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节

堡垒连系起来，才有意义”④。 他坚信，未来世界，民主主义最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第四，认为反对斯大林政权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 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⑤“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

⑥对于苏联，“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⑦①②③④⑤⑥⑦《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同上书第２１页。

《再论世界大势》，同上书第１５页。

《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页。

《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同上第３页。

《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４日），《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０页。 第五，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 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①“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有 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②他甚至认为战争中的“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③。“美国胜利了， 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

④第六，对于世界前途悲观。他同意王文元的“战争变质论”，认为“中日 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整个大战是“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世界奴隶统治权”的战争⑤。因此，“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 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他甚至设想，“大战如果胜利属于希特勒⋯⋯则将来法 西斯蒂专政会和以前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⑥。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在理论上的变化。起先，他在把托洛茨基理论 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托派分子面前还羞羞答①②③④⑤⑥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信》。

《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４２页。

《给西流等的信》，同上书第３０页。 答，欲抱琵琶半遮面，反对斯大林，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 譬如他说：“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括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 二十年的教训，非拟照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①但是，在要他“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的反共政客孙洪伊、胡秋原、郑学稼面前，他一点遮羞布也不 用了。郑学稼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被何之瑜称为专门用托派理论进行反共的“国民党蓝衣社理论家”。在陈独秀出狱到武汉时二人才认识，后来彼此 书信往来密切。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４日，郑学稼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俄国，而不适用于中国，并说“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 孪生儿 ”。陈独秀在１２月２３日回信说：“列 （宁）托 （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 而发。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 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鄙见很难得人赞同。

读来书‘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①②《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原函墨迹》，台湾《传记文学》第３０ 卷第陈独秀：《给Ｓ和Ｈ的信》。耳！”②从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思想走得有多远了。如果那本《俄国革命的教训》写成的话， 那些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任何反共理论家，都只能望其项背而自叹不如了。因为他不仅抛弃了托洛茨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也彻底地抛弃了，“十月革命”也否定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以个人口味为中心，跳出一切圈子，“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 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他高兴地戴上了胡适赠送给他的“终身的反对派”的桂冠①。他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 也是如此。当时他曾对邓仲纯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 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薄介石。”②陈独秀以“反对派”为荣，但他却不会总结哪些反对了，哪些反错了。

“最后见解”是非多悲观论调指前途陈独秀逐渐形成的“最后见解”，首 先遭到上海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０年６月和１９４１年１月，托派临委对陈独秀问题先后作出了两个决议：《临委对Ｄ．Ｓ．来信的决议》和①②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６期。 陈独秀：《给Ｓ和Ｈ的信》。

《关于Ｄ．Ｓ．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①。 托派临委摘引了托洛茨基生前为第四国际起草的文件，指出不应把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描写成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闻的战争”；因为战争 的双方都有“反动的性质，无论那一方阵营胜利，人类都会被抛到老远的后面去。”因此，他们宣称应贯彻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作出来的关于 战争的原则”。由此出发，批判陈独秀主张站在民主阵营一边反对法西斯阵营的立场，“在本质上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普列汉诺 夫、格德和亨得曼在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之再版”。托派临委认为在战争中应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当然是病态的）”， 保卫它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度”，批判陈独秀拥护英美而把苏联与法西斯德国“放在同一平面上加以攻击和诅咒，⋯⋯其昏乱和反动与第二国际的最庸 俗的机会主义者是毫无二致的”。

他们还批判陈独秀反对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主张，是“企图以此来阻止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来维持资本主义（特别是英法的资本主义）的现存制 度”。

托派临委严厉警告说：“Ｄ．Ｓ．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 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 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Ｄ．Ｓ．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①《保 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２９—３５页。

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但同时又要求“Ｄ．Ｓ．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 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可见，直到这时，托派临委还把陈独秀视为他们组织的一员。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陈独秀逝世。

陈独秀自然不接受临委的批判，而且他不怕孤立，决不沉默，或直接给 临委写信，或请人代转，讥讽他们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原则搬到今天，在战争中引发革命是“做梦”，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是“对实际的历史 事实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希特勒”云云。就这样，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大混战。不过在这场论战中，陈 独秀始终处于一个人的少数。正如李福仁后来在《第四国际》杂志上所提供的“证言”：“一方面在四川乡村中的陈独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 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①连与他私人友谊很深的郑超麟、王文 元、陈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非但不曾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与我们 绝交了。”②陈独秀早年曾写过一首《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①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０日）《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七、八月合刊，第２４１页。

“精卫填海”的精神。①他的一生也有这种显著的“孤军奋战”的精神， 为了他认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奋斗到底。这种精神，确曾使他取得辉煌的业绩，而显赫一时；但另一方面，当他认定的“真理”并非 真理时，这种精神就使他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这里并不是说他应该接受托派的荒谬主张，而是应该虚心地考虑当时中国共产党提 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这样，也许他的晚年思想不至于走得那样远。在对待陈独秀和抗战的新形势、新策略的问题上，托派中央也逐渐发生 分裂。１９４０年，郑超麟在安徽养病结束后来到上海，参加了相当于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斗争》报编委会。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革命的 失败主义大旗之下》和《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等，提出了系统的“失败主义”的思想和主张。郑超麟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

因为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将来的政权不是工农民主专政， 不是建立独立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国家。托洛茨基也从来不称中国革命为“民族的革命”，而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郑说：“说中国 没有民族革命，这并不是等于说未来中国革命中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未来中国革命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种限度之下 带着反动的性质”。因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实不过是掩饰着十足的阶级斗争”；“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①《民立报》

１９１１年１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