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的事
《那个时代的事》
正文
那个时代的事
原载于《科幻大王》2009年3期
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做语言教师。这天午后有人敲响了他办公室的门，是班上的一个学生。
“我想跟您谈谈关于课后作文选题的事。”
“当然可以，坐下说吧。”他拉开桌对面的一把椅子，为移民班选定语言教材一向是件令人头疼的事。他们来自外层空间的各个角落，往往没有太多共同经历。尽管数百或数千年前他们也曾是地球人（现在从生理学的角度上仍是），但长期的外层空间生活早已将他们改造成了文化意义上的“外星人”。某些学生能洋洋洒洒长篇大论的题目，如“星空”，对另一些学生（在地下城长大的）可能是完全陌生的。这种情况对评分很不公平。而语言分数对在空间站数着日子等待进入地球的移民们来说，十分重要。
所以他选择了“我的母亲”作为结业考试的作文题。无论他们有几条腿几双眼睛，有没有在液态水里游过泳，每个人总有个母亲吧。
“我对我的母亲，”那学生将双肘搁在桌面上，目光定在他身后书架上，似乎在阅读书脊，“全然没有印象。她在我出生前十个月就去世了。”
可能是个人工授精，在机器子宫里长大的孩子。他猜想道，相当常见的情形。“那你可以写写你的保姆，或你长大的学校。在比喻意义上都能算你的母亲。”
“噢。”学生应道，并没有起身离开的意思。
他明白对方有故事要讲。他已经习惯了，每个选择回地球的移民都有自己的重大理由，这导致了他们在空间站停留期间的巨大心理压力。而空间站并没有专职的心理医生。他最好默默地听下去。
“我从来没见过我母亲。但我认识我父亲。”学生开始了他的故事。
1
我父亲和母亲最早先是技校同学。在一张简陋的立体身份照片上，我见过母亲二十一岁时的样子，一个大眼圆脸的亚洲少女，剪着学生头。她紧张地望着信息采集器镜头，嘴唇微微后缩。制服下单薄的肩头暗示了那个年代普遍的营养不良。总之，没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是她唯一一张留下的照片，她死时还很年轻。父亲告诉我说，那是个吃饭打卡，食堂角落里立着小黑亭的时代，他们没有多余的资源来拍不必要的个人照片。我点点头，心里松了口气：“见面日”和父亲一起出现的黑女人并不是我的生母。我身上没有非洲血统的影子。如果她是我的母亲，在遗传学上是讲不通的。
2
技校毕业后我父亲和母亲几乎刻注册结婚了。他们从各自的集体宿舍里搬出来，在公寓区得到一套三居室。那时侯什么都缺，缺粮食缺水缺能源，就是不少住房，因为筛选性政策已经执行了一百五十多年，人口比殖民地全盛时期少了近一半。但还是不够少，能生产食品的土地消失得更快。
结婚后，我父亲在一家生产重型挖掘机械的工厂上班。他是个初级技术员，每个工作日能拿到的生育点数比一般人多一点。因为抢救土地很大程度上依赖着这些人工作的积极性。
父亲给我描叙过当时外海入侵的场面，普通人只能听委员会每年提出的报告，说海水又侵吞了多少多少面积的可耕种土地，所以我们必顺续继执行人口筛选政策。但他们每天都能亲眼看到海岸线向前爬行。有时情况紧急，要在每二个月亮升起前把设备后撒，于是他们站在齐膝深的泥水里工作，一个浪头打来，冷水直灌脖子。水声把口令声和骂娘声全盖过去了。
那时侯连涨潮时间都算不准了，父亲说。在有三个大质量卫星的双星系统情况下得知准确的涨落潮时间，得动用大型机算机。计算机他们有，但供电跟不上。更大的理由是万一哪个没有后备的硬件出了毛病，他们就无路可退了。
当时唯一的希望是地球人回来。每人都真心盼着地球人从天而降，带来我们需要的技术和设备，拯救我们这个已经维持不下去的小殖民地，让每个人都能活到中老年，想生几个孩子就生几个。
3
母亲的工作是植物保育员，点数收入在平均水准线上。他们肯定算过很多遍，两人要工作多少年才能换回一个生育指标，还要多少年才能让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我，能活到可以挣够自己的生育指标的年龄。
当时活到年纪太大不是什么好事，绝大部分老年病都没有条件治。父亲见过一个癌症病人，到七十三岁居然还能在食堂刷出点数来。他顶着一头白发在食堂里用剩下的最后几粒牙齿细嚼慢咽，人人都说是系统出错。后来那个病人自己走到海里去了。尸体冲上岸时很容易辩认，他的下半部分脸因为肿瘤鼓得像个土豆。大家议论还不如进黑亭。
终于要说到黑亭了。
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有张电子卡。里面储存着父母的工作积累下来的点数。点数值经过某个公式的换算决定了你一生中能吃多少顿饭。所有食堂和食品供应全控制在委员会手里，所以在哪个地点用餐，消费记录都会进入同一个系统。某天你的电子卡中点数消耗光了，也就是进黑亭的时侯。
4
因为职业关系，我跟很多地球人混得不错。他们私底下对黑亭总抱有浓厚的兴趣：“你们每天看着这玩意儿还吃得下饭？”“没人逃走过？如果你的亲人之类的在你面前进黑亭，没人反抗过？”
这种问题回答得多了，我也明白了：没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真正明白何谓黑亭。人总有一死，死在黑亭里绝对算不上什么糟糕的选择。海岸线在吞没我们所剩无几的田地，我们手里的技术力量和设备能维持住登陆时的水准已属不易，附近几光年内，我们无处呼救。完全可当做一个失败的太空殖民地的教学案例。除了和平地减少人口，当时谁也看不到任何能够可能长地活下的希望。
筛选策政是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方案。我们养不起老人，我们只能用有限的资源让最长于工作的人活下去。工作得最多最好的人得到的生育点数最多，他或她的子女能比他人活更长的时间，有更多机会留下后代。精简之极的达尔文版本。
其实关于黑亭我也没资格说什么，毕竟每天吃饭打卡的日子我只过了几个月。
但拆除黑亭的场景我倒亲眼见过。它是食堂角落里一个比个人淋浴房稍大的纸板房，甚至不是全黑的，只有入口处有个深灰色刷卡器，与领餐处的白色设备不同。委员会的人来了三个，一个缷下刷卡器，抱着走开了，后头长长的电线像拖了条尾巴一样可笑。另一个拖着折叠起的夹板，最后一个抱着把椅子。
只是这三件东西。给一片温和的致死药剂，一把可以坐着死去的椅子。还有三面墙隔开别人的目光。围观的人发出一阵嘘声，还有人吹口哨。跟着委员会来的地球人士兵显然很紧张，躲在防疫服里还动作僵硬，枪紧紧搂在胸前。嘘声更大了，我有点失望，所谓时代的象征，也不过如此。
我父亲对黑亭的感受肯定不一样。他的第一个妻子，即我的母亲，在他们终于积搛满能得到生育指标的点数的前一天，死于黑亭。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把对建国前社会形态的理解——主要建立在黑亭与人口筛选政策上——与我自己这个“特殊案例”联系起来：
我是个本不应该出生的人。
5
我与父亲第一次见面时，是2112年夏天。说实话当时我的心思完全没放在亲子见面这回事上面。地球人快要来到的传言搅乱了每个人的心，学校里课堂上空空荡荡，学生全跑出去四处游逛，纪律全完废驰。在黑亭前临阵逃脱的人开始越来越多，他们藏在某些同情者的地下室里等待“解放”。
以前，孩子是在和父母完全隔离的条件下长大的。筛选政策不充许小家庭的存在。父母很可能在孩子没长成人时便进了黑亭。公共保育也保证每个出生的孩子没有严重的遗传疾病。那个年头也养不起残疾儿童。我们全是从市中心医疗站的人造子宫里爬出的生命。
我的地球朋友好奇：没有孩子，你们是如何维系漫长的婚姻关系的？
我回答：那个时代大多数婚姻关系是短暂的。人的平均年龄摆在那儿。
所以，我们这代人对“父母”这个概念全完陌生。不过“见面日”从侧面反映出委员会的确快要撤了，以前抓得最紧的原则正在一项项放松。
幼儿组那儿哭声震天，我经过时张望了几眼，小孩子大多是被吓哭的，全张着双手冲自己的保育员求援。父母拿着身份卡号码找各自的孩子，找到了便抢上去一阵猛抱。
我们这个房间全是临近毕业的学生，父母年纪全在四五十上下，气氛有点不温不火。大家都探试着互相看，目光对上时便含义模糊地一笑。我压根没想到那个男人是我父亲，因为他挽着个黑皮肤的女人。她根本不可能是我母亲。
她的确不是。
确认身份后我父亲提议到外面找个地方坐坐。我点头同意，跟接待室门外的教师说了声便跟着他上了街。我们找了家开在地下室的酒店，里面提供的饮料可能含酒精罢，我没亲口证实过：在委员会食品管制如此严厉的情况下，天知道他们拿什么原料做出来的东西。那黑女人冲我微微一笑后离开了。她一头卷得精致细密的小发螺，红色长裙，非常漂亮。
“那不是你母亲。她在你还没出生前就去世了。”我的父亲开口说，冲吧台那边呶呶嘴。酒吧主人可能为了显示自己玩弄黑色幽默的能力，将取饮料处做成了一只黑亭的样子。
我嗯了地一声。父亲断断续续讲了我母亲一些在学校里的事，她修过的哪些课程……聊到后来我问了很多他工作的事情，比如说海岸线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地球人是不是真的快要来了……总之我们谈得还比较愉快。
2126年，我在市立图书馆工作时碰到了几个地球朋友，他们是新来的访问学者。当时我父亲也在，坐在旁边一张桌子上翻看档案。我介绍说这是我父亲。他们听完我对建国前社会形态的描叙后说：其实你们的关系在我们那儿，叫做基因提供者与接受者，不是父子。
我耸耸肩。
6
地球人真的来了。他们抵达后的头一件事便是察看海上矿区。这提醒了我们所有人：他们来到这个偏远星球，并非是来充当我们的救世主，而是商人。
矿区在几十年前便停产了。贸易线中断后我们最严重的问题是食物和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