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节
材料和章士钊提议的那样，与国民党反动派成为“犄角之势”，“合作反共”。相反，由于当时周恩来派董必武、朱蕴山、周钦岳等人对陈做了许多 争取工作，国民党倒是时时害怕他再回到中共那边去，所以对他的监视工作始终不放松。而陈独秀则始终不为双方所动。１９４１年３月５日，陈独秀 在给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写的信中，谈到国民党派密探到该校侦探陈独秀的情况时，嘱咐何“不必谨慎过度”，“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 干部派（指中共——引者）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 呢？”
陈独秀一生坎坷，但也一生光明磊落，无论兴衰成败，沉浮荣辱，始终不变其节，真是“依然白发老书生”。
六“终身反对派”颠沛流离入川痛悼亲友逝世早在１９３８年２月，陈 独秀即有离汉之意。当时，陈钟凡曾推荐他到武汉大学教书，他拒绝，说“抚五（即王星拱——引者）与我至好，武大不便聘我教书，我所学亦无以教人”
①。 他也拒绝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要他去美国的建议，一因他当时的身体已很不好，二来想国民党正式准他出国赴美，成功机会可说绝对没有。陈其昌 等人曾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致书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请他为他的老友陈独秀在美国大学里谋得一个客座教授的职位，让他赴美讲学。信发后，未见 回音。②王文元等人还劝他去香港，以便脱出国民党对他的严①②抗战初期胡适曾为陈独秀去美国而奔走，胡适联系了一家图书公司，这家公司请陈去 美国写自传，陈表示不去。
陈独秀致陈钟凡的信，转自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密监视，他也不愿考虑，理由是“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批评；一去香港 便自动放弃这个身份了”。①何之瑜陪徐特立到武汉调解所谓“日特汉奸”事件以后，他曾答应何的邀请，打算去长沙岳麓山下专心著述文字学，但是 后来又改变主意，说“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侵害，故决计入川也”②。他所以选择入川，看来是想在抗战中有所作为。他 在不得不送王文元回上海时，还与王约定：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相聚，“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③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１日，陈独秀给何 之瑜信中说：“弟一星期后，当可动身入川（罗汉、季严亦劝我往）⋯⋯”
但是由于发生了“日特汉奸”事件，他被迫耽下来打了一场笔墨官司。６月１６日，他准备乘当时在国民党中做事的包惠僧为他安排的差船离汉时，阔 别三十年的大姐，携家逃难，突然到了汉口。姐弟患难相逢，悲欢交集。他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④这样，一直拖 到７月初，才搭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包的专轮入 川。
离开了组织的陈独秀，许多事情都要靠朋友帮忙。他入川之意决定后， 曾在一次宴会上征询民主人士章伯钧的意见，①②③④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４日）及陈松年的说明。
《双山回忆录》，第２４６页。。 陈独秀致贺松生（即何之瑜）的信（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１日；７月８日）。
《托洛茨基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的王文元译注。 章当即问在场的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仲甫入川怎么样？”周表示欢迎。不过在背后，他又根据共产党的意见，希望陈入川后，“千万不 要活动，更不要发表什么政治性的东西，那么住和其他生活方面的问题，我都可以负责。”①可是，陈独秀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一到重庆他就又是演 说——《资本主义在中国》，又是发表文章——《论游击队》等，常常文中带钩影射中共，使朋友十分为难。 时安排在“上石板街十五号川源公司”楼上②，这里是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陈住下后，他在《新民报》、《新蜀报》的朋友张恨水、张 慧剑、周钦岳便为他设宴洗尘。可是，由于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加上他的高血压病日益加重，重庆天气太闷，对病不利，又寻找不到合适的地 方居住，所以他在重庆只住了一个月，就在江津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和皖籍名医邓仲纯（二人都是陈早年的同学和朋友）帮助下，于８月３日移居距离 重庆上游水程１８０里的江津县城③。高语罕说他本不愿离开重庆，因他关心政局，江津太闭塞。但“政治的和物质的条件不容许，他只好退居人事比 较闲适生活比较便宜的江津去做寓公”④。
有一次他题李白的诗赠友自嘲曰：问君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①②③④淮南病叟（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９日。 陈独秀致陈松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月９日）。 陈独秀致贺松生的信（１９３８年７月８日）。
《周钦岳谈陈独秀》。 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①江津当时约有８０万人口，是东川一个大县份，地势比重庆平坦。安徽国立第二中学经教育部批准立案后，改名“江 津九中”，迁到此县，收容前方疏散到重庆的安徽教职员学生。当时这样的人员及其家属不下数千人，先后自各方迁来江津。陈独秀也因这种非亲即友 的关系，带着潘兰珍和老母亲（继母谢氏）来到江津。初到江津，陈的境遇十分狼狈，如他给陈松年的信中所说：“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这是 指原来说好，到江津住好友邓仲纯（又名邓初）之宅，但因对邓妻的工作没有做周全，人来了，她竟“闭门谢客”。陈独秀懊丧地说：“倘非携带行李多 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蒙同乡旧交方孝远先生的招待，才在小客栈暂栖下来；７日，又得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同情，挪出楼房一间，住了进去，“聊 以安身”。陈独秀叹曰：“出门之难如此。”②几个月后，因邓仲纯再次热忱邀请，以及资助邓开设“延年医院”的江津望族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照顾，又勉强住进“延年医院”后院——黄荆街八十三号，与邓仲纯夫妇同住一宅。 在这里。
陈独秀十分敬爱的母亲谢氏去世，使他十分悲痛。在给友人信中，他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 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以反封建著称的他，表示要遵守“丧制”，以尽孝道：“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①②陈独秀致陈松 年的信（１９３８年８月９日）。
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８月３ 日。
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 书，必待百日以后。”①此后不久，因潘兰珍与邓妻不睦等原因，陈独秀又通过他北大时的学生江津县县长黄鹏基的安排，住到江津大西门外江津一中 校长施明璋家“施家大院”——“延陵别墅”。
月余，因江津中学教员杨宾淑要求陈独秀帮助整理其祖父杨鲁承的遗 著，陈才最后定居到距城约２０里的鹤山坪石墙院的杨鲁承旧居“杨氏山 庄”，直到去世。
尽管陈独秀离开了“延年医院”后院，但他与邓仲纯一直保持着深厚的 情谊，陈还两次去邓寓住过一个短时期：一次是１９４０年２月，从重庆治病回来，住了约３个月②；一次是这年１２月，因“乡下天寒，盗风又大炽”
③。这是指他是年之物篆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尚未出版的一部分文 字学著作的草稿失窃，使他十分痛心④。后来，失窃衣物虽大半追回，唯这两件心爱文物“去如黄鹤”。另外，在鹤山坪居住期间，由于病痛不断，邓 仲纯每隔二三天从城里到乡下来，为他免费诊疗一次；加上乡下通讯不便，所以，他的通讯地址一直是邓寓。这就是我们发现一九三九年以后，大多数 陈独秀的书信都发自黄荆街八十三号的原因。至友邓仲纯似乎成①②③④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８月３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１３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２月２１日）。 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了他的保健医生和义务通讯员。 世，又使他怀念伤感不已。他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一文中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 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①在给友人信中，他又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 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天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②大姐死在江津上游４０里的油溪镇，享年６９岁。陈在《挽大姐》一诗中说他们兄弟姐妹四 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今年春天，大姐病倒，陈去看望过她，分别时，“姐意愿谐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 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缠绵悱恻，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