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节
高迟迟不来；邀罗章龙，罗表示婉绝。特别是王明、康生制造了一个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侦探机关３００元津贴的“日寇侦探”事件，使 他伤透脑筋。虽然人人明白这是赤裸裸的“诬陷”，那些民主人士碍于政治斗争之微妙，还是纷纷离开了陈独秀。跟随他走了一段“新途径”的王文元、 濮德志、罗汉等人，也先后离去。无可奈何花落去，面对着这种风流云散的悲凉处境，他自己也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火底下，被迫 溯江而上，进入了四川。
这时的陈独秀，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限怅惘：一是对国民党的希望完全破灭，哀叹“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卒应战，最不 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①②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传记文学》第３６卷 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月。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页。 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①。二是对共产党满肚子的怨恨。他把王明、康生的错误行为，看成是党的旨意。三是认为民主党派太经不起风浪。在这 又一次严重失败和从未有过的孤独之中，上海临委派了与他有深厚友谊的陈其昌，来到了他的身边，与他交换意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给托洛茨基 写这封信的。所以，信上所流露的那种感情，所反映的那种立场，是很自然的了。他的“从头做起”，既是武汉受挫后的呻吟，又是不甘失败的挣扎。 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基础还是托派，也只能是托派。所以，他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如数家珍似地谈到托派的组织力量：“我们在上海、香港 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十，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但是，要他放弃自己的原则，与上海的托派临委和解，也同样办不到。 他认为：“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在这 种矛盾和痛苦的心情支配下，他对极左派的批判，自然就夹杂着犹如一个慈母对犯有错误的儿子那样的痛惜和自责，说出“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的话来。 有人拿刘仁静提供的一个情况，证明陈独秀已与托派脱离关系。刘说他在１９３８年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对我很客气。第二天我 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①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
留下一封信，那封信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限”①。其实刘仁静后来自 己出来纠正说：“有人说陈独秀那次不见我，是表明他与托派划清界限。实际相反，因为我当时已是被托派开除的人，所以他不与我交往。”②原来，１９３５年３月刘仁静在北平被捕后，就押往南京被判徒刑两年半，进入了 苏州反省院，并担任这个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他在反省院办的感化犯人的半月刊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继续宣传被陈独秀批判过的先“经 济复兴”后搞革命的理论，宣称：“现在民族复兴的途径只有靠阶级调和，一致对外”；“就中国现状看来，在中国想实现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乃是 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幻想”；主张中国应该“节制私人资本，即是创造国家资本，⋯⋯实现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③。陈独秀在狱中见到这些文章后“很 恼火”，并建议托派临委把刘仁静开除了。
内，发现了一份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委员会”名义写的手稿——《开除刘仁静党籍启事》。《启事》说：“刘仁静于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被捕 之后，未能保持革命者坚决的态度，后入苏州反省院，更显出动摇的倾向。最近我们在苏州反省院半月刊上，读到了他所投登的几篇论文如《节制资本 刍①②③《读〈资本论〉刍议》，《半月刊》，第３卷第１１期；《读〈西洋史论〉》，《半月刊》，第８卷第２１期。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
《访问刘仁静先生谈话记录》（１９７９年３—４月，史斌、苏晏整理），《党史资料》丛刊（上海），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议》①等，竟公然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宣传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整个思想，无疑已投降于反动的孙中山主义之前。为此，我们郑重声明：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决不容许抱有这样思想的分子，继续容留在他的队伍中。”
这个《启事》写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７日，经过“临委”核实修改补 充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开除刘仁静党籍通告》，发表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５日出版的托派机关报《斗争》第１４期上。《通告》一开头 与上述“启事”开头一样，说他被捕后动摇，接着说：“惟当时仅凭同志口传，本同盟不能率尔置信。”——这说明刘仁静问题的发现及处理意见，确 是陈独秀首先提出。“通告”然后说：“近闻江苏反省院出版之半月刊，见有刘仁静投登的长文《读〈资本论〉刍议》、《读〈西洋史论〉》等篇，完全证 实其思想的反动与叛变。⋯⋯为此，本同盟正式宣布刘仁静为共产主义的叛徒，开除其党籍。”
后来，刘仁静向李福仁问起过这件事，李对他说：“当时开除你，是狱 中的陈独秀支持的。”②所以，他出狱后先到上海，要求恢复与托派的组织关系，未成；他又在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洛茨基，请求帮助解决其恢复组织关 系，同时报告陈独秀在武汉的言论，挑拨说：“全体同志对他表示失望了。”
③但是，①②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７４页，注④。 访问刘仁静谈话记录（１９８０年７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可能为《读〈资本论〉刍议》之误。 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８年２月２３日致李福仁的回信中，对陈独秀却仍然表示关怀和尊敬，而对刘仁静却明确表示：“至于刘仁静，我不愿给他回信。 他太不可靠，局势太紧张，我无法确定他是否在玩两面手法。”①托洛茨基对二人的态度，真是泾渭分明，使刘仁静出乎意料。刘在上海碰了一鼻子灰， 就到武汉求救于“老冤家”陈独秀，但又遭陈独秀的冷遇。
陈独秀冷遇刘仁静的事实，非但不能说明陈与托派脱离关系，反而说明 他为了维护托派的“纯洁性”，拒绝被他和托洛茨基鄙视的刘仁静再回到托派队伍中来。刘回到托派中来的努力失败后，就公开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
１９３９年，刘仁静去西安，投到军统头目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干 乔的麾下，任战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专门对延安进行反共宣传。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由陈其昌带到上海，让李福仁转交托洛茨基，于 是引起了托派临委们的愤怒。他们也立即写了《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
②，以驳斥陈独秀加给他们的“极左派”罪名。报告承认：“我们的政治路 线并没有能给予这次战争以多大的影响。⋯⋯但这不是我们主观的过失，更不能以此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象Ｄ．Ｓ．同志归咎于我们的）。 这是一大串的客观原因形成起来的，⋯⋯至于要说到我们的错误，也不是没有，如不能将我们的政治路线根据随时发生的事变和民众的实际要求配合起 来，向各种民众随时进行鼓动和宣传，并进而实行组织广大民众，⋯⋯但同①②《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１０页。 同上第７３页。
时也必得知道这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太弱小太孤立了。”报告表示今后仍 坚持他们自抗战以来的基本路线：“我们认为这一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与托同志最近关于中日战争所发表的许多文件的意见相符。”
两方面的意见，同时寄到了在美国的托洛茨基手里。 中国抗战爆发以后，托洛茨基一直密切地注视着陈独秀的命运和动向。
他在与托派临委成员李福仁的谈话和通信中，陈独秀问题，是一个重要话题。 仁，他要李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因为那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托洛茨基出于偏见，担心斯大林与蒋介石“盟约一签定，他们将杀死陈 独秀：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你（指李福仁——引者）可以发起这个护陈运动。”①１２月，当李福仁把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告诉托洛茨基，并 表示支持彭述之和刘家良等人与陈决裂时，他回信要李“避免作出鲁莽的判断”，指出：“战争初期，特别是民族战争的初期，总是给革命党造成最大的 困难。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不是在一场民族战争而是在沙皇帝国主义战争的头几个月中，也完全瘫痪了。它的有资格的代表们发表了一些十分可疑 的与模棱两可的宣言。后来逐渐地，在群众变动的情绪压力下，他们才回返到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和中国 朋友们决裂，因为他们①托洛茨基：《与李福仁的谈话》（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１日），《中国革命问题》第对自己的态度愈无自信，他们也就会愈加敏感。 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一定要友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同时，托也不同意李作的陈独秀是“投降”
后才获释的猜测，认为只能作一种假设，即在抗日问题上，“可能在一方面 的蒋介石和另一方面的我们的同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可是托却“完全同意李说的“斯大林派（指中共——引者）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的想法”， 并说：“正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他最好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他要李以他的名义立即给陈去信谈谈这个问题。”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 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大会所能带来的好处，那就更不必说了。”①１９３８年２月５日，托又致函李福仁，催促他 设法把陈独秀“弄到美国来”，并教他“可以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授权放洋”。他还是认为：“如果苏联参战，⋯⋯ 到那时我们的所有同志会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