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节

非。事实是“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Ｃ．Ｐ．的很少很少，比较Ｃ．Ｐ．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Ｃ．Ｐ．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 千分之五”。试问：“究竟是国民党帮助Ｃ．Ｐ．发展，还是Ｃ．Ｐ．帮助国民党发展呢？”

为什么“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 陈独秀在信的末尾指出，你这部书必有许多人利用它“做反动宣传，⋯⋯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①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某些立论 也是正确的，但没有击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缺乏认识，因而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戴季陶主张只许①③以上引文均见《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有共信，不许有别信，否则就把坚持别信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使国民党单纯化，使资产阶级掌握整个的革命领导权。那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可以“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干部，处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敌人的 问题”。①陈独秀对于戴的这种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虽然也指出“这分明是想把全党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 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又说“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然而在事实 上，我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失之稍早”。③什么“颇难实现”，什么“失之稍早”，纯属是书生的迂腐之见。陈独秀 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们的争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陈独 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退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最重要的阵地。

议。这次会议除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外，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党的方针政 策，特别是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就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 国民党政策所牵制”。②于是戴季陶与陈独秀两人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戴季 陶①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上要把共产党员撵出去，陈独秀主观上是为维护 党的独立性，摆脱国民党“牵制”；戴季陶是自觉地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陈独秀是自愿退出和放弃领导权的争夺。戴陈二人的出发点尽管不同，但殊 途同归，结果都是使四个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变成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 党。

陈独秀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他一直以客 卿自居”，①国民党里一有风吹草动，他总不免有悔不当初之感，嚷嚷着要 退出国民党。

陈独秀的意见受到了“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 对”，使他“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②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重申“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 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指出戴季陶的小册子代表了右派国民党的思想，“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 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还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国民党 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并“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与右派斗争”。③大会决议的精神是积极的，也是符合国共两党合作以 后的实际状况的。国民党这一组织形式确实为共产党联系广大群众提供了许多的便利条件。五卅运动固然是①②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４０３—４０５、４１７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５４、２５５页。中共领导的，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省港罢工如果没有广州政府的支持，也不会坚持那么长久。 但大会的决议也并非是完满无缺的。

决议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 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这个规定不利于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决议还试图另“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方式”，既不受束缚，又“能扩大这一 联盟”。①其实，就两党合作的基本形式而言，除了党内合作，就只有党外合作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方式”呢？决议里的这些条文反映了幼年他 党面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这一特殊的联盟形式，以及联盟内部左右派的分化和一再受到攻击与排斥之后，还不能得心应手地处理这种极为复杂而又奥 秘的关系，大会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但也不免有些瞻前顾后、游移不决的 情绪。

月２３日，一批老右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 国民党中央全会，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日停止职权，开除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西山会议派公开 地从国民党分裂出去。

同时，国民党内又出现了以戴季陶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新右派。 因此，怎样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怎样对待新右派，便成了能否正确执行十月扩大会议所制定的团结左派打击右派政策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１）第４１７、４０５页。 的首要问题。陈独秀在这年年底撰写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和《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两篇文章，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 陈独秀认为西山会议派“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而新右派“只要他 们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特别反对”，可是现在“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他们“在理论上 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并且在事实上他们既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 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这个分析是正确的。但是，陈独秀过分地强调了新老右派组织上之分界限（老右派 已分裂出去，新右派留在国民党里），因此，认为“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如果新右派的反动倾向“继续发展下去”，便和西山会 议派一样成为反动派了，那时“‘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至于戴季陶，陈独秀说他“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 谋”，那当然属“不必特别反对”之列了①。

陈独秀煞费苦心，要在西山会议派与新右派之间在政治上寻找一条分界 限，却完全忽视了西山会议派之所以分裂出去，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而在这一根本点上，新①《国民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周报》第１３９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０日。 右派与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新右派比那些分裂出去的老右派要聪明机灵得多，他们对革命有更大的危害性。 他们是决不会从国民党分裂出去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他们的发祥与发迹之地，有朝一日必将下令驱逐“客卿”。 陈独秀把新右派作为共产党的联合对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革命形势的消极的估计。 当时，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动荡。１１月２２日，奉军第三军团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倒戈，进军山海关，以武力逼迫张作霖下野；国民军总司令冯 玉祥响应郭松龄，率部进军天津；２８日，北京市民五万余人举行集会、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广州政府，段祺瑞下野等口号。但不久，郭松 龄被捕杀；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四面受敌；北京市民反段运动失败。奉军气焰复张，并与直系吴佩孚相勾结。陈独秀认为“革命低潮到来了”，要 实行让步的策略，“主张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①避免西山会议派的活动，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

于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陈独秀“主动，并获得 维经斯基的协助”，同和西山会议派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在上海“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中共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 除陈独秀外，还有蔡和森和张国焘。会上陈独秀首先发言，“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 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①《吴玉章回忆录》第１３２页。 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孙科等表示“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意去广东参加大会”。这些 意见始终是得到维经斯基“支持”的。会后中央派张国焘到广州去，代表中央指导在国民党“二大”中的中共党团活动。

中共广东区委反对中央的意见，“认为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①他们原“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共产党 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由于张国焘推行中央的意见，“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孙科、戴季陶等 右派分子都当选了。在选出的６０个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１４人。在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势力更大。这正如周恩来说，这次选 举“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错误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②{{“失踪”期间的二月会议三二○事件后的争论与退让}} 以后不久他便隐蔽起来了。大约是１９２４年，他和高君曼的感情破裂，经汪孟邹多次调解，无效。身患咯血病的妻子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去南京， 陈独秀却另有新欢。高君曼说：“我到南京去，为的要省一点。⋯⋯南京生活程度低，⋯⋯那里知道他每月只寄五十元给我了。这不是明明逼我上死路 吗？

①《周恩来选集》（上）第１１９页。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２册第６６－６８、８０页。

…… 〔他〕倒拿经济接济心爱的人，过天上的好日子。”①高君曼对陈 独秀是很不满意的。

陈独秀这时“心爱的人”是谁②，谁也不知道。所谓“过天上的好日子” 更是无从查考。因为没人知道他住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同志们都猜想他一定有个女伴，因此每当他来中央看文件时，同志们“用话引他泄露秘密，但每 次都失败了。

话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身负重任的陈独秀，他的住址只有他 自己知道，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一位熟识而崇敬陈独秀的八旬高龄的老人也说在男女关系的问题上，陈独秀不能做青年的表率。①②时隔６０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在新疆工作的两女一男 的年轻人，向有关方面写信，说他们的母亲叫陈虹（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１９６９年病故），外祖母叫施芝英（１９７３年病故），外祖父是 陈独秀，三人自称是陈独秀的外孙。这才知道陈独秀与高君曼分居以后，是和一位女医生施芝英同居的。他们大约在一起生活到１９２７年８月才分 手。施与他人结婚，陈独秀无家可归，住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北四川路横浜桥南路安慎坊，白天在这里办公，夜晚睡在郑超麟的房间，郑在办公 室临时搭一个铺。至于陈虹，经有关方面调查了解，她并非是陈独秀的生女，而是施芝英的养女，实际上是个丫头。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陈独秀从南 京老虎桥监狱里放了出来，到了武汉，陈虹与陈独秀见面，自称是他的女儿。陈独秀当面告诉她：你不是我的女儿，你是你母亲的养女。当时武汉的反动 报刊还登载此事，并借机渲染，说陈独秀拉了屎不揩屁股。（上海电影制片厂有关陈虹的调查材料及郑超麟的手稿《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 个爱人——施芝英》。）

汪孟邹日记，１９２５年１０月１３日。 从１９２６年１月上旬起，陈独秀便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人知道他的住址，也没有办法找他。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他 报告了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他们也恐慌起来”，一天天过去，都没有消息，大家近于绝望了，猜想陈独秀被“秘密处死了”。张国焘还说：“老头 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他差不多要哭出来了。①在陈独秀“失踪”的时候，或者说由陈独秀的“失 踪”而引起，中共中央于１９２６年２月２１日至２４日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到会的有中央委员７人，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１人，北方区和粤区代表 各２人，共计１２人。这次会议是由于发生了“两个顶重要的问题”才召开的，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隔绝消息，⋯⋯国际来电主张中央迁移”； 二是关于北伐问题。但当会议“初开”之时，“即接仲甫同志由沪来电，谓已经能扶病视事，此消息传来，对于这次会议之第一项问题已减轻其严重分 量”。②陈独秀在“失踪”一个多月以后露面了。“他裹着一件厚大衣，缠着围 巾。原来他生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的。同志们受了场虚惊，少 不了要数落他，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家”。③①②③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爱人》。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４６、４７页。 以上据郑超麟《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及其另一爱人——施芝英》（手稿）。 陈独秀没有参加二月特别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北伐问题，作出《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认为现时局的“根本解决，始终 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亦就是加紧在农民之中工作，尤其是 在北伐的过程上，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和”。会议对中央地址的问题也作出决定，认为“中央应在何地须视 什么是目前党最主要的责任；何处是革命中心”而定，“党在最近及将来政治上的第一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因此，中央已不适宜 在上海，⋯⋯现时可作中央地址的地方，只有北京和广州。

唯广州是革命的唯一根据〔地〕，在顾及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上，较不方 便。如果国民军能守住北方现有的局面，中央决在北京；否则决移广州”。但“此项意见须征独秀最后意见方始确定”。①在二月特别会议召开之前夕，联共（布）派遣的布勃诺夫使团于２月上 旬来华。布勃诺夫原名依文诺夫斯基，是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团员有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库皮亚克，全苏 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列布什等１０余人。从他们的职务可以看出这个使团所拥有的权力超过了在华的任何一位俄国人。布勃诺夫于２月国形势的汇报， 然后与加拉罕一起去包头、张家口会见冯玉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３１、３２、３３页。

祥。布勃诺夫在听取汇报和会见冯玉祥之后，他认为“革命阵线争取冯 玉祥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苏联应“以更大规模继续向冯玉祥提供援助”。

①地址问题时，陈独秀认为在上海“多数工人和学生是在我们一边的”，“我 个人是主张把中央委员会留在上海的。第一，上海是无产阶级的地区，这里毕竟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 不同意中央委员会迁出上海。②陈独秀行使了特别会议授与他的最后“确定”权，中央地址不变。

这里需要补充介绍的是在二月特别会议召开之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六次扩大全会于２月１７日至３月１５日在莫斯科举行。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工作报告中说：“有４０万党员的国民党，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全中国掌权，而它却在思想上表示赞同我们，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③全会作出的《关于 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民党在广州建立的革命政府，已经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城市民主派建立了联系，⋯⋯因此，广州政府乃是中国人民争取 独立的斗争中的先锋队，成了未来的国内革命民主建设的典范。”④国际执委会根据联共（布）的建议，批准国民党以①②③④《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１９１９—１９２８）第１３６页。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１９１９—１９２８）第１１７页。 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第３８３页。

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１２３、１２４ 页。

“同情党”的名义参加国际，且更有甚者是推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主席 团的名誉委员。

然而，谁曾料到就在全会闭幕后的第５天，即３月２０日这位“名誉委 员”在被誉为“典范”的广州政府所在地，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这对中共和陈独秀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谋长，此时他在党和政府里都没有重要的地位，既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 也不是政府部长。但自１９２５年下半年起，他的地位和权力迅速地膨胀起来。８月２０日，廖仲恺被刺杀后，根据鲍罗廷的建议，成立了由身兼国民 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三要职的汪精卫、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和蒋介石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掌握了政治、军事和警 察全权，从此蒋介石跻身显要。８月２６日，粤军改称国民革命军，蒋任第一军军长。第一军主要是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有许多共 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这支部队政治素质高，战斗力强。许崇智和胡汉民因涉嫌廖案，蒋介石以卫戍司令的职权监视许崇智。不久许、胡二人相 继离开广州。９月２５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为东征军总司令，再次讨伐陈炯明，到年底东征胜利结束。第一军为统一广东立下了汗马功劳，蒋的威望和 权势也随之猛增。蒋介石在进一步夺取权力的斗争中，首先得排除两个障碍，一个是代表工农势力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在党政军里坐第一把交椅的汪精 卫。

蒋介石经过一番秘密的精心策划之后，大胆地行动起来了。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９日夜１２时，他调动武装部队，宣布广州紧急戒严，包围苏联顾问 住宅、苏联领事馆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逮捕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中共党员），扣押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同时也包 围了汪精卫的住宅。事后，蒋介石诬控中山舰“露械升火，经一昼夜”，“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①蒋介石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他对准共产党猛然一击之后，就立即收 缩回来。他感到现在羽毛尚未丰满，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还为时尚早，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军火援助。于是在当天（３月２０日）的下午，许多 被扣押的共产党员都恢复了自由。

事件发生时，鲍罗廷不在广州，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在事变之前一 天刚回来，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见到沪上大报所披露的事变消息都感到莫名其妙。那时中共中央还没有自己的电台，无法同广州联系，了解事件的真相。因此也不可能对事变提出任何的处理意见。 而正在广州进行考察、并一时受到软禁的布勃诺夫使团却不能不表态。

２２日，苏联领事馆代表与蒋介石会晤，问蒋：“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蒋回答说：“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 望鲍罗廷速回之意。”领事馆的代表随即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②不用说，当时只有布勃诺夫有权决定苏联顾问组组长季山嘉等十 余名顾问立即遣返回①②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２４６页。 广东省档案馆：《中山舰事件》第２１８页，１９８１年６月版。 国。

仓卒，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应自请从严处分”。同日，汪精 卫托词“因患晕眩，请予给假治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①对于汪精卫准予给假（汪于５月９日离粤 赴法国）。

２４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演说，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为三民主义的忠实 信徒，说如果李之龙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②但实际上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党的有２５０多名。蒋介 石利用右派打击了左派，现在他回过头来“惩办”右派，迷惑左派，他免去了王柏龄的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职务、陈肇英虎门司令的职务，“软禁”广州 公安局长吴铁城等等。蒋介石居心叵测，行动敏捷，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只因为他当时的实力不足，才自动地制止了事态的恶化，但通过中山舰事件， 他打开了夺取权力的大门。

２４日，当蒋介石在黄埔大唱革命赞歌，以骗取学生的信任时，布勃诺 夫也在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