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鉴赏第60节 世界的青花（1）

炸弹袭击事件，让我在电视上再次看到了伊斯坦布尔。上一次听说有关它的消息，好像是2002年足球世界杯，土耳其队获得第三名的时候，媒体上报道说，伊斯坦布尔如何如何的举城狂欢，伊尔汗成了少女们的偶像。盯着电视荧屏上爆炸之后浓烟滚滚的街道、神情严峻的人群，我不停地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看待这个城市的眼光，实在不该像此刻这样陌生。早在《新唐书》中，这座不朽的城市就已经留下了神奇的记录，在中国人的历史上。 更何况，在爆炸的浓烟之外，摄像镜头照不到的地方，有一处叫做托普卡比的宫殿，珍藏着世界上最精美的一批元代青花瓷；在这一项收藏上惟一可以与之并肩的，只有伊朗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这样的一个重要事实，我是刚刚知道，在早过而立的年龄，就在伊斯坦布尔第一起爆炸案发生的前一天。 我了解青花瓷每一个点滴的过程，都是这样荒谬，都是一个难堪的笑话。比如，第一次知道中国有青花瓷这种东西，知道它在欧洲被视为珍品，是通过《外国文艺》或者《世界文学》所登载的一篇翻译小说。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如今已经根本记不得故事的外国作者是哪一位名家，当时也只看懂了大致的情节：写一个年轻人如何把一只珍贵的青花瓷器偷到手，藏在垃圾车里，结果，街头顽童们恶作剧，用爆竹点燃了垃圾车，无意中把一只绝世珍品炸成了碎片。从那以后，我一直以为“青花”就是“青瓷”，那种含蓄的，似绿非绿的单色釉，如千峰翠色，雨过天青，澄莹如玉，素洁似冰。忘了具体是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青花并不是青瓷，而是在白瓷上画满深蓝花纹，一时非常吃惊，也很失望，又很诧异——不明白，这样的东西怎么就会被欧洲人那么看重？ 我的发现青花之旅既然有了这么样的一个开头，此后一路行得多么磕磕绊绊，曲折有趣，简直就是可以预料的了。印象比较深的一次磕绊，是有一次要介绍15世纪尼德兰画家维登的名作《受胎告知》，对着画面定睛一看，忽然发现，画上有一只青花瓶。我于是向人请教：画中画的，是中国瓷器，还是欧洲人自己仿烧的瓷器？听的人一下就失笑了：在那个时候，欧洲人根本就烧不出来瓷器！我听到这样的说法，还有点将信将疑，后来，有机会接触到一本介绍西方古董收藏的书，才发现人家说得果然不错。

刚从朋友手里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很有点不以为然的：书中介绍的所谓古董，也太小儿科了！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本初浅读物，却给我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关于荷兰名画家维米尔，我曾经写道：“他生活在17世纪荷兰的代尔夫特小城……”其实，在维米尔的时代，代尔夫特城并不小，它是当时欧洲最兴盛的制陶中心之一。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把大批中国瓷器引入欧洲，青花瓷器正是其中的大宗。这在当地可是掀起了一股追捧的热潮，王室和贵族巨富都以拥有青花瓷器为自豪。进口的奢侈品毕竟是很昂贵的，普通人家消费不起，于是，欧洲的许多地方都设法利用陶器来仿造中国瓷器，从这一巨大的市场缺口中获利。代尔夫特，正是其中最著名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它的“代尔夫特精陶”，在最初主要就是仿制中国的青花瓷。原来，维米尔生活在一个兴旺热闹的商贸和手工业中心，原来，他身周围的世界，是青花缭绕的世界，沸腾着对中国瓷器的向往和复述，以及改写。 早就听说过明清外销瓷这一概念，但是，直到那时，我才算是对世界贸易史上的这重要一页有了些许具体生动的感受。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L君，从她那里，开始模模糊糊地了解到中国瓷器在欧洲近代文化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了解到欧洲人面对中国瓷器的矛盾感情。但是，关于青花瓷在中国以外的身世，这其实只是一个完整故事的下集。 也许是因为历史在心灵中的刻痕有深浅的不同，西方人对于青花瓷的研究要远比中国人更热烈。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了一对带有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铭记的青花瓶，揭开了元代青花瓷研究的序幕。所谓“重新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形容这一研究领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以这对“至正十一年”青花瓶为标准，专家们顺藤摸瓜，在全世界各地陆续甄别和发现出大量元代生产的青花瓷器及其残片，它们当初在景德镇制造出来，通过海路和陆路外销到亚、非各地。其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传世品，就集中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宫、伊朗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在国际上的相关研究热热闹闹进行了七十年之后，2001年，一行中国陶瓷研究专家终于来到托普卡比宫，亲眼看到、亲手摸到了这批已近同天外传说的绝世珍品。这称得上是奇迹的一刻吧，它们当初走出中国人的视野，是六七百年前的事了。

然而，像大多数同胞一样，我对这个时刻一无所知——自己当时在注意些什么呢？幸得从前同事Y君的热情推荐，在一个阳光的日子，我读到了专家们从伊斯坦布尔归来后写下的文字。追随着这些痴情者的喜悦，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在二十四小时后，就会在电视上直接面对保留了我们的一段过去的那座城市，面对弥漫在它的街道上的硝烟，人们面上身上的血迹。 难怪万里远来的中国专家们激动。如托普卡比宫所藏那样高水平的元代青花瓷器，在中国本土几乎是看不到的。“这种外销的青花瓷器是用最好的原料制作，筛选最精的青料绘制，由最好的窑工烧制出来的。代表了我国青花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李辉柄：《考察托普卡比宫馆藏元代青花瓷器——兼谈我国青花瓷器的发展》，《托普卡比宫的中国瑰宝——中国专家对土耳其藏元青花的研究》，北京文物局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页85。下简称《瑰宝》）。相比较而言，同时期为东南亚市场及国内市场生产的青花瓷，则主要是利用国产青料绘制、体积小、工艺相对粗糙的“低端产品”。

托普卡比宫这一批在异国他乡获得了新生的中国瓷器，与国内、东南亚等地出土的元青花，在风貌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其硕大的尺寸、雄健的造型等等特征都显示，当初在制造时，是遵照了西亚地区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观念。并且，其所使用的钴蓝颜料，据研究，也是直接来自西亚地区。专家们由此推测，这批青花瓷，是景德镇根据西亚所下的“订单”，进行来料加工而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