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鉴赏第56节 与伟大的过去重逢（2）

青州石刻的出土，正是真相最终被揭示的时刻，是我们期待已久的时刻。在这一刻，魏晋南北朝艺术的真实容颜，忽然异常清晰地、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梦中始终朦胧的面影，忽然变成了真实，比我们最大胆的想象还要美上一千倍，我们惟有被震撼了。这个时刻带有魔法般的神奇。文献记载，传世作品，出土文物，本来就像一个繁盛时代过去之后留下的满地落花，青州石刻的重见天光，使得这些缤纷的落瓣重新飞上枝头，再度成为完整的花朵，在阳光下获得了新的活力，新的意义。比如说，在涉及雕塑艺术的时候，有关戴逵在创作中“改梵为夏”事迹的记载，是最重要的资料之一，为学者们屡屡引证。文献记载说，戴逵曾经在灵宝寺雕制佛造像，他认为，直接移用外来样式的“中古制像”，是不足以打动中国民众的心灵的，于是，他决意对外来艺术进行改造。在作品初步完成之后，他特意潜身在帷帐中，偷听广大信徒观众的褒贬，然后，再根据众人的反应，一步步修改作品，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才满意。经过这样一番苦心经营的作品，终于达到了空前的艺术水平。

以往，我们根据这一条资料，连同其他类似的记载和存世文物，多少有些怯生生地推断，东晋南北朝艺术家曾经对外来的佛教艺术进行本土化改造，这一改造非常大胆和彻底，并且获得了成功。终于，青州石刻验证了我们的这一推断，它们如此新鲜完好，让我们得以清楚看到一千五百年前那些伟大艺术家的惊人成绩：在这些外来的佛和菩萨的金身上，闪烁的却是中国人的容貌，中国文化的表情，并且，这容颜，这表情，达到了如此的至美境界，不仅让我们感到温暖，也让世界被打动。有关戴逵的创作的文献资料，由于青州的珍贵发现，而获得了重新的阐释，或者不如干脆说，青州石刻，造成了戴逵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艺术家的复活。这些至美的杰作昭示着，以戴逵为代表的一千五百年前的那一场艺术创新运动，无疑是人类创造力和想像力的一次大爆发。从外来艺术在中国面目一新，获得了全新的外在面貌与内在精神这一点来说，把魏晋南北朝的这一场艺术创新运动，定义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的“复兴”，以及本土文化传统在外来文化刺激下巨变性的“复兴”，也是名符其实。 当然，随着青州石刻一起复活的不仅是戴逵，而是那一时代的全部精神世界。罗丹站在《米洛的维纳斯》这一“神品中之神品”

前时，曾经感叹：“这些杰作不禁令我想起它们诞生的民族与国家，及其精神的氛围。”这就是杰作的最神奇之处，它能够传达出一个时代、一个文明的全部内在力量。青州石刻，又岂不是辉映着它所诞生时代的精神内涵？浮现在这些佛造像眉间嘴角的玄妙的笑容，营造了一种如此远离尘世的心灵状态，怎不让我们想到，只有当时那样的一个玄学时代，才能涵育出这样的一种理想美？应该说明的是，这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并不局限于美术领域，而是在各个精神领域同时发生，互相呼应。这一时期，在玄学、小说、诗歌、文艺理论、书法乃至科技等等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全面开花，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青州的发现，则以美的形式，召唤今人对这一黄金时代进行重新认识和思索。它的意义，不仅是作为新的证据，帮助我们进一步肯定昔人的成就；它的更有价值之处，是有可能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今日人类思想的维度，拓展艺术与生存的新的可能性。 让我们再次援引拉奥孔的出土。米开朗琪罗看到它激动无比，是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他所渴望的力量感和表现力；莱辛则从这组雕像上看到了“尊严和克制”，并以此来证明古典主义美学的法则。

比莱辛更早，温克尔曼依据对这些古代雕塑的研究，写出了《希腊艺术模仿之思考》，在巴洛克和罗可可趣味渐露颓势之际，高声呼唤“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这一对于美的新的理想，在欧洲人的艺术世界和精神世界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实在是难以言尽。这些前人的事例说明，正如其他学科领域一样，艺术史的进步，其实是建立在一个个重大发现之上的。历史常常需要这样的转折性契机，某一项重大发现，可以改变人们对于众多事物的看法，引发大家重新认识世界的兴趣，促动多个学术领域的变革，甚至导致新学科的建立。在敦煌石窟之后，我们又迎来了一次新的重大契机，如果青州石刻仅仅被用来讲述昨天的辉煌，那将是我们犯下的严重的时代错误。如何使那远去的时代在中国文化今后的发展脉络中再次开花结果，从而获得真正的复活；如何让我们对戴逵等伟大艺术家的苏醒的记忆，不仅仅停留在恢复他们原有的历史位置，而是成为启动新的创造激情和生存激情的动力，才是摆在今天美术史学者面前的不可推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