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节
文中所说的“不是⋯⋯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而是 “大家 都⋯⋯”，“政治局委员之中，个个都是⋯⋯”，以及①②《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９７、９８、９１页。 陈独秀“应多负一点”等等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机会主义既然作为一条路线，那末它的形成、贯彻直至破产，不可能是个人的行为。把路 线错误的过失，归咎于一个人，是英雄史观的另一种反映，同样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刚刚创立七年的党，要领导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社 会关系极其复杂的大国的革命，而且又是加入进另一个党里以实现革命统一战线，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一次革命就能出现成功的奇迹，在世界革命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以上引文中所说的“大家”、“个个”，并非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党的幼年性有着内在的联系。 一个幼年党可能犯右的，也可能犯“左”的错误。在二十年代的国民革命中，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与共产 国际指导之失误分不开的。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说：“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这是符合实 际的。但把犯过错的原因说成是“忠实的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却失之偏颇。至于斯大林所说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无论是在广州时 期或武汉时期，都“是完全正确的”
，①则是文过饰非了。其实，“忠实”之谈，并不忠实；“完全”之说，也更不完全。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及其代表， 在许多观点上是息息相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在某些问题上表现的形式不同罢了。对他们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①《斯大林全集》第９卷第３０６页。 毛泽东说得好，“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 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犯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
①这就是在分析、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应有的正确态度。
{{岔路口的沉思与抉择}} 七·一五“分共”的前夕，陈独秀便隐蔽起来了，地点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黄文容。 此时两人相对无言，一个在深沉的思索，另一个想问又不便开口，沉闷得很。陈独秀的心情坏透了，以致生了一场病。 一天，陈独秀要次子乔年去找汪原放，并陪他到这里来。乔年领着汪原放来到了一条深巷里的一楼一底的房前，见门口摆着一张竹床，一个人面孔朝屋里，头靠着门躺在床上，赤着膊，肩上披着一条粗夏 布的大围巾，手里拿着把芭蕉扇，活象一个拉大车的苦力。等他们两人走进屋里，躺在竹床上的人说：“来了！”这时汪原放才认出这个“苦力”就是他 相识多年的前辈陈独秀。
陈独秀先问了问汪原放手上的工作，然后说：我打算到上海去，可是对 于那里的情形，一点不知道。我想，你到上海去走一趟，问问孟邹，看我可 去不可去。
①《学习和时局》。 汪原放到了上海，第一件事是同他大叔商量陈独秀回上海的事。汪孟邹说不要紧，可以来，要啸青（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陪你一道去把他接来，免 得大家放心不下。
约９月上旬，陈独秀、黄文容、汪原放、啸青四人同乘一艘英国船“公 和”回上海。船上贴着英文布告，大意是国民政府如果在船上捉人，本船概不负责。四人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扮作病人，戴上风帽，睡在上铺，连吃 饭也在舱里。船靠码头时，他们关起门来，装作睡觉。船过九江时，正值中秋，月色分外明亮。半夜以后，甲板上人少了，陈独秀出来凭栏赏了一会江 月。
船过了九江，下一个大码头，就是陈独秀阔别多年的故乡安庆了。此时 此景，他心胸郁闷，思绪万千。他是在故乡的土地上开始他的革命生涯的。自从创办《新青年》以来，他一直在急流中劈浪勇进，回顾他青年时代的伙伴，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半途而辍；有的同他分道扬镳，甚至成为 他的仇敌。但也是从创办《新青年》开始，他的新战友，新朋友越来越多了，时代赋与他的责任也更重大了，他的才识越来越不适应革命的要求。现当革 命的转折时期，他本人也被政治急流的漩涡冲到了岸边，使他那沸腾的政治生活突然之间变得十分宁静，他独自默默地沉思前不久的那些争论不休，“理 还乱，斩不断”的问题。
一路上他躺在上铺很少开口，铁板的脸，紧闭着嘴角，有时喃喃自语， 但也只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这时虽然只有４８岁，可他那副沉闷、执拗的神态，已象是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了。船到了 上海，他们雇了一部汽车，开到彭礼和家。
这时黄文容还和陈独秀在一起住了一段时期。① 陈独秀说：“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②可中央要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拒绝了。 黄文容问他为什么不到苏联去学习。他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呵？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 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请教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
③这个说法虽不确切，因为国与国之间是可以互相学习和借鉴的，但他所表 述的基本观点“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是非常浅显而又正确的。陈独秀之所以拒绝到苏联去，一方面是出于这样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反 映了他对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意见分歧和不满情绪。说到意见分歧，主要是共产国际一直坚持国共两党合作；而陈独秀却多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的 主张。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紧急的时期，联共（布）反对派首领托洛茨基也是坚决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关于这个问题，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在当时并 不曾有过任何的协商或讨论，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路子也并不一致，但结果不谋而合，这一点对陈独秀以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共产国际召开第八次执委会时，联共（布）内部的派别斗争达到了白热 化的程度，而且不久托洛茨基便被开除出党，接着被驱逐出境。这个时候陈独秀如果去苏联的话，以他那火暴性子，决不会说中国革命的失败“不能诿 过于共产国际，还是要怪我们自己”一类的话的。
甚至还会说一些早该退出国民党的话。这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能心 平气和地平等地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吗？很难想象那时他的结局是凶是吉？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因而，他拒绝了，没有去苏联。
①黄文容回忆，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７日。
②《告全党同志书》。
③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发动了许多次暴动。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后， 带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在复杂激烈的党内斗争中，筚路蓝缕，一步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而陈独秀好似来到了革命的岔路口，他不禁惆怅迷惘，中国革命为什么 失败了，他犯了什么错误，负有怎样的责任，现在是哪个阶级胜利了，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又该怎样估量中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势力，下 一步中国革命该怎样革法，⋯⋯他依然在思考着政治潮流的方向和流速。陈独秀这个人是永远不会撒手不问政治的。他经过一番沉思之后，自认为指破 迷津，毅然决然地朝着一条岔路走去了，并终于同他亲手创立的党分手了。
陈独秀传
——从总书记到反对派
陈独秀传（下）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在２０世纪 一、二十年代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历史上，他都留下了巨大的足迹，被称为“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 星”。
２０年代后期，由于主观与客观各种复杂的原因，陈独秀犯了错误；不 久，他又转向托派，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从此，这颗“明星”就暗淡下去了。但是，虽然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发展 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而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与党的争论，仍是革命阵营内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路线和方法上的分歧，而 且，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若干思想，如“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在中国革命中反对把“拥护苏联”当作最高原则；落后的中国应注重发展资 本主义经济；人类社会最终将通过和平和民主（而不是通过暴力）过渡到共产主义等，仍为史学界认真地议论着，而且议论得越来越深入。
本书时限，从陈独秀在１９２７年“八七”会议后正式离开中共中央领 导岗位起，到１９４２年逝世止，可称为陈独秀的后半生。在这个时期中，陈独秀的思想和活动错综复杂，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与国民党以及民主党派等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都发生了与他前半生不同的变化。自然，他与托派的关系最深，但是，除了一致以外，二者又有许多矛 盾和斗争。所有这些，都是陈独秀后期历史上的重大课题，几十年来，吸引着不少中外史学工作者，进行研究和评论，对有些问题的争论还相当激烈， 见仁见智，众说纷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