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鉴赏第61节 世界的青花（2）

事情可能还不止于此。据土耳其文献记载，青花瓷绘制釉下蓝彩所使用的钴蓝料，是由波斯商人带到中国，同时一起带来的，还有这一颜料的烧造技术。如果这一记载属实的话，那么，青花瓷简直就是在西亚世界的直接订单下催生出来的。实际的情况是，西亚早就研发出了用钴蓝颜料绘制的釉下青花陶器，其诞生的年代，要早于中国青花瓷的出现日期。在元、明时期，最精美的青花瓷，长期是依靠进口颜料“苏麻离青”来烧制，蒋奇栖女士推断，“苏麻离青”应该来自伊拉克历史上最重要的制陶中心之一，那至今仍然称做“萨迈拉”的地方（蒋奇栖：《中国青花瓷对阿拉伯世界瓷器发展的影响》，《瑰宝》，页130—133），这一情况，对于青花瓷最初的来历，或许有所揭示。我不知道，专家们的这些推断是否暗示着，瓷器中釉下彩绘这一重要技术的成熟，是借力于西亚的制陶传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青花瓷在景德镇的出现和发展是迅速的，在不久前的宋代景德镇还只是生产以刀具刻画为装饰手段的青白瓷，而到元代，以毛笔绘制出的青花瓷，却是如此的精美和完善，这中间似乎缺少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渡期”（《景德镇民窑》，方李莉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页39）。

由于托普卡比宫等处所藏的精美元青花在装饰风格等方面明显带有伊斯兰文化、包括伊斯兰彩绘陶器装饰手法的痕迹，而《元史》中又有“西域有国，大食故址，地产珍异，户饶良匠，匠给将作，以实内帑”的记载，刘新园先生认为，“现存土耳其及伊朗等地的元青花的设计者，极有可能是在将作院中服务的波斯艺术家”（《元青花花纹与其相关技艺的研究》，《瑰宝》，页107）。这种种线索，都摇荡着我们的传统思路。青花瓷之所以如此重要，还不仅在于它的“美感”；这一品种的烧制成功，创造了在瓷器制造中使用釉下彩的技术，为白瓷向彩瓷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是世界瓷器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当然，从唐代以来，在中国本土，釉下彩技术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前进。但是，元青花的重新被发现，似乎暗示着，釉下彩瓷这一如此重要的技术品种最终得以成熟，不仅是本土技术单线前进的结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西亚的制陶经验，本土与外来的结合，才造就了青花瓷在较短时期内的迅速成熟。 当然，事实是否如此，显然是中国陶瓷研究领域里热烈争论的问题。

比较慎重的观点认为，元代，景德镇在与其他瓷窑竞争外销市场的过程中，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在白瓷上施以釉下青花的新品种，受到了国际上的欢迎，从而站稳了脚跟。不过，即使这一比较谨慎的结论，也不否认西亚之于中国青花瓷的重要作用。景德镇所以能够凭借这一新品种而逐渐跃升为“瓷都”，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迎合了国际市场的需要，首先就是西亚市场的需要。元代宫廷自身并不使用青花瓷，也“还未成为民间普遍使用的日用瓷。因此为国内生产的元青花产量并不大”（《景德镇民窑》，页44）。也就是说，青花瓷从真正诞生的那一刻，就是面对以西亚为主的外销市场，甚至可以认为，它是西亚市场需求的催生儿。在14世纪，一个瓷器新品种，可以基本不依靠国内市场，仅仅依靠国际市场，依靠亚洲另一端的需求和定货，便得以立足和发展壮大，这是完全出乎今人意料的事情，我们对于中古经济世界的想象，恐怕有重新调整的必要。至于青花瓷后来逐渐在本土普及，倒是有点类似外贸产品“出口转内销”的味道。 青花瓷的幸运在于，它获得了一个强大背景的支持——白瓷底上布满深蓝花纹，正好符合伊斯兰文明的审美观念。

那一时代，景德镇对于这一外销市场所倾注的力量，也远胜于对国内或其他地区。“大量文献证明当时中国最好的、最合格的青花产品都送到了西亚，这些青花瓷很多（今天的）陶瓷专家会认不得，因为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么精美、特殊的元青花”（许明：《通往托普卡比的梦幻之路》，《瑰宝》，页138）。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本土的青花颜料比较灰暗，发色不理想，于是，波斯商人们把西亚制陶传统中所发现的优质釉下钴蓝料带到了中国，让中国工匠们以之制作出发色浓翠、鲜丽的绝品，中国白与波斯蓝，就这样永远地结合到了一起。“托普卡比宫的大件元青花之美让你有震撼感——它的发色是那样湛蓝，明亮，清纯，宝石一般地闪光，你简直无法描绘这种现场感受”（许明：《通往托普卡比的梦幻之路》，《瑰宝》，页１３９）。由此，也形成了中国上品青花瓷的生产长期依赖进口颜料的奇观。西亚地区可以影响万里之外的中国制瓷业的图景，其实力的强大雄厚，怎可容人小视！当然，正如专家们一再强调的，元青花的生成，是发生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建立，元朝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都造成了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异常活跃。

李辉柄先生在文章中决定，在讨论青花瓷的成形时间时，不用“起源”一词，而用“起始年代”一词，以避免偏执于“构成青花瓷器的某个因素”，这是一种识见深远的提示。青花瓷自始至终都逸出了中国史的范围，而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因此，与其究其源，不如溯其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