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
那些有他和凯特尔签名的文件证据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当一份发到武装部队的指示以“元首命令……”开头时，这意味着命令是希特勒口头发出的，而他和凯特尔只是把命令记录在纸上而不是命令的创始人。他们只不过是供人差遣的仆人。约德尔继续说，如果一名中尉接到一道命令，他能有权力和责任像下面这样说吗？“等一等，上尉，我得查查《海牙公约》有关陆战方面的规定，看我能否执行。”他们与希特勒的关系和上面说的例子没有区别。约德尔又说：“如果我们不服从，我们早就被逮捕起来，而且事实正是如此。”
吉尔伯特争辩道，如果没有将军们的默许，希特勒绝不可能发动战争。约德尔表示同意。他说，这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如果步兵不前进，如果武器制造商木提供武器，如果厨师不做饭，那也就没有战争。战士、制枪工匠和厨师因此就对发动战争有罪吗？约德尔说：“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怎么不能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军人的义务是服从命令，这是我一辈子恪守的准则。”
吉尔伯特问起集中营里的情况。约德尔说，他对这事十之八九都不清楚。“我根本不知道是些什么样的畜牲负责管理集中营，并且真的做下了那些事。”
吉尔伯特起身要离去，说道：“毫无疑问，德国人服从命令。”
每次巡视牢房后，“为什么”总在折磨着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他们不是在与野蛮社会的一些居民打交道。汉斯-弗兰克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雪莱的诗：斯佩尔能在任何社会阶层中体面地活动；塞斯一英夸特才智超人；弗里克受到良好法律训练。要从国际扶轮或会计师的集会中把上述这些人的大部分作为战犯挑出来，那是很困难的。如果他和凯利最终不能解释清楚这些人的行为，那么他们在书中能献给世界的将只是谜，而不是钥匙。
吉尔伯特得知三十九名党卫队员拘押在过去的达豪集中营，他们已被美国军事法庭判刑并等待处决。纽轮堡的纳粹被告们可在他们和实际所犯罪行之间放置一个隔离保护层。他们中谁也没有把什么人推进煤气室、枪毙什么犯人或在任何做试验用的人身上注射毒药。而在达豪的那些人却恰恰相反，他们是死亡行业的熟练工。吉尔伯特曾经读到过其中一个人的事。那人名叫马斯费尔德，过去做过糕饼师。他曾杀死了两万人，不是监督死刑，而是全部亲手杀死。吉尔伯特认为，通过对这些人的直接研究，他也许更能够了解纳粹的屠杀动机。因此他安排在达豪度过一段圣诞节假期。
到了达豪之后，他找到美国军队现在有限开放的一间消过毒的存尸房。吉尔伯特记得他听说过的故事。焚尸炉打开后，煤气就从附近的屋里放过来。从达豪烟囱里喷出的灰尘散布在方圆九英里的地面上，附近的居民说他们不知道这些灰尘从何而来。
吉尔伯特会见二十名已判刑者，并对他们进行了智力测试。他发现他们的智商平均数为一O七，属于中下”。他了解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希特勒担任总理之前一直失业。他们饱尝无权无势的滋味，因而统治别人的机会对他们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令吉尔伯特最吃惊的是他们的自哀自怜。他们说，他们只是遵命执行任务，而以自杀一走了之的希姆莱却留下他们受审。
两天以后，吉尔伯特疲惫不堪地登上开回纽轮堡的列车。当火车往北驰过膝俄、后退的群山时，他杂乱的印象开始有了头绪。他认为现在他至少明白了这个谜的部分谜底。达豪那里的每一个被判刑的人都证实了这点。德国是一个唯命是从的社会，每个人都服从父母、师长、教士、雇主、上级领导和政府官员。德国人从孩提时起就是在一个盲目服从权威的世界里长大的，这种强制的服从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这个谜。达豪、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的出现，需要的不是几个虐待狂，而是成百，甚至成千上万绝对顺从的人们。
这种解释可以说明达豪的那些智商中下的下属，但是在纽轮堡的那些老于世故的被告们又是怎么样呢？一个被判刑的党卫队员对吉尔伯特抱怨说：“我们不敢反对元首或希姆莱的命令。”普通刽子手的借口和在纽轮堡牢区的那些人的借口竟一模一样。
圣诞节后的一天上午，阿尔贝特-斯佩尔躺在床上，两眼盯着破裂的墙壁。墙上贴满了线条流畅的人物画和动物画，是斯佩尔用看守给他的一块煤炭画的。斯佩尔和施特赖歇尔已成了两名监狱艺术家。他从床上起来，走近方形的望孔，请看守告诉安德勒斯上校办公室：他想见他的辩护律师弗拉奇斯纳。斯佩尔在纽轮堡遵照有贵妇像待妓女一样，待妓女像待贵妇一样”这一古谚的津神行事，他对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这样做很奏效，看守中没有谁用像给其他人那样的滑稽绰号来称呼斯佩尔，他们总是称他“斯佩尔先生”。
斯佩尔目前面临的状况，完全像他过去要处理生产关键问题或解决钢材短缺一样困难。他要想活命的目标，只有通过理智分析、通过把任务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来达到。他的现状如何？他想达到什么目标？他必须采取什么行动达到那个目标？他的最后策略，即竭力想用他的技术知识换取优惠待遇，已被杰克逊拒绝而以失败告终。他必须找到另一种选择，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找弗拉奇斯纳的原因。
斯佩尔经常在技术、逻辑和机械中寻找知识美感。他童年时期最难忘的记忆是，获许坐在家用轿车的驾驶室里做出开车的样子。对当时的感受，他写道：“我第一次体会到在一个机械不多的世界里对机械着迷的感觉。”
阿尔贝特-斯佩尔出生于1905年，汽车稀少与当时世界其他方面的发展是一致的。斯佩尔家族在曼海姆是一个显赫家族。斯佩尔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建筑师。他在一所有十四个房间的法国风格的公寓里长大，有男管家、女仆和一个穿紫色制服的司机侍候。十三岁时，一个相命的人预言他将功成名就，但很早就隐退。在他的脑子里从来没有能完全忘掉那个占卜者的预言。
1931年的一天，斯佩尔正在柏林的技术学院教授建筑深，学生们却怂恿他去听一个演讲。他们来到工人啤酒店的破旧房间里，斯佩尔原来估计会碰到一个粗俗不堪的鼓动者。可是，他却发现自己完全被演讲人阿道夫-希特勒吸引住了。第二天，他就加入了纳粹党。
他此后回到曼海姆，在那里创办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在大萧条的年代里，他没有多少业务可做。他参加比赛，可是从来没有得过前二名。后来通过纳粹党内关系，他得到了一个设计纳粹党区总部的机会。那时已任总理的希特勒对斯佩尔所做的这项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于是选择斯佩尔负责筹办1933年纽轮堡的纳粹党大集会。后来斯佩尔又被请去建造帝国总理府和希特勒在柏林的私人别墅。在柏林工作期间，元首一天晚上邀请斯佩尔和党的其他领袖共进晚餐。一身尘土的斯佩尔请求离去。希特勒说，不行。他派他的随从回去为这位建筑师拿衣服。那天晚上，很注意身分的戈林好奇地直盯着斯佩尔。在希特勒身边坐着一位不认识的年轻人，身上穿着元首的带金色党徽的蓝色运动上衣。
斯佩尔成了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能与欧洲最有权势的人物谈上几个小时；在剧院里，他坐在希特勒的旁边；在最好的饭店里，他与希特勒同桌进餐——对一个刚满二十八岁的人来说，这真是令人陶醉兴奋的事。在希特勒看来，斯佩尔反映出在希特勒自己而不是党内任何人身上看得到的东西：艺术家的津神。希特勒有一次告诉这位建筑师，他想在纽轮堡齐柏林田径场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看台。原先那里是个旧的电车站，当电车站拆毁时，斯佩尔注意到现代建筑无助于保护壮美的遗址，他想出一个主意来见希特勒。斯佩尔将用“遗迹价值”来构筑大看台，他设计了草图，显出这个建筑在一千年里的样子，即使塌毁也不失其威严。这正是希特勒欣赏的想法。
对斯佩尔来说，他也偶尔瞅见他新主干的陰暗面；但据地自己承认，他已被“行使大权、对人们发号施令以及挥霍无度的欲望吸引并深深陶醉”。希特勒使斯佩尔向往的这一切都成为可能。元首像是卢多维科-斯福尔扎，而斯佩尔就像他的达-芬奇。
如果希特勒能够说有一位朋友的话，那么这人就是斯佩尔。斯佩尔建成帝国总理府后，希特勒把他召进办公室，并且有点不太好意思地送给他一份礼物。那就是希特勒1909年在维也纳画的哥德教堂的水彩画。希特勒这一举动使斯佩尔受宠若惊，但斯佩尔对这幅画不敢恭维。他后来曾写道，这幅画“津确、细腻，但是显得非常死板，没有一笔是富有生气的”。
斯佩尔回忆道，和希特勒相处的早期可以说是浪漫的篇章。现实的阶段从1942年2月8日的意外突发事件开始。斯佩尔赴“狼袕”——元首在东普鲁士拉斯腾堡的总部，开会讨论建设计划问题。出席讨论会的还有战略物资部部长弗里兹-托德特博士。斯佩尔准备第二天早晨和托德特一起乘飞机回柏林，但希特勒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谈着现代艺术的衰落，一直把斯佩尔留到凌晨两点钟。斯佩尔决定改变行期并睡一觉。
一阵电话铃声把他吵醒。希特勒的内科医生卡尔-勃兰特博士通知斯佩尔说，托德特博士因飞机失事已死亡。这一天过去前，希特勒任命斯佩尔为托德特的继任者。作为战争物资部部长和建设计划的负责人，斯佩尔立刻发现自己控制着二百六十万工人。他后来又担任海军生产项目主管，他指挥的工人达到三百二十万人。到他取代戈林负责飞机生产并担任经济部长时，已有一千二百万德国人和外国人在斯佩尔的手下干活。斯佩尔到三十八岁时，已实现了那个占卜者所预言的前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