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鉴赏第57节 文学想象启动的地方（1）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美丽的时刻，是不该被后人忘记的。比如公元621年（武德四年）秋天阴历七月甲子这个日子。李世民在替新兴的大唐王朝打败了最强大的两个对手——窦建德和王世充之后，就在这一天，率领大军凯旋回到了长安。为了庆祝胜利，举行了类似后世凯旋礼的盛大入城仪式，仪式的高潮，是在太庙行献俘之礼。 那一天，长安百姓所见到的唐军阵容，是“阵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旧唐书•太宗纪》）。所谓“铁马”，乃是指全身披有专制的铁制罩衣的骏马，以及马背上全身披挂铠甲的骑兵，也就是重装骑兵。今天，从西方电影里所表现的欧洲中世纪骑士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人穿沉重铠甲、马披厚重铁衣的形象。据说，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王国能有几千名这种骑士就属不易了，可是，在7世纪初的长安，新兴的唐王朝竟然列出了一万名重骑兵的军阵，随在这重骑兵之后的，还有三万名同样全副铠甲的步兵。就在这雄壮威武的庞大队伍的最前面，这一盛大场面的主角，是年轻的李世民。身为唐军的最高指挥官“上将”，他“披黄金甲”，率领二十五位大将，骑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其中，李勣作为重要的“下将”，也一样穿上了“金甲”，映衬在年轻的上将身边。

在阳光下，李世民和他的将军身上的金甲应该是明光闪烁，连同身后铁骑们的甲胄、马衣也发出金属的寒辉，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何等慑人心魄的场面。这一年，李世民虚龄也才只有二十三岁（实龄则只有二十二岁）。中国历史上，不，人类历史上，又曾经有过多少这样的时刻，被青春、勇敢、胜利而照映得如此美丽而辉煌？ 按道理，这样珍罕的场面和时刻，本来是一个文明的骄傲，是绝不会被后人忽视的。但是，它还是遭到了被忽视的命运，今天的普通的中国人，知道这件事的可是不多。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承认文学塑造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的力量。《三国演义》、《水浒》以及《隋唐演义》等一大批古代小说，几乎固定了大多数中国人对古代历史的印象。当人们想到以往的英雄业绩的时候，一般来说，总以为不会超出《三国演义》的路数。也就是说，古代文学家的作品，决定了今天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往昔的记忆范围。毕竟，《三国演义》的读者，要比读新旧《唐书》、《资治通鉴》的人多得多，其中决定性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历史学家的笔法，永远没有文学家那么生动。这也正是历史学的基本要求：历史学家力求客观地记录，因此他无权去对史实进行文学式的敷演。

可是，即使最客观的历史记录，也仍然是人性故事在其中自由生长的最丰茂的花园——这不奇怪，既然这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比如，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知道，对于李世民来说，“年二十四平天下”，始终是他一生中最为骄傲的功业，就是借助历史记录透露的信息：当李世民修建自己的永眠之地——昭陵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用艺术的形式，在陵墓前再现自己年轻时代的军事辉煌。 有意思的是，在他决定要借助石头来使他的赫赫武功永昭后世的时候，他并没有选择621年的那个盛大的胜利场面。相反，他下令用浮雕形式再现在昭陵的，是自己昔日的六匹战马——“昭陵六骏”。李世民没有像古罗马的皇帝那样，用千军万马的浩大场面来昭示自己的武功，虽然他一生中多次做过这种场面的主角，并且，通过那一时代的墓室壁画，我们清楚地知道，当时的艺术家完全有能力承担这种大场面的绘制。他仅仅在自己的陵墓前再现了六匹马，仿佛在说，关于他，关于他的军事生涯，这六匹马已经说明了一切，表达了一切。 是的，对于会看的眼睛，这六块浮雕似乎单纯的画面，是饱含了丰富的、足以意会的信息。

比如，插在拳毛騧、什伐赤、飒露紫身上的箭矢，就在提醒人们的目光去注意这样一个情况：这六匹坐骑全都不披罩甲。换句话说，不管拥有多么庞大的重骑兵队伍，李世民自己却很少跨乘配备甲衣的坐骑。事实上，在战场上，他从来都是采取“轻骑”的方式，这和他喜欢采用的战术有关，更和他的天性有关。以我们钦佩的现代名将而论，巴顿虽然勇猛，可也不会（并且也不被允许）亲自开着坦克冲到德国人的阵地上去，艾森豪威尔更不可能坐在一辆装甲车上到德军前沿去做诱敌深入的引饵，可这正是二十来岁的李世民喜欢干的事： 在平薛仁杲的时候，两军交锋，李世民带领几十名骁骑直冲入敌阵当中，与自己的大军里应外合，直杀得对方大溃败，然后，他又“率左右二十余骑追奔”，搞得薛仁杲勇气尽丧，束手投降；与窦建德对阵，他竟然只带弓箭，由执槊的尉迟敬德一人相伴，到敌阵前大喊叫阵。敌人大惊之下，派出数千骑兵来追赶，李世民则一边放箭，一边慢慢撤退，直到把敌军引入己方的埋伏圈——他是拿自己当了诱饵！李世民甚至喜欢带着少数骑兵亲自侦察敌情，他侦察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带着这些轻骑去“冲阵”

，从敌人阵地中杀过去再杀回来，用自己的性命和肉体，来感受敌人兵力的虚实强弱。在与王世充交锋的时候，他就这样来了一回，结果使自己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困境中，险些丧命，全仗着他和将军丘行恭的勇武冷静才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