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节

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陈独秀此时还未论及。所以， 批判陈独秀上述主张离开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恰恰暴露了批判者自己对这种“理论”的无知。在中国托派中，这种自称是托洛茨基的忠实信 徒，而对托氏理论不甚了了的人，是屡见不鲜的。梁干乔、彭述之、刘家良等就是这种典型。被认为对托氏理论有点研究的“托派理论家”郑超麟、王 文元曾多次讥讽彭述之这类半吊子“托洛茨基主义者”①。

所以，王文元、陈其昌（郑超麟这时还在乡下养病，１９４０年才到上海参加托派领导工作） 等人，是反对对陈独秀作出违背“不断革命论”的结论的，他们也“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宽容”态度②。为此，这个又是“多数通过”的“报告”①②连根（王文元）：《托洛茨基与陈独秀》，《国际主义者》第３期。 郑超麟曾写过一本《不断革命论ＡＢＣ》的书，１９４７年由春燕出版社出版。 该书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进行了详尽而通俗的阐述，因而被托派公认为“理论家”。

抱怨说：“有极少数的老同志往往以道德的感情的观点来回避这一斗 争，⋯⋯辩护他（指陈独秀——引者）并未离开我们立场。”这样，托派临委内部又开始酝酿新的分裂。 应该指出，陈独秀在１９３８年４月《抗战与建国》一文中说的“谁能够有实力有决心来领导这一战争，⋯⋯谁便能够安然掌握政权，建设他素所 主张的政治形态和工业制度：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三个月后，他又说“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 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这些都不是什么高见，而是陈腐的观念。因为，当时中国面临的前途，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新 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 社会主义的社会。”①至于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及应该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认识不足，那是另一回事。

在组织问题上，托派《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Ｄ．Ｓ．同志问题》 中说，“自从他出狱后对我们组织所采取的冷漠、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对某些同志屡屡表示‘各人各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观念，甚至他在敌人 面前公开表示他和‘托派’无关的声明，这些都足以觇知他的取消组织的观 点。

①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第６３２页。 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声明，即在组织问题上我们与Ｄ．Ｓ．同志的取消观点也陷于不可调和的地步。”尽管如此，“报告”还是屈服于托洛茨基的压 力，被迫同意陈独秀“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现在仍继续诚恳的要求Ｄ．Ｓ．同志和我们，和国际组织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彻底的 讨论”；“我们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见后，我们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但又对托洛茨基曲宥陈独秀表示不满，强调说：“我们认为改正一个领袖同志错误 的最不可少的办法，还是对他的错误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对托洛茨基第四国际要挟说：“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 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由此看到，如果不是托洛茨基亲自出来“保驾”，如果不是陈其昌、王文元出于感情的“辩护”， 在彭述之、刘家良这两个宿敌控制下的中国托派，这次又要重演“开除”陈 独秀的闹剧。

与中共再次和解拒绝回党“三条件”尽管中国托派几年来一直疯狂攻击 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瓦窑堡会议后，与全国各党各派联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对中国托派还是采取一 视同仁的态度。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被点名呼吁的“中国国民党”等４０个党派及 团体的名单中，就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同盟”，并且列在第六位。这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的高尚风格。①在接着举行的 国共谈判中，周恩来要求释放政治犯时，并未对狱中的托派分子落井下石，而是与中共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政治犯一样看待，主张“释放一切政治 犯”。

西安事变中，托派又一次猛烈攻击中共关于和平解决事变、促成国共合 作抗日的努力，同时，在莫斯科审判中，又传来了所谓托洛茨基要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指示”的“证词”。于是，中共中央就把中国托派视为“日本走狗”，确定了“对于托派，应采取坚决打击，使之瓦解与消灭 的方针”②。但是，在执行这个方针时，中共中央对托派问题的处理是十分谨慎、区别对待的。如抗战爆发后在营救狱中政治犯的工作中，共产党曾给 托派以帮助。当时王文元因被单独关押在“秘密拘留所”里，其他托派分子都已出狱时，他却连踪迹也没有。罗汉到南京为营救狱中托派分子而奔走时， 就请中共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帮忙寻找王文元。

叶对罗汉这个著名的托派分子仍以老友（大革命时期二人同受共产党派 遣，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做政治工作）热情相待，而且亲自陪着罗汉到南京各处寻找王文元③。这对托洛茨基和李福仁所说的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将 要求杀死狱中的陈①②③参见《双山回忆录》第２２７、２２８页；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洛甫同志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报告之一 部》（１９３７年６月６日），《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第１３７页，档案出版社１９３５年版。 独秀等托派分子的胡言妄断，是一个有力的批驳。

对整个托派组织是这样，对托派中的抗日派陈独秀等人，中共中央更寄 予希望。抗战爆发后，托派由于坚持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策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抗日战争，而被全国人民所唾弃，中共中央对陈独秀依然另 眼相看。

陈独秀出狱时，与托洛茨基的预见相反，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出版的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还发表“时评”——《陈 独秀先生到何处去》，以尊敬和期待的口吻说：“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 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

“时评”还把他与其他托派加以区别：“陈先生出狱后，在武汉的第一次 讲演中说到‘⋯⋯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的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这与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托派 在目前抗战中主张打倒南京政府，狂吠‘左的’民族失败主义，这完全是汉奸理论，完全做着日贼的别动队的作用”。周恩来在进行这种区别的同时， 还对罗汉说：“所谓中国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属之⋯⋯。”并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 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①陈独秀出狱后，亲自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接着，罗汉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到商京与八办联络营救狱中托派分子时，未与陈独秀商量（因当时陈已 离开南京去武汉），就重提“一二八”时他与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建议。叶剑英和博古自然表示欢迎，但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央。 叶即一面电告中央，一面嘱罗汉亲自到延安走一趟，并给罗开了介绍信和旅费。罗汉先到西安，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接待，并电询延安中 央的决定。相谈中，林伯渠和王若飞这两位大革命时期的老同志，对陈独秀十分怀念。林说：“陈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党的历史上，有比 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王若飞“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 看重组织问题，亦系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容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份子搀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他极端希望独秀等 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①因山洪毁路，罗汉被阻西安，延安未能 去成，但是党中央认真研究了南京和西安发来的讯息。毛泽东同情罗汉的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 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现在我们是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陡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尝不可一起抗日。”①当时的党中央书记张闻天也是如此主张。于是党 中央就向陈独秀提出了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 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②张国焘在解释这些条件时还说：“托派中愿意恢复中 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 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③这个精神与中共中央１９３６年４月２５日的宣言是一致的。党中央的“三条”由毛泽东和张闻天签署，直发罗汉。 在当时“托派即汉奸”的气氛中，这“三个条件”应该说并不过份；从陈独秀今后活动方便考虑，也是必要的。但罗汉认为是“招降”，表示不能代陈独秀接受，可代为转达。 陈独秀是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但对于与党“合作”或“回到党内”，并没有考虑。他对于罗汉的活动，初不知晓；知晓后，既不“予 以鼓励”，也不表示反对④，以待尘埃落定后表示进退，掌握主动。博古恐怕“三条件”会①②③④《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０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 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给《新华日报》的信，《新华日报》，１９３８年３月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３３１页。张回忆说罗汉到了延安，与史实 不符；但他所述延安研究陈独秀问题的情况，与其他史料对照，有参考价值。引起独秀反感，嘱罗汉“不妨口头传达”。果不出所料，一向刚愎自用 不知“认错”为何物的陈独秀，在武汉得知中央条件后，十分不满，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①“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 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②对于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更认为是“画蛇添足”。于是他写了一封回信和七条“抗战纲领”交罗汉回南京给叶剑英和博 古，作为他的答复。博古认为陈的抗战纲领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待周恩来、董必武到武汉再与陈独秀“交换意见”③。 罗汉的活动，也触动了彭述之为首的托派临委的神经。他们郑重其事地在罗汉由西安返回上海时，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发表了一个“紧要声 明”，先对中共进行了一番攻击：“现在中国史大林党所执行的‘联合路线’政策，其本质就是阶级合作，其作用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制动机。因此史大林 党本身已成了中国革命的巨大障碍物。”扬言“今后匪特无与史大林党政治妥协之可能，相反，不根本粉碎它的革命制动机作用，则中国无产阶级与民 族彻底解放斗争，绝不会胜利。”

明明自己是中国革命的“制动机”和“障碍物”，却要加诸于他人，这种贼喊捉贼的嘴脸，实在令人作呕。声明接着说：“近有罗汉其人，以含糊 的‘托派’名义，在南京，在西安，向史大林党上层分子接洽所谓抗日合作。按罗汉从前虽曾与①②③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 高语罕：《陈独秀入川后》，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３日。 左派反对派（本同盟的前身）有组织关系，但五年以前早已脱离；既非本同盟的一员，自无代表之向史大林党接洽合作的资格，其行动亦与本同盟 毫无关系。至于其接洽内容之违背本同盟上述一贯主张，当然无加驳斥之必要。恐外界误会，特此声明。”不仅如此，声明也向陈独秀暗示：“以前或今 后，如有与此类似的任何个人行动，皆与本同盟全体无关，合并声明。”①罗汉当天就给彭述之一个绝妙的回答：“弟自仲甫同志与兄（指彭述之—— 引者）等被叛徒背卖，遭受缧绁之厄后，对于一些言论似左行为可疑的同伴就存戒心，一直警戒到他们陆续叛变出去，还未完全弛懈，因此五年以来自 己事实上与组织脱离关系，且亦不悉组织之如何组织也。此次赴京，纯本朋友之谊面图援助几位贞坚卓绝的革命老战士出狱，而西安之行亦为此而抗辩 一串无稽之谣诬，并申述吾侪老友，最早即主张发动全国武装抗日之事实，尚有‘一二八’一役时三人签名所提出之合作纲领可为考证。

日昨在兄寓所， 晤赵济、独清二位，说彭兄代表现在组织，因洛甫、泽东为商讨联合抗日问题致弟私电开列三条事件，决定弟写一申明文献刊布，以免世人误会上述弟 一己经历之事件，与现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有缠夹不清之观测。弟亦因与此一崭新组织陌生到不曾知悉其何时成立。以故如此一节申明，亦惟有烦兄设①《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紧要声明》，《斗争》第２卷第９期，１９３７年１０ 月２日出版。

法转达也。”①罗汉的信不仅说明了他的活动与托派组织无关，而且表 示了对其的蔑视，不知其为“何物”。

陈独秀也对托派的声明嗤之以鼻。他在１１月２１日给陈其昌等的信中 说：“罗汉为人固然有点糊涂，你们对他大肆攻击，便比他更糊涂万倍。你们乱骂史（指中共——引者）国（指国民党——引者），尤其是骂史，虽然 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向何处去！”接着，他表明了与党“合作”问题的态度：“我对于史合作，在 原则上是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而且是在同工作的对象不得不互相接触时，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合作’自然是胡 说，罗兄向我也未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至于互相造谣臭骂，自然都是混蛋，都为教派所限，不曾看见共同的敌人。”

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陈独秀这里透露了他当初对罗汉的活动 不表示可否的原因。与中共合作，“在原则上是可以的”，不妨试一试；结果，条件太高，所以“现在谈不上”。他有点自知之明，觉得托派的力量太小， 没有什么“东西”。其实，他一不愿承认加入托派的错误，二不愿发表公开脱离托派的声明，而所以这样，根本的原因是，他仍坚持托派的基本立场——城市国民会议运动为中心的路线，反对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路 线。具体说，在中国社会性质、共产党性质和革命道路上，与中共中央存在着原则的分歧：①罗汉给述之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日），手稿。

（一）他仍然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认为中国“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没有什么一半一半”①。 他的逻辑是：只有说中国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或“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企图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兴国”，才能解说中日 战争的起因及抗战的胜利；“如果中国的社会真如共产党所说，还是封建或半封建，则对于日本资本主义之发展，还没有势不两立的致命冲突，对日抗 战匪独不必要，而且不可能。

以封建半封建的农业国之生产力与武力，绝对没有能力对工业国战争， 尤其不堪比较长期的战争。”②按照这个逻辑，世界上一切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都是不该进行的，更谈不上胜利了。

（二）他仍然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说“中共人数远远超 过我们，然亦只是些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所以，他主张让托派来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③。

（三）他反对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说：“有些人们虽然 口中也曾说说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实际上并没有认真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住这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时代性，⋯⋯所以才有拿农村苏维埃 抵制国民会①②③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１９３９年１月）。

陈独秀《我们为什么而战》，《告日本社会主义者》（单行本），亚东图书 馆行，１９３８年版。

《资本主义在中国》，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１集，亚东图书馆 发行。

议运动的荒谬政策，所以才有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 想，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这一大串头脚颠倒乱杂无章的政策，都由于未能了解并把 握这一时代性，遂至忽左忽右的乱跳，而进退失据。”并扬言：“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昏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 是城市领导农村。”①（四）他反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抗日游击战争的方 针。

他说：“抗战一年了，农民仍旧是隔岸观火”；如果“跟着以最前进政党 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中国永远还 是农民无知、商人无耻、士大夫无知而又无耻的中国。”②他甚至说：“我们不能相信在新式兵器的现代，在今日的中国，现政府如果失败，别的党能够 支持一省或数省政权继续抗战。”③这种“唯武器论”与他的“城市中心”观点相结合，使他得出一种荒谬的结论：“幻想专靠游击队来保护国家，便 是天大的错误。就是正规军的游击战术即运动战，亦不可滥用。⋯⋯过去的所谓‘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 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战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份的估计游①②③《抗战一年》，《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 第６集。

《民族野心》，《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政论》第１卷第１１期。 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的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的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①在这里，可以看到，在“红军”问题上，比他当年的托派观点走得更远了。 陈独秀上述一系列谬论，恰恰暴露了他自己是一个最没出息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的伟大，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被迫下乡上山的环境中，吸取历史上 农民起义军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的指导，及建设不起无产阶级政党而失败的教训，十分注意在农民小资产阶级包围的汪洋大海中，在长期艰苦的 农村武装斗争中，建设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说得好：“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 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

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 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 的一套。⋯⋯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②根据毛 泽东的建党学说，能不能建设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好党，关键不在于是城市或农村的环境，以及党员①②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第４１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论游击队》，《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中工人成分有多少（这些无疑是重要条件，但不是决定条件），而在于能否用无产阶级思想经常不断地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另外，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把游击战提到战略高度，广泛开辟敌后农村根据地，包围占据城市的敌人，以最后夺取城市，夺取抗战的胜利，是农村 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具体运用。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但它处在一个进步的时代， 却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这样，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