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用民主观洞察了袁世凯政府的专制与腐败，对外屈膝投降，对内 残害人民，鞭辟入里，疾恶如仇。他不像李大钊那样还希这个政府“及早觉悟其复古之非，弃民之失，⋯⋯回复民意机关。”①他看透了恨透了袁氏政 府，对它不抱任何的幻想。

十年前，陈独秀在论述中国衰败的原因时，曾着重指出中国人“只知道 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因此他反复宣传“国亡家破四字相连”。②现在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民众普遍地缺乏民主觉悟， 没有建立民主国家的智能。这见解是非常宝贵的，反映了当时的实际状况，看到了中国人民严重地受到封建意识的束缚。且不说陈独秀本人在安徽地区 所进行的一系列的革命活动，即使具有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唤起工农大众的觉悟。辛亥革命时还有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团体同盟会，现在也瓦解 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华革命党，参加者寥寥无几，影响甚微。无可否认，中国民众还没有觉醒，尤其缺乏民主觉悟。这是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独秀认为国家对外不能御侮，对内残害人民，而人民又没有建国的能 力，于是发出了“时日曷丧，与汝偕亡”的愤激的哀叹。又因为他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便得出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的结论。 陈独秀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并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原则，而最后却得出了挫伤民族感情的结论。如果说前者是真知灼见，那么后者是令人无法接受 的。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宣传民主，反对专制的不乏其人，就①②《亡国篇》，《安徽俗话报》第１７、１９期，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７日、１２月７日。

《国民之薪胆》，《国耻纪念录》，１９１５年６月。 以为《甲寅杂志》的撰稿人来说罢，陈独秀的好朋友章士钊就是一位著名的民主派政论家。他认为“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以使“人权自由之理与公安利国之道，互相调融而无罅 漏”。①他既讲人权自由，又讲公安利国，好似比陈独秀的思想论点要全面 些，其实不然。

的目的，都在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 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四条规定：“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各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受有 同样权利为限制”。可见正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而这种限制依然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利。陈独秀之所以认为人民建立 国家是为了保障自己的权利，而不强调“公安利国”，在他看来这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章士钊为什么要画蛇添足呢？他说：“人为一国之民，不能自立于国家之外，祖宗丘墓之乡，饮食歌哭之地，尚曰不爱，岂复人情。国之难， 即己难也。”②这是说国难当头，人民的自由权利应当从属于救亡这一大前提，救亡第一，民权第二。他在《时局痛言》一文中，还极力主张“使国家 中利害感情希望意见不同之点，得其调和，各方面优秀分子，戳①②《爱国储金》，《甲寅杂志》第１卷８号。 章士钊：《自觉》，《甲寅杂志》第１卷３号。 力并进，不酿鸡鹜蚌鹬之势，以隳和平进步之基。”①这里所谓的“调和”，无非指各不同政见、利益的社会集团之间相互的妥协与让步，其中当 然也包含人民权利的让步与牺牲。事实也正是如此，这种调和主张实施的结果，总是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他们借口国难当头，振振有词，越发剥夺人民 的自由权利。章士钊的民主观显然带有较大的妥协性，不及陈独秀的坚决和 彻底。

当谈到对待恶国家的态度和应采取的对策时，章士钊认为可以按照卢梭 的学说，先“解散”不可爱的国家，使人人“恢复其自由”，“重谋”建国之道。“前已解散之国家，不爱可也，今复建设之国家，不爱不可也。”②但是， 国家是由一整套的统治机构所组成的，并非卢梭在《民约论》里所说的是由人民自愿订立契约而组成的，人民如有解散国家的能力，也就有治理恶国家 的权力。解散国家之说，是一种天真而又迂腐的见解。

张东荪认为改善中国的状况，扑灭官僚政治的方法，“第一在使人民自 治”，通过自治“引起人民之兴味，养成参政之能力，唤醒自身之觉悟。”然后在自治的基础上实行联邦制，“上自邦之组织，下至具体之政事，皆得人 民之力以左右之。”③这个意见也是空泛不切实际的，因为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人民没有自治的能力。章、张二人对民众缺乏民主觉悟的①②③《行政与政治》，《甲寅杂志》第１卷８号。

《国家与我》，《甲寅杂志》第１卷８号，１９１５年８月１０日。

《甲寅杂志》第１卷５号。 严重性的认识，也不及陈独秀认识的深刻与痛切。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宣传“主权在民”，其目的不外是证明当被统治者的生命、财产、自由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侵犯时，就有权进行革命，推翻封建君主的统治，建立资 产阶级民主制度，以实现所谓“天赋”的人权。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虽然继续宣传民主，反对专制，极力 探索革命道路，而最后竟得出了“亡国自在所不免”的结论，把希望寄托于“海外之师”的恩赐；或幻想解散国家；或以改良主义的办法建立联邦制， 这些说法虽然不同，却都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只不过表现的形式 不同罢了。

如果说陈独秀的愤激情绪是软弱性的曲折的反映，那么章士钊的迂腐的 书生气便是直接的表现。这些意见自然是无助于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前进，但却无意中证明了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根本不可 能的。如果单就这一点而言，陈独秀的愤慨之言似乎是有意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必须指出他是以一种迷惘悲伤的情绪，从反面证明这一点的。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可谓瑕瑜互见。愤时疾世与悲怆迷惘的情绪，无条件地倡导资产阶级民主和对它的美化，积极的基调与消极的结论，掺糅 在一起。关于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如果一时分辨不清，那么只要我们沿着中国民主革命前进的方向，去考察他的实际表现，便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

《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使人们深切地感到作者为追求民主而激烈跳 动的脉搏，民主至上，而人民又缺乏民主觉悟，这种强烈的追求与深切的认识，使人们不禁意识到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青年》杂志，已在母腹中蠕动， 当它一经诞生之后，一个光彩夺目的思想巨人便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远一点，便会发现由于陈独秀与章士钊两人民主观 的差异，终于使这一对老朋友在二十年代一度分手了。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陈独秀荣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

第四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创办《新青年》发动新文化运动}} 一场革命过后，尤其是不彻底的革命，接踵而来的总有一股反动逆流。

民国初年出现的尊孔复古的思潮正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由陈焕章、张勋等发起的孔教会成立于上海，不久在 全国许多城市设立分会。它的宗旨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

①１９１３年２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为孔教会作序，大肆宣扬尊 孔，说什么“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 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①《孔教本杂志》第１卷１号“丛录”栏。也。”今欲存中国，非赖孔教不可。①他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祭祀孔 子必须行跪拜礼，谁若是行鞠躬礼，谁就是“媚师欧美”，“中国人不敬天，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②同年１０月通过的《中华民国宪 法草案》其中第十九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本”。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尊孔祭孔令，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③尊孔复古的思潮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 袁世凯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加快复辟的步伐，于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５日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草约。④８月１０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是“民智低下之国”，实行共和制“断 无善果”。２３日，以杨度、孙毓筠为正副会长的筹安会成立，公开鼓吹帝制。各省的袁氏爪牙纷纷递交“请愿书”，要求变更国体。１２月１２日， 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明年为“洪宪”元年，复 辟封建君主制。

但是，在一场革命失败之后，也总会出现一批新的革命志士，他们吸取 革命失败的教训，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把革命引向一个崭新的阶段。①②③④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问题，其中规定：“中国政府 允诺，日后日本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等等。

《政府公报》，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以孔教为国教配天仪》，《不忍杂志》第３册，１９１３年４月。

《孔教会序二》，《不忍杂志》第１册，１９１３年２月。 正当封建复古思潮泛滥、袁氏步步登极之时，陈独秀和易白沙从日本回国，于１９１５年６月中旬到达上海。陈独秀住在法租界嵩出路吉谊里二十一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团聚一 起。２０日，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①陈独秀很早就想办个杂志，让亚东图书馆负责印刷和发行。他跟汪孟邹说：“只要十年、 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陈独秀胸有成竹，信心十足。袁氏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虽使陈独秀受到很大的刺激， 但他认为现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不过是一块招牌而已，现在袁世凯连这块招牌也不要了。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②“欲使共和名副其实， 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③这就是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他苦苦地沉思、求索所得出的结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 行思想革命。

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经费困难，从５月间起又承担了《甲寅杂志》 的印行，无力接受陈独秀所提出的任务。于是汪孟邹介绍同业老农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社承担。７月５日，陈独秀与群类书社商定，每月 出一本，编辑和稿费２００元。这个即将问世的杂志就是著名的《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