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①北京女子高师学生程俊英、罗静轩说：《新青年》等“这些刊物，成为 我级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我级文风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词藻，空疏无物之古文了”。②恽代英等写信 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 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就发了个大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新声》”（半月刊）③。
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总之，那时《新青年》是青年的导师，为 青年传播福音。
即使有些不同意《新青年》观点的青年，他们出于好奇，也要看看。《新 青年》风行一时，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新青年》哺育了一代青年，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而名垂青史。①②③《通信》，６卷３号。
《五四哺育了我》，《文汇报》，１９５９年５月４日。
《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７４４页。
{{唤起国民独立人格破除儒家奴隶道德}} 革中国人思想的命，这是个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这场革命从哪里开始，宣传科学民主应当首先破除什么思想，是什么思想长期地严重地禁锢着人们 的头脑，捆绑着人们的手足，这是陈独秀在主撰《新青年》时所面临的首要 课题。
《新青年》创刊以后并没有立时产生多大的反响。但从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的三纲教义以后，才引起舆论界的关注。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孔子，它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礼，泛指 统治阶级规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地提出三纲学说，以规范人们的行为， 维护封建制度。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莫不受到三纲教义的毒害。
不破不立。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在提倡科学民主的同时，首先集中力量 对三纲教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发动了一场思想斗争的攻坚战。
１９１６年１月１５日，《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发表陈独秀《一九一 六年》一文，揭露“儒者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夫为妻纲， 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忠、孝、节，“皆非推己及 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①因此，为争取独立的人格，就必须废除奴隶道德。
１９１６年２月１５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上发表《吾 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文中指出：国民政治觉悟的第一步，是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第二步觉悟，是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 代替“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第三步，国民政治能否实现，“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 否则，不出于国民的自觉、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即 使有所谓共和立宪，也是“伪共和也，伪立宪也”。国民如要“自觉某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
“三纲教义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礼教都是拥护“别尊 卑明贵贱”的制度。而“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陈独秀说如果对这一点没有 觉悟的话，那么前面所说的三步觉悟，都“非彻底之觉悟”。陈独秀“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之最后觉悟”。②总之，对封建的伦理道德， 如“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大气，腐秽蚀人”。③①②③《答吴又陵》，２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
《一九一六年》，１卷５号，１９１６年１月１５日。 陈独秀之所以把伦理觉悟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同建立民主制度与反对封建复辟直接地联系起来。他认为袁世凯废除共和复辟帝制，“乃恶果非 恶因；乃枝叶之罪，非根本之罪恶”。而那种“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思想”的儒家学说，才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 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①把儒家的三纲思想，看作是复辟帝制的“根本恶因”， 这个观点未必是深邃卓识之见，但陈独秀抓住了封建思想的要害，作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他准确地指出三纲思想与共和制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一，“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②“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 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③这在当时无疑具有发聋振聩，石破天惊 的巨大影响。
陈独秀批判儒家思想，是同反对封建复古逆流的斗争相结合而进行的。
１９１６年９月２０日，康有为在《时报》上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说什么“万 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人乎，则甘忍与生番野人等乎？”康有为极力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 法，复祀孔子之跪拜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
对于这篇文章，陈独秀立即写了《驳康有为致总理书》，揭露①②③《旧思想与国体问题》，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答佩剑青年》，《独秀文存》卷三，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
《袁世凯复后》，２卷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指出“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硬说孔教是宗教，是“凿 孔栽须”。“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①尊孔正是为了复辟。
当时有人反对“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的论点，并责难陈独秀： 你所说的孔教是“指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号为孔教孔道诸会所依傍之孔教”，还是“指真正孔子之教”，并说孔教本来是好的，只是被后儒所败坏了，“至 于唐宋之交，孔子之真训，遂无几微存于世矣”！②陈独秀首先反问对方，汉唐以来诸儒为什么“不依傍道法杨墨”，为什么“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 他的学说呢？随后列举大量证据，证明“今之尊孔者，多丑诋宋儒”，其实把“孔门伦理道德”传之后世的正是宋儒。③孔孟儒学与后世儒学陈陈相因， 万不可借丑诋宋儒而颂扬孔孟。
虽立遭失败，却再次证实“提倡孔教必掊共和，⋯⋯盖以孔子之道治国 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陈独秀还指出张勋复辟虽然失败了，但遍布中国的“孔教会”、“尊孔会”，都是“复辟党”。④反孔批儒与反复辟斗争相结合， 就更显出这场思想斗争的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①②③④《复辟与尊孔》，３卷６号，１９１７年８月１日。
《答常乃翱》，２卷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通信》，２卷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当时，还有一些人反对陈独秀的论点，认为数千年来的孔教是“吾国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可改良而不可废弃”。①有人说孔子曾经是个“积 极建设派，与老、杨之消极破坏者不同”。现在的尊孔派不过是些少数的迂儒，他们“未必有蓄意淆乱是非之心”。陈独秀对于这些糊涂观念以进化论 作思想武器，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孔教实行于今天是否“有益”，而不是说孔子学说从来就“毫无价值”
可言。“尊孔者多不明此理”，往往称道“孔教过去之成绩”，②似乎过 去有成绩的东西也适用于今天，其实不然。“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
孔子“所提倡之道德”，垂示之礼教，主张之政治，都是封建时代的道 德、礼教、政治，“所营心注目，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人民之幸福无与焉”③。道德，“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为新旧，乃 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合于今之世也”。④对于封建时代的道德，今天如有人仍“恋恋不舍”，是“奴隶性未除，不敢以国民自 居”的懦弱表现。陈独秀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他所持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进化论，同时也含有朴素的阶级观点。
在１９１６年和１９１７年，参加由陈独秀发难的批判儒家伦理道德 观，为争取个性解放而斗争的，有李大钊、易白沙和①②③④《答淮山逸民》，３卷１号，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２卷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答常乃惠》，３卷２号，１９１７年４月１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