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节

，托派的“抗战”路线，依然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是破坏抗战。

陈独秀斥责上述托派临委的主张是“极左派”，不屑一顾。 王文元说：“上海方面的意见，他说寄来过，可没有保存。大概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篓了。”陈独秀认为“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讥讽他们“只会 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 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

陈独秀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为任何人所动摇。被称为是他的“忠实学生 和同志”的郑超麟，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９日出狱后，曾到陈处（陈当时住在南京陈钟凡家里）住了一宿，郑反对陈的几条抗战提纲，特别反对暂时对国 民党政府“休战”，并从所谓理论到实践各方面，攻击共产党会解散组织加入国民党。陈不同意郑的观点，明确表示不反对共产党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日 的主张。话不投机半句多，郑第二天就离开了陈独秀，③从此二人再没有见面。陈却在文章和书信中经常批评郑超麟把中日战争看作是蒋介石对日本天 皇之战，应当采取①②③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托派”对于抗战的主张》，第１３页。

“失败主义政策”等荒唐的观点。 志”王文元出狱后来到武汉他的住处住下。王也不同意陈的抗战主张，“觉得除了一般的拥护抗日之外，我们特殊的立场完全不曾提到”。王试图 要陈考虑在武汉创办一种刊物，但当即遭到他的反对。陈认为：办刊物“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他表示“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 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①这个“新方法，新途径”是什么呢？陈独秀认为在国民党由于军事上失败和政 治上腐败失去其在群众中的影响以后，只有那些主张民主和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才能领导抗战和民众不满国民党统治的“骚动”。因此， 托派“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须抛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 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

王文元觉得陈关于工作方面的意见“值得注意”，佩服他确象托洛茨基 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他同意陈提出的工作精神：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但是，他 绝①《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３页。

不同意陈把托派的政纲降低到“争自由与民主”，不赞成陈与各个“民 主政派”联络的方针，也不同意陈抗战中不能引发革命的悲观估计。不过这不是当时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因此王文元同意留下来，与他走一段“新途 径”的尝试。不久，濮德志也来到武汉，他采取了王文元同样的立场。“三驾马车”开动了起来。

“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陈独秀筚路蓝缕，谈何容易。说 也真巧，当时陈独秀正好遇上了一个国民党的师长何基沣，并与他拉上了关系。此人原属于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一二○旅旅长。“卢沟桥事件”爆发时 正在该地驻防，打响全国抗战第一枪的吉星文团，便属于该旅所辖。事后，何被擢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作战挂彩，在汉口养伤。这个军人给陈独秀的 印象很好。陈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更重要的是陈与何相谈中了解到， 何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感到异常痛心。半年来在华北的实际战斗，使何深深懂得，不将军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 因此，在养伤期间，何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于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学习和思索的结果，使何决心要从汉口邀猜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队里，对兵士们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这正是陈独秀梦寐以求的好机 会。

于是两人很快就商定一个中心思想：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 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这就把陈独秀抗战纲领中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的思想具体化了。

但是，王文元、濮德志对这种做法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 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陈独秀则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说，“我们是穷光 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他） 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装力量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自己的面目 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①最后落实的计划是：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和另一个河南青年马××，到何基沣的内黄师 部去，王任秘书长，濮马为参谋。陈独秀给他们的指示是：到军队中去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 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②。

与军事图谋同时并进的，是陈独秀在政治上筹划第三种势力的努力。国 民党京沪战线溃败以后，战场西移，武汉成了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以及群众运动新的策源地。一时冠盖如云，各种政治势力的 代表人物为抗战事业所激发，汇集到这里进行紧张的活动。陈独秀利用其个人威望，紧紧抓住身边出现的这个特殊环境，实施他的新方案。

他积极地和章伯钧等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其他一些①②《双山回忆录》， 第２３８页。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８页。 民主人士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民党），不阿共（产党），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①。 由于国民党丧失民心，以致不但工农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原来拥护国民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都怨懑已极，日益对国民党采取反对派 的态度。他们对共产党产生了愈益增长的期望。我党在周恩来为首的长江局领导下，正利用这种形势，积极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陈独秀也敏感地觉察 到了这种形势，企图与共产党争夺群众，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王文元和濮德志却反对他的做法，认为要争取群众首先要打破群众“对几个所谓民主 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 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陈独秀对此“非常生气”。他觉得王、濮太看重教条，太不懂实际政治，与上海托派是一丘之貉。陈的性格特点是： 一旦决心立下，就坚定不移，别人不容置喙。于是，他派王、濮代表他去出席“四派会议”②，先后被二人拒绝。后来罗汉来到武汉，他又派罗汉出席“四派会议”，罗去了两次，也向他“告退”了。接着，他又派濮德志去开 封请罗章龙，函招长沙的高语罕，希望这两位被共产党开除又不投靠国民党的老相识，能支持他的①②“四派”即陈独秀派、第三党、全国救国会和桂 系反蒋派。

《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２４０页。

“复兴事业”①。但是对于真正投靠了国民党的叛徒，他是不屑为伍的。 张国焘从延安叛逃到武汉后，想拉陈另组“共产党”，武汉市公安局长为此几次拉他俩在一起吃饭，企图撮合。

陈只应付，决不与谋。他对包惠僧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 没有这个能耐。”②陈独秀认定自己在武汉的努力，不会得到托派领导集团的同意（后来彭述之果然批判陈独秀的这段努力是“军事投机”和“拉拢投 机政客。”③）。为此，他“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 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④“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⑤陈独秀还把这种立 场亲自写信给上海临委陈其昌等人，并在１９３８年离托派的声明”。其实他只是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未参加任何党派”，而不是“脱离托派”， 恰恰相反，他在这个声明中，明确拒绝作“脱离托派的声明”，讥其为“画蛇添①②③④⑤陈独秀：《给〈新华日报〉的公开信》，《扫荡报》１９３８ 年３月２１日。

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信》（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１日），《陈独秀最 后论文和书信》第２３页。

犀照：《活的少数派在依附死的陈独秀》（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３０日），《保卫马克思主义》（托派油印小册子）卷三之二，第２０３页。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蔡孟坚：《悼念反共强人张国焘》，《传记文学》第３６卷第１期。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双山回忆录》第２３９—２４１页。 足”。陈独秀的这个行动，引起了托派临委的惊慌。他们有的主张，“公开向外声明，Ｄ．Ｓ．（陈独秀在托派内部的代号——引者注）同志的意见不是 我们共产主义同盟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主张与他决裂”①。刘家良说：“陈独秀及其附和者对中国资产阶级存在着强烈的幻想。⋯⋯据我们的观察：这 个机会主义者（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的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②李福仁甚至相信陈独秀是以“某种方式政治上的投降”国 民党，才被放出来的③。最后在多数赞成之下，他们通过了一个叫《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的提纲④，指责陈独秀发表的“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的声明，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所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了机会主义的 精神。”

“他放弃了自己多年来所坚决拥护并为之奋斗的革命旗帜，这等于叛变了组织，叛变了自己”。“提纲”接着逐条批驳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Ｄ．Ｓ．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实际上即等于否认无产阶 级在民族解放斗争①②③④《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７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