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

苏联顾问作报告。他说这次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

“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 表和顾问。这种情况与中国军队历来的习惯是毫无共同处的”。他要“顾问们特别注意到中国军阀们的过敏的民①②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２２５页。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速记录，１９２６年５月１７日。族主义，外国军事专家的任何一个压力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的不满”。

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以 免“使破坏国民革命的危险更趋严重”。①布勃诺夫还写信给即将回广东的鲍罗廷，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 和领导者的地位。”正由于广东共产党的领导人听从了这一“结论性意见，统一战线终于得到保持”。②总之，中出舰事件是由于蒋介石的权力受到了 约束而爆发的，为了保持统一战线，中共不能突出自己的领导地位，这就是布勃诺夫的观点。

民革命军及广东人民的一封公开的信》里，重申联合战线的可能与必要， 共产党员之所以加入国民党，其“目的就是要使国民党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担负领导国民革命的党”，信里一再指斥破坏联合战线的是帝国主义者和那 些已被开除出国民党的右派。好象中山舰事件是这些人直接挑动的。这封公开信的内容与布勃诺夫的意见是同一个调门，也很可能是听从了那个“结论 性意见”而写成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于这样的一封公开信，根本不予讨论，他们将原信附于４月２日会议记录之后，存档了事。

３月底，依文诺夫斯基（即布勃诺夫）使团回国路过上海时，中共中央“才从他们得悉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但还不知道详情，⋯⋯所以中共中央 派张国焘赴广州，查明事实真①②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１２８页。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３７３、３７４页。相”。①依文诺夫斯基向中共中央提供了些什么情况呢？他说： 事变发生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俄人住宅等“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事。蒋介石表 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 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之举动仍未停止，随时会有事故发生，⋯⋯”②根据这个“第一手”的资料，陈独秀对事件开始表态了。 他在４月３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上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所散布的这次事件是共产党倒蒋 和改建工农政府的阴谋。陈独秀说共产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就要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 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

③挑超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④陈 独秀把“中山舰事件”的元凶尊为革命的“柱石”，而把事变的喽*獱们指控为罪魁祸首。“*流꾡弊匀皇遣豢扇鄙俚模곋戮缘苯꾽槭꾼傩市实胤⒊龃侨ヒ 磺芯ﳖ暗挠荩ǎ啡眨┑缫院螅겳露佬闳八到꾽槭꾣계愕脑鹑*①②③《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１９２６年４月３日。

④致中（即陈独秀）：《广州事变之研究》，《向导周报》第１４８期，１９２６年４月３日。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 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①陈独秀紧步依文诺夫斯基的后尘，除说了一句幽默讽刺的话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外，并没有提出 处理事件的意见。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据彭述之说当中共中央与依文诺夫斯基会谈 时，“陈独秀问他经过这次事变，莫斯科对蒋的态度有无改变？我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否照旧？”他“避而不答，只说：‘不久的将来，莫斯科会作出 决策的’”②。彭述之还说陈独秀的那些意见“正是表明在‘没有得到国际的指示时，还得继续执行过去的既定政策”。彭述之的说法即使符合事实， 也不足以把陈独秀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得到莫斯科的一些指导”却“渺无音讯”。因此中共中央“必须自己制 定对蒋介石的政策”。③这项政策的要点是对抗蒋介石，扩大工农武装。于是派彭述之赴广州，并组织特别委员会以执行这一政策。④在彭述之到达广州的前两天，４月２９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了广州，并 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主张退出国民党）。鲍罗廷抵达广州后，他所面临的问 题，已不是如①②③④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 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向导周报》第１４９期，１９２６年４月何处理所谓“风波已归平静”的中山舰事件，而是这次事变的继续 与发展——国民党党务整理案。这个提案共八点，由蒋介石提出。它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 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等。党务整 理案显然是限制和防范共产党的。

当这个提案在提交国民党中央之前，蒋介石与鲍罗廷“会商”时，鲍对 蒋的“态度极为温和”，凡蒋“所提主张，都作合理解决，⋯⋯达到这八点的协定”。①而当彭述之在特别委员会上报告中央对蒋的政策时，鲍“极力 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很可能发生右派的反革命政变，他反对执行中央的政策，并质问彭述之“假使依照中央的决议去做，势必退出国民党，你是 否主张我们立即退出国民党”？彭回答说：“我们应当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鲍借口“征询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意见”，反对这一主张。他 认为“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独裁”。“在现时的国民党里没有人象他（指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 谋”。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党务整理案’，并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 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②①②《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

《中山舰事件》第２４７页。 彭述之虽然认为“不能接受”党务整理案，但当同志们“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后来张国焘用了非常 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①案。２５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 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均辞去了他们的职务。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地位扶摇直上，他身兼数要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４月１６日）、国民革命军总 司令（６月４日）、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７月６日），独揽党政军大权，形成了国民党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独裁局面。

１９２６年６月９日，陈独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大 部分内容是针对蒋介石在５月间所作的《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员代表演辞》而写作的。蒋介石在演说时故弄玄虚，制造疑团，再三说关于这次事件 的经过“我要讲也不能讲”，“太离奇太复杂了”，“决不能统统讲出来，且不忍讲的”。陈独秀说你这些“不忍讲的”，“如果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事，请 尽管痛痛快快的说出，丝毫也不必掩藏”。若是党员个人的错误，“这个人便应该受到两党的惩戒。在革命的责任上是应该如此的”。你有什么“不能讲”、“不忍讲的”呢？ 你说中山舰事件“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个人的阴谋，⋯⋯有一种倒蒋运动”。但你没有指明这一、二个人是谁，“我们当然不能冒 认”。可是你的讲话“从头到尾，都充满了指责共①《周恩来选集》（上）第１２３页。

产党同志的字句”，使人以为共产党是此次事变的阴谋者。然而，“倒蒋 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倒蒋，⋯⋯这是 何等反革命”！“我们知道我们的党并相信我们党中个人，并没有这样反革命阴谋”。我们“凭空受这反革命的栽诬，这是我们不能够再守沉默的了”！ 你说“共产分子在第一军内虽然不多，但是这些分子，一个可以当十个用的，并且有团结的，可以随时制服其他一切的”。然而这“不能证明共产党有倒蒋阴谋，而是证明孙文主义学会的军官有排除共产分子之意志”。 你又说“凡是一个团体里面有两个主义，这个团体一定不会成功的”。”这完全是戴季陶先生的理论，我实在不敢苟同”。至于说拿三民主义做招牌， 暗地里做共产主义的工作，“这是右派历来攻击国民党中共产分子的话，我们听得十分耳熟了”。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你“曾说共产分子都为三 民主义工作，为什么现在又这样说？⋯⋯”①陈独秀的文风原是非常泼辣而富有战斗性的，而这封信却写得软弱无力。他好似面对着一个贼喊捉贼的人， 他没有握着贼人的赃物勇敢地进行揭发和控告，而是极力地辩解自己不是贼，在辩解中又有美化贼的言论。蒋介石的两面手法确实迷惑了一些共产党人。 蒋介石见到了陈独秀写给他的信，说“不要噜噜苏苏，长①《向导周报》

第１５７期。 篇大论的打起笔墨官司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我可以再声明白：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 是没有关系的”！①蒋介石在大整共产党之后，反而说与共产党没关系了。其实哪里是没关系，不过是不便公开他的反共面目罢了。

陈独秀、蒋介石这两个人，一个是不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书生；一个是 把政治生活看作“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②历史把这样两个品格极不相同的人同时推进了斗争的旋涡中心，一个在节节进攻；另一个 在步步退让。

陈独秀之所以采取如此软弱态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再次主张退出国民 党。《向导周报》在发表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的同时，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时局及与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这份致国 民党书，如果不是出于陈独秀的手笔，至少也是经过他的同意，表达了他的观点。《书》中指出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至于两党“合作之方 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不拘于形式”。当初“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党员得加入贵 党”。现在贵党的党务整理案，“或者认为与本党合作之方式，历年以来，迭次引起党内一部分人之疑虑猜忌，⋯⋯故必须先在合作方式上有几种之改 变，⋯⋯果若此，则与本党合作政策并无所谓根本冲突”。“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①②《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第６３２页，１９３６年版。

《中山舰事件》第２３８页。 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凡为贵党党员者，当然有遵守之义务，而于贵党党外之团体，则殊无所关涉”。至于今后两党合作之方式，“可各自 根据其党之议决以相协商，文函会议皆可”。①总之，在陈独秀看来国共两党党内合作，本是孙先生所主张的。现在你们既然整理党务，那未可以改变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这是国民党的事，与共产党无关，因此没有必要反对 党务整理案，但党务整理案又确实是排斥共产党的，于是陈独秀又一次地提出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员会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 为党外合作，“只有摆脱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我们才能执行一项真正独立的领导工农的政策”。

②这个提案把加入国民党同党的独立性完全对立起来。到会的国际代表 维经斯基（６月初再度来华）和多数人否决了这个提案，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对陈彭二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现 在退出国民党，“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立领着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它，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换句话说，现在共产党还不能独立领导民主革命）所谓退出国民党的理由，“其实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 这种倾向是表现最近一年来日益形成的资产阶级，要想夺取①②莱斯·埃文斯、拉赛尔·布洛克：《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

《向导周报》第１５７期，１９２６年６月９日。 国民运动的指导”。①大会虽然否决了陈彭两人的联合提案，但同意将此案“送请共产国际考虑”。共产国际“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由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主张退出国民党的人“恰和苏联反对派⋯⋯犯了 同样大的错误”。②陈彭二人的提案与戴季陶主张的“单纯的国民党员”确有相近之处，但并非“是一样的”。戴季陶是为了争夺资产阶级的领导权， 主动地排除共产党；而陈彭二人的提案，其主观动机是为了摆脱国民党的束缚，争取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但结果却都是使国民党由 一个多阶级的政治联盟变成为一个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党，而这正是戴季陶当初所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是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党务整理案已经做， 一时又不能全部做完的事。

关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问题，自始就有争论，且一直使陈独秀感到困 惑。现在党务整理案明文规定了限制共产党的条款，共产党照理应当进行既坚决而又有节制的反限制斗争，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和斗争艺术，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而且述得有相当的实力做后盾，但在当时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会议决定中共现时在国民党内的政策， 是扩大和联合左派，“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这里所说的右派是指老右派，如西山会议派；中派，即新右派，指戴李陶、蒋介石等人， 对他们也不过是“应付”而已，而且还指出现在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虽然“在中派指导之下”，中共“还要竭力赞助他们”，但以拥护劳动民众利益“做 赞助他们的根本条件”。决议还指出中共党员“包办国民党机关，自己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的工作，⋯⋯亦是错误的”。①总之是一不能退出， 二不能包办，三要联合左派赞助中派，四要拥护工农利益，这就是第三次全会所制定的政策。陈独秀尊重了多数的意见，一场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方式的 争论，暂时告一段落，党务整理案得以顺利地推行，但斗争在继续深化、发 展。

①《托洛斯基论中国》一书《引言》。又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第七章　北伐战争时期{{论国民政府北伐主张汪蒋合作任国民革命军总 司令职。}}这年二月间中共举行的特别会议，对北伐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认为北伐 是中共“现时最主要的职任”。陈独秀因患伤寒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当布勃诺夫到达上海与陈独秀会晤时，陈独秀“还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决定，但 他“主张支持北伐，因为假如西北军在南口遭到失败，广州政府就不能存在”。可是布勃诺夫“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因为广州政 府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精良的装备”。“三二○事件”后，国际代表了解了广州形势以后，也认为必须支持北伐，但是“也害怕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会更加厉 害地剥削和镇压人民”，使广东广西的人民首先遭受灾难。①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７月７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１６１期发①陈独秀在“五大” 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表述了他对北伐的意见。文章的主要内 容如下：“北伐的意义，是南方的革命势力向北发展”，这“对于推翻军阀确是一 种重要方法，然亦仅仅是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惟一无二的方法”。而且，北伐必须“真是革命的势力，⋯⋯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 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只是军事投机的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至于“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因 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那更是牺牲了革命之目的”。何况“近来国民政府对农民的态度，已经使农民怀疑”了。

陈独秀对某些将领的北伐动机，以及在北伐中可能实施的政策，抱怀疑 和批评的态度，因此他“向政府严重劝告，必须北伐与民众利益兼顾，如此才能巩固国民政府”。陈独秀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那未，在当时应当不应当进行北伐呢？陈独秀“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 府之北伐还不是由革命势力膨胀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自卫”。“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 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广东民众的口号不是北伐而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 东’”！①陈独秀对北伐所持的态度，较１９２６年①《论国民政府之北伐》，《向导周报》。 陈独秀之所以对北伐抱消极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伐不符合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设想，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暴动。他早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曾主张国民党应“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 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到“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农民、兵士的大民众”，而后进行“联合的大暴动”，①推翻军阀统治。

后来广州政府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东征与南伐，统一了广东全境，这时 陈独秀虽然承认广州政府是个革命政府，但依然强调“集中民众的组织，民众取得武装”，②经过长期的努力与斗争，解除军阀的武装。因此他认为国 民政府北伐“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的暴动”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以后③，才可举行。这种一宣传，二组织，三 暴动的革命模式，是陈独秀对北伐持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预见到北伐战争中的隐患，那些怀有“个人权位欲”的将领们，将借北伐之 名一边扩充实力，一边践踏人民的利益。但是他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防患于未然，或减少当隐患一旦成为事实之后对革命可能造成的危害。 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得到了张太雷的赞赏，受到了瞿秋白的批评。张太雷在《独秀的意见是对的》一文中指出，国民政府“应除 去使农民怀疑的原因，政府不可因北伐而忽略人民的利益，⋯⋯革命同志应 当承受这①②③《答张人杰》，《向导周报》第１７１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新青年季刊》第５号，１９２６年５月３０日。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向导周报》第８５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日。 样的忠告的”。①瞿秋白写作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指出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三二○事件”后，“民族资产 阶级夺到了领袖权”，可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的革命化，是异常之迅速急剧，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而且北方的“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 展”。瞿秋白对北伐的态度是积极的，却对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但他指出的“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 争”，②是非常正确而又十分重要的。这篇文章“《向导周报》编者拒登”，这可能是陈独秀所为。③陈独秀的文章在国民党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 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斥责陈独秀“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感情”，张静江请鲍罗廷“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 并禁止同学购阅向报，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

在中央党部开会讨论控告问题时，“李济琛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 亦借此机会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信给仲甫”，④指责陈独秀对北伐“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并说“因北伐而 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你却“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