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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的灭亡》

正文

缓慢的灭亡

　　缓慢的灭亡

　　威尔·麦金托什/文

　　Onion/译

　　我经过了一个身体像鸬鹚一样柔软灵活的女人，她正在一座街边的亭子里试戴防毒面具。她一边专注地凝视着安装在电话亭上的一面小圆镜子，一边戴上那个可爱的暗绿色防毒面具。我喜欢她的动作、图书管理员样式的眼镜和那一头短发。和我相比她的外表太出众了吗？我不确定。

　　这位瘦高的美女离开了我的视野。我继续搜索，把经过我的每位女性按照潜在的女友来评价，心脏每跳一次，我就为她们中的一位打上“合格”或者“不合格”的标签。我忍不住要这么做。整个世界的其它所有特征都在缩小——所有正在崩溃的宏伟建筑、五颜六色的街边摊位和空气中黑色的柴油废气——我不由自主评价我身边的每位女性时，所有这一切都在背景中越缩越小。我根据她们的步态、表情和晃动的胸脯来判断她们。我的心脏因此急速地跳动。

　　倒不是我在大街上亲近过哪位女性，我讨厌那样。对我来说，这权当是某种排练——练习鉴别出现在我身边的心灵伴侣。也许这么做可以让我安心，在这座城市里可以重新点燃我爱情之火的女性是存在的，只要我能遇见她们。

　　就像我铭记在心的一句歌词，我想到了迪尔德丽，她刚刚燃起了我的爱情火焰，同时我也感到内疚带来的熟悉的刺痛。小巧的、天真的、和鱼有些连像的迪尔德丽。

　　她对我的照片都做了什么？

　　我和她分手的那一天，门廊上没有剪碎的纸堆欢迎我，壁炉里也没有灰烬（如烧焦的运动鞋的痕迹、挂满装饰品的圣诞树枝椏……）堆在熏黑的角落。我回到家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了，所有的数据备份从我的电脑里被删除了。她把那些东西扔进垃圾箱了？还是仍然保存着？

　　我想那些照片想的要命。我现在失去了证据，证明我拥有一份过去，证明我曾是个孩子。我从未想到失去它们会让我如此心痛，显然迪尔德丽猜到了这一点。

　　经过吉特里·乔咖啡馆时，我放慢了脚步，抱着一线希望去点一杯咖啡。今日不供应咖啡的标识还挂在外面的木板上，和过去的三个星期一样。在下面还有一个更小一些的新标识：不供应牛奶。没能补充一点咖啡因，我只好继续前行，参加我的极速约会。

　　在人群中我瞄上一双美腿，阔步走在我的前边。当她的脸进入我的视野，我浑身一震。她被几年前有人在费城释放的食肉病毒感染了，她的脸有整整一侧都陷了进去，损伤沿着她的脖子向下延伸，消失在一件丝绸衬衫里。她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我尽力保持微笑，可是感觉很僵硬。可怜的女人。

　　一位大胸脯的黑人妇女匆匆走过，她留着脏辨儿和具有部族特征的疤痕。我回头一看，她的屁股如同海滨气球，特别大，不过能勾起人的情欲。

　　在三十九街，一片竹子在疯长，我就停下来看热闹。街道“修补师”们正在用轻型凿岩机掀开道路、圈出受影响区，并在竹子大面积泛滥之前快速设下根茎障碍。四名带着制热步枪的警员就在四周巡逻，和他们一起的是几个小老鼠似的机械护卫，好像僵尸党和恐怖分子会来打扰他们无关紧要的街道清理工作似的。真正的恐怖分子是不会在乎竹子的。

　　路上的沥青四分五裂。街道上逐渐响起的碾压竹子的声音令一些人无法忍受，可我并不介意。甚至我还有些支持愤怒的青年生物学家为了获得关注而释放竹子、野葛、浮藓和所有的植物病毒。我认为这些东西比混凝土和沥青要好，仔细想想，它们是没有害处的，只是像孩子一样难以管束。它们不会爆炸、不会溶掉你的器官，也不会令你瘫痪，还不会杀死所有的猫或是迫使你戴上防毒面罩。

　　我拍拍腰袋，确认我的折叠式面罩还在那里，就像政府的公众服务动画教给我们的那样。

　　“身份？”在我拐过转角，来到民防仓库前面的时候，一个满脸痤疮斑、有些战斗疲劳的人朝我吼道。我已经分辨不清谁是谁了，他可能是警察、军人或者黑手党。

　　旁边躺着一具尸体，半身在路上，半身在人行道上，一只脚还奇怪地扭曲着。车辆都在拐弯避开这具尸体。

　　我站住没有动，而那个家伙用他的银色小棒扫描了我的眼睛，那东西发出了嘟嘟声。他扫了一眼别在他厚厚的工装腰带上的显示屏读数。

　　“好了。”他说着便挥手让我离开了。

　　到了第三十四街上的速配俱乐部的门口，我在外面的一条长凳上装作系鞋带，磨磨蹭蹭地拖延了一下。当没人注意我的时候，我闪身通过了旋转门。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所以才来这儿——这很像十八岁时我偷偷溜进色情商店时的感觉。自从我上一次求助于与婚介机构到现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我无法相信自己又回来了。

　　在38岁的时候还要从头开始是一件羞愧难当的事。我还得把我的故事讲给多少个女人听——我最有趣的段子、我喜欢的音乐和我喉咙上的伤疤的来历？再讲三次？十一次？

　　“我来参加十点钟的约会。”我对接待人员说。她炫耀着一脸的浓妆，不懂得过犹不及这个道理的年轻女孩才会化成那样。

　　她带领我进入了房间，指导我如何从我带来的形象增益器中下载我的身体组件和真人视频，帮助我带上了虚拟现实设备，然后就关门离开了。而我的手心一直在出汗。

　　虚拟现实中的场景并不新奇，但是令人印象深刻：我坐着一把勃艮第阅读椅，呆在铺着石板的庭院里，庭院刚好位于一座美丽整齐的花园的中心。在我左边，哗哗的水声从喷泉里传来，一位生着翅膀的水仙女雕像立在喷泉的中间，她的手伸向了天空。在我的另一侧，一坛绝美的黄色郁金香正在微风中摇曳。这座花园坐落在一条山谷之中，周围环绕着高耸的雪峰，一条瀑布从山峦的岩洞中飞流直下，泻入湖中，连溅起白色水花的声音都同喷泉的声音和谐一致。

　　“距离您的第一次约会开始还有五分钟时间。”天空中传来的一个甜蜜的女声在提醒我。我奇怪来约会的女人们听到的会不会是男声。

　　“请给我一面镜子。”我说，接着我核实确认了自己没有哪根眉毛上挂着皮屑。在虚拟环境里，所有人都是外表光鲜、形象完美，我们这些来约会的人却不是这样——我们的形象和本人别无二致。

　　“谢谢。”镜子消失了。镜子这东西不该出现在盲目的约会中，这样你才会信心十足。

　　我的第一个约会对象的人形出现在我的左侧，一同出现的还有一个测谎仪显示屏，现在那上面还只是一条直线。她叫莫拉（不过这没什用，很多女性为了减小被疯子跟踪的可能都不会报出真名），35岁，医生，住在特伦顿，喜欢法兹爵士、邮政音乐和跑酷。我深呼吸了几下，为我要进行的三十八次三分钟约会做好了准备。

　　莫拉的形象在桌子对面的椅子里由虚变实，她有浓浓的眉毛和尖尖的下颏，当你注视她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看她长长的鼻子和窄窄的鼻孔。她的外貌有些贵族气息，有意思。

　　“嗨，嘉士伯。我有几个问题要问，然后假如你有问题，你也可以问我。”她说话很快，不过因为只有三分钟的时间，所以这很正常。

　　“听起来不错。”我说。突然我的鼻子有点痒，我忍住没有去挠。挠痒痒或是因为类似的问题而去触摸面部，都不会给人留下最好的第一印象。

　　“有多少次你曾欺骗你的妻子或女友？”

　　我呆呆地看着她，她一定是在开玩笑。这算是哪门子的开场问题？

　　“少于十二次。”我还是回答了。

　　她看我的方式，就如同我的小学老师在我故意淘气时看我的样子。

　　“你的薪水明细属实吗？”

　　“不一定。”我的薪水好像没那么引人注目。假如我打算说谎的话，我做得会比表格列出的要好。

　　“你有什么性方面的怪癖吗？”

　　“定义一下怪癖。”

　　我了解她这种人。她有过一些糟糕的约会经历，此刻她所关注的多是些她不愿意关注的内容。这是一次被架空的约会。她觉得要是我们继续约会，我可能会做出些自私的举动，她已经在为此而生气了。

　　她问完以后我也问了她几个问题：你从杂货店偷过购物推车吗？溺亡美人鱼乐队的哪首歌是你最喜欢的？你不知道溺亡美人鱼乐队？嗯，这可是个问题。我装模作样地记录了一下，她似乎没有看出我在讽刺。莫拉淡出，我报复似的挠了挠鼻子。

　　下一位是维多利亚。她太胖了：膀大腰粗——像一个方块不协调地压在两条细腿上。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在谴责着自己的浅薄，然后我又反驳那个谴责的声音：魅力很重要。这不是唯一重要的，但也很重要。我不想为了迎合没什么魅力的女性朋友而装作这一点没意义，尽管她们也希望别把这当回事。女朋友必须要适当地有些魅力，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迷住我。我发现有覆咬合牙齿的瘦高女性非常迷人，书卷气的女人也很好——害羞、不善交际的图书管理员是真正适合我的类型。

　　维多利亚淡出以后，我出于礼貌下载了她的真人视频。我可能不会看，可她看上去还不错，我不想伤她的心。几秒钟以后，她也下载了我的。

　　吉泽尔是拉丁人，可爱至极。她上下打量我一番之后撇了撇嘴，这动作很细微而且立即恢复了原样，可是这么多年以来我对拒绝排斥已经变得很敏感了。

　　“你好。”她说话相当生硬。

　　“你好。”我说，“你瞧，从你的表情我可以看出，我不是你喜欢的类型。”她没有争辩。“为了不强迫你假装感兴趣，我们为什么不轻松愉快地度过这几分钟呢？”

　　她耸耸肩，“好吧。”她调出一面镜子并从包里掏出了一支口红。

　　我用这段时间想象了一下迪尔德丽一把一把地把属于我的所有照片塞进下水道的情形。

　　这些照片有：我，在上幼儿园的头一天登上公共汽车；我妹妹吉丽，正把手放在秀兰·邓波儿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的手印上；爷爷，骄傲地举起他捉住的一条鱼；我，坐在特伦顿我家房子外的门廊上，十岁时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吃下了被人恶意掺假的M&M牌巧克力豆。

　　人们从来都没有弄明白僵尸党是如何把假的巧克力豆掺进袋子里的。不过据我猜测，既然他们设计出的巧克力豆可以在芯部接触唾液后迅速膨胀（但又不是特别迅速，这样才不至于在受害者还没有咽下去的时候就开始膨胀），那么重新包装巧克力豆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巧克力豆阴谋带来的伤害是一场悲剧，它具有真正的随机性，是暴力行为的嚣张展示，僵尸党也因此得到了自己的商标，从此有别于一般的恐怖分子。

　　那一天吉丽也在场。我不记得我们在做什么，可我记得那是一粒绿色的M&M牌巧克力豆。我咀嚼的时候觉得里面的材质像是白垩，不过仍然有甜甜的巧克力味，所以我咽下去了。

　　它卡住了——我能感觉到它卡在我的喉咙里，就像是一颗咽不下去的药片。我使劲地吞咽，可它还是下不去，此刻它好像变成一只虫子，在我的喉咙里动来动去，压迫着气管壁。吉丽一边拍我的后背，一边问我还好吗。

　　我无法呼吸了——吸气很困难，我已经发出了那种难听的啸声。吉丽尖叫着喊来妈妈，妈妈看了我一眼也开始惊叫着求救。

　　我已记不得从街对面赶来救了我一命的护士叫什么。她那时留着卷曲的金发。她让我仰卧并把手指伸进了我的喉咙里，然后她说：“上帝呀，这是什么？他吃了什么？”大概在那个时候我的喉咙已经被堵的严严实实了。我躺在门廊上，眼泪流下了我的面颊，我无法呼吸了，只能注视着他们的脸。

　　接下来情况有些转变。我知道自己要死了，我确定无疑，所以我放弃了，不再努力呼吸。我张着嘴，盯着我妈妈，然后转向吉丽，她尖声叫着我的名字。我想告诉她，不要紧，我已经不害怕了。

　　“给我一把刀！”护士喊道，声音好像来自远处。然后我妈妈去取了，而我……感觉很好。我会死，没错，不过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目送着刀刃划向我的喉咙，疼痛袭来，温暖的鲜血流下了我的脖子，可我还是没有感到害怕。护士让我呼吸，可我觉得没有必要。直到她用力压迫我的胸腔，我就没有了选择。一股红色的血雾从她切开的地方喷出来，而我正在通过脖子呼吸。

　　出院回家之后，我坐在房前的门廊上看世界。他们以为我吓懵了，然而不是，我只是看得出神。似乎世界上的每个分子，也包括我身体里的，都被荡涤一新。我注视着被吹过草坪的泡沫塑料餐盒，它的每一次弹跳和开合都会令我感到惊奇和愉悦。我吸入夏季的凉风，肺部一震，如同受了电击。我发现一切都很美好，一切。

　　这种感觉追随着我。即便是在前往汽车站的路上，我也会像水面上的木塞一样蹦跳个不停。甚至在几年之后我还能够追寻到内心的这种感觉——在我需要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可以唤出一些并用此来温暖自己。直到快要成年的时候我才发现它不见了，我耗尽了最后一丝巧克力豆带给我的感觉。我常常寻找它，然而虽然我能记起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可是我却无法获得它。我只有一张发生事故的那个门廊的照片，在迪尔德丽拿走它之后，我连那都没有了。

　　下一位女性的形象由虚入实，打断了我的幻想。她坐着一把轮椅。

　　第一次参加这种极速约会时，我以为困难的部分是努力在整整三分钟的时间里表现得聪明、友善和自信。然而真正困难的是掩盖失望和冷漠。

　　在我们抑扬顿挫地说出见面问候语的时候，我尽力让呆板的微笑留在我的脸上，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次了。

　　玛雅用手打招呼的动作细微而又僵硬，这说明她是灰质-X病毒的受害者， 22年横扫全国的四十种最厉害的无线传播病毒就包括那一种。能来参加这种约会活动，我想她还真有勇气。因为她的残疾而拒绝她足以让我们内疚。接着我管住了自己愚蠢的动物思维，我看出这种不公是多么地难以置信。她没有强迫别人，而我也不可能和她在一起。轮椅是一种过重的负担，我不是无私奉献的那种人，也不愿为一个需要照顾的女人擦屁股。那样我做不到。也许我的奉献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还不够，所以不能拥有一份真正成功的爱情。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很诚实。

　　“这么说你是一位经济学家？”我边说边寻找一个礼貌的话题以便消磨时间，也希望表达出我认为她很吸引人，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对于当前的金融状况你有什么见解吗？你认为市场在什么时候会好转？”

　　“哇，这可是私人问题，你不认为吗？”她的声音里流露出讽刺——她看出了我的真实目的，并为此而为难我。

　　我不自在地笑了笑。

　　“不会好转了。”她说，“只会变得更差，然后完全崩溃。”

　　我的笑容还是那么地不自然。

　　“你认为我在开玩笑？”她说。

　　“最终也不会好转？”

　　“不会了。”她说，“恐龙不也是一样没能够重新崛起吗？”

　　“好吧。”我说。接下来她可能会告诉我世界末日的情况，并问我是否和耶稣搞好关系了

　　“我能看得出你不相信我。”她不友好地指着测谎仪说道。

　　“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问题。我能看出你相信你所说的，我也确信你擅长你的工作，可是对于这种事情你能有多肯定呢？说实话？”

　　“每位健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都肯定了这一点。”她说，“经济在缓慢地崩溃。想想那些可怕的警告，全球变暖、人口过剩、资源浪费、热带雨林、拯救鲸鱼？有哪一样起到过警示作用？”

　　“嗯，嗯。”我轻声说。我还是选错了话题。我和她的约会还剩下多少时间？一分四十六秒。

　　“他们没有开玩笑。在一切都结束之前，数十亿的人将会死去。”她用下颏指了指测谎仪读数。我看了一下，真实性97%。她甚至没有一丝的夸大。

　　她的脸很有趣。又大又宽的嘴露出了很多颗牙齿——我一直把这看作是鲨鱼嘴——吓人的淡蓝色眼睛，仿佛是被透明纱布遮盖的天空。即使没有轮椅，没错，即使没有轮椅，她也不会和我打成一片。假如我不在乎轮椅，我们也会被对方理性的替换掉，我们都装做无法爱上对方：她勉强接受一个大鼻子、红脸膛，而且不太成熟的家伙；而我找到一个比我合理期望的对象更加迷人的女性，但是她也坐轮椅，胳膊和大腿基本上也没什么用处。

　　“他们为什么不警醒世人？”我虽然这么问，但不是真的想要听到答案，而是我需要说些什么，因我已经沉默了三四秒钟。

　　她笑笑，“好几年来他们一直在屋顶上呼喊啊！就在几周以前《纽约时报》还登载了一篇文章。没人听学院派，聪明人已经过时了。”

　　这是个理智的观点。在过去十年里，情况一直在越变越差。灯火管制、战争、五十七种恐怖组织、水源短缺和瘟疫。

　　这时我想起了一个青蛙的故事，如果你把它们放在一罐水里，不盖盖，然后开火，它们只会呆在里面，被烧热的水烫死，因为对于水温的逐渐变化，它们不具备识别和反应的能力。它们有能力在任何时刻跳出来，可是它们微小的大脑永远也不会判断出何时该往外跳。所以它们被煮熟了。

　　我注视着她真诚而又清澈的眼睛，试想着她心目中无望而又空虚的未来景象，瘟疫和饥荒肆虐，苍蝇在尸体上盘旋，粗脖子的人持枪横行。情形真的只会越来越差？经济真的要崩溃？此时我也说不准。

　　“这太可怕了。”我能想出来的就只有这么一句。