所周知的反纳粹立场差点未能逃脱纳粹的逮捕。美国占领当局已帮助消除了他身上的纳粹影响，他现正忙于重建他的商业企业。
现年三十一岁的妩媚聪颖的尼娜-费伯一卡斯托尔为款待客人们，在钢琴上演奏了她自己作的曲子。她有些调皮地提到，戈培尔部长有一次来拜访她，并且夸奖她的天才。罗兰-费伯一卡斯托尔邀请斯普雷彻和他一起环绕庭园散步。松树高耸入云，零碎斑剥的阳光洒落在雪地上。斯普雷彻想起他老家威斯康辛与此相似的冬天，就在这时眼前呈现出一幅完全被破坏了的景象。数百棵大树从根部炸断，碎片几乎成了火柴木，断裂处洁白如新。费伯一卡斯托尔像是在嘲讽着说，盟军的轰炸机并不总是击中预定目标。
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客人们好吃好玩，十分开心。开车返回纽轮堡的途中，三人都有一种安宁幸福之感。这天下午享受的招待没有纽轮堡大饭店里那种适合人的爇情，也不是征用别墅的那种攫取来的舒适。费伯一卡斯托尔家是老成、快乐、友好人们的一个真正家庭。斯普雷彻也为东道主开明的政治观点感到欣慰。但是在德国的那些日子里，除了纽轮堡被告席中的几个罪犯外，人们似乎从来没有见过一名纳粹分子第二章 起诉案(6)37
奥托-克兰获比勒第一次出现在司法大厦门口时，卫兵们大吃一惊。邓尼茨海军上将的这位辩护律师身穿战败敌军的全套海军制服。三十九岁，在着整齐的克兰萨比勒是德国海军的一名舰队法官。邓尼茨上将认为他像其他国家的军人一样进行海战，因此他断定，这样一位海军军官同事为他处理这个案子最为适当。
尼夫少校在德国一个海上扫雷部队的法律办公室找到了克兰茨比勒。该扫雷部队得到英国的允许继续工作，以清除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港口的水雷。在纽轮堡克兰获比勒坚持保留穿制服的权利，因为是盟军把他留在服现役的岗位上。他也希望通过身穿制服出庭，来说明大多数德国人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战，而这正是他打算让他的委托人邓尼茨扮演的角色。
这个星期天下午，当克兰茨比勒走近他现已熟悉的会客室的铁丝网时，法庭内的过道上人已几乎走空。第二天，即三月14日，将开始对邓尼茨的起诉。克兰获比勒来此是为了讨论对付起诉的最后的策略。他的委托人已经在等着了。邓尼茨不是一个简单的委托人。一旦张开那薄薄的嘴唇，他那和蔼老祖父的影子马上就消失了。他的声音像牙科钻头的嗡鸣声。他保持着指挥若定的习惯，这点并未受到这几个月监禁的影响。克兰茨比勒完全了解德国海军中流传的有关邓尼茨的故事。邓尼茨有个叫彼得的儿子，二十一岁时牺牲在他父亲的猴群舰队的一艘潜艇上。在德国的四万名潜艇乘员中有二万五千人死亡，邓尼茨的儿子是其中之一。1944年5月，他的另一个儿子克劳斯，在英国沿岸侦察盟军进攻准备迹象的一艘侦察舰上被打死。当副官报告这一消息时，邓尼茨一言未发，继续伏案工作。他回家后告诉了他妻子，然后又通知要她陪他参加一个欢迎日本大使的午餐会。在午餐期间，他们丝毫没有提起儿子的事。午餐会一结束，邓尼茨的妻子就晕倒了。
克兰茨比勒前几天去档案室拿了检方预计将用来对付邓尼茨的几份证据的副本。在会客室里，他与这位海军元帅讨论了这几份证据材料。邓尼茨大声地提出了克兰茨比勒应该在法庭上摆出的反对意见。这位律师说，“拉扎尼亚命令”将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1942年德国海军的一艘潜舰击沉英国运输舰“拉孔尼亚号”后，邓尼茨发布了这项命令，该命令影响特别严重。邓尼茨禁止德国海军船只打救幸存者，甚至不许帮助他们爬上救生船或者供给他们食物和水。邓尼茨在命令的最后说：“要严酷些。记住，敌人在轰炸德国城市时是不顾我们的妇女儿童的。”
邓尼茨告诉克兰茨比勒，他发布这项命令的唯一原因是，德国艇上人员尽力抢救“拉孔尼亚号”幸存者时，美国飞机竟进攻了他的潜舰。他还知道一个事实，即美国海军基本也像“拉孔尼亚命令”那样行事。克兰茨比勒说，元帅说得很对，他打算在反质时提出这点；但是元帅必须明白，不管对或不对，公正或不公正，法庭将不会接受“你也和我一样”作为辩护的理由。
检方也许会引用证据，说明邓尼茨不仅仅是一名职业海军人员，而且曾经是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坚定支持者。7月20日陰谋刺杀希特勒事件后的一天，邓尼茨发表广播讲话：“一个与我们英勇的武装部队没有任何关系的疯狂的将军派系挑起了这次见不得人的暗杀活动……如果这些恶棍认为除去元首就会使我们停止艰苦不屈的战斗的话，他们就大错特错了。”邓尼茨说，他并不担心这次讲话。他又问，美国人有他作的与犹太人斗争的那个讲话吗？他在这个讲话中说过：“我即使吃屎，也不愿让我的子孙在犹太津神和信仰中成长。”这份讲稿共发出五十二份，其中五十一份已经销毁。邓尼茨问，检方是否得到了这最后一份？克兰茨比勒回答说，他们似乎拥有其他所有的资料，但是否得到了这份讲稿，他也不知道。
两人的谈话结束时，邓尼茨问他的律师是否知道他为什么被审判。在克兰茨比勒回答之前，这位元帅就解释说：他们不能审判克虏伯，因此就找到克虏伯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因为他们不能审判希姆莱，所以就处置卡尔登勃普纳；他们不能审判戈培尔，因而就起诉弗里奇；他们没法审判希特勒，因此就清算作为元首继承人的邓尼茨。邓尼茨说，对他进行起诉是“一个美国特色优默的例子”。
英国人始终觉得美国人在法庭上表现得过多，因此他们特别认为应该由他们来起诉德国海军，他们毕竟与德国海军进行了真正的交锋。1月14日是星期一，H-J-菲利莫尔律师于是开始了对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的起诉案。邓尼茨被指控共谋发动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犯下了罪行。当菲利莫尔引证“拉孔尼亚命令”时，艾雷-尼夫少校听着，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中。他的一位朋友以及那人的妻子幼儿在他们来的船下沉时淹死。检察官接着转向邓尼茨在德国海军中执行凯特尔的“突击队命令”的结果。由于执行了这项命令，被俘的英国突击队员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
到此刻为止，对这位海军元帅起诉的证据只涉及军事行为，也提出了战争中残酷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公正地进行战争的问题。但是，下一阶段的起诉将使邓尼茨进入一个更难得救的领域。他对审问人员曾坚持说他对集中营的恐怖活动一无所知。这位英国检察官引用文件证实，邓尼茨曾亲自要求让一万二千名集中营犯人到海军船坞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