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节

错误。人类在实践中是不能没有理论指引 的。

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他个人，也不能说与制度无 关。但是，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的原因呢？还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后果。如果是前者，就要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是后者，则是加强 民主、加强法制，从而改善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问题。陈的错误正是采取了前一种立场。他把当时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镇压国内外阶级 敌人颠覆破坏活动中，由于没有经验、国家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所造成的错误，看成是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罪恶，把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 政甚至法西斯专政等同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对立起来，从而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其实，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保护人民利益，后者残害人民利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本来是并不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有 广泛的人民民主，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损害人民民主。在阶级消亡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消除以前，国家的专政职能是不能取消的。它的存 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

陈独秀“最后见解”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 这个思想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马恩列 斯毛始终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对敌人专政的职能，提出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中，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十分丰富，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极端贫乏。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设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

为了克服失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国、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 开展了改革，而政治民主化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陈独秀关于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是极其深刻的。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中，他 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也不是不可取的。

陈独秀主张无产阶级民主制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意见，一直被人们所 误解，左右两边的人都认为他“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老路上去了”。胡适曾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４日离开大陆时，在太平洋一只船上，为《陈独秀的最 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了“序言”，竭力吹捧陈独秀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 见解（论文和书信）》①。直到１９７７年５月，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召开的“陈独秀先生座谈会”，还吹捧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建议“编印更完备的陈氏的‘最后见解’，并译成外文，广为流传（包括空投或邮寄 共党统治区），使国人与世人认识这位曾是共产党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经过沉思熟虑的痛苦经验，彻底否定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制度。”② 这自然是痴人说梦，但也说明了陈的“最后见解”的客观效果有不好的一面。陈独秀的这些最后见解，当时主要表现在他与几个托派头目及郑学稼等 人的通信中，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登载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１日的重庆《大公报》上（距他逝世前才两个月），该文 大肆散布悲观论调，认为战争结果德日胜利可能性“最大”，若此，“中国必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半殖民地地位。

文章还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给正在艰苦进行的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大 泼冷水，因此，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认为其有碍对苏外交，在得知成都《新新新闻》也想刊登此文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 查局主任委员潘①②《传记文学》编者：《关于“陈独秀先生座谈会”的几句话》，该杂志第３０卷第５期。

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１９４９年６月出版。 某署名拟文，指责陈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①。《大公报》本来还要登陈文的续篇《再论世 界大势》，即被禁止，开了天窗。于是陈文被禁的消息不胫而走，流传开来。江津县国民党县党部立即对陈独秀组织围攻，并特地召开一个大会，请来外 省的一位老牌国民党员上台讲话，“大骂仲甫是反革命”。对此，陈独秀十分 气恼。

中国共产党对陈独秀的政治见解也持否定态度。早在德国希特勒发动侵 苏战争的第二天，即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３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就指出：侵苏战争“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 和独立的”。所以，“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即用此以援助苏联。

（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 反抗。

（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 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②①②《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７６４页。 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公函第８４３２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公函第１１６３号。 陈独秀这时的思想是违背这些方针的。虽然他站在“英美”一边与第三条似乎相似，但陈的目标是打倒“德苏”，实质也是不同的。至于中国抗战 前途，毛泽东指出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这个前景，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实现，而且在全中国也 必将实现。“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①这又是与陈独秀认为中国前途不是殖民地便是半殖民地的观点 相对立的。但是，鉴于陈独秀不是一般人物，他在抗战初期表示的瑕多瑜少的政治主张已经对时局发生过不良的影响，再加上“日特汉奸”事件促使他 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对立的情绪等原因，中共领导，特别是周恩来，在执行上述方针时，曾通过周钦岳、朱蕴山、邓仲纯等友好人士，对陈独秀做 工作，希望他入川后“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演说，不要发表文章”②。可是，这位“老先生”真是本性难移，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尽管他自己也明白， 他的意见不要说“曲高和寡”，简直没有一个人赞同他，他还是那样“孤芳自赏”，不顾后果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为了消除陈独秀在《大公报》上那篇文章的不良影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③，指出陈文的“主旨是在否认苏联社会 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①②③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周钦岳谈陈独秀》。

《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揭破远东幕尼黑的阴谋》，同上书， 第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这确是点出了陈文的要害。尤其是陈认为战争是 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霸权，其他任何国家不是依附于这个集团，便是依附于那个集团的观点，中国抗战的前途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及否认苏联 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坚，否认苏联已经开始扭转苏德战场局势的观点，正是当时德日反动派和汪精卫汉奸们所需要的“理论”。文章还指出：“这样的‘理 论’的出现和传播，决不能是偶然的。今天正是全世界战局相持不决。正是德国宣传着要发动春季攻势，日寇也要卖力气以相配合，正是反法西斯战局 紧急关头，而一部分民族立场不坚定的人，为法西斯的宣传所吓倒，因而悲观动摇的情绪和倒行逆施的行为逐渐增强起来”。正是这些人需要陈独秀的“理论”。 实际上，陈独秀在中国抗战前途问题上的悲观论调——做日本或英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他过去“二次革命论”的回潮。

他过去曾严厉批判过 刘仁静说的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统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工人阶级重新集结、发展、壮大，组织政党，发动革命有好处的观点，可是现在，他却一 再宣传这种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①因此，他不承认中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主张“须 等待一个时期”，到那时，即“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①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亚东１９３８年版。

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 密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才 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①。

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不知何年才能产生，中国革命的胜利 更是遥遥无期。

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全是一种幻想。 陈独秀的这些政见与他批判的托派“失败主义”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认为第二次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无论哪个集 团胜利，中国得到的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为此郑超麟主张以革命来干涉战争，不惜使抗战失败以引发革命；陈独秀则只希望“恢复以前半殖 民地的地位”，同样瓦解抗日阵营的意志。

陈独秀的思想如此悲观，却还要为别人指出前途。他在临终前１４天（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３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这样 说：“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 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 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陈独秀的这①陈独秀：《给托洛斯基的信》（１９３９年１月）。

个意见，有正确的成份，也有片面性。正确者，在现世界，无论争取民 族独立或建设社会主义，都不应采取闭关政策，单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力量，应该争取国际援助。片面性之一，只强调国际援助的重要性，忽略了 仍应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片面性之二，只强调“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没有看 到在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历史时期内，无论革命和建设，都应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外援， 并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长处，为我所用。陈独秀这里表现的片面性，显然来自托洛茨基“世界革命论”的影响。所以，他到 死也并未完全抛弃“托洛茨基主义”。由于他高估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看不起各国人民的力量，因此就看不到在第二次大战中有些国家民族解放战争有 取得胜利的前途，更看不到胜利了的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从而只能像托洛茨基那样，寄希望于将来各国人民一起来进行世界革命。所以，郑超 麟认为，陈独秀一直到死还是一个“世界革命的老战将”。郑说他们虽和陈之间“有意见分歧”，但仍“视他为领袖”

，“最有经验的、最忠诚于革命的、 最富刚强性格的领袖”①。王文元更进一步说：“假使‘天假以年’，陈独秀获见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来临，那末，不管他今天怀着的思想是多么错误，在 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他仍能显出一个正①意因：《悼陈独秀同志》，载《国际主义者》第３期。

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①他甚至认为，那时的陈独秀“仍将是托派 的同志”②。而彭述之则认为陈独秀“有始无终”，“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里 去。”“从革命的无产阶级阵营退到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我们确是无情地批评他，攻击他，因而在情感上厌恶他，乃至仇视他⋯⋯为了挽救他免于悲 惨的堕落。关于最后一点，我们失败了。”③陈独秀宣称要跳出一切“理论及主义的圈子”，做推翻以前一切见解的“终身反对派”。他的愿望很好。实 际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某些传统理论和主义的影响，虽然他有些思想有创新的意义。

贫病交加风骨健叶落归根回故里陈独秀的晚年生活贫病交加，十分凄 凉。

据现有资料记载，他入川后，生活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不 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收入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具体是：通过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的关系，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只领一点少得可 怜的津贴；偶尔为《东方杂志》和编译局写稿的稿费；“北大同学会”经常捐赠给他一些生活费；大姐家在陈困难时也给一点帮助，因为①②③犀照：《悼陈独秀》，载《斗争报》第６卷第１期。

《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７页。

连根：《托洛茨基与陈独秀》，载同上。 姐丈父子是经商的，侄女是个中学校长，侄女婿又是一个珠宝商，经济较宽裕；友好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等人的私人资助，连印有“独秀 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全由杨鹏升包赠。陈独秀对人家的赠款并非都接受的：第一，“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①。第二，国民 党著名的官僚（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除外）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如罗家伦、傅斯年等曾亲自送 钱给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尴尬。

临走时，陈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 们的救济。”朱家骅曾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焘转赠，又遭拒之；张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②。叛徒任卓宣汇给他２００元， 汇去不久，就退回了。③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教育部出版，还前后两次预支给他共一万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 相当可观的款子。但是由于与陈立夫发生了改书名的争执，书未出成，一万元钱到他去世前也未动用。④他临终时，还嘱其妻，不得死后将其卖钱（即 利用其声望乞求救济）。陈独秀以此留下了一世清白，如他晚年赠友人题写的于谦幼年时写的一首诗云：①②③④访问陈松年记录，（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６日，张永通、刘传学整理）。１９４０年千元，与陈松年说的两万元有 出入。

任卓宣：《我与陈独秀先生》，《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１月３１日）。 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①陈独秀这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崇高品格，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崇敬。因此朋友们都主动热情地来 帮助他，其中最突出的是当年北京大学毕业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官僚组成的联谊会组织“北大同学会”。该会不仅定期资助陈独秀生活费，还具体委托 罗汉照顾陈独秀入川后的生活。１９３９年５月重庆大轰炸，罗汉遇难，又继托何之瑜（即何资深）照顾陈。罗、何二人是忠厚之人，一贯对陈独秀尊 如父师。“北大同学会”及罗汉、何之瑜的照顾和帮助，是陈独秀晚年生活安定度过的重要保证。为此，陈独秀十分感激。他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 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

对其他亲友的资助，他也以字条、字联、碑文或金石篆刻相赠，虽然这 种报答是象征性的。而有些亲友因知其这种“无功不受禄”的脾气，在接济他时，故意请他写字破石。他自然也心中有数。１９４２年４月５日，在又 一次收到友人杨鹏升的赠款时，他回信说：“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复觉惭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 敬题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欲伪造此言以慰我耳。”这种迫于生活、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的生活，极大地伤害了他 一贯自持清高、洁身自爱的自尊心。在他不得不接受赠款后的一些复信中，充满①转自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８月３日。 第二句陈独秀有改变，原诗是“烈火光中走一番”。

着这样的字句：“既感且惭”，“且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 拂盛意，受之实惭感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屡承厚赐何以报之”等等。 但是，即使这样，由于物价猛涨，他的生活还是十分窘困。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致杨鹏升信中，他说他家每月生活费达６００元，“比上半 年加一倍”。因此，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柏文蔚送给他的灰鼠皮袍就进过当铺，还卖给房东杨鲁承家一些衣物。最后他与潘兰珍在石墙院的住房是 两间厢房，一为卧室，一为书房。二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室内家具十分简陋，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 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满地堆积着书。唯一的装饰是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拓片，令人见了肃然起敬，１９４１年冬天， 他在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借《武荣碑》字帖时，写了一首诗，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①朱蕴山后来见此 诗后，买了几只鸭子去探望他，见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滚动。朱曾劝他不要搞托派，后来又劝他去延安。他都未听从。所以陈死后，朱写诗曰：掀 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①《欧阳竞无大师纪念刊》，１９４３年５月。“贯休”是我国五代时期 名僧，能诗善画，擅长书法。陈在诗中自比贯休。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高”对他病体不利的影响，打算移居贵阳：“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全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终 以病体不胜此跋涉”而作罢。①陈独秀从１９１３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离开家乡后，一直未回。几十年来，除了在北大过了两年多比较安定的教 授生活外，大部分时间，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是反动政府通缉的对象，还几次被捕入狱，严重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由于常年没有正 常的饮食，他早就患有肠胃病；狱中五年生活的折磨，出狱后又得了高血压，久治不愈，时有发作。入川后，又由于穷困潦倒、寄人篱下而近乎靠人施舍 的屈辱生活；加上政治上遭到不断打击（自认“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大部分政治生涯归于“失败”②）；思想上找不到一个知音 者（自称“不怕孤立”，却包含着多么苦涩的自我折磨）；精神上，眼见敬爱的亲人一个个“先我而死”受到的刺激，在心上刻上“无数伤痕”。这些因素，终于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了。

１９４２年春天，他觅得一个治疗高血压病的土方：蚕豆花①②参见《实 庵自传》、《敬告侨胞》，《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版。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２年１月９日、２月１２日）。 泡水喝。每天服用，仍未见多大效果，亦无损害。但至５月发现，“此次所服之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干，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或系酸酵后含有毒汁，一时失机，因此中毒也”①。次日（１３ 日）上午，老友包惠僧过访，欣喜中，又在午餐时食四季豆烧肉过量，晚餐时还食，食不消化，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吐后稍适，仍难入梦，自后 精神疲乏，夜眠不安，继之头晕目眩，时而周身发寒，冷汗如浴，旋又发烧，一连几日，多次昏厥，从此一病不起。虽经邓仲纯及重庆、江津名医多方医 治和抢救，均无效验。５月２５日上午，陈独秀把夫人潘兰珍、儿子陈松年及何之瑜叫到床前，对身后之事，略有所嘱：嘱何之瑜负责其遗著出版之事； 嘱夫人潘兰珍，在他死后，不要把他“卖钱”，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并将狱中时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了她②；嘱早已分居自立的儿子陈松年（时在江津九中搞总务），日后将其棺木，返乡安葬， 叶落归根。２７日午刻开始，陈独秀陷入昏睡状态，一直延至９时４０分与世长辞，享年６４岁。

①②陈逝世后，潘遵嘱除用北大同学会转来的钱给陈 办葬仪外，凡各方赠赐，概行谢绝。然后，她进入陈的友人朱蕴山、光明甫等在重庆附近办的农场工作，自食其力。不久，她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