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征路上的警卫

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出关于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训令，通报了红军主力将突围转移，提出了红军主力转移后的战斗任务。《训令》指出：

虽然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还只是部分的胜利，还没有能够最后地完全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在这一地区延迟了敌人的前进，但是敌人以极大的优势兵力侵入到了我们基本的苏区。现在敌人占领了石城，东西两路的敌人正向着汀州兴国前进。这一形势下在为着保卫苏区与彻底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的继续作战的战斗方式上，在我们党面前摆着这样的问题，全部红军继续在苏区内部与敌人作战，或是突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面去进攻。很明显的，如果红军主力的全部照旧在被缩小的苏区内部作战，则将在战术上重新恢复到游击战争，同时因为地域上的狭窄，使红军行动与供给补充上感觉困难，而损失我们最宝贵的有生力量。并且这也不是保卫苏区的有效的方法。因此，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深入敌人的后面去进攻敌人。

10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行动命令：“将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第一纵队各梯队分别于10日17时、18时出发。并要求“保守军事秘密，应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字，极力隐蔽原来番号名称，关于行动方向，须绝对保守秘密，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秘密的文字。”

1934年10月10日，红军在江西瑞金开始长征这天傍晚。如血残阳，正落西山。

突围转移的红军部队和中央机关，编成野战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正按军委命令，有的已撤离战场，开向于都集结；有的仍在战场上浴血苦战，顶着敌人的进攻，等待着撤退转移的命令。

由中央各机关编成的野战军第一、二纵队，当晚开始撤离瑞金。梅坑、田心、岩背、九堡等处通往于都的大路口，集结着一队队等待出发的队伍。路旁挤满了送行的人们。站在出发队伍中的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不时摸摸背包里的那颗苏维埃共和国的国玺，觉得是那样的沉重。

就要告别红色首都了，出征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都转头朝叶坪、沙洲坝方向凝望，都想再看一眼高耸的红军烈士塔，再望一望巍峨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再喝一口红井水，再给这片土地行一个庄严的军礼！

不久，传来了出发的口令。队伍在缓缓地移动。

再见了，红都！

走好啊，亲人！

于都河边，无数的火把将呜咽的秋水映得血红。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彭德怀、陈云、刘少奇、刘伯承、林彪、聂荣臻……挥手向河边送行的苏区父老乡亲们告别，随着蠕动的队伍渡过于都河，踏上征途。

战马嘶鸣，军号雄壮。

红军开始了长征。红军长征举世无双。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以后，蒋介石派出10万大军由顾祝同等人率领，向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敌人叫嚣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绝不让苏维埃政权“死灰复燃”。

政治保卫团也跟随中央红军从瑞金开始了具有重要而又深远意义的警卫任务。政治保卫团高度警惕地保卫着党中央、中央军委从瑞金出发，他们面对着敌人围追堵截，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重大警卫任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红星纵队的安全。

血战湘江(1)

红军要走上一条生存与发展之路，就必须突破敌人布下的层层封锁线。

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设在江西的信丰与安远县之间，这一线由国民党广东军阀的一个旅扼守，重要路口和山上修了很多碉堡。敌人发觉红军的行动，想依碉堡进行顽抗，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这些碉堡被打得粉碎。此计不成，敌人又想从后面追击，前面堵截，但一时又布置不起来，政治保卫团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迅速从信丰、安远之间，冲出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随后，红军主力沿江西、广东边境向汝城、城口方向前进。这时，蒋介石反动派明白了红军不是战役行动，而是战略转移，又急忙在广东境内的城口与湖南境内的汝城之间的山间，构筑了第二道封锁线。这一线的守军，敌地方民团部队居多，有的还没有见过红军，有的也没想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红军很快就拿下了城口，占领了汝城，几乎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中央红星纵队就安全通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随即，红军主力在湖南境内向西挺进，由于原来“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蒋介石主力部队还没有跟上来，只有少数敌人尾随红军，湖南的反动军队企图堵截红军，怕被红军消灭，又不敢逼近，于是红军逼近了敌人设在沿粤汉铁路湖南境内的良田到宜章之间，湖南军阀何键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打猛攻，连克宜章、良田等城镇。中央红星纵队于1934年11月15日，在粤汉铁路东北约十多公里的九峰山以北的地区，通过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才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进而判断红军“必沿五岭山脉，循萧匪故道，经兴、全西窜”，于是急急忙忙地调兵布防，企图“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围歼红军。

不久后，红军主力进到湖南、广东边境，由于国民党追兵不断，红军面临的情况十分紧张和严重，加之横在红军眼前的是两条大江，一条是潇水，一条是湘江，都是由南往北流入洞庭湖的大水系。由于所带的东西太多，中央决定，把一些很笨重的机器埋在山里，这样行动起来就方便多了，行军速度大大增加。这时，红军先头部队抢占了道县，在道县以南九井渡架起浮架，中央红星纵队顺利地通过了潇水。但是渡过潇水，面前又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湘江。此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围、追、堵、截红军，空中还有敌机不断地扫射轰炸。

一场血战在所难免。

早在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湘粤桂边“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中央军9个师，湘军何键7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共26个师约30万兵力，合力“围剿”红军。

红军写在湖南道县孔庙外墙上的标语11月26日，何键、薛岳在衡阳召集中央军和湘军各军军长、参谋长开军事会议，会商“追剿”计划。薛岳根据作战战报及搜集来的情报在会上推断：“敌军企图从湖南西北入湘西与贺龙合股，公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县，桂边之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公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黔，步萧克故技可能性大。”由此，他认为“追剿”军应“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全州迄灌阳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县；另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全州间作战略预备，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歼”。会上还部署了兵分五路“追剿”红军的任务：

（一）以湘军刘建绪之二十八军率四个师开到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广西灌阳的桂军夏威之十五军取得联系，进行堵截。

（二）以周浑元率中央军三十六军所属三个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

（三）以湘军第二十七军两个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

（四）以湘军第十六军一个师取道蓝山、临武，与粤军取得联系，防止红军南下。

（五）薛岳亲自率中央军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同时，何键还派代表到广西与桂军“剿共”军总指挥白崇禧等人协商湘江堵截计划。

这个计划企图凭湘江之险，借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利用桂北湘南沿岸大大小小六百多座碉堡，在全州、兴安、灌阳长约130公里、宽约50公里的三角地带张开口袋，对红军前堵后追，左阻右拦，进行“铁壁合围”，以一举歼灭。南昌督战的蒋介石对这个计划十分赞赏，他在给何键的亲笔信中一再叮嘱：“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为了鼓动士气，何键甚至在报上宣布悬赏：除南昌行营原定拿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各赏十万元外，如在湘境长追拿获者加增赏五万元。

红一方面军在过湘江之前就已经大量减员了，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下降至六万四千人，战斗力有不少削弱，而且前面又有30万国民党军摆开口袋阵，从四面八方压迫过来。如果红军继续西进渡江，代价必然是惨重的。而且，一些不安和不满情绪也开始在部队中流露了。部队谁也不知道往哪儿去，总是一直往前走。这样，使许多战士产生了不少思想问题，新战士不愿远离家乡，掉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了，红军一天比一天少了。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已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外的毛泽东心急如焚，他向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提议：湘南地区有过暴动的历史，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而且不是国民党军防守的重点，兵力不多，构筑的堡垒很少，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还没有靠拢之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根据对敌征战多年的经验，也向中央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进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中央率其他兵力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开辟战场，创建根据地，粉碎敌人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如果中央红军按照他们的建议改变原定计划，实行新的战略，也不失为摆脱困境的出路。但是，这两条建议都被“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拒绝，他们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命令部队继续向西钻进蒋介石设置好的口袋，与敌人面对面地硬拼，这就注定了湘江战役的惨烈。

在第四道防线上，蒋介石最不放心的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桂系军队。此前，蒋桂几度勾结，又几次分裂，桂系集团高层内部一致认为：“蒋介石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都是我们的同盟者”，积极参加了地方实力派掀起的几次反蒋战争。蒋介石的两次下野，都直接与桂系有关。虽然蒋介石看到了这一点，并做了不少工作，桂系只不过是表面上大张旗鼓修碉堡筑工事，积极响应何键封锁湘江的军事部署。其实，桂系也有保存自己实力的打算。他们经过几次会议，最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总方针是“送客”，即不让红军进入广西内地，但在形式上作出堵击模样，实际上保全桂军的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具体做法是放开一条道路让红军从北部经过进湖南、贵州，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敷衍蒋介石。

然而，受博古、李德控制的中央军委对桂军暗中让道“送客”的用意毫不知晓。25日下午5时，中央军委才发布关于进行湘江战备，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组成进攻部队，迅速在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以红一军团一个师和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为掩护部队，阻击敌人进攻，计划分兵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转入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

红军与国民党军激战之地——广西界首11月27日，作为前锋部队的红一军团第二师和红三军团的第四师在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右翼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赶到界首，因为界首无敌防守，守敌已退至光华铺，所留几十民团也逃之夭夭，所以没有经过战斗便占领了全、兴交界处的重要渡口。左翼红四师则占领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方向桂军，其第五师也占领了新圩、马渡桥，准备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至当日晚，红一军团在右翼、三军团在左翼，已经控制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里长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内有四处浅滩可以徒涉。红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边打边走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这无疑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过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国家政治保卫团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已于27日到达了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80公里，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仍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但中央纵队行军速度太慢，带着很多辎重。当时红军雇了许多挑夫，绑了3000多副挑子，连需要七八个人抬的印刷机也舍不得丢。这些笨重的辎重和坛坛罐罐，导致行动十分迟缓，整整四天，在湘江以东只行走了72公里，平均每天18公里。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以致我军再次丧失良机，使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

11月28日，蒋介石得知桂系谎报军情撤离湘江防线后大为震怒，在电报中斥责桂军“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再次严令桂军、湘军重新夺回渡河点，对过湘江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江的各部进行堵击。

漫画《红军过湘江》桂军撤防，湘军未及，红军前卫部队乘隙占领了湘江渡口，使全军形成了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同样是11月28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我军自29日起至30日全部渡过湘江”，但是事实上中央红星纵队和后续部队驮负辎重，行动缓慢，从28日晨至29日晚，左右两翼前卫部队和后卫掩护部队与敌军激战两天两夜，竟无一支部队过江。30日晨，军委纵队才从界首渡河，此时，敌军已经形成南北夹击态势，情势十分危急。

早在11月26日，中央军周浑元部四个师占领道县。27日，湘江刘建绪部队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占领全州。白崇禧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为了防止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遂一面宣布红军“已沿湘桂边境，向北窜走，富贺边境，干戈已告平靖”，一面指挥第十五军和第七军的一个师回师灌阳，分兵由公路对进，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向湘江东岸进攻，一路由兴安向湘江西岸的红军进攻，与红三军团展开激战。湘江两岸的红军将士，为掩护全军过江，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残酷的决战，为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红军突破湘江防线的战斗主要在四个战场展开。首先打响的是灌阳新圩阻击战，其次是光华铺阻击战，再次是觉山铺阻击战，最后是水车地区阻击战。

11月30日晚，在兵力和武器都占优势的敌军疯狂进攻下，担任两翼掩护的红一、三军团的几个师伤亡愈来愈重，不得不且战且退，交替掩护向后收拢阵地。坚守在觉山铺的红一、红二师被迫退到第二道阻击阵地。敌人的炮弹都可以打到距觉山铺不到二里的屏山渡口，敌人的飞机也频繁地在渡口狂轰滥炸。

当天深夜，政治保卫团为了掩护中央红星纵队渡江，采取了夺路突围的战术，顺利过江。

而此时，湘江西岸只有红一军团的第一、第二师，红三军团的第四、第五师。没有过江的却有红一军团的第十五师，红三军团的第六师及红五、八、九军团共六个师，占中央红军的三分之二的力量。

如何保住渡口，组织湘江东岸的部队及时过河，成了摆在中央红军面前最严重的任务。

次日凌晨1时半，中央军委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要求红一、三、五军团“消灭由兴安、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钳制桂军及由东尾随而来的周浑元部，保证我军后续部队于二日晨通过湘江”。两小时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又联合向红一、三军团下达完成作战命令的指令，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展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全体指战员要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乎全局。

当天的战斗空前激烈。敌军主力对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红军于半渡。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觉山铺的战斗打成白热化，红一军团在20多里的第二道阻击线上，与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拼杀战。狡猾的敌人在几次冲锋失败后，转而集中兵力和炮火猛攻红一、红二师结合部，并最终突进四五里地，迂回包围了红一师一个团。被包围的部队奋力反击，在另一个团的接应下，多数人突出了重围。红二师则硬是凭着你死我活的拼刺刀，顶住了气势汹汹的敌人。邀功心切的敌军甚至一度打到红一军团指挥部的门口，由于政委聂荣臻沉着冷静地指挥才安全摆脱敌人。

此时，红三军团的第十八团和第四师也在新圩、光华铺地域与桂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为后续部队渡江争取更多的时间。到了中午，军委纵队全部通过工兵营在界首渡口上用煤油桶架起的浮桥渡过湘江，跨桂黄公路，进入越城岭山区。红一、红二师在悉知中央纵队完全过江后才交替掩护，撤出战斗。下午三时，根据军委命令，工兵营炸毁了浮桥。由于桂黄公路光华铺阻击阵地已经撤离，桂军向界首渡口蜂拥而至，九军团大部及随后的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第八军团均改为从下游十二公里的凤凰嘴渡过湘江。红九军团、红十三师过江时均遇到敌机轰炸，而最后过江的八军团则损失更为惨重。八军团战士多数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缺乏训练，在敌机的空袭下，队伍顿时显得混乱，正在涉渡的红军成批倒下，被湍急的江水卷走。随后，从新圩追来的桂军突破八军团后卫，又向渡口冲来，用大炮和重机枪向渡口轰击。八军团费了很大力气才将敌人打退，冲过湘江。八军团从苏区出发时有一万余人，过湘江后只剩1200余人，编成一个团给五军团，军团建制撤销。据凤凰嘴当地的老百姓说，战斗过后，他们在江边掩埋了三天的烈士尸体，而更多的阵亡将士则沉没在江底。在全州旁边有处叫岳王塘的湘江曲弯，湍急的湘江水流到这里后流速变得很缓，上游顺流漂下的尸体和各种遗物几乎全都汇到这里。在那长长的水湾处，红军将士的尸体密密麻麻，一眼望去，湘江都是灰色的。

这天下午，敌军占领了全部渡口，严密封锁了湘江两岸。除红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三十四师被敌人切断前进道路无法过江外，东岸的六个师有五个师在付出巨大牺牲后渡过了湘江，历时六天的湘江战役才宣告结束。而被阻挡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余部在敌重兵包围中一直孤军奋战到12月21日，演绎了这支英雄部队的最悲壮的绝唱。

无疑，此时的红军虽然已经伤痕累累，但却从另一面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

警卫遵义会议(1)

国家政治保卫团保卫中央红星纵队渡过湘江以后，继续向西挺进。离根据地越来越远了，困难也越来越多，伤病员多了，负担重了。表面上看这是湘江之战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紧张的战斗中，红军所携带的印刷机等辎重基本丢失，也就是说丢下了那些坛坛罐罐，从而能够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地进行作战。如果没有湘江一战，也许还舍不得那些沉重的包袱。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把红军葬送的湘江之战也为遵义会议召开提供了契机。因为红军广大指战员们从惨重的损失中都感到，过去在毛泽东领导的时候，打仗是不断的胜利，都能够化解国民党的包围，但是有了错误的领导之后，越来越被动，国民党围追堵截，使红军陷入了困境，于是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打开了湖南通道县城。15日占领了贵州黎平县。中央红星纵队随即经通道县进驻黎平。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坚持在黔东北和敌人硬拼，然后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则主张向黔北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王稼祥主任等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预定遵义为新根据地中心。

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向贵州遵义进发。但是要攻取遵义，必须跨过天险乌江。红军先头部队边打边走，政治保卫团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随后跟进。

1935年1月2日，红二师飞速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经过激烈的战斗，强渡了乌江，击溃了守敌，很快架起了浮桥，中央红星纵队安全地通过了乌江，向遵义前进。

遵义会议旧址此时，蒋介石慑于川陕红军的胜利与强大，遂把围剿的重点转移到红四方面军，认为“只有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最为猖獗”，蒋介石即命令辞去“剿匪总司令”之职的刘湘，于1934年10月22日复职，并以“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邀请中央派兵”为由头，派嫡系胡宗南的一个加强团，由甘肃进入四川，调集了二百个团的兵力，对我根据地，疯狂地发动了“川陕会剿”，妄图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就在红四方面军全力以赴地反击蒋介石发动的“川陕会剿”时，1935年1月9日，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

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它是贵州的第二大名城，特别繁华。新城是商业区，旧城是住宅区。国家政治保卫团和中央政治局及领导同志住在旧城里，总司令部住在旧城的枇杷桥。国家政治保卫局住在天主教堂里，国家政治保卫团第一营住在旧城附近的山坡下的学校里，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工作，刘伯承参谋长兼遵义警备司令。

住进遵义不久，邓发局长就对负责中央领导同志安全警卫工作的政治保卫团第一营营长吴烈说：“中央准备在这里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会场周围和行动路线的警卫工作由你们负责。”说完，他们又详细看了开会的地点，会场附近的地形和环境。

这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在“柏公馆”举行，并定于晚上召开。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警卫工作十分重视，除警备连负责“柏公馆”内卫外，城区四周大部分为政治保卫团的指战员，几个山头上还有机枪阵地，严防敌机偷袭。按照警卫方案，从大门到一楼再到二楼会场，关键位置都布了岗哨，24小时轮流站岗。与会代表将由这里步入公馆，然后进入二楼会议室。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陈云，以及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等。政治保卫团光荣地担负了这次我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的警卫任务，主要负责警卫会场、保卫首长等特殊的任务。由于绝大多数党和军队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警卫任务无疑十分重要，政治保卫团的官兵们十分谨慎认真，布置警戒，护送首长来回，一丝不苟。

15日晚饭后7时左右，天刚擦黑，柏宅大门上的煤油灯就被点亮了。博古来得最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表情凝重，在公馆门口下马后，警卫员把马牵走，他则低着头，缓缓走进院子，就连警卫战士持枪敬礼，他也似乎没有注意到。

政治保卫团的班长胡昌宝布置警戒后，小心翼翼地护送毛泽东和张闻天从穆家巷住地前往会场，直到扶着毛泽东登上又高又陡的楼梯，他才退了下来，精神抖擞地警卫在楼前。毛泽东披着一件缀了补丁的单袄，长长的头发分在两边，显得特别清瘦。他夹着一只烟卷，与张闻天并肩而行，两人低声交谈，张闻天不时点头。

李德和伍修权来得最晚。李德穿了一双看起来很沉重的大皮鞋，奇怪的是，他一反常态，以前走路爱指手画脚，高谈阔论，这次却紧握着烟斗，一路无言。

这次会议一开就是三天，每天都是晚上进行，凌晨结束。17日胜利闭幕，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期间，董老、徐老、邓大姐等中央首长都对胡昌宝说：“小鬼呀！你们警卫班的担子今后可不轻呐。要好好照顾主席，保卫主席啊！”人们纵情欢呼的动人场面和高干们相互嘱咐的话语，久久地震撼着警卫战士们的心。他们进一步意识到：毛主席是党和红军爱戴、拥护的领袖，他的健康和安危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自己有幸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不仅是个人最大的幸福，而且还意味着党对自己的极大信任和考验。

遵义会议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它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统治的结束和毛泽东时代的开始。从此，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很快创建了新的根据地，建立了新的红都，不仅有了延安，还有了北京，瑞金也于1949年8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政治保卫团的官兵圆满完成了遵义会议的警卫任务，受到了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并与遵义会议一起载入了历史的史册。

遵义会议后不久，根据毛泽东加强部队战斗力、充实连队的指示，部队进行了整编，取消了国家政治保卫团，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保卫大队，全团除留下一营与保卫局的特务队合编为保卫大队由吴烈继任大队长外，其余的都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分别编入红一、三军团。

同时，国家政治保卫局也进行了整编。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仍是邓发、侦察部部长李克农、执行部部长王首道。保卫大队归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统一归总司令部指挥。

1935年初，政治保卫大队从遵义出发，保卫前敌总指挥部、军委总政治部等领导机关及毛泽东、朱德等首长继续长征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