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
地反对。为什么她能成为将军夫人，却要当一个农场主的妻子呢？凯特尔就这样继续待在军队中。当希特勒任命他为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时，凯特尔的军官同僚们都大吃一惊。希特勒一次说凯特尔有“电影院引座员的头脑”时，另一位军官问元首为什么要任命他为德国军队的最高层人物，希特勒回答说，因为此人“像狗一样忠诚”。
外表潇洒英武的凯特尔也为另一个目的服务。1938年在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在威胁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交出国家权力时，大声地把凯特尔从接待室叫出来。元首问道，德国军队已经进入进攻准备状态了吗？凯特尔作了肯定的回答。他站在那里，身穿整齐笔挺的制服，是个十足的军人形象。这个不言而喻的信息对许士尼格起了作用。
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是一名下士，可是凯特尔却被元首的军事天才迷住了。不管将军们提出什么争议问题，希特勒总能引用毛奇、施里芬或克劳塞维茨的话予以对付。凯特尔深信不疑地承认，在军事问题上，“我是学生，而元首是大师”。
与律师见完面后，凯特尔被送回牢房。除了门锁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闭后，牢房内的一切如死一般寂静。他脱去外衣，叠折整齐。因牢房里不允许使用钩子和挂钉，他就把衣服放在石头地板上。凯特尔问看守他今晚是否可以坐在床上熬夜，因为他脖子上长了个讨厌的疖子。这件事他没有告诉弗鲁克医生，他也从来不向医生报告他的病情。不过，他的苦行僧似的生活是人为约束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而且他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现在的血压是一八O：一O0。他曾向凯利少校透露，他在战争中曾经三次想自杀。凯利这样写过凯特尔：“目前，他已没有继续活下去的需要，因此，他是最有可能自杀的人物之一。”
辩护律师们把司法大厦附近一个幸存的小旅馆——星球旅馆作为自己的聚集点。奥托-纳尔特在与他的委托人凯特尔见面后到了那里。走进旅馆时，一堆柴火半明半暗地烧着，爇气微微，纳尔特觉得很是不错。时间已很晚了，他只找到了一位同事路德维希-巴贝尔。旅店老板给纳尔特来了一杯啤酒。巴贝尔说，德国啤酒是从战争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的一种东西。纳尔特一脸倦色地说，他但愿上帝保佑多斯勒的证词从来没有出现。他怀疑，当一名德国将军已因为执行命令而被枪决时，他怎么能挽救发布这项“突击队命令”的那个人呢？
检方已起诉完坐在被告席前排的被告，一个接一个，就像对付射击场上的靶子一样。五月9日轮到罗森堡。当施特赖歇尔开凿反犹的沟壑时，罗森堡则竭力把反犹思想提升为一种体面的哲学。对于令人发笑的纳粹头衔，例如负责监督党的意识形态整体训练暨教育的副元首，以及负责保卫党和国家的国家社会主义哲学的长官，他都非常爇衷。罗森堡被起诉受审，是因为他后来担任东方占领区部长和洗劫艺术品行动负责人之故。
道格拉斯-凯利少校坐在来宾席上，从那里可以看到他的同事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被告席周围徘徊。凯利仔细看着罗森堡，发现此人英俊但缺乏生气，头上留着那个年代美国年轻人熟悉的直高后梳二分发型。他想起第一次去那人牢房的情景。罗森堡对凯和谈起了他的书《二十世纪的神话》。神话一词译得很不贴切，用传奇这个词会更好些，因为罗森堡提出了有关日耳曼民族高贵血统的一套半神秘主义的理论。1934年该书出版时，共售出了二十五万册。不过，这本书的主要特点好像是可读性很差。它是用德国哲学的庞杂晦涩风格写成的。这本书希特勒翻了一遍，而戈林从来没有碰过。宣传部长戈培尔称《二十世纪的神话》是“一次意识形态的喷发”。不过，戈培尔了解他的同胞，如果他们不能彻底了解罗森堡，那他们就一定会觉得此人渊博高深。
凯利在早先的那次探访中带去一名年轻的美国译员。罗森堡问凯利，他是否知道一名满身油污的潜艇水手一旦从引擎室爬回宿舍就做什么？罗森堡自己回答说，这位水手一回到宿舍就伸手拿起他的那本《二十世纪的神话》。凯利请译员翻译一段罗森堡的书中内容。那位纳粹分子开始拿出那本页角卷曲的书。但他首先询问这位译员信什么宗教，译员答复说信天主教。罗森堡立即从译员手中怞回书，说道：“这位年轻人为他的国家工作，是一名好战士和好天主教徒。如果他要读我的书，他会立即与教堂断绝关系。我不想为这事负责。”
那天凯利离开牢房时，罗森堡交给他用普通写法记着什么东西的一棵纸。他说，这是一份备忘录，它对美国有巨大的潜在价值。这是一份“美国黑人安置非洲”的计划，罗森堡在该计划中写道，他已作了必需的计算，如果美国不听从他的忠告，“一百五十年内美国人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不纯洁的混血杂种。”
这一天针对罗森堡的起诉总结是由一个新的人物来做的。瓦尔特-布鲁德诺的出庭体现了才能而不是等级的胜利。布鲁德诺在纽轮堡是个不多见的人物。他是一名没有任命状的律师，是在高级官员成堆的地方的一名一等兵。尽管外表给人印象良好，而且人又能干，布鲁德诺却被上司撇在一边。实际上每个上司都是如此，最后还是杰克逊发现了他。这位首席检察官用一种能产生实效的办法解决了布鲁德诺等级地位问题：他让军队解除了布鲁德诺的军职，事实上把他提拔成文官。虽然这是布鲁德诺初次上法庭，但还是没有使他被饶恕和逃过杰弗里-劳轮斯爵士尖锐的话语。这位法官鼻子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说道：“布鲁德诺先生，你已经几次向我们提到了《二十世纪的神话》。怖鲁德诺点点头说：“是的，先生。”劳轮斯说：“我们不想再听到它。”这是一位英国中学校长般的声音，严肃正经但使人受不了。
劳轮斯的不偏不倚一开始就把被告们弄糊涂了。甚至是每次他进入法庭，也表现出他对公正法则的尊重。他身穿黑袍和条形裤，在落座以前先向检察官后又向辩护律师鞠躬。到这时，被告和辩护律师对劳轮斯已日益敬仰。当听到劳轮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炮手而获得卓越勋章后，他们更增加了对他的尊敬。汉斯-弗里奇这位接受审判的广播宣传家，怀着敬畏的心情聆听了劳轮斯爵士津确简洁的讲话，他尤其钦佩这位爵士不提高声调就拥有绝对权威的天赋。弗里奇对他的同胞评论说，劳轮斯是“如此的英国化，如此的非日耳曼化。”
布鲁德诺结束他的总结发言时，道格拉斯-凯利的目光还盯在罗森堡身上。这是一个愚蠢、傲慢的人，在兜售他的哲学垃圾方面又是一个头脑糊涂的人。但凯利很想知道，这个案子能判死刑吗？就算检方证实了罗森堡监督从被征服国家犹太人家庭中窃取了大批的艺术品和装饰品，但他从未杀死过任何人。他担任东方占领区部长时，实际上曾试图阻止在苏联实行的大规模屠杀。可是，他的权威很快受到更加残暴的党卫军人物破坏。凯利在审视被告席上这人的脸时心里问自己，是谁把杀人的憎恨灌输给这些屠夫？他想起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杀人是首恶，同谋犯并不比杀人犯要好，理论家是最坏的。”
霍华德-K-史密斯抓到了一个广播报导的新题目。在国内，当男人出国打仗时，妇女填补了无数的工作需要，这就是铆工罗前现象。在纽轮堡这里，史密斯观察到，在六百名美国工作人员中，有多达一半的是女性。她们不仅做秘书，而且还做调查研究人员和翻译。美国检察官中有两名律师是女性。史密斯在报导中告诉美国人说，陆军妇女队的凯瑟琳-法尔维少校将回国竞选马萨诸塞州的立法议员。他讲述，三十岁的哈丽雅特-泽特堡是威斯康辛大学一位聪明的法律评论研究生，以准备有力的法律辩论书而出名。除泽特堡本人外未被人们注意到的，也许还有她并不在法庭抛头露面。上台的角色是留给工作人员中的男性的。她的丈夫是另一位起诉律师丹尼尔-马戈利斯。因为有不准配偶在一起的命令，这对夫妇表现得像没结婚一样，而且在纽轮堡大饭店的一间房里“姘居”。
1月10日上午，被告们从监狱被带到法庭时，吉尔伯特上尉走在汉斯-弗兰克的旁边以表示给他道义的支持。二十一名被告形成了四个不明确并时有变化的小派别：戈林控制的顽固不化派；以沙赫特为首的愤慨派；以绍克尔为典型的迷惑派；由斯佩尔和弗兰克领导的悔罪派。
在法庭上，战略情报局滑翔部队军官威廉-鲍德温上校引用弗兰克在做波兰总督时所写的日记片段，开始了对弗兰克的起诉。鲍德温宣读第二三三PS号文件：“1941年9月，被告弗兰克的主任军医向他报告波兰人令人吃惊的健康状况。我现在读日记第六十四页的内容。波兰人现在每天配给他们的食物相当于六百卡，而一个人的正常需要是二千二百卡……染上传染病的波兰人总数已达到百分之四十……这种状况对来波兰的德国士兵们是个严重威胁。”不过，鲍德温继续说道：“1942年8月，弗兰克批准了一个新的计划，要求以牺牲波兰人为代价向德国人提供更多的粮食。我再次引用他的日记，第三十页上说：在德国人民遭受饥饿以前，占领区及其人民必须先挨饿。这意味着今年向波兰征收的粮食将比去年多六倍。新的需求将完全以牺牲外国人为代价来完成，这项政策必须绝不心软地执行。”
站在被告席左侧的吉尔伯特上尉仔细观察弗兰克。鲍德温的论据像重锤一样去了下来，吉尔伯特看得见那人几乎要被压垮了。吉尔伯特担心鲍德温的这一猛击会导致弗兰克倒退，并且在死硬分子的阵营即戈林一伙中寻找同情和理解。
1月11日星期五，哈丽雅特-泽特堡和丈夫丹尼尔-马戈和斯急匆匆地走进法庭。圣诞节休假期间这对夫妇赴捷克跟踪调查一位内科医生弗郎兹-布拉哈博士。检方相信，布拉哈的经历将会证明几个被告有罪。这位医生今天作为托马斯-多德起诉中的证人出庭作证。
布拉哈在战争初期被纳粹分子逮捕并关押在达豪集中营。那里的长官命令他在健康犯人身上进行伤寒试验，他拒绝这样做，从而被放逐到尸体解剖室。到战争结束时，布拉哈做了一万二千例尸体解剖。当这位医生走上证人席时，马戈利斯和泽特堡感到吃惊的是，此人尽力保持着那种固有的尊严。他脸上皱纹密布，眼色疲沓，说话声音平静且令人信服。
“夜雾命令”一事以前只在文件证据中讲到过。凯特尔在发布这项命令时曾训示说：“威吓的目的，只能通过死刑或通过采取措施使犯人们的亲属或其他的人们不知道罪犯的命运才能达到。”多德要求布拉哈以第一手的材料讲述根据该命令那些从家中被迅速而神秘地带走的人们的情况。布拉哈作证说，他看见为加快被害者的消失，他们被枪决在焚尸炉前。正像德国人喜欢说的，这是“我们把他们变成雾”的地方。
多德问布拉哈，他是否在达豪见过被告席中的什么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被告们大多数否认对集中营的活动有任何了解。布拉哈用单调的声音数出这些名字：“罗森堡、弗里克、丰克、绍克尔。”有一张脸孔从布拉哈来到法庭时就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被告席中坐着的有他的那位腼腆、勤奋的童年好友亚瑟-扎提奇。扎提奇离开捷克后到了奥地利，并且成为一名飞黄腾达的纳粹分子。他先是弗兰克统治波兰的助手，后来又成为驻荷兰的帝国专员，是拥有大权的头面人物。布拉哈的这位朋友很早就已改名为塞斯一英夸持了。
1月12日，随着法庭中戏剧性场面的暂时停止，生活又返回到水泥小牢房的束缚中，监狱里笼罩着一股星期六下午的气氛。由于被告们在周末感到最为寂寞以及他们警惕性的放松，吉尔伯特此时探访收获最大。当这位心理学家走进监狱时，一个因表现不错而享有些特殊权利的战犯拉着一只曾装过军用面粉的麻袋走了出来。吉尔伯特到现在已熟知监狱生活中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知道，那只麻袋里装着从厨房搞来的咖啡，而且正从监狱中私运出去在纽轮堡市场上出售。吉尔伯特又碰到一个享有特权的人，他是监狱图书管理员奥托-施特轮，正推着一板车书挨着牢房送过去。吉尔伯特问他是否有给斯佩尔的书，施特轮递给他一册书。吉尔伯特看了看书名，是路德维希-里克特写的《一位德国画家的回忆录》。
十七号牢房的斯佩尔急切地等待着吉尔伯特的来访。他决心打破戈林对被告同伙们的控制，特别是在库博肖克律师宣称斯佩尔曾计划刺杀希特勒后，戈林竞那样地攻击他。斯佩尔清楚地明白，法官和检方希望从被告们那里得到的，不是戈林的一致抵抗的企图，而是各人的认罪和悔过。斯佩尔正在极力拉拢更多的被告和他一起走这条道路，他对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寄予很高的希望。席拉赫现在正在谈论说要写东西来谴责希特勒，斯佩尔认为，应该让这个可塑的人物离开戈林。早些时候，弗兰克似乎也稳稳地在悔过派的一边，但是自从受到起诉的打击之后，他大惑不解，问自己为什么要抛弃他的老伙伴。也许他最终应当和戈林而不是和鄙视他的人站在一起，斯佩尔感到奇怪：戈林没有丝毫真正的权力，但却能威吓和控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