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井冈山走来

在井冈山诞生(1)

在江西、湖南两省交界处，有一条罗霄山脉，它北起湖北的通城、崇阳、通山，南至广东的南雄、始兴，沿湘赣边界蜿蜒数百公里。而以江西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更是山峦叠嶂，地势险要。这里绝大部分地方属于高山和丘陵地区，逶迤的山岭以其独特的走向，各自形成雄伟的山冈。在20世纪初，这里仍然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中央警备团就是在这个风景优美的革命圣地孕育和诞生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形势示意图

（1928年6月—1928年7月）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湘赣边界军民在罗霄山脉中段创建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块处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重重包围之中的“红色区域”，主体横跨两省六县一山，即江西、湖南两省，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湖南的酃县、茶陵6县，以及井冈山。在根据地的鼎盛时期，其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50余万。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革命道路的起点。从1927年10月至1930年2月，以毛泽东、朱德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他们的勇气和智慧，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在井冈山这块原本鲜为人知的地方，干出了一番开天辟地的伟业。

在这里，他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朱德向红军指战员讲话在这里，他们缔造了中国第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在这里，他们建立了中国农村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在这里，他们第一次总结出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这里，他们开展了中国第一次土地革命运动。

1928年4月上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

这次会师是历史性的会师，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会师。

会师后的革命领袖便为部队的番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按理说，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支军级建制的工农武装，称第一军最合适。但朱德提议：“两支部队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加上部队中的主力又都是原来第四军的老底子，为了表示我们继承北伐时期‘铁军’的光荣传统，我看干脆就叫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吧。”这时，有同志说朱德这个提议好，说是敌人听说“第四军”，以为起码还有“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这样可以虚张声势，吓唬敌人。

4月中旬，决定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1928年4月底，召开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军第一届军事委员会，选举毛泽东担任军委书记，朱德、陈毅、王尔琢、龚楚等为委员。

井冈山会师示意图(1928年4月)

朱毛会师和红四军的成立，为中国革命树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两支具有北伐战争传统和很强战斗力的部队聚集到一起，不仅对当时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而且对以后建立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坚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为了纪念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朱德曾欣然赋诗：

红军荟萃井冈山，

主力形成在此间。

领导有方在百炼，

人民专政靠兵权。

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两支队伍在井冈山的会合，以及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成立，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所没有想到的，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这使在南京的蒋介石坐不住了，急命湘、粤、赣三省政府“围剿”“朱毛红军”。

驻扎在永新、遂川的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一马当先，叫喊“直捣井冈、活捉朱毛”的狂言，于4月下旬率先向井冈山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赣军来势汹汹，他们以七十九团为主攻，直逼宁冈腹地；以八十一团经拿山、五斗江向黄坳进犯，目的是插入茨坪，与龙源口方向的部队遥相呼应，以造成南北夹攻、分进合击之势；八十团则留在永新城内作为战役预备队，伺机在龙源口方向投入战斗，扩大七十九团战果。

杨如轩想趁朱德部还未立足，朱、毛两部尚未形成合力之际一举消灭工农红军。然而，杨如轩太低估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他想在蒋介石面前抢一个头功，殊不知，毛泽东、朱德还想借此机会来壮一壮两军会师之军威。红军不仅打乱了杨如轩的阵脚，还击毙了一批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让敌人受到重创。

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一部

这是朱毛会师后，两军携手取得的首次大捷，它不仅彻底粉碎了赣敌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而且使新成立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威大振，井冈山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

5月2日，在永新城的毛泽东致信中央，他欣喜地写道：“追击毛部之杨如轩部，结果反被毛部赶至赣边。其八十一团被击溃于遂川之五斗江，七十九团前被毛缴械，三营现在亦被朱部击溃于永新。现在毛部之三十一团亦由宁冈开来了，永新敌军的溃吉安此次缴械三百支。”

但就在红军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认识到，军部和首长安全的重要性，决定成立军部特务连。这年5月，经红四军会议通过，在井冈山组建了军部特务连，负责保卫军部和首长的安全。从此，这个连队在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同时，也不断发展、成熟，最后成长为共和国首都警卫部队的骨干力量。随后，特务连护卫毛泽东、朱德等人参加了永新联席会议、边界召开的党代会等会议。

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他便开始领导军队工作。一般地说，军队中相当一级首长和机关都设有专门的负责警卫的部门、部队和人员。根据秋收起义有关资料和曾经给毛泽东当过警卫员的老红军陈昌奉、吴吉清等人回忆，何振云在秋收起义时就开始给毛泽东当警卫员，后来当上警卫连连长，龙开富在三湾时便是毛泽东的勤务员，还有一位叫幺六的年轻人，在上井冈山前后也在毛泽东身边当勤务员，他的准确名字，没有记载。1930年前后苏区中央局、前委、一方面军都设有专门的保卫部门。部队则是警卫连或特务营，毛泽东的警卫人员是一个班。毕占云曾任特务营营长。长征前夕，胡昌宝由军委通信排调任毛泽东警卫班的班长，警卫人员还有吴吉清、陈昌奉、吴光荣、丁良祥、戴田福、小曾等。钟福昌是卫生员，毛泽东没有同意给自己配保健医生。长征途中胡昌宝为了保卫毛泽东而牺牲。另外，后任成都军区副参谋长的张耀祠将军1930年就在毛泽东身边做警卫工作。在《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情况。后来担任北京卫戍区第一任司令员的吴烈将军也是1930年参加红军的，他参加了总前特务队，担负总前委毛泽东总书记兼政治委员、朱德总司令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开始了他的警卫领袖生涯。到了延安后，吴吉清、陈昌奉等老同志先后被调到其他岗位上，而贺清华、孙振法、陈龙、李长培、张思德、齐吉树、秦昌怀等陆续调到毛泽东身边做过警卫工作。

走下井冈山

1928年12月10日，同样是一个我党我军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井冈山又迎来了一支红军队伍——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

彭德怀、滕代远先是在宁冈砻市会见了朱德，第二天又在茨坪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紧握住彭德怀的手，说：“你也走到我们一条路上了。”毛泽东说的这条路，就是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路。

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红五军上井冈山后，革命力量更加壮大，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惊慌，加紧部署对井冈山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1929年1月1日，湖南、江西国民党军“围剿”总指挥部在萍乡组成，由湖南国民党“清乡”督办鲁涤平任总指挥，第十九师师长何键任代总指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任副总指挥。

国民党重兵压境，井冈山根据地的形势相当严峻，红四军特务连的警卫任务也就异常紧张了。更何况，红四、红五两军加起来也不过五六千人，特务连的官兵们与其他连队官兵一样，连冬天的衣服都没有解决，还是草鞋单衣，并且没有盐可吃，每人每天三分钱的伙食也很难维持。恰在此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夹雪，使井冈山地区天气异常寒冷。

1月4日，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由特务连负责警卫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谭震林、陈正人、何挺颖、宛希先、彭文才、王佐、李灿等60余人。

会议的第一天，由毛泽东同志传达中共六大文件精神。传达完六大文件后，会议开始讨论如何打退湘赣敌军第三次“围剿”问题。与会人员，有的主张死守井冈山，有的主张打到赣南去，红五军的同志则主张杀回湘鄂赣去。

最后，经过几天的讨论，会议决定采用毛泽东的主张：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实施外线机动作战，寻机歼敌，打破敌之经济封锁，配合内线部队击破敌之“围剿”；彭德怀和滕代远分别担任红四军副军长和副党代表，红五军主力缩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与第三十二团一起，留守井冈山。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共3600余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小行洲出发，向赣南进军。

由于头天晚上下了一整晚的雪，道路很滑，特务连指战员特别小心地保护着红四军领导们前进，生怕他们摔着了。他们排成一路纵队，沿着极少有人走的山间小路艰难前进，前面的人不断提醒后面的人：“小心！”“路滑，注意下面的深沟！”

赣南山区比较偏僻，老百姓听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在红军来到之前都已经跑掉了，因此红四军买不到粮食，找不到向导，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特务连在保卫军首长的同时，还一面按照上面的安排，不断地进行宣传，贴布告。

1月22日，红四军进占赣粤交界的大余县。由于这个县比较富有，红四军前委决定在这里筹款筹粮。但是第二天傍晚，赣敌李文彬、刘士毅旅尾追至大余，由于红军刚到大余，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等到敌人迫近时才发觉，仓促应战。

此战，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身负重伤，独立营营长张威等200余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在这次战斗中，特务连损伤较大。

为了尽快地摆脱敌人，毛泽东和朱德决定连夜行军。特务连和其他部队一起不顾疲劳，立即赶路二三十里，在一个山沟里露天宿营。第二天拂晓，部队又以急行军速度出发，一口气走了60多里的路，傍晚来到广东南雄的乌迳。

红军在这里吃过饭后，刚要在村外露营，就接到当地党组织送来的情报，大批敌人已经到达离这里几里路的村庄。朱德立即命令部队迅速转移。当敌人赶到乌迳时，除了发现红军做饭时留下的火灰外，红军早已不知去向。

特务连跟着红四军连夜渡过桃江，又折入江西信丰，经信丰转移到安远。

2月1日夜，红四军来到寻邬县的项山，在圳下村宿营。第二天一早，由于敌追兵两个旅4个团把圳下村团团围住，发起猛烈的进攻，战斗异常激烈。

在这次战斗中，特务连又是损失惨重。朱德手提轻机枪，带领独立营左冲右突，边战边退，突围之后，朱德身边只剩下三个战士。陈毅在突围时被敌人抓住，好在红军官兵平等，敌人也未看出陈毅是个红军首长，看守比较松懈，陈毅打倒两个敌人，乘机逃脱了。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在突围中腿部受伤，不幸被俘，于2月12日在赣州英勇就义。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毛泽东（左）同警

卫战士在一起2月9日，红四军进入瑞金。红四军自从下井冈山以来，连续转战，没有得到休息，朱德、毛泽东决定让指战员们在瑞金好好度过除夕之夜。不料，急于立头功的刘士毅旅又尾追过来。红四军只好撤至瑞金城北60里的大柏地。后来红四军干脆与追上来的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并取得了胜利。大柏地一战，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来打的第一个胜仗，初步扭转了被动局面。

随后，红四军主力又相继到过东固、藤田、广昌、石城等地。

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特务连也改称为总前委特务连。10月，该连扩编为特务队。

吴烈选调特务队

1930年9月下旬，红三军由南面，红十二军由西面，红四军由北面，分三路第八次围攻吉安。为配合红军攻占吉安，赣西苏维埃政府很快组织起攻打吉安的向导队、担架队、粮食站，集中到吉安附近。这个月底，红军三个军和地方武装，把吉安城围了起来，从三个方面一起向敌猛攻。来自各地的武装群众密切配合红军作战，用刀砍断铁丝网，用稻草填平壕沟，破坏了敌人设置的障碍，和红军一起冲入城内。

1930年10月4日晚，吴烈所在的红三军终于攻占了国民党反动派重兵防御的江西吉安城。消息传出后，人们奔走相告，吉安周围到处可以看到飘扬的红旗，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充盈着整个吉安上空。当地的人民群众纷纷前来慰问红军。成群结队的妇女们帮助红军战士拆洗被子，缝补衣服。红军战士更是主动地帮助老百姓做事，挑水、清理院子、打扫卫生，并且把没收土豪劣绅的粮食、衣物等东西分给人民群众。

为了庆祝胜利，红军和群众一起在城外广场上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总前委毛泽东总书记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会场上不断响起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就是在这一年，吴烈遇到了决定他一生命运的机遇。也正是这次机遇，他与红色警卫结下了不解之缘。10月，总前委特务连扩编为特务队。

这年10月上旬，吴烈所在的“钢一连”的杨杰连长和指导员把他叫到连部，杨连长笑眯眯地对吴烈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总前敌委员会决定从每个连队选调一名共产党员、战士骨干，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前敌委员会特务队，担负总前委毛泽东总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朱德总司令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你是产业工人，我们是你的入党介绍人，组织上非常了解你，决定调你去任排长。你是我们连十几名共产党员中的一个，我们舍不得你调走，可这是调你去担负保卫总前委的任务，我们从内心里感到高兴，这不仅是党组织对你的最大信任，是你个人的光荣，也是我们连的光荣。”吴烈既激动又高兴，站在那儿竟然不知道说啥好了。杨杰连长还嘱咐吴烈说：“去了以后，一定要很好地完成保卫总前委的任务。”听后，一股暖流流遍了吴烈的全身。

吴烈虽然年纪还小，但却有一颗信念坚定的革命事业心。他知道，红军在毛总书记、朱总司令的领导下打了许多的胜仗。他与许多红军战士一样，渴望能见到这两位伟大的领袖。开始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吴烈有所顾忌，因为他考虑到自己参加红军才大半年的时间，怕完成不了这个重要的任务，客观地说，他也有些舍不得离开“钢一连”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们。但吴烈又一想，自己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上级交给自己这样的工作，就是党对自己的极大信任。于是，吴烈立即向连首长表决心：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吴烈离开连队的那天，连队为他改善了伙食，开了欢送会，全连的同志把他送到很远。

到特务队当排长不久，他又担任了队长。从这一年他开始担负毛泽东、朱德等首长和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开始了他的警卫领袖生涯。

1959年1月，北京卫戍区成立的时候，吴烈毫无争议地当上了卫戍区的第一任司令员，这就是对吴烈几十年警卫工作的最好肯定。

吴烈于1915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西萍乡市南门外一个穷苦的村庄。那时，吴烈家里很穷，老小十口人，家无一分地，主要靠他父亲吴永洪和叔叔挑煤赚点钱养家糊口。吴烈出生的那年，萍乡一带正闹灾荒，庄稼没有收成，钱又借不到，他们家三天两头断炊，他母亲被苦日子折磨得身体孱弱，很难哺育自己的孩子，只好熬点米粥来喂养，吴烈才得以幸存。在吴烈六七岁的时候，村里流行一种疾病，很多人家被弄得家破人亡。就在那一年，吴烈的祖父、祖母、叔叔、婶婶、母亲和两个哥哥也先后得病，因无钱治疗，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相继去世。吴烈就是在这种境遇之下长大的。1924年，年仅九岁的他就进了安源路矿的电气锅炉处当童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了挽救革命，安源工人参加了湖南省委领导的十多万工农围攻长沙的战斗。不久，军阀许克祥带领反动军队来到萍乡、安源，镇压工人运动，萍乡发生了“六五”反革命事变。在这反革命气焰嚣张的时候，萍乡一百多个地主武装纠集在一起，从丹江、王家源、十里铺围攻安源。当时形势非常紧张，为了保卫安源的工厂、矿井，在安源党团组织领导下，工人展开了伟大的安源保卫战。

期间，吴烈参加了安源煤矿工人罢工、安源保卫战和护厂斗争。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班长，中国工农红军总前委特务队排长、队长，国家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闽西独立团团长，国家政治保卫团营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科长兼保卫大队大队长，师参谋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他负责护卫中央纵队和中央的年老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任务。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率部参加了直罗镇、甜水铺、山城堡、横山、定边、盐池、东征、西征等战役和战斗。抗日战争时期，他任中央警卫教导大队大队长、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兼延安北区卫戍司令员，为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安全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分区司令员、师长、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热河、辽西、新立屯、锦州、辽沈、杨村、平津等战役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队参谋长，总参谋部警备部副部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二炮兵第二政治委员，武汉军区政委、副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兼北京卫戍区政委，北京军区顾问等职，为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曾当选为江西瑞金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吉安警卫的日子(1)

红军走下井冈山攻占吉安后，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

毛泽东总书记住在吉安街上一个布店后面的院子里，朱德总司令住在一个学校里。总前委机关就在染布的作坊内。毛总书记经常深入群众之中，作调查研究，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找开明人士开座谈会，宣讲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扩大政治影响，筹粮筹款，支援红军作战。

特务队驻扎在吉安城里的一个旅店里，在这里进行了整顿，组建了特务队。驻地有个广场，特务队的指战员们就在这个广场上进行队列、刺杀、投弹训练；有时也进行擒拿格斗训练。还在这里上政治教育课，使每个红军战士认识到，保证首长安全的重要性，首长行军、作战、宿营时要提高警惕，保守秘密。

为了保证总前委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每个哨位上都是双哨，还有一个带班员。特务队里的干部轮流查哨，警戒布置得相当严密，大家的警惕性很高。

毛泽东总书记和朱总司令对特务队十分关心，经常到队里坐坐、谈心。

吴烈司令员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峥嵘岁月》中记录了他在特务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和感受：

记得有一天，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和古柏秘书长亲自到我们住的地方来看望。毛总书记穿的是一身补了补丁的灰色粗布军服，头上戴着一顶有红五角星的八角帽，脚上穿的是一双旧布鞋。朱总司令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色军装，打着绑腿，脚上穿的是草鞋。我们见到指挥千军万马、威震敌胆的毛总书记、朱总司令这样简朴，这样和蔼，这样亲切，平易近人，使我们很受教育，拉近了我们与首长的感情。何金云队长、冯文彬政委将队里的干部向首长作了介绍，首长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寒问暖，和我们拉起家常话来。

毛总书记笑着对我说：你们都是从各军调来的战斗骨干，欢迎你们到总前委特务队来，今后行军作战在一起了，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搞好团结，抓紧训练，提高杀敌本领。同时又问：你们的生活怎么样？能吃得饱吗？行军打仗累不累？草鞋够不够穿？我们向毛总书记一一做了回答。

接着，毛总书记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急忙立正，一面给毛总书记敬礼，一面回答说：叫吴烈。

毛总书记微微一笑又问：是不是口字下面加一个天啊？我说：是。接着毛总书记又问我今年多大了？是从哪个部队调来的？我说：十五岁。是从红三军七师十九团“钢一连”调来的。

毛总书记听后，带有夸赞的口气说：你们十九团可是能打仗呀，专让你们团啃硬骨头，不到关键的时候，是不会把你们团拿上去的。

随后，毛总书记又风趣地说：听口音你好像是江西人吧！参加革命前在家做什么？毛总书记说话语气温和，态度慈祥，使我感到很亲切，很温暖。听说我是江西萍乡人，参加红军前在安源路矿电气锅炉处学徒，毛总书记说：萍乡、安源路矿我去过多次，那里的工人生活苦得很哪，可阶级觉悟很高，罢工运动对全国的工人影响是很大的。接着，毛总书记问到我家里都有些什么人？我说：家里只有父亲和一个哥哥了，他们都在安源路矿电气锅炉处做工。我回答的时候，毛总书记很注意听。

最后，毛总书记又问我们：天天和敌人打仗，还要和敌人拼刺刀，你们这些小鬼怕不怕呀？我们说：开始时，子弹从头顶上嗖嗖地叫，炮弹从头上飞过，到处是一片爆炸声，还真有点怕。打了几仗后，慢慢地就习惯了，不怕了，我们来参加红军闹革命，不把反动派消灭是不会回家的。毛总书记听了，高兴地说：大家说得对，讲得好，我们既然参加了革命，就要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直到革命胜利，打出一个穷人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来。并鼓励我们说：把你们调到总前委特务队来，我们是非常信任你们的，也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你们的信任。

毛总书记讲完以后，朱总司令对我们说：毛总书记讲的话，你们要记住，不消灭反动派，我们穷人是翻不了身的。你们特务队要做好两件事：一要保卫好总前委行军作战宿营的警卫任务；二要利用时间搞好军事训练，枪要打得准，手榴弹要投得远，还要学战术，随时作好投入战斗的准备，要能打仗，要会打仗，要打胜仗。

朱总司令讲完，古柏秘书长向我们具体交代了任务，讲了警卫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长们离开我们连队的时候，一边走一边叮嘱我们，要注意休息，要好好学习，要把生活搞好，让战士们吃饱，不要饿肚子。

我们听了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心里都感到热乎乎的，很受感动和鼓舞。

首长们走了以后，我们队开了一个会，传达了首长的指示，提出了要求。大家都表示了决心，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回答毛总书记和朱总司令等首长对我们警卫战士的关心和爱护。

这便是一个老红军、一位老首长的肺腑之言。

警卫罗坊紧急会议

1930年10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江西丰城，向南昌方向前进，准备夺取南昌。但这时毛泽东同志发现，蒋介石已指使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拼凑了十万兵力，任命江西省主席兼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策划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总书记、朱德总司令于10月下旬，在江西新余县罗坊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罗坊会议是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前的一个重要会议。

为了确保这次紧急会议的绝对安全，特务队从首长驻地周围到每个警卫点，认真地进行实地察看、布置，向警卫战士详细交代任务和注意事项。会议期间，特务队干部又到会场周围检查哨位警戒情况，保证会议万无一失。

在开会休息期间，毛泽东总前委书记还到特务队警卫点上看看，看看特务队的战士们，问问战士们的思想情绪和生活问题。毛总书记还向特务队的主要干部讲一些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当前的形势，使特务队的干部们从思想上有了准备。

有一天，年轻的干部吴烈在检查警卫情况时，遇到了毛总书记。

毛总书记对吴烈说：“特务队的干部思想上要有所准备，根据摆在我们面前的敌我形势，已经不是打不打南昌和九江的问题了，而是在哪里打击敌人的问题。我们要转到革命根据地内作战，可以取得根据地人民的支援，这是我们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毛总书记离开警卫点时还告诉他，要他们特务队做好随时撤离罗坊的准备。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1月初。

罗坊会议结束后，总前委决定红军主力东渡赣江，由丰城、樟树、新干、峡江一线渡江，转到永丰、吉水、白沙、乐安、宜黄地区，边做群众工作，边筹款，边备战。

总司令部命令下达后，特务队保卫着总前委赶到樟树镇，因情况紧急，特务队利用缴获敌人的几条小火轮，又找来一些木船，组织部队快速渡江。

总前委首长是晚上开始渡江的，特务队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哨，并向小火轮驾驶室和轮机舱派出警卫。首长们上下船时，特务队在跳板两侧站上人，保护他们的安全，使总前委在一小时内安全顺利地渡过赣江。

渡江后，红军即向永丰县方向前进。这时总部命令特务队保卫总前委向东固、南垄、龙冈、黄陂、小布转移。特务队刚离开东固，敌人随后渡过赣江，尾追红军，结果扑了一个空。

这时，总部根据敌人的动向，又下令向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安福圩中心区集结。到达集结地区后，总前委在黄陂召开了一个重要军事会议。

黄陂是个不太大的镇子，西面、南面、北面都是山，既能隐蔽，又能寻机打击敌人，进可攻，退可守，战略位置好。

开会的地点是在一个祠堂里。会场周围，首长驻地，特务队都布置了警卫。

会议结束后，总前委首长告诉特务队：毛总书记认为初次转入运动战，必须慎重，有把握的仗才能打，既然打就要取胜，在边沿地区打，不如退到中心地区打条件更为有利。

此时，红军一、三军团的主力在集结地区进行了整顿，隐蔽待机，准备作战，歼敌于中心区之内。

龙冈之战(1)

1930年12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作的需要，特务队在小布改称为特务大队，共300多人，大队长是何金云，政委是冯文彬，吴烈也当上了分队长。特务大队下辖三个队，受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同志直接领导，任务仍然是保卫毛总书记、朱总司令等首长和总前委领导机关。时间不长，何金云同志调赣东独立团任团长，由吴烈接任大队长。后来，何金云同志在肃反中被害了。虽然他在革命的早年就牺牲了，但他对党忠心耿耿，打仗勇敢，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务队扩编不久，总前委在小布开了动员大会。

小布是由几个小山村合在一起的一个比较大的村子。由于第一次红军来到这里时，打了地主和土豪劣绅，分了田地，为穷苦人报了仇，把地主的粮食和衣物等东西分给了人民群众，村子里的穷苦人非常感激红军。后来又经过特务大队宣传教育，人们群众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支援红军打仗的积极性更加高涨。由此，小布成了红军比较可靠的根据地，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很好。当时开会的地点是古柏秘书长亲自看的。会场设在一个地主家的比较大的房子里，是特务大队和总前委的几个同志一块布置的。红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江西省委书记、苏维埃主席、赣东特委书记和地方领导干部都参加了会议。

这次大会的安全警卫工作十分繁重，不仅要保证会场的安全，还要保证出席会议首长住地的安全。

在动员大会上，毛总书记作了振奋人心的动员，讲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对苏区围攻的情况，向大家详细说明了红军反“围剿”的有利条件，要大家树立起消灭敌人的信心。并制定了作战的基本原则：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个月的一天，红军在黄陂得到情报，敌谭道源师准备向小布推进。

为了达到全歼这股敌人的目的，总部下令在东韶方向设下埋伏，准备歼灭谭道源师。于是特务大队保卫总前委由小布向以北地区前进。红军从早晨等到黄昏，整整等了一天，敌人也没有来。特务大队当晚随总前委撤回黄陂。第二天，特务大队又悄悄地赶到了隐蔽地点，一直等到天黑，仍然没有看见敌人，只好再次撤回。这时，有的同志不懂得在反攻中必须慎重初战，特别是第一次反“围剿”更为重要，初战必须打胜的重要性。

总前委了解了这一情况后，号召各部队及时做好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向大家讲清，必须在敌情、地形等各方面条件都利于我们，不利于敌人的情况之下，确有把握才能打击敌人。否则就会吃亏。

经过这么一教育，红军统一了思想认识，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示意图后来，在歼灭了谭道源师一部后，在缴获的敌军作战文件中，查明敌谭道源师确曾下令向小布推进。经审问俘虏，才知道谭道源全师已经集合好队伍，先头部队已经出发，向源头、小布开来，因为一个反革命分子从苏区内部逃出去告密，说该地区埋伏了大批红军，敌谭道源不敢与红军交战，就把先头部队缩回去了，设伏没有打着谭道源部。

敌张辉瓒率十八师由东固已经进到南垄，向兴国的龙冈推进，红军很快就得到了这个情报。

龙冈、君埠之间有个黄竹岭，敌人向红军进攻必须经过此山。毛总书记、朱总司令抓住战机，当即下了决心，围歼张辉瓒师于龙冈地区。

总司令部指挥所设在黄竹岭的一个山坡上，毛总书记、朱总司令和朱云卿参谋长、杨岳彬主任、古柏秘书长等首长就在这里指挥战斗。

当时，特务大队在指挥所附近担任警戒。由于地形对红军十分有利，居高临下。天刚亮，张辉瓒率部队从龙冈出发，向红军伏击圈推进。他们的部队刚到半山腰，就被红军迎头痛击。当时，虽然红军只有一个师的兵力，但斗志昂扬。与敌人战斗了两个小时左右，敌军集中主力向红军攻击，战斗越打越激烈。红军各部队从几个方向冲下山去，向敌人勇猛冲击，打得敌人乱作一团。这时不少敌人向黄竹岭方向突围，总司令部指挥所受到威胁。

情况万分紧急。特务大队的一支分队跑步占领了指挥所前面的一座小山，阻击溃逃的敌人。这时，山下的敌人正拼命地向山上爬来，当他们爬到半山腰时，特务大队向敌人投手榴弹，猛烈射击。十多分钟后，敌人自动退下山。就在这时，红军从左右两翼夹击敌人，将这部分敌人全部歼灭在山下。

有一部分敌人向南垄逃去，跑到龙冈、南垄之间的大山时，正好钻进红军早已经布置在那里的一个师的口袋里，结果一个敌人也没有逃脱。

在这次战斗中，特务大队击毙和俘虏了不少敌人，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受到了总前委和总部首长的表扬。表扬特务大队：行动迅速，作战勇敢，打得好、过得硬。

龙冈之战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1年元旦，红军马上向小布、源头一带疾进，再打谭道源师。谭道源得知张辉瓒被擒，全师覆灭后，非常害怕，慌忙带领主力急速向东韶方向逃窜。

毛总书记、朱总司令认为：敌人可能要溜。于是，立即下令追击谭道源部，决心把谭道源师消灭在东韶附近。于是总前委和总部向东韶方向前进。

红十二军先头部队首先与敌人打了起来，红军主力随后赶到，相继合围敌人，各部队向敌人猛攻。谭道源师伤亡惨重，忙率残部突围，向宜黄东南方向逃去。

这次东韶战斗，红军歼灭敌师半数，俘敌三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并缴获了敌人的电台。于是，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战斗结束后，特务大队与红军主力一起回到小布进行休整，并向干部战士传达了总前委和总部首长对特务大队的鼓励。朱总司令考虑到特务大队所担负的任务很重，从缴获的敌人武器中调来一些冲锋枪、驳壳枪和步枪装备特务大队。

特务大队的指战员们高兴得不得了，如获至宝，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擦了一遍又一遍，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搂在怀里。特务大队的指战员们都说：朱总司令这样关心我们，我们一定拿着这些武器，保卫好总前委首长和领导机关的安全，狠狠地打击敌人。

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1)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总书记、朱德总司令的正确指挥，抵制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抓住有利时机，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的结果。通过这次战争的胜利，红军队伍扩大了，武器装备也加强了，干部战士们的情绪非常高涨，人民群众支援红军作战的积极性更高了，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示意图1931年1月，毛总书记和朱总司令对当前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蒋介石反动派在红军面前吃了败仗，妄想一举把红军全部消灭的野心未能得逞，决不会就此罢休，可能还要对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

为此，总前委、总司令部回到江西宁都县的小布后，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准备做好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战略部署，并要求各部队抓住时机，开展地方工作，积极发动群众，筹粮筹款，进行备战。他们广泛组织赤卫军、游击队拔掉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清剿土匪。同时，整顿地方党的组织，建立基层红色政权。

这次会议，特务大队布置了严密的警戒哨，负责会场和与会人员的安全。

到了3月上旬，蒋介石果然发动并指挥国民党反动军队对红军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这次“围剿”，敌总司令是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他鉴于第一次“围剿”长驱直入招致失败的教训，采取的是齐头并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

这次敌人的兵力也比第一次多了一倍，由十万人增加到了二十万人，西起江西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联营七百里，构成弧形阵线，向红军中央苏区逼进。同时，国民党反动军队还对红军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层层设卡，断绝一切物资运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妄想围困红军。

由于第一次反“围剿”中，歼灭了敌张辉瓒师后，缴获了他们的电台，发报机被破坏，只剩下了收报机。有一天，特务大队无线电台队队长王诤听到敌人在发报，于是问特务大队冯文彬政委：“收不收敌人的电报？”冯文彬毫不犹豫地说：“要收。”王诤把敌人的电报抄收下来后，经过破译，原来是敌总司令何应钦向红军进行“围剿”的整个兵力部署和进攻方向。冯文彬政委立即把破译的电报送给毛总书记。毛总书记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给予了表扬，并说：“继续收听敌人的发报。”毛总书记、朱总司令根据敌人的部署和进攻方向，决心把红军主力集结在东固一带，先消灭国民党的第五路军。

3月20日，总前委下达了由毛总书记兼政治委员和朱总司令签发的第二次反“围剿”政治动员令，要求每个红军干部战士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一天，古柏秘书长来到特务大队的住地，对吴烈和海景洲说：“总前委准备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你们一定要做好警卫工作，绝对保证会场和参加会议人员的安全。”

会议是从4月17日开始的，19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