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进驻延安
瓦窑堡会议(1)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成立了“伪满洲国”。随后日本侵略者继续南下侵犯，企图将整个中国沦为其殖民地。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就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时，民族危亡更加严峻了。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特殊化”的口号下一步一步地变华北为其独占的殖民地。然而，国民党当局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下反而采取了步步退让的政策，目的是“先安内，再攘外”。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政党，自然不能看着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奴役中国人民而坐视不管。此外，在民族敌人入侵、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做亡国奴的情形下，谁高举了抗日救国的大旗，谁就能赢得民心，进而赢得中国。正因为这样，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始终喊着“北上抗日”的口号，现在到了陕北，安营扎寨了，中共中央更应高举抗日大旗，号召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战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但是，面对强大的民族敌人，仅靠弱小的红军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才能克敌制胜。于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开始研究可以团结的对象。中央红军一到陕北，中共中央就发出了《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要有下层统一战线，也要有上层统一战线，一切抗日反蒋的团体和个人都是联合的对象。
1935年12月17日，毛泽东住进了红色政权的临时“首府”瓦窑堡才4天，就参加了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转变党的路线问题。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
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秦邦宪
12月的陕北，已经是隆冬季节，呼啸的寒风夹着黄土，格外寒冷。然而，聚集在张闻天所住的窑洞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严冬的寒冷，一个个异常激动，有时还为一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其他有关人员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彭德怀、邓发、凯丰（何克全）、李维汉、吴亮平、张浩（林育英）、杨尚昆、郭洪涛等十多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那种认为不可能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与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
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27日，毛泽东又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根据会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两个文件科学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当前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会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精神，于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转折时期，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策略方面的基本经验，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遵义会议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而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
特务营的指战员们在搞好大会警卫工作的同时，也为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思索着。
根据形势，1936年3月11日，红军东征，特务营跟随毛泽东主席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到达山西省，分散担负着中央的警卫任务。1936年5月，特务营随毛泽东主席和前总由山西省回到陕北，在陕北延川交口镇，与独立团合并组建为特务团。特务营改编为该团第一营。
成立中央军委警卫营(1)
延安是个神奇的地方，是个神圣的地方。
1937年1月，党中央及领导人进驻延安。这是具有深刻历史意义时刻的开始。
1937年3月，特务团奉中央和彭德怀同志的命令，调第一营到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接到命令后，便将第四连的少数红军调到二营各连队，由二营各连抽调一些党员和经过考验的忠实的战士补充到第四连及其他三个连队。全营60％以上是党员。同时，调整了武器，补充了当时最好的枪支。
4月16日，在营长谢国文、政治委员严雄的率领下，特务团由云阳镇出发，到4月23日上午9时到达延安。
抵达延安后，当日10时于城内钟鼓楼西面操场上举行了全营军人大会，宣布特务团第一营改编为中央军委警卫营。
中央军委警卫营成立后，部分战士留影因朱德总司令和谭政亲临大会现场，全营都感到精神振奋。特别是朱总司令讲话的时候全场十分肃静。朱老总说，我们中央军委警卫营的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同志们啊，这个任务是重大的，是光荣的。现在延安刚解放不久，附近的土匪很多，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很猖狂，必须警惕地、认真负责地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保证中央的安全……
会后，谭政亲自召集了全营排以上干部开会，具体说明了保卫中央的意义，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宣布了将军委通讯连、警卫团第二连和机枪排调归中央军委警卫营建制的命令，下辖6个连和1个机枪排，全营共900多人，隶属于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直接领导。军委通讯连在长征途中担负机要通讯与警卫任务；警卫第二连成立于1932年，长征中担负保卫朱总司令和电台的任务；机枪排成立于1933年，长征途中担负防空等战斗任务。
着将军服的谭政谭政是杰出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1906年出生，湖南湘乡人。1927年3月加入国民革命军。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三湾改编。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纵队队委秘书、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6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就创建和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武装斗争、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以及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等问题，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对指导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军队建设起了突出作用。1943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留守兵团开展整风运动，使部队取得很大进步。
1944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又名《谭政报告》），总结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论述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基本方针、原则，并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这个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军队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历史文献，曾被列为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的整风文件。报告中所阐述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方针、政策，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曾几次将这一报告重新印发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参与组织领导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中的政治工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作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华南军区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8年11月6日，谭政在北京逝世。
当时，全营的布置是：第一连除在清凉山、宝塔山、飞机场担负警戒任务外，于南30里铺设立了检查站，主要是检查可疑的行人；第二连于老爷庙一带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固定哨位达10个；第三连于延长凉水崖守卫黄河关口，保卫仓库和粮食，固定哨位12个；第四连于蓝家坪、李家湾、杨空岭保卫机关和电台；第五连守卫延安各个城门；通讯连仍担负机要通讯任务；机枪排于各山头上担负防空警戒任务。
贺福祥勇救周恩来1937年5月的一天，警卫排战士贺福祥用自己的机智与勇敢演绎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级警卫英雄贺福祥(1)
贺福祥，1914年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早在1935年给中央军委特务连当通信员期间，以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危为己任，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组织上放心，领导人满意，被誉为“党的忠诚卫士”。
警卫营的一个排乘坐汽车，护送周恩来副主席去西安工作。劳山是必经之地，这里是一个土匪出没的地方。此时，这里已经是树叶发绿、桃花开放的时节。
警卫营的战士们警惕性都很高。第一辆卡车上坐的二十多个战士刚越过山顶，当第二辆卡车上坐的周恩来副主席等二十余人快到山顶时，树林中埋伏的土匪突然开了枪。司机当场牺牲，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助手也被打伤了。幸好司机助手及时踩住了刹车，卡车安全地停了下来，没有翻下山去。坐在车上的周恩来副主席依然十分镇静，他对车上的战士们说：“赶紧还击!”第一辆卡车上的战士们听到枪声后，迅速地跳下卡车，开枪还击敌人。但由于土匪占据了有利地形，警卫战士们难以展开战斗，所以战斗非常激烈，我方伤亡较大。
情况十分危急。这时警卫排战士贺福祥首先想到的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安危。他紧握着两支手枪，和另一位战友一面进行还击，一面机警地掩护周副主席跳下汽车，冒着枪林弹雨，迅速撤离到树林中安全地带。贺福祥又火速跑到三十里铺给延安军委打电话。随后，他又和战士们一起保卫周恩来安全地返回延安。
1947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向延安发动进攻，为了有效地消灭敌人，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贺福祥和警卫排的战士们，日夜警惕地保卫着毛主席。他们的共同心声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贡献出来。每次行军，不论天黑或下雨、上山或下山，他和战友们都机警地保卫着毛主席。
贺福祥与战友一起学习一天深夜，冒雨行军，爬上一座山时迷了路，加之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情况万分紧急。贺福祥凭着娴熟的军事常识，用伏地听动静的方法，顺着狗叫的方向，很快找到向导，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同年6月的一天，部队行到葭县白龙潭附近，这里已经能听到国民党军队稀疏的枪炮声，贺福祥意识到，必须尽快保卫毛主席到安全的地方。但因为暴雨过后，山洪暴发，葭芦河水流湍急，又没有桥，他和战友们泅水过河，找门板搭桥。在取绳子时，不慎掉进激流中，被救上岸后，周恩来副主席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他怕首长冷，坚决不肯穿。他立即和战友们一起把桥搭好，保证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顺利过河。
贺福祥成为了卫戍警卫部队的楷模，先后参加过30多次战斗，曾获“学习模范”、“特等保卫模范”、“劳动英雄”等荣誉称号。1950年9月，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战士英雄代表会议；1953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授予他“一级警卫英雄”的荣誉称号。
周恩来既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更是一位受人民和解放军官兵爱戴的长辈。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警卫部队官兵们的生活，关心战士，他曾经多次在夜晚到哨岗上看望战士们。为了把警卫部队的生活条件改善得更好一些，他还努力地为警卫部队争取一些东西。
晚年的周恩来总理受到了膀胱癌的困扰，这一病情一直牵动着北京卫戍区部队，特别是多年来警卫周恩来总理的警卫一师官兵们的心。后来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些老同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北京卫戍区数百名官兵曾经给周总理献血治病，这其中就有警卫一师的官兵。这件事让当时的官兵们激动万分，那场面绝对比上战场还要让人激动。为此，笔者采访过曾经在卫戍区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他们都肯定了这个事实。有人说，当时由于这事来得比较突然，快速地从卫戍区部队抽出了二三百名官兵献了血，没有多少人知情。后来，有人写过这次献血的总结，但由于只是在一张很普通的信纸上写出的，卫戍区保密室一直没有找到这张不引人注目的信纸。有人推断，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当成普通的废纸早就销毁了，要么还夹在文件中。
至于为何要选择卫戍警卫部队来献血，笔者作了如下推断。其一，警卫部队是一支经过了战争和和平环境洗礼的部队，政治上可靠，身体健康状况上也是一流的，特别是卫戍区这样的部队，在当时是十分特殊的一支部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直接受中央领导的部队，当时有什么请示报告都是直接呈到了周总理那里，卫戍区领导有什么事也都直接到总理那儿汇报。其二，组织警卫部队献血，比较好组织实施，不必兴师动众。
笔者采访时，卫戍区的一些老同志说，给总理献血的事应该发生在1975年上半年的时候，但也有说好像是下半年的。为此，笔者又查阅了《周恩来年谱》，对周恩来总理生命的最后两年的病情进行了摘录，由此就不难看出卫戍区老同志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1975年3月26日，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第三次大手术。6月16日，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他在信中说了3月26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并告诉毛泽东主席，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周恩来总理还说，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他还请毛泽东主席“早治眼病”，以利于健康和工作。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治疗手术。9月2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做大手术治疗。当时，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人都在医院守候。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总理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自己在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之后，周总理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总理握住邓小平的手，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病情继续恶化，终日卧床不起。这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医疗组再次施行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在医院守候。12月中下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持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负责治疗的医疗小组成员分班昼夜守护，监视病情发展。每当周总理醒来时，头脑仍然清楚，或与前来探望的人作简短交谈，或要求医护人员给他读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等，有时还要求听听广播。为减轻病痛，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并竭尽全力，延长周总理的生命。
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与夫人邓颖超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掉，不作任何保留。当周恩来总理知道自己的病已经不能再挽救的时候，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关于丧事，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同时，周恩来总理还多次询问毛泽东主席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回忆得起来的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和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下落等，表示关切。
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最后一次治疗手术，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前来看望、守候。1月7日晚上11时，周恩来总理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他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人，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终年78岁。虽然，卫戍区部队官兵给周恩来总理献血的事实，我们还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文字记录，但已经充分说明了，警卫部队的官兵们对周恩来总理的爱戴。
中央教导队成立(1)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全面抗战的掀起和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了，党与国内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的接触，也日渐增多了。延安成为了全国抗战的政治领导中心。但这些，却对担负警卫任务的警卫部队增加了难度。由于各层面的人对延安给予了极大的注意，敌人则把延安作为他们破坏的主要目标。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党中央所在的延安的内外形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曾派飞机多次轰炸延安；有些国民党的特务和日寇的间谍也混入了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中央首长由延安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往返次数大大地增加了。
1937年，毛泽东（左三）等领导人同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人员在延安合影
警卫营的领导意识到了，必须加强驻地、护送和防空的警戒。经过充分考虑及报请上级批准，1937年11月，从黄河边上调回第三连，由其担负蓝家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警卫任务，保卫刘少奇、陈云、康生、张闻天、博古、王首道等首长，共设内、外层及山头瞭望哨11个。这年的七八月份，警卫营还抽出部队修补了延安到廘县的公路二百余里，使首长乘坐汽车往返时能够通行无阻，并保证了护送部分中央首长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为了加强防空警戒，12月，由延安保卫营调来80名防空队员，将机枪排扩充为防空队，他们的武器有苏式马克沁重机枪六挺，分布于杨家岭、蓝家坪、清凉山、宝塔山等山头上，一面对空瞭望，发出防空警报，使首长和居民及时隐蔽，一面开展对空射击。在日寇多次派飞机进行轰炸扫射时，防空队曾勇敢地与敌机作战十余次。
为了动员群众抗日、反对汪精卫投降日寇事件和纪念“五一”“七一”等节日，延安曾举行了多次群众大会，毛泽东主席等首长亲临大会讲话。警卫营除了在首长附近、会场周围及制高点布置公开的武装警戒外，还组织部分机警灵活的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分布在群众中，观察动静，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当中共中央于桥儿沟举行六届六中全会时，担负了会场附近防空警戒和中央委员会往返路途上的路线警卫任务，保卫了首长的安全。
由于日寇不断轰炸延安，毛泽东等首长于1938年9月20日，由城内搬到杨家岭，警卫营第二连即随毛主席搬到了杨家岭担负警卫任务，在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门口、附近道路、山头上共设七个哨位。同时，军委总参谋部搬到王家坪，四连也来到王家坪担负保卫朱总司令、王稼祥等首长和机关的任务。三连仍在蓝家坪担负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山头等外围警戒，并担负宣传部、军委直属政治部及李家湾、倪家湾、杨家岭电台等处的警卫任务，固定哨位八个。警卫营其他的部队在清凉山、西山等处保卫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军委二局、解放社、抗大等机关以及锄奸部看押犯人。同时，为了解决毛主席等首长的住房问题，为了便于警卫和首长办公，警卫营在杨家岭为毛主席等首长打了窑洞和防空洞。
为了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确保党中央的绝对安全，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破坏活动和一切亲日、降日的卖国者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暗害阴谋，中央社会部决定成立一支新的警卫部队——中央教导队，以接替原来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的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并与该营一起分工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38年2月7日，中央教导队成立，接替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与该营一道分工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队长王金，政治委员萧前。
但是没过多久，王金调走，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吴烈继任队长。本来，吴烈打算毕业后回三四四旅（原红十五军团）去工作，他是1935年10月从保卫大队调到红十五军团的。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副部长找吴烈谈了话，说：“你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中央教导大队的任务很重要，一方面要担任中央领导机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另一方面要培养一批警卫干部，中央决定调一名师级干部去加强领导，我们认为调你去工作较为合适。”
教导队人员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第三八五旅第七七○团等部和其他学校经过严格挑选调来的干部及老战士组成，辖三个区队，130余人，隶属中央社会部领导，担负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内卫任务。中央教导队大部分是党员，经历过长征的考验。因此，教导队的组成人员的政治素质是高的。
萧前是江西省万安县人，1916年出生，原名萧锡尧。1931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三军团五师十六团连指导员、总政治部巡视员、红军总部直属队总支书记。萧前忠于职守，一有空就和吴烈探讨和总结内卫警卫的经验，充实和完善警卫措施。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萧前都没有离开过延安。解放战争时，萧前到了东北，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警卫团政委、东北民主联军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东野7纵政治部组织部部长、44军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萧前历任军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去世。
为使全大队干部战士尽快熟悉警卫业务和工作特点，确保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中央教导队采取集中上警卫业务课和政治课的办法，让经验丰富的警卫战士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传授警卫经验。并用以老带新的方法，对在警卫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采取模拟的方式进行教育和训练，使大家都能在特殊情况下掌握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
经过集训，全队人员都较熟悉地掌握了警卫业务知识，并能担负繁重的任务。
1938年4月，中央教导大队接替了原由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康生、王首道等首长的内卫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中，部队逐步摸索着内卫警戒的经验。
由于日军不断轰炸延安，毛泽东不得不于1938年9月20日由延安凤凰山下靠西北边的一个老乡家搬到杨家岭。第二中队立即赶赴杨家岭担负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陈云、任弼时和中央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总政治部王稼祥主任等领导同志和军委机关搬到王家坪，由第三中队担任警戒和内卫执勤。中央书记处搬到蓝家坪，警卫任务由第一中队负责。第四中队在枣园担任中央机关驻地、固定和临时警卫任务。骑兵连主要担负迎接、护送中央领导同志往返的路线警戒和延安的巡逻任务。训练队则随队部住在侯家沟进行训练。在此期间，中央教导队不断摸索、探讨和总结内卫警卫等方面的经验，充实、完善警卫措施，为完成好警卫任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中央教导队还挑选了一些精明强干，接受能力强，反应快，处理问题果断，作战勇敢，警卫业务熟练的同志送学校或训练队深造，培养了不少警卫参谋和警卫干部。
毛泽东为军委警卫营运动会颁奖
为了总结警卫工作，检查部队训练和开展体育运动的成绩，警卫营于1938年5月1日举行了体育运动大会。会上进行了射击、投弹、刺杀等比赛，总结了警卫工作和部队训练情况。
这天，天气晴朗，警卫战士们生龙活虎地活跃在操场上。射击场上、投弹场上、刺杀场上、劈刺场上，及田径、球类比赛场上，高呼声一阵高过一阵。运动会开始时，营领导总结了警卫工作和部队训练的成绩，特别是警卫营的官兵们听到营领导说，在全延安运动大会的比赛中，警卫营在军事训练和体育方面获得了优胜，得到军委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的奖旗一面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主席来了，并参加了发奖大会，亲手颁发了奖品，奖励了一百多名警卫工作和学习中的模范，奖励了比赛中获得优胜的同志。
最后，毛泽东主席向全营指战员讲话和指示。
毛泽东主席说，我们警卫营这次体育运动会开得蛮好的嘛，有气氛，同志们都很活跃，积极性很高，以后这样的活动要多搞。这些年来，警卫营的警卫工作和部队训练有成绩，但不要骄傲，必须克服缺点，不断进步。
接着，毛泽东主席又说了我们为什么要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的道理。
随后，毛泽东主席又说明了学习的重要性。他说，熟练地掌握手中的武器，就能消灭敌人；努力学习文化和革命道理，就能聪明起来，就会写会讲，就可以宣传，可以瓦解敌人，提高群众的觉悟。因此，同志们除了完成警卫任务以外，每个人要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文化，进行体育锻炼，不断提高自己的本领。并要发展生产，改善部队生活。
警卫中央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召开，对中央教导队的警卫工作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六中全会（扩大）的会场设在延安城外桥儿沟，距离群众住地较远，参加会议的领导出入都没有证件，开会的首长每日往返于延安与桥儿沟之间，有的首长就住在桥儿沟，这些都给警卫工作带来了困难。
中央教导队接受任务后，向部队传达了受领的任务，并做了部署。同时，大队领导到现场详细察看了地形，认真研究和制定了警卫方案。根据会场的实际情况和首长的指示，中央教导队挑选了两个班，共20多人，由吴烈队长率领，在康生部长的领导下，执行会场的警卫任务。开会之前，中央教导队还召集担负警卫任务的人员又做了进一步动员，进行了保密教育，讲了注意事项，重申了有关规定。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正式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各部门以及全国各地区的主要负责同志三四十人。这是1934年1月五中全会以来、长征之后最盛大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期间，中央教导队根据会场周围地形与社会情况，于会场门口及附近的要害地点，共设了七个固定哨，以防止敌人偷听和破坏。为了防止敌机轰炸，中央教导队还挖了防空洞，在山头设了对空监视哨，规定了警报信号，采取了严密措施，以防敌人破坏。这次会议共历时一个多月，但中央教导队却在人员少、任务重和业务生疏的情况下，圆满完成了警卫任务，受到了大会筹委会的表扬和慰问。
随后不久，中央教导队还先后担负完成了护送中央首长赴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并完成了由兰州、西安接送武器、军饷到延安的任务。
经过一年多的执勤锻炼，到1939年春，中央教导队已经初步掌握了内卫工作的经验。
毛泽东与“红小鬼”的故事(1)
由于日寇不断轰炸延安，毛泽东等首长于1938年9月20日由城内搬到了杨家岭，中央军委警卫营二连即随毛泽东搬到杨家岭担负警卫任务，在毛泽东、王明等人的门口、附近道路、山头上共设七个哨位。
同时，军委总参谋部搬到王家坪，四连即到王家坪担负保卫朱总司令员、王稼祥等首长和机关的任务。三连仍于蓝家坪担负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山头等外围的警戒任务，并担负宣传部、军委直属政治部及李家湾、倪家湾、杨家岭电台等处的警卫任务，固定哨位八个。其余部队于清凉山、西山等处保卫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军委二局、解放社、抗大等机关以及于锄奸部看押犯人。
此时，由于首长和机关驻地更加分散，范围不断扩大，有的首长临时和老百姓住在一起，警卫营除了加强驻地警卫和调查、掌握社情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巡逻警戒。
为了解决首长的住房问题，便于警卫和首长办公，警卫营在杨家岭为毛泽东等首长打窑洞和防空洞，共打窑洞二十余孔，得到毛泽东写信和送猪两头的慰问与鼓励。
此时，翟白元是毛泽东主席的警卫班班长。翟白元是能在毛泽东面前叫他“老头”的警卫战士不多的人之一。18岁那年，翟白元在延安给毛泽东当起了警卫员，并且跟随十多年。翟白元性格爱动，是个可爱的“调皮鬼”，但他却对革命对毛主席忠诚，并与毛主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39年初春的一天，毛泽东正在窑洞里写作。因为天气太冷，翟白元便和战士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下放了一个炭火盆。没想到毛泽东因为写作太专注了，无意中将脚放在了火盆架上，鞋子被烧了一个大窟窿。毛泽东光着脚板去找翟元白：“小翟，鞋烧了个洞，你手艺好，看能不能补一补？”翟白元接过那双旧布鞋，对毛泽东说：“主席，还补什么，整个底都烧没了。”随后，翟白元将那双鞋扔到了窑洞外。这时毛泽东故作生气地说：“你扔我的鞋子，你让我光脚革命啊！不行，你要赔！”翟白元脱下自己的鞋，推到毛泽东的脚旁。毛泽东看了看，不屑一顾地说：“我要你赔新的！”
翟白元找到班里的战士牛纪元，两个人分工，一个做帮，一个做底。实在找不到鞋面布，翟白元突然来了主意，从仓库找到一个子弹袋，剪成了鞋面。两个人干了个通宵，一双崭新的鞋做成了。翟白元来到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接过鞋，仔细地观察了一阵子，对他说：“还不错，确实名不虚传嘛！”
在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的伙食也差到了极限。开排务会时，排长李文德和战士们一合计，打算请毛主席吃顿好饭。于是派翟白元带一个战士出去打猎。运气不错，回来时，狍子、野鸡、兔子挂了周身。李文德对翟白元说：“你跟主席感情好，这厨师我来当，请主席的事由你出马。”翟白元想，这样去请主席，他肯定不会来，倒不如先斩后奏，去做做炊事员老周的工作。开饭的时间到了，老周来到毛主席的房间，毛主席疑惑地看了看老周空着的手。
老周说：“警卫排要请你吃饭呢，就没有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