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

外交部长一职。诺伊拉特出席了霍斯巴赫会议，会上希特勒毫不掩饰地说明了他要发动战争的意图。诺伊拉特深感恐惧，并把这种情绪说了出来。这以后，希特勒决定需要一个更加顺从的人来主持外交部的工作，一个执行他的外交政策的外交差仆，而不是抵制他的外交政策的人。对于这个职位，坚宾特洛甫是最适合不过了。

在新的职位上，里宾特洛甫以干劲和雄心来代替能力和智慧。他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而且把外交部的官僚机构从二千三百人扩大到一万多人。里宾特洛甫唯一创造性的成功的确就是缔结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现在他渴望找出一份该条约秘密议定书条款的副本，以用来证明俄国人的坚诈和他们没有资格判他为战犯。

里宾特洛甫今天正要会见他的辩护律师弗里兹-索特博士，他但愿索特已经找到了一个副本。他们在会客室见面，六英尺五英寸高的索特几乎是俯视着他那矮瘦憔悴的委托人。索特为纳粹关于国家统一的诺言所吸引，在战前加入了该党，但是因为他在法庭上为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辩护而被纳粹抛弃。他是德国著名的辩护律师，瓦尔特-丰克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也雇请了他。索特保持着与里宾特洛甫平等的那种自尊自信。在探视期间，他带着职业的冷淡，像在其他任何场合一样对待里宾特洛甫。他通知他的委托人，他没能找到《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条款部分。

回到牢房后，里宾特洛甫要求见执勤军官。他想立即送个口信给安德勒斯上校：弗里兹-索特将不再是他的辩护律师。那天是元旦，索特竟然没有祝他新年快乐。

1月2日，工作人员返回法庭，在脸冻得红红的卫兵面前出示着证件。卫兵们在华氏九度的严寒中不住地跺脚。上午10点，杰弗里-劳轮斯法官宣布国际军事法庭重新开庭。在威尔特郡他心爱的希尔农场里与那些良种牛群马群一起度过一个假期后，劳轮斯爵士脸色微红，神采奕奕。在去年11月审判开始时，劳轮斯这个言谈朴实、兴趣平常的人曾被人们看成是平庸之辈。而现在，他的质朴被人们认为是思维清晰、自我稳定、意志坚强而内敛的表现。他对起诉和辩护双方都公正不阿已逐渐使被告们相信：第六OO号房间可能是实事求是的真正论坛，而不是绞刑前的休息室。

斯托里上校开始再次陈述犯罪机构的案子。他搬出针对盖世太保的证据，笨拙的做法把起诉弄得一团糟。斯托里的想法是，在起诉中引证全部文件，越多越好，似乎纸张的重量本身就会使天平最终倾斜。他陷入了这一自己制造的沼泽，有时会重读同一文件或者用五种不同的文件证明同一观点。劳轮斯爵士越来越不耐烦，极力想使斯托里走上正轨。斯托里仍像司炉工加煤一样在继续堆积证据。当助手们看到他们的努力在一次软弱无力的起诉陈述中流产时，他们开始把斯托里叫作“纽轮堡屠夫”。

令法庭感到轻松的是，午餐以后一张新的脸孔走上了检察官席。惠特尼-哈里斯上尉是个三十三岁的海军军官，又是位律师，电影明星般的英俊掩盖了他那严肃的性格。哈里斯认真积极，很少在纽轮堡大饭店的公开场合出现。他在处理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一案的工作中曾在法庭上露过面。那天审判决结束时，哈里斯陈述了“卡尔登勃鲁纳应负的第九项罪行”：就在向前推进的盟军即将解放达豪和其他集中营中的犯人的前几天，卡尔登勃鲁纳下令集体屠杀犯人。

第二天上午，约翰-哈轮-阿门取代了哈里斯站在检察官席上。阿门因直接审问了下一个证人、党卫军的奥托-奥轮道夫将军而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不过，奥轮道夫出现在这个法庭上，完全是根据哈里斯的提议。为了获取针对卡尔登勃鲁纳的证据，哈里斯曾审讯过他。奥轮道夫年龄三十八岁，身材矮小，长得贼眉鼠眼，曾是从事情报、秘密行动和消灭犹太人的党卫军所属的纳粹安全处高级官员。哈里斯从例行的询问开始审讯，问奥轮道夫的出生日期、出生地点和纳粹安全处的任务。有个回答引起哈里斯的好奇。奥轮道夫说，除1941年他领导第四特别行动队外，他都在纳粹安全处服役。哈里斯知道特别行动队的嗜杀名声，突然提了一个问题：“你杀了多少人？”奥轮道夫如实的回答使哈里斯大吃一惊。

哈里斯接着问奥轮道夫，他是怎样才得到特别行动队这项职务的？奥轮道夫解释说，他曾在哥廷根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受过经济学和法律学的教育，而且还有一个法学学位。这是他首次执行安全处的经济情报工作的合适背景。但是他抱怨在波兰集体屠杀犹太人，因而惹恼了希姆莱。希姆莱认为，奥轮道夫显然是“受教育过多的产物”。出于别有用心的恶毒目的，他便委派奥轮道夫去领导第四特别行动队。在他们谈话时，哈里斯认定奥轮道夫这人不应仅为卡尔登勃鲁纳的案子提供背景材料，他应该在检察官席上陈述卡尔登勃鲁纳的案子时，让奥轮道夫直接出庭做证。当阿门上校看到哈里斯的审讯副本时，他把奥轮道夫作为自己讯问的对象。

证人奥轮道夫身穿起绉的灰色套装走上证人席。阿门开始问一些例行的、单调无味的问题。他问，卡尔登勃鲁纳在中央安全局组织中的地位怎样？奥轮道夫认识他的上司多久？他们的关系如何？接着，阿门突然提问，第四特别行动队杀死了多少人？奥轮道夫回答：“在1941年6月到1942年6月的一年中，特别行动队报告说杀死了九万人。”阿门想知道，这个数字是否包括男子、女人和儿童？奥轮道夫做了肯定的答复。阿门接着又问，是否仅以集体枪杀这种方式进行处决？奥轮道夫解释说不是这样。党卫军首领希姆莱注意到，枪决妇女和儿童使特别行动队队员，尤其是有家室的成员津神非常紧张。因此，从1942年起，妇女和儿童就在密封的闷罐车中用毒气毒死。阿门问，杀死九万人用了多少人？奥轮道夫说，他指挥的特别行动队共有五百人。当奥轮道夫开始讲到死难者身上的金银珠宝是怎样被剥下然后送往帝国财政部时，纳粹帝国银行总裁瓦尔特-丰克闭上了眼睛。

轮到辩护律师反质时，戴维-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认真地听着。他以他的陷阱般的反质而出名。他对德国人仍然抓不到反质的要害而感到吃惊。卡尔登勃鲁纳的律师库尔特-考夫曼不断追问奥轮道夫，尽力想使他承认卡尔登勃鲁纳无权给集中营发布命令。这些命令难道不是绕过卡尔登勃鲁纳，直接由希姆莱下达给盖世太保的头目海因里希-穆勒的吗？奥轮道夫答复说，卡尔登勃鲁纳是指挥系统中直接负责的一环，卡尔登勃鲁纳是穆勒的上级，因而他可以转达希姆莱的命令，也能向穆勒发出自己的命令。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知道，考夫曼已犯了一个反质中的典型错误：他提出了一个他都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下一个辩方的讯问人是埃贡-库博肖克，他在这一天代替斯佩尔的辩护律师弗里兹-索特发问。库博肖克问道，鉴于奥轮道夫认为自己主要是位情报官员，那他是否知道阿尔贝特-斯佩尔已采取行动抵制希特勒的焦土命令。奥轮道夫答复说他知道。库博肖克又问，奥轮道夫是否进一步知道，斯佩尔在战争快结束时曾企图把希姆莱交给盟军？奥轮道夫一直毫无表情的脸上这时显出兴趣。他回答说，他从未听说过这件事。库博肖克继续问，奥轮道夫是否知道“七-二O”事件的策划者们曾要求斯佩尔参加他们的政府？奥轮道夫承认他的确知道此事。最后库博肖克问这位证人，他是否知道斯佩尔在战争快结束时曾企图刺杀希特勒？法庭内出现了一阵蚤动的嗡嗡声。戈林转过头去盯着斯佩尔。奥轮道夫怀疑地说，他不知道，他从未听说过这件事。

斯佩尔在被告席中听着，感到很满意。库博肖克不如索特老练，不过，斯佩尔设计的辩护策略的种子已经播下。

劳轮斯法官宣布暂时休庭。戈林立即爬过座椅，把头伸向一旁的斯佩尔。戈林对斯佩尔喊道，他竟敢破坏他们对付起诉的统一战线？什么统一战线？斯佩尔一边回答，一边转开身去。这时看守把戈林拉回到他的座位上。

法庭重新开庭对，一个未被问及的问题索绕在人们心头。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问题由一名六十四岁的辩护律师路德维希-巴贝尔提出。巴贝尔担负着为党卫军辩护的艰巨任务。奥轮道夫冷静的陈述使巴贝尔感到震惊，因而他不得不问：“你对这些命令的性质没有任何犹豫吗？澳轮道夫回答说：“不，当然有。”那么他又为什么要执行这些命令呢？奥轮道夫对这一问题似乎感到很奇怪。他回答说：“因为一个下级不服从国家领袖下达的命令，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巴贝尔用眼睛盯住证人一会儿，然后一言不发地坐回到座位上。

弗朗西斯-比德尔曾看到一个名字不时出现，就把那个名字写在他现在手中的文件扉页上。“他是准产那人就是阿道夫-艾克曼。这天下午，比德尔的好奇心终于得到满足。一位名叫史密斯-布鲁克哈特的美国检察官开始讯问下一个证人，奥托-奥轮道夫的党卫军同事迪特尔-威斯利森尼。布鲁克哈特从威斯利森尼那里问出，1942年8月他曾去见过河道夫-艾克曼。艾克曼是中央安全局负责处理犹太人事务的IVA部门的主管人。威斯利森尼对艾克曼说，他正受到斯洛伐克官方的压力，要求了解他们送到波兰的一万七千名犹太人的下落。斯洛伐克人想去探望，看看那些犹太人过得怎样。艾克曼最后承认，要探望是不可能的。威斯利森尼想知道为什么不可能。艾克曼解释说，灭绝犹太人是官方的政策，是元首下达给希姆莱，然后再传达到中央安全局的政策。威斯利森尼不相信，要求给他寿命令。他证实说，艾克曼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文件给他看。威斯利森尼说，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最后解决”犹太人的事。

史密斯-布鲁克哈特把问题转到卡尔登勃鲁纳身上，他注意到，“最后解决”开始之初，卡尔登勃普纳还不是中央安全局的头目。因此，他问威斯利森尼，卡尔登勃鲁纳上任后，在灭绝政策上有没有变化？证人回答说：“没有任何放宽或其他什么变化——卡尔登勃鲁纳亲B了解他们那些执行“最终解决”的下属吗？威斯利森尼说，那是毫无疑问的。卡尔登勃鲁纳和艾克曼是来自奥地利的同乡。卡尔登勃鲁纳的父亲曾是艾克曼父亲经营的电气公司的律师，两人的孩子在一起上学。威斯利森尼记得，每当卡尔登劾鲁纳把中央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召到柏林时，他总是格外爇烈地问候艾克曼，并询问他妻子孩子的情况。

下午晚些时候，布鲁克哈特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艾克曼那时对被杀犹太人的数目说了些什么吗？”

威斯利森尼回答说：“他说他将笑着走进坟墓，因为因五百万人而感到内疚将给他以特殊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